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妇女迁移与亚洲公民社会——移民女工权利保护与菲律宾NGO的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菲律宾论文,亚洲论文,女工论文,公民论文,移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4.8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09)06-0016-06
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人口的跨国迁移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与显著特征。在日益汹涌的世界人口跨国迁移浪潮中，女性的跨国迁移活动尤其引人注目[1]。亚洲作为人口跨国迁移的主要输出地区，女性参与跨国迁移的人数迅猛增加，尤其是东南亚与南亚地区，女性作为跨国劳工输出的比例大幅并稳定增长。国际劳工组织199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亚洲女性只占亚洲跨国劳务输出总数的15%，到20世纪80年代，该比例上升到25%，到20世纪90年代，跨国务工的亚洲女性已达180万，基本上与跨国务工的男性持平，在菲律宾、印尼与斯里兰卡等国的海外劳务输出中，女性甚至已经超过男性[2]。进入21世纪，亚洲女性的跨国迁移活动仍然保持高增长率，跨国务工的亚洲女性多达200万人以上，其中，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尼等国的女性移民比例仍然均远在本国男性之上。亚洲女性成为劳动力跨国迁移的重要构成，不仅对输出国与接受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而且也对亚洲社会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与男性的跨国迁移相比较，亚洲妇女的跨国迁移，具有显著的类型与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家庭工人为主的低（无）技能劳工、以色情（娱乐）行业为主的受歧视群体以及以婚姻家庭团聚的依附型迁移[3]，这些特点决定她们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剥削、歧视，甚至奴役与虐待。并且，亚洲女性迁移的目的地主要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中东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与东亚国家与地区[4]，这些国家与地区普遍存在的以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男权观念无疑加深了移民妇女的困境。除了经济剥削、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伤害外，亚洲移民女性还普遍遭遇到种族（文化）或者身份（国籍）歧视[5]。因此，“易受伤害”(vulnerability)成为亚洲女性在整个迁移过程中相同经历的一致表述，移民女性的遭遇与困境在现代社会性别研究的语境中，成为女权主义抨击男权社会、维护妇女人权的新契机。随着国际移民女性化趋势的不断加深，女性移民对国家的经济贡献以及女性移民“受伤害”状况的不断曝光，可以说，女性移民的跨国迁移已经超越家庭的私域空间，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在女性劳动力输出的大国。如菲律宾、印尼以及斯里兰卡等国，越来越多的(NGO)参与到对移民女工的研究与权利保护行动之中，并正在演变发展成为一场反对性别歧视、种族（文化）歧视、身份（国籍）歧视、保障移民（妇女）人权的国际性社会运动，折射出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女性移民浪潮的推动下，女性正成为推动亚洲社会政治话语变迁中的主角与促进亚洲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
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女性加入跨国迁移的浪潮，对移民女性的地位与权利保护成为亚洲国家与亚洲公民社会关注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对移民的关注有不完全相同的利益考量。对国家而言，保护每一个海外公民是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海外公民不仅是一国财富及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国对外政策及对外交往的重要领域，在一些劳工输出大国，海外劳工对国家的巨大经济贡献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家对海外劳工的保护力度。因此，国家对海外公民的保护有强烈的国家利益考量，体现了国家的利己主义本质。而公民社会对移民权利的保护，其根本出发点是基于普世主义捍卫人权的观念，对个人的合法迁移权力、工作权力、性别平等、种族平等、身份（国籍）平等的强调成为公民社会捍卫移民工人权利的基础，集中体现了公民社会关注社会问题、关怀弱势群体、捍卫社会公正、利他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移民工人的保护运动成为由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领导的超国界、超种族、超性别的社会政治运动。
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制度等因素，菲律宾拥有发达的公民社会。菲律宾作为拥有全球第三大NGO的发展中国家（仅次于巴西与印度），其NGO享有“组织完备，发展良好”，“规模庞大，在发展战略与行动策略上均具有创新精神”等国际声誉[6]。菲律宾NGO大约可以分为三类，即发展型NGO、服务型NGO以及行动型NGO。自1974年海外劳工政策被纳入到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以来，这几类NGO，都会涉及到菲律宾海外劳工（妇女）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妇女加入跨国务工浪潮，菲律宾移民女工在海外的生存状况成为NGO关注的焦点。90年代初期，菲律宾海外妇女劳工的几大事件成为菲律宾海外劳工权利保护政治叙事的转折点。1991年日本的菲律宾舞女Marcris Sioso的非正常死亡事件，1994年阿联酋菲佣Sarah Balabagan被控谋杀事件，以及1995年新加坡菲佣Flor Contemplacion被处死刑事件，均在菲律宾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新加坡菲佣Flor事件引起菲律宾社会的极大关注，并掀起巨大的政治风波。一方面，菲律宾社会猛烈批评菲律宾政府在海外移民工人权利保护问题上的无能与失职，另一方面，包括教会在内的公民社会强烈谴责新加坡政府的无情与冷漠，导致菲新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状态。在公民社会的推动下，Flor的形象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一个普通的女佣成为数百万“被压迫”、被政府“抛弃”的海外菲佣代表[7]。Flor的故事甚至被搬上银幕，她被渲染的悲剧形象进一步加深了菲律宾社会对海外菲律宾妇女工人的同情与关怀，引起了菲律宾社会对海外菲佣集体命运的极大关注，这种社会关怀成为推动菲律宾移民工人权利保护NGO产生的重要力量。
Flor事件为公民社会参与菲律宾海外劳工权利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1995年，菲律宾政府颁布了共和国8042号法案，即著名的“海外菲律宾劳工与海外公民保护法案”。该法案第二条(h)款规定：菲律宾政府承认NGO作为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促进实施海外移民权利保护。这一规定为NGO参与移民权利保护提供了合法地位，对推动菲律宾关注妇女发展与移民权利保护NGO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
作为东亚地区NGO最发达的国家，菲律宾NGO在移民妇女权利保护方面的活动非常活跃，形式多样，并卓有成效，反映出当代菲律宾NGO不仅继承了菲律宾公民社会的历史传统与自愿精神，而且也体现出菲律宾NGO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的主动适应与创新特征。
菲律宾海外妇女劳工权利保护NGO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专门关注妇女（性别）与发展的NGO，女性移民工人权利保护成为这类妇女NGO活动的重要内容。根据“菲律宾妇女角色国家委员会”(National of Commission on the Role of Filipino Women)公布的专门从事妇女发展的NGO指南显示，菲律宾全国有47个妇女NGO组织将移民女工纳入它们的议事日程与行动计划之中。这些妇女NGO将移民妇女的福利与权利保护作为工作重点，在倡议宣传、教育援助、技术与技能培训、信息服务与咨询、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小额贷款等方面为女性移民及其家庭提供帮助①。可以看到，在保护海外女工权利问题上，菲律宾妇女NGO强调将海外菲律宾女性纳入妇女与发展的国家发展计划中，强调妇女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妇女在发展中遭遇的不公平歧视与伤害，并为妇女发展提供各种实际的援助。
第二类是移民权利保护NGO，这一类组织在保护菲律宾海外妇女劳工权利方面也发挥了积极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95年成立的“菲律宾移民权利观察”(Philippine Migrants Rights Watch，PMRW)。该组织作为一个移民保护权利联盟的发起者，其会员包括多个国内外移民NGO，近年来在促进移民权利保护的倡议宣传、组织建设、项目开展、研究咨询与国际合作方面都非常积极，显示出移民与菲律宾NGO发展高度互动的特征。
第三类是有教会背景的NGO。在关注移民权利保护的NGO中，菲律宾教会NGO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菲律宾是亚洲著名的天主教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菲律宾海外移民工人的增加，对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关心与援助也成为菲律宾天主教会积极开展社会工作的重心。
天主教会是菲律宾最有影响的社会组织，长期以来，教会NGO在关注并参与菲律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8]。作为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菲律宾海外劳工问题自然成为菲律宾天主教会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早在1955年，菲律宾天主教会的移民委员会就向“天主教福利委员会”②汇报海外菲律宾劳工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菲律宾海员与海外劳工的增加，菲律宾天主教会建立了相关组织来关心海外菲律宾人及其家庭，如先后成立的“海员传教会”、“移民与旅行主教委员会”。1987年3月8日，菲律宾教会最高机构“天主教主教会议”还倡议建立“菲律宾国家移民日”。该节日的宗旨是促进政府和公众对菲律宾移民工人权利及其家庭的关注。每年的“国家移民日”，菲律宾政治家和菲律宾天主教会的主教都会针对有关移民的不同主题发表演讲，并举行盛大游行与公众弥撒等活动，通过这些方式来呼吁全社会关注数百万菲律宾海外工人及其家庭。可以说，这项活动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宣传菲律宾海外劳工保护的公共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23届，对倡议关注移民群体、保护移民权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1990年代以来，随着菲律宾海外就业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女性参与跨国迁移的迅猛增加，针对移民的宣教与服务工作成为教会活动的重点。1995年，“天主教主教会议”正式将“移民与旅行者主教委员会”改名为“教会关心移民与旅行者主教委员会”，该组织成为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下设的关心与保护海外菲律宾移民／劳工的一个重要组织。该组织自1995年以来，一直将菲律宾人的海外迁移以及移民工人的宣教活动作为重心，先后在吕宋、米沙鄢与南部棉兰佬地区开设“移民课堂”，为菲律宾海外劳工提供各种辅导与援助。1997年，该委员会还增开“亚洲移民课堂”，其宗旨是联合亚太地区的教会，为移民工人提供更多的服务与保护，这反映了教会组织在全球化浪潮下，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的发展战略。
一方面，教会NGO组织在菲律宾海外劳工服务援助与权利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教会NGO组织也在保护移民工人权利的行动中也得到发展。著名天主教嘉禄教会(Scalabrini Missionary)与嘉禄国际移民组织的发展不仅凸显了移民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③，同时也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国际迁移对宗教组织跨国发展的影响。天主教嘉禄教会是意大利主教嘉禄布勒尼(John Baptist Scalabrini，1839-1905)于19世纪后期创立的，该教会最早在美国为意大利移民服务，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为移民工人提供宗教服务、社会服务以及保护移民工人权利的国际性组织。1982年，嘉禄教会开始在菲律宾开展活动，它的到来直接推动了菲律宾教会移民组织的发展。1987年，“嘉禄移民研究中心”建立，其宗旨在于促进亚太地区移民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并开展移民权利NGO的培训项目。在菲律宾，隶属于嘉禄教会的移民福利机构还有“嘉禄移民中心”、“海星服务中心”、“嘉禄信徒协会”，这些组织都是“嘉禄国际移民网络”的重要成员，在提供移民福利、保护移民权利、移民研究以及国际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四
可以说，对海外移民工人（女性）的权利保护推动了菲律宾移民NGO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倡议与宣传能力、发展战略、国际合作与影响力方面，菲律宾移民NGO在亚太地区甚至在国际舞台上都堪称典范。
倡议保护移民权利是菲律宾移民NGO的一项重要活动。2003年，“海外缺席人选举权法案”的通过可以说是菲律宾移民NGO开展移民权利立法倡议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在菲律宾，选举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力，但数百万的菲律宾海外劳工却长期不能享受与行使这项法律赋予的权利。数百万的海外劳工的选票不仅对于菲律宾政治选举结果有重大意义，而且对菲律宾海外劳工政治权利的保障也具有非凡影响。1987年以来，菲律宾NGO与海外移民团体就开始为争取海外移民工人的选举权利开展倡议游说活动，尤其是“菲律宾移民倡议中心”、“菲律宾移民权利观察”、“菲律宾移民权利集团”以及海外菲律宾移民NGO，如“欧洲菲律宾移民组织”、“海外菲律宾人政治授权全球联盟”、“荷兰菲律宾人联合会”等都积极参与争取海外菲律宾移民的政治权利。1997年11月，“荷兰菲律宾人联合会”在海牙举办关于海外菲律宾人政治参与的论坛，随后在希腊雅典召开了菲律宾移民会议，大会拟订了会议决议草案，其中确认菲律宾海外劳工的选举权与代表权成为主要内容。1998年，“荷兰菲律宾人组织联合会”代表回国参加移民论坛，并向菲律宾国会呈交了“海外菲律宾移民会议议程”[9]。经过1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03年3月13日，经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签署，通过了“海外缺席人选举权法案”，该法案规定18岁以上的海外菲律宾人，无违反法律行为者，可登记为海外选民，拥有投票选举总统、副总统、参议员以及党派代表的权力。这一法案保障了海外菲律宾人尤其是广大菲律宾海外劳工的政治参与权力，被认为是海外菲律宾人权利保护的一大成就。
具有明确的发展战略与行动策略是菲律宾移民NGO的一大特点。首先，明确与国家机构在移民保护权利方面的伙伴关系，积极与相关移民管理与服务机构合作沟通。与东亚其它国家相比，菲律宾NGO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文化土壤与政治环境，NGO在菲律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仅得到菲律宾宪法的承认，1991年菲律宾政府颁布的《地方政府法令》还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机构中NGO代表的席位，NGO对地方发展战略的决策权，以及NGO在地方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因此，利用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力参与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与管理是菲律宾NGO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在这样的发展战略指导下，移民NGO在开展移民权利保护实践中也积极与有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合作，共同促进海外菲律宾劳工的权利保护。
其次，建立广泛的NGO联盟也是菲律宾移民NGO发展战略的一个亮点。NGO联盟不仅是菲律宾NGO组织建设的成就，而且也体现了其发展战略。目前，菲律宾NGO基本都呈现网络化或者联盟化的特征，全国性、地区性的甚至跨国际NGO联盟成为保护移民权利的重要力量。如“菲律宾移民权利集团”(PMRG)，就是一个由移民工人、倡议者、菲律宾NGO以及来自其它国家的NGO组成的国际性NGO联盟。它包括四个全国性菲律宾NGO联盟，即“菲律宾人权倡议联盟”、“菲律宾移民权利观察”、“公共服务与劳工独立联盟”、“劳工教育与研究联盟”和一个亚洲劳工保护组织，即“亚洲移民论坛”，以及来自亚太与中东地区的24个移民权利保护的倡议集团、妇女组织与工会。通过NGO的跨国性网络建设，有效地加强了各国移民问题与权利保护的研究、交流与合作。此外，菲律宾NGO还积极加强与国际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以及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如“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移民委员会”在移民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成为这些组织召开的移民会议或者公共论坛的重要代表。
第三，在行动策略上，菲律宾NGO注重在移民工人接受国开展倡议活动。1997年，“荷兰菲律宾人组织联合会”在其会议决议中提出：促使欧洲国家放松移民法律；反对种族主义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承认菲律宾移民的学术背景与专业技能；重视菲律宾移民青年问题；批准或实施移民保护的国际条约；促进在欧菲人企业发展与菲律宾移民的合作[10]。这反映出菲律宾NGO的移民权利保护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跨国行动。
五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人口的跨国流动正是这种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的产物。人口跨国迁移洪流对世界各国都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移民输出国在品尝移民工人带回巨大外汇收入的喜悦时，也承载着移民带来的伤痛与血泪。移民的社会成本，特别是女性大规模的跨国劳务迁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正逐渐成为移民输出国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让迁移不再是菲律宾人唯一的选择”，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第二届“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主题演讲中的致词，反映出亚洲国家、社会与海外劳工的心声。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人口跨国迁移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浪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依靠劳动力出口这种“依附型”方式参与由发达工业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改变；从长远来看，跨国劳务迁移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众多人口被迫选择的消除贫困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社会，不仅应该应对“促进海外就业”与“促进移民权利保护”的双重挑战，而且更应该着眼于流动公民身份、跨国公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等理论的研究与实践④。从长远来看，让移民工人享有公民权利，才能彻底保障移民工人的权利，这是全球化时代人口国际迁移浪潮对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带来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收稿日期］2009-09-28
注释：
①参见http://www.ncrfw.gov.ph/index.php/directory-women-ngos
②该组织是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前身。
③关于Scalsbrini主教的事迹，请参看Tina De Rosa,Bishop John Baptist Scalabrini,Father to the Migrants,Insider Publications,in association with the Fathers of St.Charles,Province of St.John the Baptist(Darien，Conn),1987.
④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迁移浪潮引起国际学术界对“公民身份”概念与理论的广泛思考与深入研究。一些研究者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人口跨国迁移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受民族国家地域范围限制的“公民身份”概念以及相关的政治话语，人口国际迁移使传统的“公民身份”只有“流动性”、“跨国性”以及“全球性”等特征，从而引起相关政治话语在全球范围内的改变。参见Gerard Delanty,Citizenship in a Global Age:Society,Culture and Politics,Open University Press,UK,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