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骈文与文坛风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文坛论文,风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 I207.22
与散文相对而言的骈文，是汉字固有的基本特征和多样性功能在实践中不断被揭示和运用的必然产物，是我国文学百花园中独有的一大特产，世界其他各国文学均无此体。由于其文两句平行，互为对偶，犹如两马并驾为骈，夫妇成双为俪，所以人们称之为“骈文”，或称“俪体”。又由于此体的对偶句，多由四字句和六字句按一定规则排列组合，并至宋代渐趋定型，所以又称“四六文”。骈文最基本、最鲜明的文体特征，除了句式对偶以外，还要铺张典故、渲染辞藻、协调声律等诸多因素同时具备，不可缺一。这就要求它的作者和读者都要具有学识，具有高深的文学素养，熟悉各种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才能自由驾驭，运用自如，才能感受和理解其文学特质、审美价值。正因为骈文艺术高妙，十分讲究文字形式的整齐、华丽、完美，所以它又一直被人们视为一种高雅的美文。
任何一种文体的正式形式和定型，都决非一日之功，而无一例外地必经长期孕育，而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产生，并在发展中不断充实提高，逐步健全和完善。纵观我国文学发展史，骈文这一体裁，滥觞于汉初，而骈化的过程则历经全汉一代，至南北朝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因为汉字的本质特征及其功能是逐步被认识并实际应用的。从语音来看，汉字是独音文字，这一性质决定了它自身的简洁、精炼。汉字单音，人们才可以创造出字数相等的并列偶句，才可以在偶句中讲究词义的对称，才能在行文需要时，使词语形成对偶，并既可用以加强语气，也可用以使语言舒缓从容。汉字这些多样性功能，还便于使文章句式整齐和易于诵记。因而先秦古籍早就常用偶语排句，诸如“满招损，谦受益”（注：尚书·大禹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注：道德经.）。这些排偶句子，无不读来顺口，令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后来，作为一代文学的汉赋，则明显地受屈宋辞赋的影响，并继承其遗风，专事雕虫篆刻，如若描写猎场林苑，则东西南北、上下内外、前后左右、草木土石、飞禽走兽、行云流水，面面俱到，尽力铺陈排列，骈意亦极为浓重。像“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注：班固.西都赋.）。这样的句子，对偶就已工整。如果说这里所举的例子，还仅是文章的局部。那么，西汉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风骨学于诸子，华实化于骚赋”，则全文骈偶，首开骈文之先河。继而东汉以后的蔡邕、曹植等，接踵而来，推波助澜，骈文遂渐增多。蔡邕的《郭有道碑文并序》、曹植的《求自试表》、《求通亲表》，都是初期骈文的代表。三国以后的潘岳、陆机等人，博学多才，又都文笔华美，对仗工整，好用典故，注重音律，骈文在他们笔下趋向成熟。如潘岳的《秋兴赋》，陆机的《演连珠》等，骈文因素均已齐全完备，且臻完美。此后的嵇康、阮籍、陶潜、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孔稚珪、王融、吴均、沈约、江淹、任昉、丘迟、萧纲等著名作家，也无不喜爱和擅长骈体，并各领风骚，声震文坛，从而开创了六朝骈文全面繁荣的局面。一时间，骈文作家辈出，作品繁富，表现手法各有特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被誉为“南北朝文学巨臂”的庾信，更是骈文的大手笔，“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和南朝博涉经史，学贯古今，诗文皆为时人所宗的徐陵一起，用自己的创作，共同把骈文推到其发展的最高顶峰，《哀江南赋并序》、《小园赋》、《玉台新咏序》、《在北齐与仆射杨尊彦书》等，都成为我国古代文学长河中永远闪耀着艺术光辉的骈文名篇，历代人们争相传诵。
六朝是骈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六朝骈文最有魅力，艺术品格最高，最富于典范性。为什么骈文产生于这一历史时期并取得长足发展？为什么这一时期骈文的特征和功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显示了迷人的艺术风采，取得辉煌成就呢？究其原因，除了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外，与当时文坛盛行的美学崇尚、技艺竞巧、力求新变的风尚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崇尚均衡之美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这个古老、典型的农业社会，以个体农民自行耕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长期封闭、相对稳固的生活秩序，很少重大变革和激烈竞争。这样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养成人们思想的保守性，从而建构了我们民族向往平和，追求齐整、对称、均衡的传统美学心理。举凡工程建筑、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礼制仪节、衣饰冠冕等等，无不突出体现这种民族心理特征。表现到文学上，就是诗人作家的创作，其语言形式亦以整齐、对称为标志和准则。这种追求对称、均衡美的艺术倾向，正如前文所说，肇始于先秦古籍，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注：周易·乾卦文言.）“言忠信，行笃敬。”（注：论语·卫灵公.）都充分体现了均衡之美。“九层高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注：道德经.）也具有这种审美特征。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增强，文字功能的充分发挥，传统美学的积淀和弘扬，这种均衡美更加深入人心，表现对称、均衡美的作品更完备，至六朝时期发展到更高的境地，便产生完整而华美的标准骈文。这一文体对称、整齐的文字形式，正是传统审美心理的反映。当然，在六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影响，给传统美学带来了新的内容，人们的审美观念的具体表现也有新的变化。
六朝时期，我国阶级关系极其复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特别尖锐，世族豪门统治更加反动腐败。从汉末到隋，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两晋和南北朝几个历史时期。其间，除西晋时代有过短暂的统一之外，整个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的局面，外族统治者趁机入侵，内忧外患迭起，一直到隋南下灭陈，才又实现统一。可以不夸大地说，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旷日持久的大动乱、大残杀的时代，是封建社会走向它的繁荣昌盛之前的漫长黑夜。政治上频繁的改朝换代和豪门世族内部的相互倾轧，制造了一次次残酷的血洗，白色恐怖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晋宋之际许多著名文人死于非命就是明证。这种险恶的外界环境，本来就已经使文人长期失去了内心的平衡，而魏晋以来伴随着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又产生了人生无常的忧患，加剧了文人的幻灭感，内心更加不平衡，使他们陷入精神痛苦的深渊。为了超越现实，解脱精神痛苦，必须寻找到一定的形式和适当的途径，以求得心理的平衡。文士们于是借助作为阐发人类心灵的文学创作，通过审美实现自己这一愿望。他们吸收诗歌的良好素养，承继传统散文骈俪化的倾向，把它进一步完善、升华，构成文章整齐、均衡的特点，使主体不和谐的内心世界，在创作实践和作品的欣赏中得以调整，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实现心理的平衡。这种审美活动极大限度地发挥了汉字的功能作用，促进骈文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骈文就是六朝时期人们崇尚均衡之美这一审美风尚和美学追求的产物。如曹丕继帝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便加紧对曹植的迫害，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面对政治上的愈加苛酷，曹植不仅难以施展抱负，而且生命也受到威胁，内心十分痛苦。他忍受不了这样无穷无尽的折磨，于是毅然上表要求试用，请求给予建功立业的机会，表示愿意捐躯报国。这位才高八斗的贵族公子，引用史实，反复陈辞，多方排比，以盛赞古人之忠烈，传达自己报国之心，使他的《求自试表》全文风格刚柔兼济，沉郁顿挫，语多骈偶，慷慨深沉。虽然未获重用，但却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情怀，得到精神满足和心理平衡。著名作家庾信被迫羁留北土屈身仕敌，时时怀着亡国之痛、乡关之思。虽然北朝统治者给他十分优厚的生活待遇，物质上他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精神上他却十分空虚、贫乏。于是他满怀激情，写作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和骈文，通过审美活动，求得心理平衡，实现对均衡美的追求。事实说明，文坛上崇尚的均衡美，是传统美学的积淀和六朝人的精神追求。这种审美时尚反映到文学领域中来，就成为骈文发展的动力。
二、积极斗智竞巧
六朝是人的自觉的时代，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的竞巧意识被现实生活激发，表现得十分浓厚、强烈，迅速风行于世。热情主动的技艺竞巧，不但主宰了文坛风气，而且成为我们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一个要素。斗智竞巧增进了文人的学识，提高了他们的艺术修养和写作能力，对骈文创作无疑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所谓竞巧意识，主要是指诗人作家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显示出来的智慧。它既展现了文人的才华，又成为文人创作的动力。竞巧之风，先是出现于建安文人群体。当时，依附于贵族统治阶级的邺下文人大多富有才华，倍受宠爱，养尊处优。他们和上层统治者朝夕相处，又都爱好文学，常常聚集饮宴，在一起写作公宴诗、应制诗。他们特别喜欢同题竞作，每每大发诗兴，绞尽脑汁，逞才斗智，期盼以巧邀誉，藉以博得急欲招揽天下人才，帮助自己建功立业、统一天下而宣称“唯才是举”的曹操及其儿子们的欢心，达到猎取功名的目的。这样一来，竞巧可助文人实现人生价值，西晋作家就更倾注心血于此。他们潜心创作，千方百计以诗文示巧，努力胜过别人。他们不仅与时人竞巧，而且与古人竞巧，呕心沥血，努力使自己的诗文超过名人名著。如《古诗十九首》用“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等名句，极写东汉失意文人感慨时光易逝，人生难久，陆机便作《长歌行》，将此同一岁月咏叹，人生感慨加以渲染，把它敷衍成“寸阴无停咎，尺波岂徒旋？年往迅疾矢，时来亮急弦。远朝鲜克及，盈数固希全。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比较起来，两者内容并无差异，后者无多创新。但从形式上看，却显得词藻华美，对偶精工，声韵和谐。正如刘勰评论说：“陆机才欲窥探，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制繁。”（注：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对西晋作家在表现方式上竞相示巧，刘勰总而评之曰：“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割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巧。”（注：刘勰.文心雕龙·丽辞.）齐梁文人在文学表现形式上更极尽竞巧之能事，诚如李谔所说：“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注：李谔.上隋文帝书.）竞巧，使他们丽艳的词藻，工整的对偶，动听的声韵，每每高人一筹，更符合骈文的写作要求。
竞巧意识，提高了六朝作家驾驭文字的能力。在他们的笔下，各种修辞显得更加灵活，更富有生气和艺术魅力。他们一方面努力吸收和创造性地运用前人的成果，一方面积极开辟新的途径，排比、对偶、典故、声律，越用越娴熟，越用越巧妙，把各种修辞的功能发挥得更充分，在竞巧中使之臻于完美。例如，声律的发现和运用，原先只是文人凭经验和直感，写出抑扬顿挫的效果，经一再探索，反复实践，沈约、谢朓等终于把握了平仄相间，音韵协调的规律，提出四声八病说，从理论上对音律进行阐述、总结。诗文中的对偶要求严格，但热衷于竞巧的文人不畏艰难，勇于实践，骈偶之风遂盛极一时。六朝许多文人恃才自负，专与名人名著争高下，如曹植模拟乐府民歌《陌上桑》作《美女篇》，模拟宋玉《神女赋》作《洛神赋》，都比原著更富文采。傅玄作《拟四愁诗四首》等，也都专在表现方法上“修改”前人作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描写更加细腻，词采更加华美，品格更加高雅。竞巧造就了文人的艺术才华。被称为贵族文学，以讲究对偶、用典、词藻和声律为主要特征，艺术技巧要求很高，写作难度大的骈文，为文士们提供了表现才华的机会。骈文就是在文坛竞巧的氛围中兴盛繁荣，并趋向成熟，使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诚如胡国瑞先生说：“骈文的出现，乃是我国文学在具有独特性的文字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它的逐步发展，乃是以作家对于文学艺术形式美的极力追求为动力。最初由于文人在学问才华上相互争高，并企图从形式的艺术加工以加强对于内容的表现力，故作品的内容意义和形式技巧，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和谐性。”（注：胡国瑞.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发展及成就.武汉大学学报，1980，（5）.）
三、竭力趋新求变
六朝时期，文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属地位，超越了经世致用的功利目的，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文人把文学创作视为独立的、不朽的事业，自觉地进行文学艺术美的追求。由于汉末儒学衰微，儒术的神圣权威已从至高无上的天庭跌落下来，因而独尊儒术时代被斥为“异端”而遭罢黜的百家之说复兴，伴随而出现了人的思想解放，人们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作家自我意识增强后，不再用文学演绎经典，而是以之抒发人的情性，追求美感享受。由于人们在审美中的共同心理趋向是追求新的刺激和新的心理满足，因而都渴望审美对象新颖，提供新的信息，以便在审美中获得新知，享受未经验过的美感。这就要求诗文创作不能守旧而须更新。于是文学的自觉使文坛出现了趋新求变的倾向，新变成为日益强烈的文学审美观念。到齐梁时代，新变更成为文学的价值取向，成为文人倾心的追求。萧子显在谈论文学创作时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注：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以新变为要求，把新变作标准，将新变当高明，遂成时代和文坛的普遍风尚。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兴盛发展的骈文，自然也立足于新变，并显示其独特的风貌。
诚然，骈文新变主要是指其形式而言，对骈文形式要素理解越深，把握越全面，运用越娴熟，它们就越能互相作用而产生艺术美。因而作家都在句式、声韵、典故、辞藻上全面图变求新，努力超过前代，超过别人。
魏晋时代曹植、陆机的骈文，已显示句式的齐整，如《求自试表》中“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立无用之臣。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文章句子对偶齐整，但却四言、五言、六言、九言不限，尚未完全脱离散文。陆机的《豪士赋序》也是如此。而刘宋时代就不同了，如范晔的《后汉书·中兴二十八将传论》一文，常于四字句夹带虚词或附加语，使之成为五言、六言，长短参差，辞句匀整而气势流畅。它说明齐梁之前，骈文句法还比较疏散。再而齐梁以后的骈文，则一变这种情况，虚词或附加语极少入文，句子遂渐定型为四六交错，于是全篇具备了形式的匀整美。如《玉台新咏序》中“既而椒宫宛转，柘馆阴岑；绛剑晨严，铜蠡昼净。三星未夕，不事怀衾；五日犹赊，谁能理曲？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宫中之缓箭。轻身无力，怯南宫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于百娇，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可得代彼萱苏，微蠲愁疾。”四言六言，交互变换，或繁密急促，或舒缓冗长，隔句作对，句式十分优美。庾信洋洋洒洒的《哀江南赋序》，除个别句子用领起词外，全文是六四句或四六句交互使用，形成句式的错落之美，达到骈文的最高境界。
最能说明骈文新变的是对音律的追求。陆机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注：陆机.文赋.）他认为写作中要注意音声的协调，使文章有抑扬之声。但他只是强调将声韵的轻重变换交错而已。范晔在此基础上提出“性别宫商，识清浊”（注：范晔.后汉书·自序.）。他认识到文字的声音有高低之分，可以在创作中加以运用，但如何辨识宫商清浊，他却未能说明。而沈约、王融等人则明辨四声。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具体阐述了文章前后音节应有高低变换，注意平声仄声的协调，自觉追求声韵之美。从创作实际看，其发展亦与认识同步，越变越深入、全面、完美。例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连。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文章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庐山烟云幻化的美景，但却不甚讲究声韵的协调。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辞句极其精炼、简洁，形象十分生动。但于音韵的互变调节，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庾信的《哀江南赋序》则音调平仄交替，抑扬往复。“日暮途穷，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唳鹤，岂河桥之可闻！”清婉的音韵，与齐整的四六句子互相配合，很富于节奏和音乐美，可谓“气韵天成”。徐陵的《玉台新咏序》，声调更为精美动听。“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得横陈于甲帐。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钿，横抽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脂，偏开两靥。”声韵抑扬错落，清婉和谐，韵味深长。自觉地追求，使文章更富于谐美的音律，就是齐梁骈文新变的突出表现，是齐梁骈文比前代骈文更臻完美的标志。
典故是骈文重要的艺术形式因素。运用典故能丰富内容，升华文章的品格。使事用典又是调动读者联想的艺术手段，其特点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和精炼华美的文辞，揭示微妙深曲的情理，增强作品的艺术风采。六朝骈文典故运用的变化规律是从少到多，从简到繁，从直接援引到概括浓缩，都能“师其意而出新”。如陆机的《豪士赋序》：“是以君奭鞅鞅，不悦公旦之举；高平师师，侧目博陆之势。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怀，宣帝若负芒刺在背，非其然者欤？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亲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节没齿，忠莫至焉。而倾侧颠沛，仅而自全。”这里如实写了几个历史人物的故事，说明君与臣地位相逼，必然产生矛盾。这段较长的文字只用了两个典故。而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皋桥羁旅。”廖廖数句，却连用了八个典故。比较起来，用典数量和频率前后悬殊十分明显。这种变化，促使骈文更加完备、精美。而《哀江南赋序》另一处“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这两句则写开国之君梁武帝与中兴之主梁元帝，曾经风光一时，后来都成了亡国之君，他们如同秦孺子婴之出降于轵道而终被项羽杀戮，西晋怀、愍二帝被刘曜杀害于平阳。几个皇帝之死，难以三言两语说清，但有关事情已记于史册为人所共知，所以便用“轵道”、“平阳”启发人们联想往古人事而知亡国之痛，四个字却浓缩了丰富的内容，含意十分深厚。庾信用典手法高明又多变，或借助典故描写景物，或用典故自喻，或以典故渲染气氛。或反用典故之意，无不处处有来历，但都很自然贴切，浅白通俗，别出新意，富于文采，把骈文形式提高到严格而又精美的程度。
此外，从魏晋、宋齐到梁陈，骈文词藻也不断新变，或新颖深透，或清丽典雅，或精美隽秀，或清简峻洁，各有特点，美不胜收，就像优秀的诗篇一样动人。
总之，六朝时期文坛的美学崇尚，技艺竞巧和求变趋新的时尚，为骈文的发展推波助澜，使它创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