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东亚秩序转型的新视角——评《中国崛起与东亚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秩序论文,透视论文,中国崛起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风云变化，仍处于冷战后的转型期。与以往相比，此次转型并非发生在大战之后，而是出现在全球化时代，呈现出“和平转型”的特点。值此新旧秩序交替之际，处在历史性飞跃时期的东亚地区亦进入了转型阶段。
与历史上其他国际秩序转换最大的不同是，由于大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下降，地区机制化程度与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东亚崛起不是依赖军事力量和对外扩张，而是在国际秩序转变的过程中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是和平转型，因而所需时间更长，其渐进性、复杂性和可塑性的特点十分明显。中国作为兴起的东亚大国，与脱亚入欧的日本不同，立足东亚，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行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周边政策，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积极推动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良性互动，努力在东亚地区构建稳定和平的新秩序，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使东亚地区成为世界上和平发展的新模式，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认识和理解国际秩序转型下东亚的和平发展，阐述中国在东亚构建稳定和平的新秩序中的独特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阮宗泽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和研究员，善于独立思考，对国际政治、大国关系有近 20年的深入研究。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课题，花费四年时间完成了题为《中国崛起与东亚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的30万字的专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将“中国与东亚秩序”两者的转型联系起来考察，从颇有新意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共有利益”是决定国际秩序转型能否保持稳定的主要因素，并以此模式来分析国际秩序转型下东亚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前瞻性。
作者在分析秩序转型时，审视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的秩序观，发现三者均未能回答如何在转型中保持东亚秩序稳定的问题，也无力解释当前东亚秩序出现的“和平转型”现象，更缺乏对于未来东亚秩序的演变，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与东亚秩序相互塑造方面的指导意义。现实主义建立在对人类能力的悲观主义认知基础上，怀疑人类是否有能力克服出现的冲突，断定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冲突与战争，因而强调权力平衡是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理想模式。但是，均势的追求与形成本身是一个十分脆弱的、极可能导致不稳定的根源。譬如，当一个国家寻求以各种方式来增进自身安全时，其他国家会感到其安全系数下降，不得不采取同样措施，造成国际秩序处于不稳定状态。现实主义的另一个缺陷是它假定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简单地假定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惟一出发点。实际上，国家除了根据权力之外，还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定自己的利益。
与现实主义相比，自由制度主义对人类的能力则较为乐观，相信制度、法规或其他一些共同约定的国际协议或安排，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方式，打消国家对私利的计较，促使其避免彼此间的战争，走向和平与合作，形成稳定的国际秩序。自由制度主义的缺陷在于国际制度是可塑的，因为在相当程度上，现有机制的影响与收益与心怀不满的国家的预期之间存在差距。一旦利益发生转换，攻防易势，原有的大国关系及其安排就会发生变化，作为这种力量关系反映的国际机制或制度就将面临被突破或颠覆的命运。
而在建构主义看来，秩序与国家的身份密切相关。国家的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内在结构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关联，外在结构则是“共有观念”，是一种政治文化环境。“共有观念”确定国家之间的敌友身份。如若是敌，相互信任就难以达成或实现，反之则会导致一种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安全共同体”。然而，身份的认同更多是一种远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建构主义的主张，远水难解近渴。而且，各个地区内部可能千差万别，寻求身份认同力不从心。
在梳理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后，作者提出上述三者之所以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在于一个关键要素，一个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汇合元素——“共有利益”(shared interests)的生成与塑造被忽略了。而正是“共有利益”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某个地区的力量对比出现变化，原有秩序被打破并向新的秩序过渡时，该地区的秩序还能保持大体稳定与和平，没有出现混乱或战争？这是因为在这个转型期，各方的行为都在有意无意地塑造和分享“共有利益”。“共有利益”的价值在于能够调节或平衡权力、制度与身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三者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具体而言，权力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秩序安排的结构之中，但是追求权力的本质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包含规范行为的成分和抑强扶弱的道义感，它所强调的合作或行为规范同样是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可以说是主观上拓展自身的利益，客观上也增进他人的利益。身份认同的驱动力在于组成一个身份认同、话语相同的团体或集合体，即在同一身份团体中，成员均可获得更大的利益或其利益能够得到更有力的保护，不必担心其利益受到损害。但上述三者都只强调一面，而忽视其他因素，“共有利益”则有助于克服现实主义对国际权力的垄断，约束自由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张扬，弥补建构主义对共同身份认定的缺失，重视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什么是“共有利益”？作者从其内涵到外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共有利益”具有宽广的包容性，在国际体系中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是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关键要素。它与“利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本质的区别。“利益”即“好处”，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概念，不涉及利益本身的属性、偏向或价值取向。因此，在谈论“利益”时往往暗示“自我利益”。“共有利益”则强调的是两者或两者以上利益相重叠的部分或交叉部分，即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它所体现的是一种非“零和”性、非排他性和多边性，是共赢理念，因此它是一种与“自私利益”或“消极利益”相对的“积极利益”。
“共有利益”与“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也不同。“共同利益”只包括静态的利益汇合，而“共有利益”既包括静态的利益汇合，又包括动态的利益汇合，其中动态的利益汇合更加重要，是指行为主体自愿和有意识地增进与对象的利益交汇。从“共有利益”生成方式看，它也包括两部分，即原生的和建构的两大部分。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后者的重要性大于前者，即相互建构“共有利益”越来越重要。一个秩序的稳定与否或稳定程度取决于“共有利益”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从两方面增进“共有利益”至关重要：一是共同发展；二是制度建设。发展意味着可以相互提供更多的资源，促进“共有利益”，使“共有利益”的汇合面和空间愈来愈大。制度建设的过程就是建构或培育“共有利益”的过程。因此发展与制度建设均可塑造和规范国家行为，使之更加追求“共有利益”，有助于国家形象塑造，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最终通过塑造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来回报国际社会，使之享有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际环境。同时，“共有利益”要求树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把一国的利益与他国利益紧密相联，而不是把自身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其价值在于能够调节或平衡权力、制度与身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共有利益”越多，意味着各方之间所重叠的利益面越大，国家间的合作面越大，合作的愿望更强烈，维护和平的动力就越大。
寻求“共有利益”的扩大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作者提出：其一，“共有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应更主动、更有意识地认识和评判“共有利益”，寻求最大的利益汇合面。其二，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共有利益”。利益的分配及其磨合必须建立在规则和秩序之上，没有秩序，不讲规则，就会损害各方利益，也会失去自身利益。其三，发展是增进“共有利益”的有效路径之一。发展意味着带来一国内部的繁荣，对外部世界的信赖与需要随之增加。其四，重视与各种不同的主体交往。与传统的国际关系不同，现时一方的利益不再局限于一国领土之内，而是愈来愈多地越过边界，体现在不同主体的相互关系与交往之中。无论国家层面、非国家层面，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在生成与培育“共有利益”方面肩负责任。
就东亚而言，作者认为“共有利益”是确保东亚秩序在转型中保持稳定与和平的决定性变量，并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变化作为一个案例来观察“共有利益”是如何塑造和拓展的，提出中国与东亚完全有条件也必须通过塑造与拓展“共有利益”，来确保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中国越发展，就越与东亚的崛起密切相连；而对东亚地区来说，错过了中国，就将错过未来。可以说，“中国在塑造东亚、东亚也在塑造中国”，两者之间是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东亚国际战略地位提高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需要东亚的稳定，双方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种关系有利于重构稳定、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和平的东亚政治生态环境。
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下，中国与东盟越发展，“共有利益”就越多，越容易找到利益的汇合点。当前中国与东亚更多的是在致力于地区利益的合成。这既包含物质利益，也包含社会利益。譬如，经济发展一直是东亚地区一项十分突出的地区利益，为发展经济而谋求长期稳定的安全环境也是整个地区的“共有利益”。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产生的改善社会和生态环境的需要，如跨国难民、国际恐怖主义、公共卫生问题、生态恶化、石油和水资源短缺等，又成为新的地区“共有利益”的建构领域。
作者还对中国与东盟在培育“共有利益”方面实践的普遍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从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看，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将更加重视与东盟的关系。双方正处于历史性的繁荣发展期，利益的交汇与重叠会越来越多。这也有利于东亚的安全与稳定。至于未来东亚秩序可能出现的几种秩序模式，作者进行了探讨，排除了权威秩序、碎片秩序、均势秩序和认同秩序，预测东亚在中近期将形成以多边主义秩序为主的地区秩序模式。
作为中国研究人员，作者在分析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上着墨较多。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入手，阐述中国文化的和平与防御性质，指出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想是达致人类和谐、持久和平的终极目标。同时，作者还通过对比中西方文化史来说明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性。在西方战略文化里，没有扩张就没有崛起，这实际上是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中华文化是内向凝聚而成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而非向外扩张，并建立了东亚社会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庄严宣告：中国不称霸，奉行和平共处外交，建设和谐世界，并非权益之计，也并非仅仅基于中国对自身现实利益的认识，而更是出自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和文化哲学理念。因而，共存、共享、共赢的哲学观倡导的是一种既承认国际利益驱动，又确立彼此尊重对方利益、寻求和拓展共有利益、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道义原则的新型国家关系。尽管现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并不能充分体现中国的利益，因而中国对于现存的国际秩序有批判的倾向和改革的诉求，但是，中国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不是要另起炉灶，全盘否定现行秩序，而是要对其中不合理、不公正之处进行调整和改革。
至于中国应如何参与和积极推动塑造与东亚的“共有利益”，共同构建稳定繁荣的东亚秩序，作者的见解颇有新意：
第一，中国应把自身的利益与东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巩固和扩大与东亚的“共有利益”。为此，今后在保持和深化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开展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对话与合作，营造亚太地区和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逐步整合地区多边合作框架，建立起符合中国利益和东亚地区利益并为各方普遍接受的地区新秩序。
第二，将加强制度建设作为拓展“共有利益”的有效路径之一，使区域内的共识和“共有利益”制度化并转化为新的动力。譬如，对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要考虑到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同时也要强调成员之间的“共有利益”，共同为伙伴承担责任。
第三，维护东盟“驾驶员的地位”。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无法单独主导东亚事务和东亚合作，只有通过东盟来发挥特殊的和穿针引线的作用，才能使东亚合作这个历史巨轮转动起来。东盟已有近四十年的经验，其组织原则之一就是协商一致。东盟实施大国平衡战术，尽量在中日之间做到居中。因而有东盟在东亚一体化中牵头符合整个地区的利益。
第四，提高中日韩合作的机制化与实效。作为东亚三大国，中日韩能否顺利合作，关乎到东亚秩序的稳定和繁荣。为此，尽管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制造麻烦，中国却为了东亚地区的大局利益，谨慎处理对日关系，力图促使日本从自身长远利益和东亚地区的整体利益出发，利用其优势，与中韩及东亚国家加强全面合作，承担起振兴东亚的历史责任。
第五，妥善处理“美国因素”。美国虽然不是东亚国家，却是现代东亚秩序的主要建构者和参与者。目前，美国还不习惯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对此，中国需要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在寻求建立和平、自由和稳定的东亚秩序上塑造和扩展中美双方的“共有利益”，化解矛盾，减少摩擦，增进信任。
书中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不能一一介绍。掩卷回首，久久萦绕在脑海的，无疑是作者在专著中另辟蹊径，将“共有利益”作为分析中国崛起与东亚秩序转型的关键。这诚然是一种尝试，但毕竟打开了一条新思路，为学界同仁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仅此就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