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百年演化与新走向——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语言哲学转向
佟 立
（天津外国语大学 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
摘 要：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思潮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革命和反形而上学的产物。现代语言哲学强调哲学研究要以科学研究为范式，运用科学方法论，重视语言意义的分析，追求语言的逻辑性，祛除语言的模糊性，澄清语言的意义性，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和宏大叙事研究。从现代语言哲学观向后现代语言哲学观的转向，昭示了当代西方语言哲学思潮的新走向。后现代语言哲学继承了现代语言哲学反形而上学的传统，凸显否定性、启迪性和建设性等特征，其中建设性“后学”理论表现出与当今生态思潮殊途同归的趋势，促进了生态语言学和生态思想在全球的传播。
关键词：语言哲学；现代性；后现代性；生态思想
一、引言
如果说前现代（pre-modern）西方思想文化的主导精神是客观主义（objectivism）和绝对主义（absolutism），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思潮之一，则是语言哲学思潮。专心研究语言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现代语言哲学的诞生，是自然科学革命和反形而上学的产物。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革命打破了机械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展现了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新面貌。爱因斯坦揭示了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物理（classical physics）基本概念和理论之相互矛盾，科学家们逐步发现了科学基础危机和机械论（mechanism）危机。哲学表现为黑格尔绝对理性主义（absolute rationalism）的危机和传统形而上学（metaphysical）的危机。如何认识危机的实质和原因，把知识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科学理论家和哲学思想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科学知识的基础危机，是在分析前人已有知识基础和基本概念及语言表达形式过程中被揭示的，这种研究方式决定了重建知识（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基础的研究方向，也是语言哲学产生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根源。科学知识在于追求精确性（precision，veracity，accuracy），而表达科学理论的语言，更需要语言精确性的表达，这是科学革命和语言革命走向现代性的共同使命。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经过近百年的演化和发展，经历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与之相应，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也经历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向。呈现出现代性、后现代性两种语言哲学观之不同风貌。它们提出了哪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形成了怎样的语言价值观？有哪些新的发展趋势？如何加以评价？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现代语言哲学观
现代性是西方工业文明的总特征，集中表现为追求精确性、系统性、同构性、标准性和逻辑上的实证性。目的是战胜自然，获取财富，精准设计产品，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形成了思想观念上的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基本精神，人定胜天的思想和机械化的原则，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佟立，2012：131）。与之相应，现代性价值观也反映在语言哲学领域。尽管现代语言哲学家有其不同的研究立场和方法，但是他们对语言的哲学分析所形成的现代性语言哲学观，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
2.1.3 心肺复苏致心脏破裂 男性3名，女性1名；年龄62.3±22.4岁；心脏质量382.5±43.5 g；心包积液量41.3±30.1 mL，均无凝血块，心包积液量明显小于急性心梗致心脏破裂和主动脉夹层破裂致心包填塞组（P＜0.01，表1，表4，图1）。
1 追求语言的逻辑性
分析语言哲学的逻辑性是现代语言哲学共同的研究趋向。现代语言哲学家的开创者，如弗雷格（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1848-1925）、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等，是以研究数学为基础，运用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研究语言哲学的思想家。
弗雷格认为，数学知识（mathematical knowledge）的逻辑化，为综合知识（comprehensive knowledge）提供了逻辑演绎（logical deduction）工具，数学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和必然性（inevitability）是其内在逻辑，也是语言符号的逻辑（symbolic logic）。他坚持实证原则，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哲学应具有科学性和逻辑性，分析哲学把语言、科学、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开展研究，反对现象与本质的二元论，反对研究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问题。
不过，《洪范传》郑玄注给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在“貌之不恭”部分，郑注介绍了罚、极、妖、孽、祸、疴、眚、祥等的形成机制：
弗雷格在语言分析方面，把句子的含义（sense）和句子的指称（reference）作出区分并联系起来确定句子的真值（truth-value），体现了作为科学家的哲学立场。他认为，概念的意义有时是心理学的，有时是逻辑的，有时是二者的混合，因此必须严格保持纯逻辑的用法，捍卫“逻辑真理”（弗卢，1992：305）。
波普尔（1992：286）也不赞同库恩的常规科学命题。他说：“我愿意提醒一句，凡载入史册的科学家，都很少是、甚至一个也不是库恩所理解的那种‘常规’科学家。换言之，我既不同意库恩所说的某些历史事实，也不同意他所谓科学的根本特征。”波普尔以达尔文为例，认为《物种起源》发表之前，很难说有科学革命者的存在，他引用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的说法，认为达尔文也是“勉为其难的革命者”。波普尔与库恩的思想分野可以看作同一问题的多音争鸣。
维特根斯坦（2009：92）在《逻辑哲学论》时期，同样把“逻辑分析作为哲学的本质”，从逻辑出发分析语言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研究语言与事实、语言与命题、图像等关系。认为语言与事实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逻辑结构和逻辑形式的同一性，语言就是事实的逻辑图像。哲学的真正任务和唯一严格的正确方法就是用逻辑的方法分析命题真伪以及有无意义，如维特根斯坦（2009：104）所说：“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以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一旦有人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指谓。虽然有人会不满意这种方法，他不觉得我们是在教他哲学，但是这却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维特根斯坦用逻辑函项分析“表达思想和实在最基本的语言形式”，提出语言逻辑图像论和真值论，深刻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
2 祛除语言的模糊性
祛除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哲学家共同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语言哲学家看来，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生活常识（common sense of life），其共同特点是由语言符号（lansign）表达的。语言符号是知识存在的方式，知识具有怎样的性质，是否具有科学性，无不表现为知识的符号存在形式。
人们如果使用不准确的语言概念、符号、词语或句子表达知识的概念，就不 可能是科学的概念和科学知识的表达，甚至就不是知识。就会陷入不准确的（unfaithful，inaccurate）、矛盾的（contradictory，ambivalent，inconsistent，paradoxical，incompatible）、混乱的（chaotic，disordered，rough-and-tumble，turbid，confused）、无意义的（unmeaning，meaningless，insignificant，null，pointless）语言泥潭，根本无从表达科学概念和科学知识。因此，祛除语言表达的模糊性是语言哲学家研究的哲学问题之一。
在这个问题上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1996：145）明确提出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更清晰，极力反对因思维的不明确性而产生的幻觉。皮尔士（1996：148）指出：“只要这种迷误存在，它就会在明确思维的道路上设置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主张语言哲学的任务，是从本质上清除不清晰的概念，破除语言意义的模糊性（fuzzification），使观念清晰明确（clear and definite）。皮尔士的语言哲学开辟了实用主义以及行为主义的方向，对英美分析哲学有深远的影响。
胡塞尔对语言意义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阶段从逻辑分析提出意义的同一性概念，晚期阶段从逻辑转向生活世界，提出语言意义的多样性和可变性。胡塞尔的语言意义理论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他更强调意义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语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其意义是变化的和不确定的。胡塞尔晚期阶段的语言哲学观，对后现代语言哲学观有重要的影响。
在罗素看来，祛除语言表达和语言传播的模糊性，也就是分析语言表达和语言传播的真伪性。句子的表达有真伪之别，只有含义而没有指称的句子是缺乏真值的句子。缺乏真值的语句是不能准确表达科学知识的，知识与语言不可分，知识是用语言表达的，研究知识必须研究语言，对知识的逻辑分析就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目的在于祛除语言的模糊性，保证知识的精确性和严谨性。
（3）在次梁桁架的上弦杆与下弦杆之间设置直腹杆（采用¢48钢管），将直腹杆的上下接口打磨成与上弦杆与下弦杆外表面相吻合的弧形凹槽，与上弦杆与下弦杆焊接牢固。直腹杆的高度1200mm，间距1800mm，单根次梁桁架完成。
在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1873-1958）看来，语言分析的关键是对命题意义的分析。命题的意义是由有意义的句子表达的，没有意义的句子，不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就是句子的意义，关于语言意义的问题，就是关于命题的问题。表达真命题的句子是真句子，表达假命题的句子是假句子。命题有真有假，分析命题的真假，具有科学意义。
从知识的符号形式研究知识的性质，确定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在研究科学危机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哲学或符号学研究，现代语言哲学的诞生标志着与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分离。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的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是建立在对表达式的语言分析基础上的现象学，由此发展了他的语言哲学。胡塞尔（1970：287）指出：“我们必须排除所有经验的解释和实体的肯定”，“每一个表达式不只是说某种东西，而且是说它是某种东西：它不但有一个意义，而且指一定的对象”。目的是排除语言表达和传播的模糊性。
在维特根斯坦（2009：92）看来，语言的意义有真假之分，用语言描述的形象或图像，也就必然存在着真与假。人们用语言创造形象的目的是描述事实和表达思想，那么用主观语言描写客观对象，也必然存在着八种反映的可能性（真 / 假、正 / 误、虚 / 实、偏 / 准）。如分析真 / 假在于辨明语言与实在是否一致。模糊性的语言与实在不一致，语言就是假的，没有意义，“哲学的目的是从逻辑上澄清思想”。维特根斯坦以事实为标准，区分语言的真假，体现了他的实在论立场。对科学概念、判断进行分析语言，在于发现可能存在的矛盾、混乱、模糊和不准确的内容，把他们从科学中清除出去，防止无意义的思想混进科学理论中，从而保证科学的纯真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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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澄清语言的意义性
语言的意义问题是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改变了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方向，直接研究语言哲学问题，如语言的意义是什么？人们说的是什么？如何使用准确的语言？语言的作用是什么？语言的功能是什么？
语言哲学家们认为，现代语言哲学是“哲学的革命”。语言哲学是关于语言意义的哲学学说，主要目标是寻求一种科学标准，区分什么是真命题，什么是假命题，什么是有意义的词语和语句，什么是无意义的词语或语句。只有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阐释清楚了，才能准确使用语言和表达科学知识，避免由于误用、误读、误解而造成思想和知识的混乱性。语言的意义问题，涉及到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意向、语言与逻辑、语言与命题、语言与翻译、语言与符号、语言与实在、语言与信念、语言与真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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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产生的误读是话语交流和传播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才有了解释学（hermeneutics）的诞生。哪里有误读、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从古典解释学过渡到现代解释学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他使解释学从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变成了本体论研究，为现代和后现代解释学奠定了基础。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解释学称为“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罗素（1982：136）也同样认为“句子有真假二重性”，句子的真伪是句子与事实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又与人们的信念相关，信念的真伪，在于信念与事实的关系。一个句子或一个信念为真时，“其为真凭借于一件或多件事实的关系”。罗素（1982：173）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句子的意义，是辩证法的思想在语言哲学中的应用。
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在分析语言意义的问题上，提出了语言的意义在于经验证实，认为“形而上学”的词语，没有可观察的意义。他从经验论的立场提出超验的词，如“神”这个词，它与可证实性没有联系，人们无法证实它的存在，所以它没有意义。卡尔纳普还提出，只符合语法、句法规则的句子，而不符合逻辑句法的句子，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只有符合逻辑句法的句子，才是有意义的。逻辑句法是决定语言意义的根本规则。卡尔纳普指出：“陈述的意义在于它的实证方法，一个词或句子超越了实证的经验，这样的东西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也不能提问的。”（洪谦，1982：31）逻辑经验主义坚持语言意义与证实的同一性，如石里克（Friedrich Albert Moritz Schlick，1882-1936）也认为，每个命题只有在能够证实的条件下才有意义。亦如卡尔纳普宣称的“一切自称超越经验的所谓知识为无意义”（洪谦，1982：31）。
在《哲学研究》时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在语言的用法中，提出了“语言游戏说”，语言游戏是意义的基本单位。语言游戏决定了词和语句的意义，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词和语句意义的多样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意义功能论和哲学治疗论，在于说明哲学作为语言的分析活动，是语言治疗活动（therapeutic activity），避免人们误用语言，为日常语言学派开辟了方向。
在弗雷格看来，纯思想还不是知识，只有思想与其指称统一结合起来，才是知识；能够揭示真理的知识语言，才有价值，而揭示真理，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所以，语言和逻辑都与真值紧密关联。如弗雷格（1994：99）所指出：“因此我们绝不能只考虑句子的意谓，但是纯思想也不能提供认识，而只有思想与其意谓，即其真值一起才能提供认识。”
三、后现代语言哲学观
后现代语言哲学观是在批判继承现代语言哲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果说现代语言哲学的主流精神是逻辑实证主义，那么后现代语言哲学观则具有多元主义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否定性、启迪性和建设性。
1 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否定性
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否定性，集中表现为对形而上学语言观和逻辑实证主义原则的否定。形而上学语言观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1996：354）的语言哲学中，概括为言语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是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在场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言语观，如灵魂的文字 / 肉体的文字、良知的文字 / 情感的文字、内在的文字 / 外在的文字等。良知是灵魂的声音，情感是肉体的声音。形而上学把存在的意义限于在场领域，由此形成了“语言学形式的霸权”。
德里达（1996：698）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前者对后者的支配，是前项对后项的统治，是形而上学最永恒、最深刻、最内在的本质。美国后现代比较哲学家霍尔（David Hall）指出：“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含蓄地或明确地把‘在场哲学’（philosophy of presence）作为它的基础——也就是说，期望‘存在’在现存的事物中出场。德里达把这种让存在出场的倾向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德里达主张反对赋予言语以特权, 反对言语等于意义的形而上学观念。由此引发了解构主义对西方语言权力主义的反思。
批评西方语言权力主义是解构主义语言观的共同特征。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认为，有言语或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支配力量，权力隐藏在一切言语或话语中，必然包含着异化关系。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1984：64）认为，话语言路的畅通是促进新科学诞生之条件，语言表达的内容在于能否产生思想观念，而不是知识和思想发展的障碍。霍尔（Hall，1996：706）赞同中国古代阴阳互补、相互转化的语言观，他说：“中国古汉语把阴阳二字理解为相互补充的概念，这种观念不会导致二元对立的阐释或解释。阴可转化为阳，阳可转化为阴。”
应该多开通去这里的航班。美国北加利福尼亚沿海紫海胆泛滥成灾，摧毁了那里的巨藻林，而巨藻林的消失则意味着生态系统的崩溃，许多人的生计因此受到威胁。看来中国游客还不够多，才有了这后果。
解构主义理解的言语或话语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说的语言交流，而是让人屈服的话语权。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认为，语言结构是权力的寓所，已渗透在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中。人们对所指的崇拜，必然导致对语言结构主义的膜拜。德里达以播撒（dissemination）观念批判语言权力主义。播种和种子之间没有平等的话语权，种子和种子之间，既非主也非次。播撒的瞬间，种子所去的领域对种子而言是未知的，也是不确定的，既非中心也非边缘，既非内也非外，既非在场也非不在场。种子被播撒到哪里，是由不确定的偶然性与纯外在的遭遇决定的。语言符号的意义恰如播撒，具有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文本的意义是不断衍生的。语言符号的膨胀只是符号本身的膨胀，源于历史-形而上学时期（historico-metaphysical epoch）将“整个不确定的领域确定为语言”（Derrida，1996：337），是话语权造就了等级和中心。德里达运用异延、播撒、踪印、增补等策略，旨在动摇形而上学和结构主义的语言权力主义。
否定语言权力主义，还表现在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反省。现代语言哲学是建立在证实原则（verification principle）基础上的，用它分析语言有无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语言有无意义，是由经验证据所决定的。因此，经验证据是确定语言意义的唯一来源和辩护依据。同样，科学的特征也在于得到经验事实的实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哲学家主要表现为从科学哲学的立场，分析科学语言命题的意义和方法，研究哲学的意义问题，也是对科学命题和科学方法的思考。按照厄路德·易布思（1991：146-147）的看法，波普尔的证伪原则作为后现代认识论，“即对虚假和反驳的果断尝试”，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证实原则的局限。
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1992：28）把证伪原则作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依据，其评判标准“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falsiabitity）”。他认为，从逻辑的观点看，个别陈述，不管数量多少，所得的结论是错误的，无论我们看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黑天鹅在澳大利亚的发现，足可以证伪天鹅都是白色的理论之缺陷。波普尔不赞成现代语言分析学家的观点，他说：“语言分析学家相信，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或者说，如果有哲学问题，也只是语法和词义问题。”（波普尔，1992：4-5）波普尔确信真正的哲学问题始终存在，而现代语言分析学家往往忽视了现实问题，如宇宙问题、全球问题、知识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他说：“语言分析学家把自己看作是哲学所特有方法的实践者。我想他们都错了……我认为研究语法或语言系统代替不了对知识的增长的研究。”（波普尔，1992：4-5）
罗素的类型论和描述理论是他对语言哲学的重大贡献。罗素发现一个符合语法的表达，当放在逻辑中加以分析时，就会变成错误的或无意义的表达，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观点“逻辑是哲学的本质”。他的“逻辑类型论”，把语言逻辑化，以消除语言表达的歧义或混乱性。罗素坚持语言（名称）必须有实际所指（signified），语言在逻辑上须为有意义的表达，与事实对应，保持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关系，保证有意义的表达是有指称的表达。罗素发现数学语言的一些概念，也缺乏严格的定义，甚至存在着混乱的概念，也必须加以考察和推演。罗素（1982：71）用逻辑构造法代替实体假设法，这个方法“使我们从原先已有的逻辑工具继续推演，这是它很大的优点”。罗素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逻辑语言。所谓理想的逻辑语言，就是排除谬误，符合逻辑的语言。
一年后，王树林夫妇驾驶着那辆红色的QQ去了机场。去往机场的公路掩映在漫山遍野的红叶丛中，出门的时候，天色向晚，夕阳浓艳，此刻因为晚霞的掩映，起伏的山峦犹如被点着了的火焰山，满眼火光。夫妻俩兴致很高，尤其是辛娜，摆脱了轮椅的她指指点点对看见的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和惊叹。王树林笑着应和着，不时回头看一眼辛娜，眼神里溢满了赞许和爱意。他的两鬓爬满了与年龄不符的白发，辛娜受伤的两年里他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无论晴雨，他推着辛娜在夕阳或者暮雨中不离不弃地身影成为了熟识或者不熟识的人们心中的楷模，辛娜不负众望地走出了阴霾，心智健全与常人无异，虽然少了一条腿。
2 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启迪性
“启迪哲学”（edifying philosophy）是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语言哲学的核心术语之一。启迪的思维方式与营造永恒性（immutability）、中心性（centrality）、同一性（identity）、本质性（essence）、同质性（homogeneity）、确定性（determinacy）、必然性（inevitability）等第一原理的体系哲学（systematic philosophy）不同。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到柏拉图主义者、康德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无不专注建构哲学体系，营造体系被看作是哲学的重任。其特点是通约一切话语的规范词汇、智性的心灵、终极的价值，包括同质性、同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必然性等第一原理。启迪哲学重在建构被传统哲学家遗忘了或忽视了的边缘性（marginality）、相对性（relativity）、差异性（otherness）、异质性（heterogeneity）等，以发现新的、更好的、更富有意义和成效的语言表达方式。启迪语言交流的言说方式就是一种“解释学”的活动。
2007年水利部党组首次提出民生水利。6年来，对民生水利的认识不断加深，发展民生水利的实践不断丰富，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民生水利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认可和全社会的一致认同。党的十八大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水利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位置，赋予新的内涵、新的使命。民生水利以其民生至上的价值取向、民利共享的实践魅力，成为引领水利跨越发展的重要理念。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奋斗的重要时期，有必要对民生水利进行回顾思考，在新的起点上探讨推进民生水利深入发展。
伽达默尔（H. G. Gadamer，1900-2002）（1987：49）继承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他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导言中说：“我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关于解释的一般理论和对解释方法的独特说明，而是要揭示所有理解方式共同具有的东西。”伽达默尔所说的共同具有的东西在霍尔（1996：708）的哲学中称之为共鸣。共鸣源于语言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共鸣，共鸣的价值在于启迪。霍尔（1996：701）在比较中西语言中获得了启迪，认为儒家和道家对宇宙差异的认识，优先于西方在场哲学。他说：“盎格鲁——欧洲的思想家们可以从古代中国发现补充材料，使他们发展对宇宙差异的想象，并开发语言使它能够把这种想象表达清楚。我现在想要表明的是，那些补充材料的某些东西可以在原始的道家和儒家的感悟中找到。”
①管理无力,水资源统一调度形同虚设。虽然每年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主任与流域各地州师签订年度用水协议，给各地分配限额用水指标，但是在实际落实过程中难度很大，具体执行不严格。
对话（dialogue）的交流方式也是启迪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对话的解释活动，启迪共识，避免对立。对话是思想家与思想家的对话，读者与作者的对话，评论与文本的对话，医生与患者的对话，所有这些对话是以平等为基础的道德对话。对话能启迪智慧，智者的对话是谦逊者的对话，体现了相互尊重。在苏格拉底和斐德罗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提醒人们：“他们最终当然就会发现自己的看法既相互矛盾，又自相矛盾。因此，你和我一定要避免再犯这种我们指责别人的错误。”（柏拉图，2003：149）在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1926-2016）（1981：216）看来，对话是建立在理和德基础上的，他说：“如果我们按照传统行事（与希腊式的集会相呼应）我们只能希望产生一个更理性的理性观或更好的道德观……我们乐于从事真正的人的对话。”罗蒂（1996：579）对此表示认同，并认为库恩、福柯等也会认同。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从哲学上反省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批判西方中心论、形而上学二元论和绝对化的思想是当代西方“后学”研究的重要范畴，这些范畴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促进了生态思潮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后学”与生态思潮的互动关系和有机联系。考察生态后现代主义和生态思想家提出的一系列表征当代西方时代精神的新概念，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罗蒂（1987：327）强调哲学终结后，解释学并不取代它而成为第一哲学。启迪哲学并不像体系哲学那样，预设一成不变的本质，目的是保证交流中的话语权之平等。启迪哲学的价值在于通过话语交流，打开哲学的新天地，使表达思想的语言充满活力而启迪思想。启迪哲学的目的是“防止哲学走上僵化之路”。罗蒂（1987：347）所倡导的解释学的话语交流活动，在“不可通约的话语与可通约的话语之间开展”，目的是促进不同范式之间的对话。
罗蒂的启迪哲学观与德国解释学家伽达默尔的教化（bildung）哲学观具有共同的特征。迦达默尔认为，教化是对共通感（sensus communis）的培养和陶冶，能够启迪异己。他的教化观与黑格尔的教化观不同。黑格尔把教化看作实体性的，是作为消除一切对象性本质中的异化与同化的运动。对此，伽达默尔（1987：18）说：“黑格尔的答案不会使我们满意，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教化是在某种实体的完全充溢中，即在消除一切对象性本质中，作为异化和同化的运动而实现的，这种运动是在哲学上的绝对知识中才能达到。”教化在罗蒂（1987：330）的哲学中就是启迪，它反对一切虚假性和超验性的言说，启迪的目的“永远只有一个，即去履行杜威所谓的‘击破习惯外壳’”，警醒自欺、自大。启迪鼓励跨学科、跨文化交流，目的是防止思想僵化，“应当把古典与浪漫、科学与文学、秩序与自由等对立看作象征于每一学科和每一文化领域中的内在韵律。”（罗蒂，1987：401）
3 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建设性
罗蒂认为，分析哲学营造的逻辑体系并没有取得他们预期希望的成就。分析哲学家最初提出把哲学从思辨引向科学，变成一门以逻辑分析为中心的科学。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的著述中，逻辑分析这个概念本身已受到批判。在罗蒂看来，分析哲学家已不再是科学的哲学家，而是善于辩论的律师，其哲学能力没有表现为解决重大的哲学问题，诸多论证不是对哲学问题的论证。罗蒂赞成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认为他们后期著作的观点与体系哲学相对，富有启迪精神。
一是批判现代性（modernity），这类术语主要有“反形而上学”（anti-metaphysics）、“反二元论”（anti-dualism）、“现代病”（modern disease）、“工业社会的弊端”（the abuses of industrial society）、“工具理性主义”（tool rationalism）、“反人类中心主义”（anti- anthropocentrism）、“征服自然”（conquest of nature）、“破坏自然”（destruction of nature）、“种族歧视”（racial discrimination）、“物种歧视”（speciesism）、“动物歧视”（animal discrimination）、“不平等问题”（inequality problem）、“生态危机”（ecological crisis）、“能源危机”（energy crisis）、“资源危机”（resource crisis）、“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海洋污染”（marine pollution）、“陆地污染”（land pollution）、“酸雨污染”（acid rain pollution）、“化学污染”（chemical pollution）、“金属污染”（metal pollution）、“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自然之死”（Death of Nature）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乔·霍兰德（1998：64）所说：“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霍兰德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的，但缺乏对现代性的扬弃。格里芬（1998：34）的看法是“吸收现代性的优点并克服它的缺点”。
在贝尔（Daniel Bell，1919-2012）看来，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the real problem of modernity is the belief）。它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的思想锚地充满了虚幻而旧的信念已被淹没。他指出：“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主义。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Bell，1978：28-29）他提出对现代性限制的语言观：“我们正探索（groping）一种新词汇（vocabulary），这个关键词汇看来是‘限制’（limit）：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破坏的限制，对武器装备（arms）的限制，对生物自然界干预（tampering）的限制。”（ibid.：xxix）贝尔还提出对经济和技术实行一系列限制，尤其要限制在错觉中超出道德规范和信奉魔鬼（embrace the demonic）的所谓创造力（破坏自然之力），包括对狂妄自大（hubris）的限制。贝尔说：“回答这个问题，便可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双重性欺骗的孪生现象（semblable et frère），现代性（modernity）文化。留下的问题只是去解决经济与政治的世俗矛盾罢了。”（Bell，1978：xxix）
二是建设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这类术语主要有“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后现代文明”（postmodern civilization）、“后现代科学”（postmodern science）、“后现代经济”（postmodern economy）、“后现代农业”（postmodern agriculture）、“后现代伦理学”（postmodern ethics）、“后现代生态学”（postmodern ecology）、“绿色后现代主义”（green postmodernism）、“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后现代艺术”（postmodern art）、“绿色包装”（green package）、“绿色计算机”（green computer）、“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建设性”（constructiveness）等。查伦·斯普雷特纳 （1998：55）克提出的建设性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在地球的生态和资源限度内生存下去？用我们的技术知识去迎接高效能经济的挑战？我们怎样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好的关系？我们怎样才能保障人类以外物种的权利？我们怎样才能促进农业生产？我们怎样才能在所有生活领域内进一步推广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智慧？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深化认识。2015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70亿人的梦想：一个星球，关爱型消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改变人与自然对立，树立生态道德观念，关爱地球，节约资源，重塑当代和谐世界是人类的共同愿望。
三是传播生态思想（ecological thought）。这类术语主要有“生态智慧”（ecology of wisdom）、“尊重生命”（respect for life）、“保护自然资源”（preserving natural resources）、“捍卫大地伦理”（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自然价值论”（conserving natural value）、“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素食主义”（vegetarianism）、“生态革命”（ecological revolution）、“生态价值”（ecological value）、“生态虔诚心”（ecopiety）、“生态人”（homo ecologicus）、“生物性权利”（bio-right）、“生物音乐”（bio-music）、“环境艺术”（environmental art）、“协同进化论”（coordinative evolution）、“协同性”（cooperating quality）、“新生态秩序”（new ecological order）等。罗尔斯顿（2012：26）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具有鲜活的内在价值，不应当因人的需要而被无情掠夺，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人类应当具有的道德规范，而哲学家的任务在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爱智慧的哲学家。”研究生态语言思潮的意义还在于“我们把外语教学当作建设生态文明的排头兵”（王治河、樊美均，2017：146），服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当代西方“后学”理论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对时代问题的探索，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建构新文明形态的认识，为生态思潮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生态思潮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关于生态伦理、自然价值与生物多样性及生命意义的揭示，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物种歧视的批判，丰富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内容和语言表达方式，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二者在全球问题的探索中，表现出殊途同归的趋势，这意味着“后学”理论和生态思潮具有时代现实性，促进了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和生态思想（ecological thought）在全球的传播。
现如今体育课堂中围绕课程展开的教学形式依然存在，有的教师带领学生学习体育知识，或者边讲边示范。课程的枯燥无味给学生带来困意，导致学生的兴致不高。传统的教育方式早已不适合现代化教育的理念，应用多媒体教学，顺应时代潮流、紧随时代脚步，首先在本质上是学生们感兴趣的。多媒体直观地展现出教师需要传授的内容，教学动画的展现、声音效果的体现，更易抓住学生们的眼球。多媒体为体育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①开拓学生们的知识领域，使学生看见与往常不同的体育；②缩短教学时间，为学生争取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③强化以学生为核心的体育教学体系；④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加强老师和学生对体育的认知。
四、简要评价
20世纪以来，在新科学世界观影响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方法的应用，取得了令人瞩目而又惊叹的成就，激发了一切知识科学化的热情，科学方法被视为获得真理的可靠方法，一切知识只有戴上科学的皇冠，才能受到尊重，科学成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崇高价值。哲学进入语言领域，与西方科技革命的影响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困境紧密相关。在语言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研究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是旧的形而上学，主张放弃抽象的哲学思辨研究和宏大叙事研究，开展具有科学化和具体化的语言哲学研究，对语言进行哲学分析，研究语言领域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语言哲学家认为，哲学是一种分析活动，用语言分析代替本体论研究，用知识表达的形式分析代替知识论的研究，开拓了语言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使得现代性语言哲学的研究迅速崛起。
受明、清之际思想学术正统化思潮的影响，毛氏以上批评针对公安派及其追随者，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否定公安派的创新之处，却暴露了自身的保守性。他反对写诗完全阻断“前辙”，“自辟门户”，却同意“因变成化”。毛先舒推崇明代前后七子，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提出“登岸舍筏”，意为学古只是手段与工具，学古，但不拘泥于古。“稽古日新”说与“登岸舍筏”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现代语言哲学家关于语言与实在、语言与人、语言与思想、语言与科学、语言与逻辑、语言与交际、语言与翻译等问题的研究，丰富了哲学问题的研究内容，也丰富了语言符号世界的研究内容，促进了科学进步和文化交流，对于科学研究、语言文化研究、人工智能研究、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语料库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然，现代语言哲学的研究也有脱离实际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两个弊端：一是追求纯形式的逻辑研究，脱离了语言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追求所谓理想语言的逻辑表达，陷入了纯逻辑形式主义；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考察语言的性质，否定了普遍性的语言命题，陷入了语言相对主义。这两个方面，影响了现代语言哲学的生命力，“这就使当前语言哲学似乎更多地是在修正、完善、补充以往的理论观点，但很少有更新的、革命性的观点出现”（江怡，2006：21）。现代语言哲学有关语言意义和语言逻辑的研究并没有解决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和陆地水体污染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日趋严重，昭示了现代主义的西方文明存在着极大的困境。反思形而上学和现代性，反思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当代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促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也促进了生态文明和生态道德观念的诞生。新知识、新概念必然要求开拓新的语言领域和创造新的术语和语言表达方式，促进了现代语言哲学向后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向。后现代语言哲学对形而上学语言观、语言权力主义、体系哲学语言观的批判，启发了人们对西方文明与语言关系的新思考。当然，现代语言哲学和后现代语言哲学在反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一些问题上又滑向了形而上学。如后现代语言哲学对“现代性、同一性、中心性、确定性”等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同样回到了形而上学。生态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生态思潮的汇流，反映了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共同愿望，他们主张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生命价值，警示极限增长，反对掠夺自然，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传播。还有的西方学者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为可持续发展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2017：127）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生态文明建设是时代的主题，人类的共同愿望。我国需要加强翻译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传播中国智慧。
周博士：按您的说法，教学工作就完全成了一个技术活儿了，只需要模仿、学习特级教师就行了，无须理念的指引。那岂不是把教师都简化成了教书匠？
从现代语言哲学向后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向，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演化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新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先锋派、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在全球的迅速传播，形成了物质繁荣和文化多元化的景观；另一方面，高新技术的进步、物质的繁荣和文化的多元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现代性的膨胀、后现代性的崛起和精神文化的裂变，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浮士德式的困境。浮士德式的困境也必然通过语言来表达，正如马克思（1972：525）所指出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思想观念和价值意义的表达，“语言是思维的手段，是现实思维活动的物质形式”（涂纪亮，1993：41）。语言与思维具有不可分割性。由于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的，因此，思想观念的变化，必然导致表现思想观念的语言也发生变化，表现为二者的同一性，集中反映为表达新思想、新观念的语言、新术语与时代精神和时代逻辑的统一性。新观念的形成、新语言的创造在彰显时代精神的同时，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研究语言也是研究和改变人的思想境界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范畴。
当然西方语言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特定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它虽然包含了某种共同的精神价值，同时也具有种种局限性。对西方语言文化的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坚持外国语言哲学的研究服务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加强对外来语言文化、思想文化的评价，促进中外文化和谐交流与健康发展。
同心条件要求行星轮系的行星架H与太阳轮1、3共轴线，即太阳轮1和行星轮2的中心距应该与行星轮2和太阳轮3的中心距相等，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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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ntury’s Evolution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Its New Trend: The Turn from the Conception of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o the Conception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ONG Li
Abstract: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the product of both natural science revolution and anti-metaphysic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Not only does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mphasize tha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should take scientific research as the paradigm, but also it applie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ttaches importance to analyse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pursues the logic of language, clarifies the fuzziness and meaningfulness of language, and opposes abstract speculative metaphysics and even grand narrative research. The turn from the conception of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o the conception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roclaims a new direct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aving inherited the anti-metaphysics tradition of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ost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ighlights the features of negativity, edification and constructiveness. In particular, the constructive Posties theory and the current ecological trend of thought reach the same goals by different means to promote the global spread of ecological linguistics and ecological thought.
Key words:philosophy of language;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ecological thought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19）3-0002-14
收稿日期：2019-03-07；
修回日期：2019-05-04
作者简介：佟立，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思潮、后现代哲学思潮、生态哲学思潮
标签：语言哲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后现代性论文; 生态思想论文;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