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关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及其当代价值
暴秋菊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朱德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而深刻。应该说，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又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值得深入认识并积极借鉴。“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思想本身，更具有时空延伸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胜利与高歌猛进，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社会主义的“中国式”休戚与共。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走自己的路都是我们的不二选择，也是历史的结论，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将还是这样。
关键词： 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朱德，始终处在这一实践和探索过程的重要位置，也始终在思考这一重大问题，这当中，对于经济建设，更是倾注了大量心力。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中走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实现第一次结合的过程中，朱德就是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努力实现第二次飞跃的过程中，朱德依然扮演了同样分量的角色。“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朱德对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一思想，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和思想启迪作用。多角度重新认识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性。
一、“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产物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始终。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随革命胜利之后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人既有雄心壮志，继续建立丰功伟绩，同时，对社会主义建设可能面临的艰难险阻也有着深刻的洞悉和极具前瞻性的判断。因此，“赶考”一说绝不轻松，但一定要取得一个好成绩，却是中国共产党人既充满信心又矢志不移的。
与中国革命一样，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如果硬要走所谓的“现成的路”，那结果难免要磕得鼻青脸肿甚至头破血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1〕对这种“照搬”，毛泽东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绝不应当是长久之计。毛泽东指出，这样做的缺点就是“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当然，现在看来，苏联模式有很多弊端，已远不止限制创造性和独立自主，这又另当别论。但显然，从很早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就已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即决不迷信苏联。不仅如此，而且还在扬弃。实际上，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基于对苏联模式利弊的反思开始的。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形成有其民族特点、时代印记和历史必然性，在苏联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苏联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吸引世界目光的关键所在。但物极必反，如果不能辨证地随着时间推移而改革、发展和完善，一些过去依存于战争等种种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消失和改变后，其固有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了。而且这种弊端不是星星点点地可以通过简单的直观的修修补补就能解决和克服的，涉及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流通体制、分配体制等方方面面，诸如农轻重畸轻畸重，“木偶式”管理太过僵化太过死板，农民利益保护不够，等等。苏联模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一条有别于苏东、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明确提出，“以苏为戒”。1956年4月，毛泽东在集体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2〕显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独立自主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出现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而且对完成好这一重大课题，经过了30年革命洗礼和自身历练，已经成为成熟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说已经做好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光辉文献中，毛泽东以苏联这面镜子观照中国实践，思索和探索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积极探索。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朱德积极投身其中，“自己的”、“中国式”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思想火花接连迸发出来。继1963年3月提出“我们要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论断后，〔3〕在1965年12月的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朱德又再次提出：“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4〕
这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要加快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自此，浦东开发开放正式拉开大幕。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民主革命以来始终不懈追求的目标，既是一个不断实践探索，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地与僵化的空化的错误的思想观念作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理论成果，既是朱德对外来的苏联模式和本土的“大跃进”等“左”的错误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掌握和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把握分不开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又有现实的必要性；既有主观认识因素，也有客观原因。朱德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早在1933年，他就提出“要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结合实践，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个要求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实，认识世界，第二个要求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到实际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丰富发展理论。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朱德非常注重坚持实事求是。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段时间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朱德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其核心思想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社会主义建设急不得、快不得。朱德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大炼钢铁的问题，“大炼钢铁有缺点，要从中吸取教训，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出路”。朱德进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很快就实现共产主义了呢？”他自问自答，“条件尚不具备时，太急了，也是不行的”。〔5〕针对人民公社化明显的性急图快的趋势和趋向，朱德清醒地表现出了对盲目和“跑步式”做法的谨慎和担忧。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深入认识和正确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朱德与其他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一道，身体力行搞调查研究，从事实和时势出发，思考探寻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期找到一条中国式的发展建设道路。从后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看，显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具体到朱德身上，他出身贫寒，深知下层人民群众生活之苦，因此，能很好地贯彻群众路线，特别关注国计民生，重视经济建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倡导开展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济工作属于“分外之事”，但却丝毫不影响朱德对经济建设的热情和关注，和战争年代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一样，朱德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那一期间，朱德经过亲历的生产实践和实地的调查研究，积极向中央提出建议和意见，特别是提出要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更体现出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为国为民的勇气担当。朱德的这一思想，既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客观反映和反思，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无论对于中国开辟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第二次结合，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若记439nm、445nm、460nm…2209nm这45个指标的值分别为X1、X2、X3… X45,两个主成分PC1、PC2的得分记为y1、y2,综合得分记作y综。利用表达式y=ZX×t,得到两个主成分各自的得分y1、y2,再将这两个主成分的得分值以各自对应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求和,既得到主成分的综合得分,即
(4)赤佬顶锑多金属矿田已知矿床(点)密集，且分布范围广，矿床类型均为锑、汞等低温热液矿床，勘查深度较浅。其中最具规模的赤佬顶锑矿床的主矿体赋矿标高为409～134m，目前最深开采标高至+170m左右。推测该矿田受隐伏岩体和构造的控制，区域重、磁异常规模大(数十平方千米)，电磁法剖面反映隐伏岩体埋藏深(-600m标高以下)，显示该地带找矿空间广阔，具备寻找中大型中-高温热液矿床的条件，是本区最具找矿前景的区域，有望成为粤北地区又一重要的多金属矿集区。
1．发展生产。关于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的问题，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开始思考了。1947年，朱德就指出：“经济建设是基础。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6〕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朱德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参与到发展生产建设中来，对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又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这一点。1950年3月，在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及邮政电信代表会议上，朱德指出：“我们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要发展生产。”而且朱德对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强调不是暂时的、一时的和即时的，而是多次强调发展生产，在程度上始终没有“降温”。他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努力发展生产”，“要发展生产，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7〕即使在“文革”期间，朱德仍然关心发展生产，甚至在逝世前几天，住在医院里的朱德还对来看望他的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8〕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发展生产在朱德心目中的分量。
朱德在谈到发展生产时，一个突出特点是与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相联，即发展生产是为了人民。在1949年7月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朱德指出：“革命的终极目的就在于发展生产。”“我们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尽可能改善工人生活。”“发展工业，发展生产，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我们党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仍强调，“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在1957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朱德指出：“如果不靠搞好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就等于取消了社会主义。”〔9〕应该说，把发展生产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这一思想朱德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一以贯之的。朱德把革命、生产、中国人民和工人阶级的“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统一了起来，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层面来看待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追求。
在朱德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加强经济建设，这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的认识是一致的。革命的目的，从实质上说，就是为了推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从而解放生产力。对此，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着深刻的思想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0〕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1〕直到196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仍然认为：“搞上层建筑及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新中国短短几年就将受到严重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遗憾的是，后来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一思想在我们国家建设中始终没有很好地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文革”扭曲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2〕充分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的继承、坚持和发展。
朱德强调经济建设要尊重客观规律，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认识不无关系，同时也缘于针对“左”的错误而引发的深刻思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验与教训相交织后的反思与升华。朱德身上反映出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品格，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财富。
陆地森林里死去或倒下的树木通过风雨侵蚀或洪水进入暴涨的河流和溪流中，流向海洋，伐木业通过河流运输的原木筏子中也会有一些木材脱离运输队伍最终进入茫茫大海。从溪流到河口，再到深海，这些被称为漂流木或浮木的树木残骸，是海洋生物食物和栖息地的重要来源，对连接森林和海洋的食物网做出了巨大贡献。
2．尊重经济规律。凡事都需讲究规律。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这在中国共产党人那里不是新鲜事。可以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而一旦偏离甚至背离了规律，中国革命就受挫。这方面，我们既有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也有着深刻的血的教训。可以说，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正确认识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向新的境界。新中国成立之初，朱德就告诫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学会掌握“社会经济规律”，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要全凭主观愿望做事。在“大跨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浮夸风等“左”的错误做法和思想倾向，朱德进行了批评和反思，认为光想快发展不行，不能违反客观规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13〕1962年，朱德又在笔记本上写道：“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底子，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因此，过渡起来就比较慢，不像资本主义那样快。”〔14〕他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是长期的过程，急躁冒进是不行的。这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以及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的总结和反思。1963年10月，他专门给周恩来、邓小平写信，提出在发展生产中，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是一个重要问题。朱德深刻指出，在经济建设中，全党都要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各行各业都要尊重客观规律。从中不难看出，重视经济规律的作用，朱德是从战略上来思考和把握的，体现出了思想认识的全局性和长远性。
3．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指导思想，但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永不过时，但其中的具体结论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实践的更新而扬弃。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15〕在他们看来，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相容的。如何认识这一具体结论，长期以来，困扰着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再加上时势等诸多条件所限，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必然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搞商品经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总结了苏联30多年忽视商品生产和否认价值规律作用的教训，承认消费品是商品，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同时该书不认为生产资料是商品，仍把商品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东西。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左”的错误开始盛行，加上苏联模式的影响，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在理论上坚持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搞人民公社化，实行产品供给制。针对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要看主要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6〕这一创新性观点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成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理论渊源。
4．重视对外贸易。关于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非常丰富和精彩的论述。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并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不是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对外贸易成为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但同时，对外贸易也与当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环境息息相关。在这方面，朱德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朱德认为，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反对闭关自守，“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交道”。对于发展对外贸易，朱德表现出了非常开阔的思路、宽阔的眼界和深邃的目光，他认为发展对外贸易的对象不能仅限于苏东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总之，对外贸易需要大力发展。这是朱德从宏观层面或者说从战略的高度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深刻思考和有益探索。
如何发展工业的商品性生产，朱德提出要理顺农轻重的关系，“多注意发展轻工业，钢铁工业宁肯少建设一点，也要多给轻工业一点投资”。因为轻工业关系人民生活，不加快发展，商品匮乏，市场萧条，重工业畸形发展，就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朱德还主张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协调发展，做到统一集中，合理布局。针对当时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现状，他反思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提出调整“死制度”，建立“活制度”。“现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他指出，“我们的国营工业不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而是什么都统到中央来”。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将部分管理权下放，在放权的同时让利。“把大部分的地方工业给下面去搞，并规定适当的利润比例，使之能扩大再生产，也可以调动各地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原料和能源工业，企业内部也要进行结构调整，搞好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
同时，关于发展对外贸易眼前的微观的和战术层面的做法和措施，朱德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朱德发展对外贸易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争取多出口，多进口，逐步地做到大出大进”。显然，这是适应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的务实之举。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朱德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措施，比如改革外贸体制，不断扩大地方的自主权等“对外贸易要给地方一定的机动权，鼓励他们多生产、多出口”。“中央不能集中得过多过死，要使地方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朱德在1958年4月给中央的信中还说：“外贸体制方面，条条集中的权力过多，希望能在中央的统一计划、统一出口价格的领导下，多下放一些管理职权，内贸外贸搞成一套，不要多一层买卖关系，并且统一核算手续。”而且朱德进一步提出了放权要放到基层，要改变外汇分成办法等思想，从更具体的操作层面同时也是在体制机制上提出了发展对外贸易的措施办法，既体现思想高度，同时又具体入微。当然，在当时的背景和形势下，一些思想很难付诸实施或者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朱德对外贸易思想中闪耀着的真理光芒却是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此期间，朱德坚持深入调研，深入思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进而提出了“要把经济搞活”，“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生产”、“依靠商品交换的扩大来开辟财源”等许多集思想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观点与看法。针对农业的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限制太死的情况，朱德主张“除粮食生产外，要注意搞多种经营”。〔17〕主张农民留有自留地，扩大农民自主权，使农民在满足生活需要后，将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以满足城镇居民的生活需要。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取消多种经营和副业，禁止贩运，自由市场基本消失，导致商业萧条，影响人民生活。朱德提出“应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便促进生活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就乱，一统就死的状况”。朱德主张利用经济手段调控市场，“市场活跃了，但发现了投机倒把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营商业对集市贸易的领导”。他提出发展集市贸易，因为“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他认为，取消自由市场是过火行为，会给国家和个人都带来损失。朱德认为，“农民对国家的要求是等价交换”，对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过大问题，他也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解决思路和步骤。
“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丰富，涉及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体现了朱德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其内容主要包括：
5．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不久，朱德就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利的观点。农民占大多数，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面临的一项最基本的国情。基于此，考察农民的生产状态也就成为朱德探寻农民致富之道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朱德经常深入广大农村视察，包括到很多偏僻的山区搞调查研究。如何尽快地让农民富裕起来，是朱德进行农村考察调研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以病例为引导、以问题为中心，激发学员们探索知识的欲望，在病例治疗过程的剥丝抽茧当中，始终吸引学员的注意力，发挥学员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引导学员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3]。
让人民富裕起来，这不仅是个实践问题，更是个思想认识问题。首先，社会主义究竟要不要人民富裕，显然，当下这不是问题，但在过去，我们确曾纠结过，正所谓“越穷越革命”。对此，朱德明确指出：“应当让他们（指农民）富。”关于要不要“富”的问题在朱德看来，已经无异议。那么在这一前提下，朱德的心目中想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富”呢？也就是说，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即重新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的贫富差距巨大的两极分化呢，还是实现人人富裕呢？显然，这是一个体现政权性质政党宗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问题，也超出了富裕乃至经济问题本身，已经上升到上层建筑层面了。对此大问题，朱德的思想认识不仅是明确的，而且也极具认识高度，那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应该是相当富裕的”。显然，这一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相吻合的，也是互为表里的。
朱德关于让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的思考和探索，反映了朱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深沉的为民情怀。尽快让农民富裕起来，朱德的思想深刻而又全面。比如富裕起来的农民会不会重新成为富农，再出现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对于一些人表现出来的担忧和顾虑，朱德认为是“多余的”。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集体和国家掌握生产资料。“阶级分化是由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决定的”，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已经没有了产生阶级分化的土壤。
该项目充分体现了多方协同，贯穿项目生命周期的一体化规划、设计、施工和运维的BIM应用理念，其交付过程广泛使用了各领域内最新的BIM解决方案。项目组在项目初期即制定了详细的BIM执行计划，明确了项目组成员的各自建模与模型管理任务以及成员间的数据/信息交换标准和协议，清晰地建立了协同合作的技术与交流平台，并有效地结合了其他建筑行业内的高新技术创新，包括装配式建筑、施工机器人、移动计算、云计算以及虚拟现实等（见图3）。
关于如何让人民富裕起来，朱德认为，要发展生产，并提出了诸多具体措施，比如强调发展多种经营、办好供销社、开放集市贸易、允许长途贩运，给农民生产自主权，实行生产责任制，实行科学种田，等等。这些设想，充分体现了朱德对于促进人民增收致富的深入、深刻思考。显然，这些思想成果，是与深入的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不仅在发展生产层面，朱德还在所有制层面和分配领域提出了很重要的思想，更好地发挥农民积极性，以便加快农业的建设速度。朱德甚至提出了，“只要他们（指农民）不从事违法经营，他们的个体生产是允许的”〔18〕这样极具思想火花的观点，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此外，对于私商和小生产，朱德主张允许其存在，不能取消，这有利于活跃生产、促进富裕。
三、“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基础上，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启迪性和指导性，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有对中国国情、历史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深刻认识，有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有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的深入思考，有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发挥两个积极性、倡导多种经营、发展对外贸易的深刻洞悉，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朱德，在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历史担当，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取得的理论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德的理论和实践品格以及提出的宝贵思想，既具历史意义，更有当代价值。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环境条件和形势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越来越近。“行百里者半九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仍面临许多困难问题和风险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和发展信心，发扬斗争精神，坚定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的艰苦条件和复杂背景下，朱德坚持立足国情，深入实际和基层调查研究，强调的是“中国式”和走“自己的路”，这种坚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和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对于今天我们树立“四个自信”、应对风险挑战、解决实际问题、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实践价值。理想信念和思想方法的意义和作用，是不会因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朱德关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重要论述的初衷和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朱德关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和阐释，体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未来中国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与探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意义。朱德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精神和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双重财富”，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挖掘。
[7]China and Russia are developing advanced weapons and capabilities that could threaten ou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nd our command and control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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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t Exposi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r Zhude's“Building Chinese-style Socialism”
Bao Qiuju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s of China have started to explore the way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ll-round and put them into practices．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first Central Leading Group，Zhude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Building Chinese-style Socialism” with pround and abundant contents，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Actually，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resul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but it also promotes the proces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The idea of “Building Chinese-style Socialism” is of great value and worthy of studying deeply and taking a positive reference．The significance not only lies in the thought itself but also has space-time extensibility．The great and countless achievements of Chineses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ttribute to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socialist Sinicism．Whether it is revolution，construction or reform，it is our best choice to stick our own path，and that was the case in the past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and it will be the sam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Zhude，Chinese-style Socialism，the sinicization ofMarxism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06-0024-08
［作者简介］ 暴秋菊，沈阳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阿 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