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昆山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昆山论文,企业论文,代工论文,问卷调查论文,制造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长三角地区利用劳动力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商务成本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以国际代工为基本特征的外向型经济产业发展模式，迅速确立“世界加工厂”的地位。然而，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加工贸易在全球经济衰退和需求下行形势下增速趋缓甚至逆转为负增长，极大地制约了中国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在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外新标准的苛刻化以及加工贸易限制新政的调整等“四重咒”下，“中国制造”集体走向微利时代已是大势所趋，代工链条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正悄然走到了十字路口。代工企业转型升级已成为未来中国东部沿海制造业转换增长方式的重要现实问题。
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升级的成败不是必然的，其升级路径及效果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全球价值链（GVC）理论认为，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会对集群中企业的升级产生不同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代工企业升级的路径与效果（Humphrey和Schmitz，2000；Bazan和Navas Alemán，2003）。Lee和Chen（2000）则强调产品能力、设计能力、流程能力及模块化能力等反映企业技术水平的环节，企业对市场的熟悉程度、品牌运作经验等企业营销能力是影响OEM代工企业转型路径选择的重要条件和影响因素。Kaplinsky和Morris（2002）在探讨南美家具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功能升级时，提到影响价值链功能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求企业能够适应由于功能升级而带来的不断增加的技术设计能力的要求。刘志彪（2005）则指出，要实现从OEM向ODM和OBM的转化，不仅需要企业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累积组织能力，而且需要社会和政府为某些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创造品牌经营的市场基础和需求条件，培植品牌企业所需要的文化自信心和制度条件等。
另有文献运用企业案例分析了可能影响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例如，Yoruk（2002）通过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服装OEM企业之间的对比发现，企业转型模式受到企业对买方的依赖程度、所处的网络环境、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企业的资源和组织能力等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毛蕴诗等（2009）通过对东菱凯琴和佳士科技两家采用不同升级战略的OEM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市场环境、地方政策所形成的地区技术创新环境、OEM企业与合作企业的良好关系等制度环境对OEM企业升级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而生产制造能力、创新技术能力、企业家精神、资本能力、创新人才、营销能力及管理整合能力这些基于“适应性学习”的企业能力决定了OEM企业的升级战略。杨桂菊（2010）构建了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模型，比较分析了捷安特、格兰仕和万向集团在OEM、ODM和OBM3个不同阶段的核心能力、存在的问题和升级战略，发现合作研发是中小企业突破OEM阶段的有效手段，高层领导的企业家精神是实现ODM到OBM的关键因素，而自主品牌建设是OBM到IBM阶段的有效途径。
归纳而言，现有研究发现了价值链治理模式、企业能力及外部制度环境是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基本上是以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为主，不足以充分揭示制造业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普遍规律。我们认为，对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必要利用微观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二、统计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昆山充分发挥其紧邻上海的独特区位优势，积极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搭建平台，以国际代工方式融入GVC，以国际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实现了由单一农业向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迈进的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奇迹。近年来，昆山持续加大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推动昆山加工贸易由粗加工向深加工，由贴牌生产向自创品牌，由制造业为主向研发、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由出口为主向内外销并重等“七个转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从出口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出口快速增长，加工贸易出口增速趋缓，但仍以加工贸易为主。在外资代工模式下，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依然逐年上升，2010年加工贸易出口额达到467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12.4倍，但增速明显趋缓，从2002年的78.5%降至2010年的27.4%，下降了近三分之一。而昆山一般贸易自2002年以来出口平稳增长，2010年一般贸易的出口额达到44.26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8倍；且从2005年开始，一般贸易出口额占比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除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较大波动外）①。
（2）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技术含量和分工水平明显提高，加工贸易产业链不断延伸。随着昆山推进转型升级政策措施的落实，加工贸易开始由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过渡。目前，昆山已基本形成了以集成电路、计算机及网络设备、通信为重点的电子信息，以及以模具、工程机械（特种车辆）、数控设备为重点的精密机械等主导产业链。数据表明②，加工贸易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市加工贸易出口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机电产品的占比从2002年的75.8%上升到2010年的92.2%。而且随着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升级，加工贸易也逐步向新兴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拓展。
（3）从出口企业来看，企业创新投入大幅增长，要素结构不断优化，利润率显著提高。根据我们对昆山市500家微观企业的调研数据（见下页表1），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在2007～2010年这3年间增长了3.75倍，表明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在代工微利趋势下，企业已普遍开始重视自主品牌建设，用于创建品牌投入的资金也大幅上升。从企业劳动力结构来看，人才结构也不断优化，普通工人占比从2007年的56.19%下降到2010年的36.89%，人力资源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从市场盈利情况来看，昆山市制造业企业的销售总收入在3年间增长了1倍，附加值（利润率）从2007年的5.15%上升到2010年的6.51%，表明其在GVC的地位已有了显著提升。同时，出口额占比则不断下降，从2007年的12.23%下降到2010年的11.19%，表明随着外需衰退及内需市场的兴起，昆山制造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逐渐下降，已经开始转向对国内市场的开拓。
三、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取
1.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理论假说与变量选取
为了充分揭示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及其条件，本文将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根据昆山国际代工的现实选取相应的模型变量（如表2所示），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普遍性影响因素。
（1）附加值水平（Va）。附加值是衡量企业价值链地位的关键变量，附加值越高，在价值链分工中所获租金越多。显然，附加值提升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衡量附加值的直接指标通常包括工业增加值率和利润率。利润率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附加值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各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来反映其附加值状况。
（2）出口倾向（Ex）。从国际市场角度来看，国际代工模式的一个显著的基本特征是出口导向。出口倾向越大，表明对国际市场越为依赖和偏好，从而对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依赖性更强。在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瀑布效应”下，代工企业只能赚取低廉的“手工费”和微薄的附加值和利润。而且，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其在销售终端渠道的品牌势力与市场需求控制力，降低并压制了代工企业超越代工的主动性与可能性（杜宇玮和熊宇，2011）。因此，出口倾向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内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效果。本文选用各企业的出口额与销售总收入的比值表示出口倾向。该比值越低，说明企业的国际代工倾向越低，对外需市场依赖越小，企业转型升级越成功。
假说1：附加值水平与出口倾向负相关。企业出口比重越大，所获附加值越低；附加值越高的企业，出口倾向越低。
（3）企业规模（Size）。规模经济是技术进步和企业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根据市场结构理论，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定价权和市场势力，因此企业规模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利润和附加值。此外，从中国现实来看，规模更大的企业可能越容易获得具有GDP增长、财政税收和就业偏好等地方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从而影响其出口绩效。本文选择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销售收入总额、员工总人数以及主营产品销售规模在同行业中所处的规模，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
假说2：企业规模与附加值和出口倾向均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越大，附加值越高，出口倾向越大；因而企业规模对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4）技术创新强度（R&D）。从理论上讲，技术创新强度的增强表明企业重视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与使用，从而有利于企业脱离低端要素锁定陷阱。同时，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使得制造企业有能力从低端的OEM向高端的ODM甚至OBM转型升级，从而有利于脱离对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的依赖，同时附加值也得以提升。
假说3：技术创新强度越大，附加值越高，出口倾向越低，企业升级效果越好。
（5）工资水平（Wage）。从出口贡献方面看，中国制造企业出口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基于廉价劳动力成本而获得，必须考虑工资水平对制造业出口倾向的作用。
假说4：工资水平与附加值正相关，与出口倾向负相关。工资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代工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6）控制变量。1）人力资本水平（Hum）。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一个地区和企业吸收、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影响其自主创新能力。本文选取普通工人占总员工比例和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占总员工比例两个指标作为人力资本变量。2）所处行业特性（Ind）也是影响企业出口和附加值状况的主要变量。我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一直维持在90%左右，这些加工贸易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本文引进行业虚拟变量来控制对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比例和利润率的影响。3）所有制结构（Own）。FDI主导下的外资代工也是中国国际代工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外资代工企业与本土代工企业相比，前者与代工客户维持着更为稳定而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容易接受代工客户的知识溢出和技术转移，从而更容易实现代工边界内升级，如从OEM到ODM的转变。但由于外资代工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都归属于跨国公司，其代工出口角色定位不会轻易改变，因此一般不会向拥有自主品牌的OBM升级。因而本文设置了所有制结构虚拟变量来衡量三资企业是否对企业的附加值和出口倾向产生影响。
2.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计量模型构建
为验证上述理论假设，在模型的构建中，本文设置了附加值（利润率）和出口倾向两个指标作为因变量分别衡量制造业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下标i表示不同企业个体，Va代表企业的利润率；Ex是出口倾向；Size代表企业规模；R&D是企业的技术创新强度；Wage是企业的人均工资水平；Hum是企业的人力资本状况；Own是企业的所有制结构；
为随机误差项。最后，为了消除量纲，将所有绝对数变量取自然对数进行分析。
3.数据来源
课题组设计了企业转型与升级问卷调查表，对昆山制造业企业进行了大样本调查。发放问卷500份，收回356份，有效问卷186份。有效问卷中填写了出口金额的企业共75家，占有效样本数的40.3%左右。本文为了分析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状况，囿于难以直接获得代工企业的资料，本文假设出口企业曾经或者正在从事国际代工，因而剔除了非出口企业的样本。实际上，苏南地区的绝大多数企业包括拥有“捷安特”品牌的台湾地区巨大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都依然从事部分国际代工业务。在出口企业的样本中，属于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的企业共20家，其他行业主要有纺织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等8个行业；有研发投入的企业34家，占比45.3%。样本企业的平均规模2亿元（2010年固定资产额为计），最小企业180万元，最大企业39.42亿元。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计量方法及检验
本文运用Eviews 6.0软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横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得出系数矩阵，从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大部分都维持在0.2以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时考虑到异方差问题对检验结果稳健性的影响，本文采用White推导出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修正了模型回归结果的标准误差和t统计值。本文利用逐步回归法，对模型进行多次组合和筛选，分别以2007年和201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2010年的数据检验结果拟合得更好。鉴于此，本文选择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限于篇幅，2007年的模型回归结果并未列出）。
2.实证结果分析
（1）以销售利润率为因变量的OLS回归结果
由于附加值能更好地反映制造业企业在GVC中的地位，因此，本文首先以销售利润率作为因变量分析影响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在有效控制人力资本、企业所有制性质、行业变量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情况下，本文主要考察企业规模、附加值、研发投入、工资水平对昆山市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首先，附加值水平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本文设置了固定资产总额、销售收入总额、员工总人数和主营产品销售规模在行业中所处位置4个指标衡量企业规模。模型（1）～（4）分别依次考察了这4种指标对制造业企业利润率的影响。从模型回归结果和拟合优度来看，模型（2）的检验结果最好，说明采用销售收入总额指标最能体现企业规模对制造业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模型的检验结果都显示，企业规模与销售利润率负相关。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每上升1个单位，利润率下降0.21个单位；销售收入总额上升1个单位，利润率下降0.25个单位；员工总人数每上升1个单位，利润率下降0.13个单位。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一方面，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出口比例不断上升，在产生规模经济的同时，利润总额不断上升；然而由于过于依赖出口，导致企业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从而利润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大企业并不一定能带来较高的附加值，反而可能由于组织结构臃肿、管理效率低下等因素而陷入“X非效率”状态。
其次，附加值水平与出口倾向呈负相关关系。4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显示，随着企业出口比重不断上升，销售利润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说明企业从事出口业务并不能为企业带来丰厚回报；而且由于缺乏国际市场势力，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加深，使得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从而可能导致企业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
再次，附加值水平与技术创新强度呈负相关关系。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R&D经费投入增加，企业利润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可能的原因是，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其投资效益在短期内很难显现。这也充分说明，企业的研发投入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政策扶持，笔者通过在昆山的实际调研也发现，昆山市的高新技术区和小核酸研究基地等为了促进技术创新，不断在摸索新的投资模式。比如，小核酸基地采用政府投资，建立研发平台，吸引一些企业从事新产品的开发，降低了企业创新的风险，提高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
最后，附加值水平与企业所处行业虚拟变量呈正相关关系。本文所取的行业虚拟变量是机械、电子、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也说明与传统的纺织、化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这些行业的利润率更高。工资水平对企业利润率影响显著水平较低（模型2和模型4在15%的水平上显著，其他模型并不显著），说明在昆山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随着劳动成本优势的不断丧失、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并不是决定企业利润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当采取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占总员工比例作为自变量时，我们发现随着低学历占比的不断提高，利润率也在不断上升。这一研究结论表明，“用工荒”的出现，一方面说明长三角和珠三角发达地区对低学历的劳动力需求仍然较大；另一方面，低学历的熟练劳动力仍然是影响企业利润率的一个主要变量。此外，企业所有制结构虚拟变量与利润率呈正相关关系，这一研究结果也表明，我国民营企业与三资企业相比其利润率要低得多，而且我国的政务环境和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不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三资企业进入我国享受了政府的政策优惠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其利润率要远高于内资企业。
（2）以出口倾向为因变量的OLS回归结果
上文以销售利润率为因变量的研究从价值链角度证明，代工企业转型升级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易于受到企业规模、附加值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地，为了从市场角度更好地分析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以出口占比为因变量，分析影响企业代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同样在控制了人力资本、行业虚拟变量和所有制结构变量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首先，出口倾向与企业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与上一个模型类似，本文依次考察4种企业规模指标对出口倾向的影响，从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仍然是采取销售收入总额这一指标模型拟合的结果较好，其拟合优度最高。4个模型结果都显示，企业规模与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固定资产每增加1个单位，出口规模上升0.98个单位；销售收入每上升1个单位，出口规模上升0.89个单位；员工人数每增加1个单位，出口规模上升0.81个单位。当采用销售规模在行业中处于平均规模以上这一指标时，变量只通过15%的显著性水平。虽然显著性较差，但是这一指标进一步说明，企业规模对出口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当跨越这一门槛后，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上升，出口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对大企业的“特殊照顾”可能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会强化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从而可能导致代工锁定。
其次，出口倾向与企业销售利润率呈负相关关系。在模型（1）～（4）中，除了模型（2）不显著以外，其他模型均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企业利润率越低，越难以进行承担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所需的巨大资金投入，从而更加依赖通过被动接收代工订单来进入国际市场。这与刘志彪和张杰（2007）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国内的代工企业通过为外资企业代工，由于所获得的附加值较低，缺少自主研发、产品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的资金，很难摆脱低端依附型经济的状况。
再次，出口倾向与企业技术创新强度也呈负相关关系。表明要摆脱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其中关键是要加强技术创新，特别是以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为导向的创新，促使代工企业由OEM/ODM向OBM的升级。而目前，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可能使企业陷入低级要素锁定与外部市场依赖的困境。
最后，工资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正如上文分析表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逐渐消失，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大幅提升。但是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并没有改变我国制造业企业竞争力不断上升的趋势，主要是得益于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弱化了工资水平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作为控制变量的人力资本水平、行业特性和所有制结构虚拟变量对企业的出口也存在显著影响。其中，行业虚拟变量显示，机械、设备行业与出口比重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昆山市最近几年的出口现状相吻合。这说明，昆山持续加大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各项政策措施已经初显效果，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比例明显上升。人力资本变量显示，随着普通工人和低学历工人占比的不断上升，出口比例也不断提高，说明昆山市的出口行业结构虽然不断提高，但是人才结构仍有待完善，主要还是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此外，所有制结构表明，三资企业仍然是出口的主要力量，所有制结构虚拟变量与出口比例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前文的假设相一致，反映了以昆山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国际代工是以外资代工为主的基本现实。
五、结论与启示
与以往的理论分析和个案研究不同，本文以国际代工特征显著的江苏省昆山市为例，利用制造业出口企业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总结了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成就，并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可能影响因素。
综上两个模型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其一，出口倾向与附加值水平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企业的价值链升级能减少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对外需市场依赖越小，企业越容易转型升级。其二，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能促进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反而会使企业由于规模经济而产生对国际代工模式的路径依赖，并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其三，技术创新强度与出口倾向和附加值水平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创新能力提高固然可以改变制造业企业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但可能要发挥长期效应才能有助于价值链升级。其四，工资水平对附加值和出口倾向影响的显著性水平都较低，这说明，随着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可能弱化了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以上结论中可以得到的政策启示包括：其一，在外需衰退及制造业企业缺少国际市场势力的条件下，由依赖外需向注重内需的转化应该是代工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之一。其二，一味地扩大企业规模并不能改变企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现状，反而会导致企业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这需要政府转变观念，给予一些能力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从更深层次缓解对外经济的失衡。
注释：
①资料来源：昆山市统计局。
②同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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