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共产党宣言》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述评论文,近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经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深深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历史的进程。因此，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下面笔者就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评论，并尝试着提出尚需继续探索的新方向。
一 关于《共产党宣言》出版和传播的研究
1.关于《共产党宣言》出版时间的考证
高放教授通过长期的跟踪考证，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论述了《共产党宣言》出版的精确日期。他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说法谈起，认为只凭他们本人的著述，无法解决《宣言》的确切出版日期问题，只有通过知情人的记叙和有关证实资料，才能弄清真相；接着，他列举了大量知情人的相关论述，指出：《宣言》是2月24日印刷装订完毕，正式出版，25日开始面世售出。依此确定2月24日为《宣言》出版日；最后，高放教授对《宣言》出版时间的另外几种说法(如刘师培的2月下旬说、朱执信的2月10日说、苏联的2月27日说，等等)，进行了驳斥。[1](p31～34)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麦泽尔从印刷史的角度，考证了《宣言》的出版时间。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的编辑经过鉴定认为，23页的小册子是第一次印刷，版权页上写有“由J·E·布格哈德在‘工人教育协会’所在地伦敦主教路利物浦街46号印刷”。印有同样内容的30页小册子极有可能是再版。文章对版权页上的所有内容进行了严格的考证，确认工人教育协会曾经购买过活字，排印过《共产主义杂志》，而《宣言》与前者所使用的铅字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一定是在正规印刷厂印制的。文章引用了两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供述，认为《宣言》就是在1848年革命前的《德意志伦敦报》印刷所开始印刷的，当伦敦教育协会成员拿到《宣言》的同时，也听到巴黎二月革命开始的消息，即2月23日(应为2月24日，作者注)。[2](p37～41)这就印证了高放教授的观点。
2.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
首先是关于《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蓝本问题。以往学术界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以日文版为蓝本，也参照了英文版。但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日本专门从事中共创立史研究的专家石川祯浩基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认为，1920年日本书店没有《共产党宣言》，但在1904年11月13日的《平民新闻》上，就刊载了堺利彦和幸德传次郎(秋水)翻译的《宣言》，可惜被禁止发行。1906年3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再次登载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宣言》，这次翻译弥补了上次被删去第3章的不足。但发行受限制，1910年后，《宣言》更是不允许发行。加上对陈译本译语的综合分析，石川祯浩指出，陈译本基本上是依据日文蓝本进行翻译的，很难找到参照了陈独秀提供的英文版的痕迹。他所依据的原文，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所刊载的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只是在译语的采用上，没有固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译语，而是对一些词句作了修改，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语言。[3](p14-17)观泉赞同石川君的说法，并引用了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沈玄庐所写的一篇启示予以说明。[4](p71)
其次是关于《共产党宣言》中译版本的考证问题。杨金海、胡永钦撰文指出，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出版，到1949年该书有6个完整的中文版本陆续问世。分别是1920年8月的陈望道译本；1930年的华岗译本，该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首次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并加上了1872年、1883年和1890年的三个德文版序言；1938年8月的成仿吾、徐冰译本(简称成徐译本)，这是由中共公开组织翻译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版本是首次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新本子，语言接近现代汉语，并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幅照片；1944年9月的陈瘦石译本，这是第一次由非共产党人翻译的版本，其目的只是将它作为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参考资料；1943年的博古译本，这是建国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1948年的莫斯科译本，该版本的内容包括《宣言》正文和七篇序言，还包括编者对马克思、恩格斯修改和补充《宣言》观点的说明，是当时内容最全、翻译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5](p43～46)张贻贝在《我收藏的(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对解放后的版本进行了说明，包括1949年9月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8月和1964年9月中央编译局校译和校订的版本、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成仿吾版和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版。[6](p76～78)但张没有提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宣言》1997年版，可能是因为印数太多，收藏价值不大，故没有收藏，也就无从体现。孙玉祥对此进行了补充，他指出，1949后，《共产党宣言》(主要指单行本)除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外，曾经有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月版、时代出版社1954年版、商务印书馆1975年、1979年版等版本。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现行的兰皮红字的《宣言》单行本，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宣言》“纪念版”——精装本。[7](p50～51)
近十年来，关于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考证比较多，如《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8]、《〈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惊现上虞市档案馆》[9](p7)、《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10](p11～12)、《初译版〈共产党宣言〉的传奇经历》[11](p77～78)、《〈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是怎样诞生的》[12](p2～4)、《〈共产党宣言〉广饶传世记》[13](p60～61)等等，就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过程、版式设计、出版、保存和流传情况做了详细介绍。黄霞就《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鉴定问题进行了说明，文章指出，1975年1月，陈望道应邀到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参观，在其中一本当时被认为是《宣言》的最早版本上签名题字。稍后，他又翻阅了几种《宣言》的早期本子，指着其中红印马克思肖像的本子说，这才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个单行本。通过陈望道的鉴定，帮助我们解决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版本辨认及考定问题。[14](p34～35)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陈译本《共产党宣言》不是我国第一部全译本。金建陵认为，民鸣译本才是《宣言》的第一部全译本。文章指出，《天义报》15卷有按语云；“《宣言》全文，亦由民鸣君译出，另于下册增刊号载之。”这一期还刊登“重要广告”，把《共产党宣言》作为新近翻译的重要书刊推荐。但作者查阅了《天义报》第16至19卷的合订本，只发现了《宣言》的第一部分译文。可能是由于篇幅较长，本打算分几次刊完，而后又因故停刊未能刊载完毕。但作者还是认为民鸣翻译的《宣言》中文全译本是存在的，只是尚未寻见，其历史地位暂不能完全确立。[15](p27～28)
还有学者从印刷史的角度，探讨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个独特版本——雕刻版。巩曰国指出：雕版印刷的《共产党宣言》是我国雕刻印刷史上的一个特例。该版本刊刻于1973年，是当时上海书画社依照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6版、1972年12月上海第10次印刷铅印本刻印的。其主要特点在于：第一是版式特殊；第二是字体特殊；第三是内容特殊；第四是时代特殊。总之，以新的版式、新的字体，刻印《共产党宣言》这样的西方政治著作，的确是雕版印刷史上的特例。[16](p97)
最后是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张红兰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顾，指出《宣言》的片段文字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899年。此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国内介绍《宣言》的思想。[17](p41～42)王列平系统梳理了《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共产党宣言》的早期传播；二是五四运动推动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三是《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正式出版。[18](p33～36)
3.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地的传播
张光明等对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做了认真的统计分析，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创制《共产党宣言》以来，《宣言》各种文字版本的出版总数要远远大于由作者审阅并作序的版本。如德文的另外7个版本、马克思二女儿翻译的法文版、英美出现的几种英译本。此外还有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罗马尼亚文、保加利亚文、瑞典文、荷兰文、挪威文等译本。其中俄译本是最多的。到恩格斯逝世，《宣言》的版本覆盖了18种文字，版次约有130个(含手抄本)。[19](p38～40)
李锁贵撰文对《共产党宣言》在美国的早期传播进行了介绍。文章认为，在美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发表在纽约出版的周刊《工人共和国报》1851年10月、11月号上。1871年12月30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刊发了由麦克法林翻译的《宣言》的整个英文译文。19世纪80年代，美国掀起了对《宣言》感兴趣的新一轮浪潮，于1883年出版了《宣言》德文原文版小册子。1890年又出版了小册子，并定期重印《宣言》。1930年国际出版社第一次刊行《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此外，还有其他语言的译本，如捷克文版、犹太文版、匈牙利文版和南斯拉夫文版。[20(p51)]。范立君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在意大利和日本的传播情况。文章指出，最初意大利文版的《宣言》是在1889年出版的；第二部意大利文版出版于1891年；第三部意大利文版发表于1892年；1902年出版了《宣言》的新译本，直到二战结束，这一版本都是意大利的最新版本。法西斯统治时期，《共产党宣言》被禁止出版，直至法西斯崩溃，1943年发行了3个版本，1944年又发行了8个版本。1945年二战结束，又发行了9个版本，一直到1948年为了纪念《宣言》100周年《伟业》的发行。《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传播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堺利彦和幸德传次郎(秋水)对《共产党宣言》的首次全译；二是河上肇和栉田民藏对《宣言》的抄译和翻译；三是商业出版社的兴起和里查纳夫评注版的翻译和普及。[21](p32～35)
4.关于《共产党宣言》广泛传播的原因
李军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如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22](p31～36)聂锦芳从另外一个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个问题。聂文从《宣言》创作史的角度论述了其广泛传播的原因：尽管《宣言》是一部“委托”之作，且成文时间非常仓促，从定稿的结构来看，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宣言》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序列中，篇幅短小，语言通俗，又是具体政治组织纲领，故更容易被普通民众特别是劳动者所接受。同时，当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政治家成为主角的时候，他们的评价更形成了单纯的学者和理论家难以起到的影响力。最后，当大规模的出版、宣传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的时候，在普通民众的印象和理解中，《宣言》的思想就同马克思主义划上等号了。[23](p5～10)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聂文的观点，认为判断一部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否是“经典”，不能单纯从“文本学”角度着眼，而是要结合它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看它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24](p5～10)这就从另外一个层面阐释了《宣言》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
二 关于《共产党宣言》翻译和文本的研究
1.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名称、背景和基本思想
董仲其对《共产党宣言》的名称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宣言》之所以称《共产党宣言》或《共产主义宣言》，绝不是偶然的，有着必然性。它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必然结合。《宣言》的名称问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到当时正义者同盟的条件。在《宣言》出版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其名称仍然继续关注。[25](p96～101)
闫月梅编译了国外学者对《宣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指出《宣言》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是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结果；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革命理论活动的结晶；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实践的产物。《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1844年特别是1845～1846年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哲学基础的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科学学说的中心思想。[26](p79～87)赵汇对《宣言》的写作背景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宣言》的问世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阶级根源。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日益激化，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而统一的工人运动需要行动纲领。[27](p19～26)
李延明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基本原理，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仍“完全正确”的范围。[28]王邦佐在谈到《共产党宣言》的政治魅力时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次系统表述，并且蕴涵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思想。这部著作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使命的理论。[29](p23～25)
2.关于《共产党宣言》部分关键词、句的译文选择
李桐对《宣言》中“Aufhebung”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汉译本《宣言》中，将“Aufhebung”翻译成“消灭”是一种误译，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相违背的。因为在语义上，Aufhebung根本不含“消灭”的意义，只有“废除”及有关含义；在逻辑上，“扬弃”和“消灭”是不同层次、不同思维方式的范畴。因此，作者建议恢复Aufhebung的原意，据不同上下文，改译为“扬弃”或“废除”。[30](p20～23)高放支持李桐的观点，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宣言》的中译本有13种之多，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译法也有多种，如“废止私有财产”、“废除私有财产”等等。可见“消灭私有制”曾经有过“废止”、“废除”的不同译法，至于后面一律译为“消灭”是受俄文译本的影响。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多次使用“扬弃”一词，所以作者认为，“消灭私有制”应当改为“扬弃私有制”。当然，并非《宣言》中凡是用“消灭”的都要改用“扬弃”，还要根据德文原文和中文的协调搭配采用不同的词。[31](p15～19)王振中不同意上述看法，他在《经济学动态》、《生产力研究》、《金融信息参考》等杂志上撰文指出：Aufhebung一词翻译是否准确，应联系《宣言》的上下文(无论是用德文还是用英文，这里只能是“废除”或“取消”的意思)，还要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提法来考察。即使从哲学的角度讲，德文“扬弃”一词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含义，并且，“消灭私有制”和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没有矛盾。因此，“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正确的。[32](P5～6)
俞吾金对《宣言》中“überliefert”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把《宣言》第二章关于“两个决裂”一段话中的德文词“überliefert”译为“传统的”，是不妥当的，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这种曲解给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正确的依法应是“流传下来的”。[33]原中央编译局局长宋书声等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首先，从文字上进行考证，德文“überliefert”是动词“überliefern”的过去分词，起形容词的作用，一般应翻译为“传统的”；其次，从其他外文版本译法看，1888年的英文版、1885年的法文版以及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罗马尼亚文版、波兰文版等等，都是译为“传统的”；最后，从中文角度看，所谓“传统的东西”不就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吗？文章还就如何对待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提出了要求：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除了应当遵循一定的翻译规范外，还要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应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也不应把政治问题强加于学术问题。[34](p34～37)
由翻译问题进而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态度问题的文章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俞可平的一篇学术论文，文章从1888年英文版《宣言》结束语的翻译谈起：1888年英译本把《宣言》的结束语从原先的英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译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不能离开《宣言》的历史背景和特殊语境去理解“无产者”和“劳动者”的区别，不能只根据英语或汉语的一般语义，就得出“无产者”不等于“劳动者”。事实上，两者的意义是相同的。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正确态度：首先要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次要全面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再次要国际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后要发展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35](p4～10)
在上述观点的指引下，罗伯中就《宣言》第一部分的译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部分汉译本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个别地方，偏离了原文含义，将文中描述的历史客观必然性作了主观的理解；二是在一些地方，抹去了原文的丰富含义，对其中历史辩证法的观点作了抽象的、笼统的理解；三是没有仔细斟酌某些关键词的含义，对词义作了不恰当的处理。[36](p20～22)
3.对《共产党宣言》主要观点的解读
首先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解读。程金良对《宣言》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问题进行了解读。作者认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的理解。一方面，阶级存在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统一；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是统一的。作者还就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任务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问题进行了解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正确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消灭阶级和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是全世界的大发展。[37](p36～38)孟全生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来解读《宣言》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论断是否正确。文章首先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特点；接着指出这种阶级结构的变化，不能否定《宣言》关于资本主义的四个基本结论；文章最后阐述了《宣言》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论述所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38](p18～22)董仲其对《宣言》中第一章首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进行了解读，认为《宣言》中第一章句首话的观点是“借用”，这句话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解决这句话的弊端进行了长达30年的探索，并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加上“除原始社会外”几个字。[39](p45～50)
其次是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解读。胡文建认为，这句话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句话开宗明义地向全世界宣布了共产党人最高的理想追求，最终的奋斗目标，同时科学地、概括地指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文章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自由决不是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概念，而是指“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要求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脚踏实地地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崇高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40](p2～9)史家亮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角度对这句话展开研究，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应该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不能忽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每个人和一切人实际就是共同体概念的两面观，共同体由每个人组成，每个人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41](p41～44)叶汝贤对这句话进行了深入解析，认为这是《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探索和在实践上为之奋斗不息的主题，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它不重视，也不理解。事实上，这个命题正确解决了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中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四重关系(矛盾)：一是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二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三是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四是一国之内的每个人同全世界范围内的每个人的关系。文章还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解读，进而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42](p4～14)
再次是对“两个必然”的解读。张国胜、王国平认为，要深入领会“两个必然”的精神，必须弄清楚“两个必然”及其相关理论的真正历史坐标：第一，从历史时限来看，“两个必然”学说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第二，从历史作用看，《宣言》最初的历史作用仅仅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创作的党纲；第三，从历史任务看，《宣言》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必然灭亡；第四，从历史原则看，对《宣言》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此基础上，作者就“两个必然”还管不管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第二，低潮中的社会主义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趋势。因此，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43](p28～30)郭荣华结合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对“两个必然”理论进行再思考，认为尽管“两个必然”理论在论证时有两个估计不足的缺陷，但其基本原理并未过时，其真理光辉永存。苏东剧变并非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模式的失败，是未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坚定了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44](p9～11)
最后是对《宣言》序言的解读。吴丹认为，《宣言》的七篇序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一是及时修改《宣言》中某些已过时的观点；二是不断补充《宣言》中不够完善的内容；三是密切联系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如1882年俄文版序言结合了俄国革命的实践、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结合了波兰革命的实践等。[45](p57～59)文成国从《宣言》的七篇序言得出结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特征。文章指出，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这个《宣言》中所论述的一般原则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82年俄文版序言，对《宣言》发表后30多年来俄国和美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新的论点，指出俄国土地公有制是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灭亡是个长期过程；1883年德文版序言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对“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修改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46](p5～6)
4.从不同角度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
李惠林、张向新从教育学的角度解读《宣言》，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论述了教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教育观：一是关于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和教育的社会作用；二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全面发展教育；三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四是关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进行教育斗争的策略。总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47](p109～111)段伟、夏建国从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宣言》，认为《宣言》蕴涵着丰富的有关建构“世界文学”的思想。“世界文学”即具有世界色彩的综合型文化，其创立者是工人阶级，其社会价值实现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现代工人阶级是社会新生产力的代表，是真正具有国际性的社会主体，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创造“世界文学”。文章还依据《宣言》的基本思想，阐明了建构和发展“世界文学”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实践性与创新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先进性与融合性以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48](p43～45)黄力之也从三个方面对《宣言》深入地进行了文化解读：第一，何谓“现代性文化”。文章认为，《宣言》早已对文化、现代性文化等概念作了非常准确的概括；第二，“现代性文化”对世界的征服；第三，“现代性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文章引用英国学者J·汤林森的话作为结语：《共产党宣言》是“文化现代主义的宣言”[49](p18～26)。
英国学者戴维·哈维从地理学的角度解读《宣言》，他从现时代的立场出发，对《宣言》地理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一是把世界划分为“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至少是犯了年代误植的错误；二是正确强调了通过交通工具的革新和投资来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性，因为交通工具对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加和维持是至关重要的；三是忽视了世界性的地域组织，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区域性组织；四是国家是众多影响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的调节机构之一；五是资产阶级革命使农村屈服于城市，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进程为更加统一的工人阶级政治奠定了基础；六是革命行动的动力主要是快速城市化的工业无产者；七是“无产者”和“劳动力”在极其多样化的地域范围上的同质化。文章认为，《宣言》低估了资本分裂、分离和分化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资本吸收、转化、甚至恶化古老的文化差异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资本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动员力量，同样低估了通过地域组织动员劳动的力量。这是极其危险的。[50](p22～32)马天俊尝试着提出了与改变世界密切相关的社会感性一说，进而从修辞学角度解读《宣言》文本。文章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工作就是要调整社会感性，其方式就是修辞学的强调和过滤。文章以“阶级斗争”为个案，研究了《宣言》对修辞学的运用，指出斗争本身包含完整的结构，即斗争者、斗争的因由、方式、手段、目的、过程、形态、结局等环节，它们构成了《宣言》的修辞学脉络。正是因为这种修辞学手段的运用，使理论变成物质的力量得以可能。[51](p16～21)
值得注意的是，对《宣言》的解读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角度，那就是全球化的角度。2000年10月27日～28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虽然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化问题，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确实从全球视野阐发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并在《宣言》中得到充分发挥。会议还就全球化的性质、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52](p153～157)
三 关于《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及其作用的研究
1.对《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关系的总体把握
罗燕明系统论述了《宣言》与中国的三次结合：第一次结合发生在建党前后，表现为《宣言》的价值观与救亡图存运动的结合；第二次结合发生在建党以后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表现为《宣言》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中国革命状况，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第三次结合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表现为生产力观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这次结合完成了历史主题的转换，使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53](p12～15)
石仲泉系统梳理了《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文章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脉关系。文章首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它的基本原理，接着详细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论述了两大理论体系对《宣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最后论证了“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54](p5～16)
2.《共产党宣言》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荣开明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全面继承了《宣言》的基本思想和一般原理，突出地表现在两者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种发展是立体的全方位的。[55](p46～51)
包心鉴以《宣言》的两个基本原则为参照，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宣言》的内在联系，指出：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真谛。[56](p15～19)
鲍宏礼论证了邓小平理论对《宣言》的坚持和发展：第一，坚持和发展了《宣言》中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第二，坚持和发展了《宣言》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三，坚持和发展了《宣言》中关于社会主义是自然历史过程和价值选择过程相统一的思想；第四，坚持和发展了《宣言》中关于历史必然性和主动性相统一的思想。[57](p13～15)
3.《共产党宣言》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
李长贵等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有着源远流长的理论根源。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其理论源头。《宣言》对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文化的阶级根源及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和未来以及共产党建党学说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植根于《宣言》所贯穿的根本思想之中，它不仅蕴涵了《宣言》的根本思想，而且在科学总结我党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对《宣言》的根本思想和建党学说进行了新的概括，使之更加系统和完善。[58](p7～9)
太学英论述了“三个代表”与《共产党宣言》的内在联系，其一，“三个代表”与《宣言》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论述的一致性；其二，“三个代表”与《宣言》关于先进文化论述的一致性；其三，“三个代表”与《宣言》关于人民利益论述的一致性。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共产党宣言》都是共产党向全世界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目标和措施的纲领性文献。[59](p85～87)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关联性。邹诗鹏认为，《宣言》中四个方面的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之发生关联的主要资源：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及其现实生活陷入了异化的境地；二是异化的结局是社会不断分裂为对立的两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是阶级对立不仅局限于国内，而且越来越表现在国际间；四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思想。当然，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宣言》之间的思想关联性，并不是为了夸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60](p8～11)
4.《共产党宣言》的地位和作用
对《共产党宣言》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对其当代价值的阐释上。贺瑞认为，《宣言》思想对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要用世界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二，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第三，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61](p132～135)
中央编译局韦建桦局长认为，《宣言》对人类历史进步产生的巨大作用，首先在于它“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从而使共产主义成为千千万万无产者和劳动群众的坚定信念。[62](p4～8)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教授把《共产党宣言》的价值和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次完整、系统的概述；《宣言》向全世界公开表明了共产党人自己的观点、目的和意图；《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经典之作，熔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的学说于一炉；《宣言》树立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理想和信念，将永远是激励真正共产党人和千百万觉悟工人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63](p4～7)
秦文志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宣言》的当代意义：第一，《宣言》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二，《宣言》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方针，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三，《宣言》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论述，对于我们制定和坚持正确的经济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第四，《宣言》关于共产党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革命在一国内胜利以及在理论研究中尊重历史的严谨态度，对于我们正确把握有关方针政策和以历史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已有的理论，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64](p5～10)
刘书林论述了《宣言》的科学方法对当今改革开放的启迪作用：一是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的历史方法；二是把社会发展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方法；三是观察社会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四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五是在当前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未来的方法；六是保持共产党人形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方法。总之，《宣言》所体现的科学方法论与今日改革的联系十分密切。[65](p6～1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著名学者熊彼特就《宣言》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地位进行了评价。他首先研究了《宣言》对经济社会学的三个贡献。其次是对《宣言》的经济学意义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了三个纯经济学的特征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过程的看法的意义。文章的结论是：马克思在撰写《宣言》时，其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已经完全形成了，尽管当时他还不是一位经济学家。[66](p43～47)
四 结语
尽管对《宣言》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原因有三：一是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不够更新。二是角度不够多变，方法不够新颖。三是水平不够齐整，态度不够端正。如对《宣言》早期传播的研究，有大量低水平的重复之作。而在对《宣言》内容的解读上，也存在一些偏差。
鉴于上述原因，今后对《宣言》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往对《宣言》的早期传播和作用的研究，往往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宣言》的早期传播以及《宣言》对这些人的影响，而不是把目光集中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又因为这些人的特殊身份，研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感情色彩或政治立场，难以做到客观、公正，这种情况导致其结果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而且，限制了研究的范围和研究深度。二要变换角度，增加方法。以往的研究多从政治学、历史学的角度展开，这本无可厚非。但我们不能局限自己的思维，应积极地从其他角度，如传播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角度开展研究工作。同时，可以采用实证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力争对《宣言》进行多视角、多方位的探讨。三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挖掘《宣言》的思想精髓，扬弃一些过时的观点。以往对文本的解读稍显机械，未能完全厘清其精要，特别是没有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深层解读，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宣传《宣言》有一定影响。
标签：共产党宣言论文; 恩格斯论文; 社会主义研究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宣言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