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视角下村落社区组织人才培育机制分析
鲁 可 荣
(浙江农林大学 文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摘要：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迫切需要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内在动力和精神文化保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村落社区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而村落社区文化组织人才的培育是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农村社区组织人才的培育必须与村落社区重塑相结合，对村落社区进行组织化再造，让人才培育融入村落社区日常生产生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推动村落社区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才能为整个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提供坚实的组织人才保障。
关键词： 村落社区；农村文化资源； 传承创新；乡村文化振兴； 组织人才;培育机制
一、研究缘起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数千年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世代先民长期的农耕生产生活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或依山而居，或傍水而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村落共同体，创造、积淀和传承了绵延不绝的乡村文化，绘就了多姿多彩的乡村田园生活的历史画卷，因此，村落是人们开展农耕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元，千千万万个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和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传统农村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急剧变迁和转型，传统农业被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现代农业所替代，农村经济发展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边缘化及文化本身的虚化，从而导致传统农耕文明失去根基。大量中青年农民进城务工、大批村庄的撤并以及大量农村学校的撤点并校，导致大量“空心村”的出现以及“村改居”的农村社区或拆迁安置、移民安置的集聚区的产生，由此乡村文化传承失去了最中坚的骨干力量、最新鲜的血液，使得原本依托村落而世代传承的悠久的乡村文化正面临着断裂和“失根”之痛，动摇着中华优秀文化的根基和传承创新载体[2]。为了适应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以及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3]。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指出：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重塑乡村文化生态，重塑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和田绿草青的居住环境，重现原生田园风光和原本乡情乡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本土人才，支持乡村文化能人。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培养一支懂文艺爱农村爱农民、专兼职相结合的农村文化工作队伍[4]。
一方面，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是有机统一、互为依托的。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5]，这意味着乡村建设重点在于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只有对农村传统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进行深入挖掘，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和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才能培育出良好、淳朴的家风民风。
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根本原则在于挖掘乡村文化的多元功能和价值。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5]，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发挥其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注重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生态价值，构建了山、水、林、地、人的有机融合，让人们得以回归传统田园生活。以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道德教化价值，形成了优良家风族训、乡规民约，可以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体验社区的和谐包容景象。可见，这些优秀文化经过挖掘开发和利用，能够发挥其形塑个体、凝聚人心、改善生活和增进审美的教化作用，在为现代都市生活找到精神归宿的同时，也尊重了乡村发展规律、激活了传统文化活力。
综上所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迫切需要通过重塑村落社区共同体，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更有效的空间载体以及组织人才支撑，探索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机制和路径，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在保护传承农村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坚持文化自觉①和文化自信，将农村文化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不断赋予新时代内涵，丰富其表现形式，从而为乡村振兴目标的整体实现提供精神文化保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
二、新时代加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迫切性及重要意义
(一)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对传统村落变迁以及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冲击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求得生存，几个人或一群人开始群居生活，结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氏族部落的“聚族而居”，形成了村落的雏形。正如埃弗里特·M·罗吉斯等认为：最初的社区可能是为防御外界天敌的侵犯而形成的，归属、地位以及依从是人类的需要动机，许多人居住在一个区域里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满足成员的归属与依从的动机需要[6]。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环境不断稳定，开始在不同地方根据各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村落形态。一般而言，村落(聚落、村庄)是指由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集中居住而形成的较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群体，常用作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村域)，包括自然村落(自然村)、行政村区域。在传统社会里，村落是指居民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区域共同体，具有地域广阔、社区结构简单、人口同质性较高和社会流动缓慢等特点[7]。长期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和村落形态与类型不断多元化，传统村落所承载的丰富多样化的文化资源蕴含于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并以其为载体更为清晰完整地传承延续。传统村落越来越呈现出集聚“惠及苍生”的农业生产价值、“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村落共同体的生活价值以及文化传承与教化价值等综合多元化价值[8]，成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的“活态博物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作为农村社会基本单元的村落也随之发生巨大变迁和转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以及大规模撤并村庄，传统村落的村域范围不断扩大且边界日益模糊，村民的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乡土熟人社会逐渐被“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空心村”、“原子化”的农村社区以及拆迁、移民安置的新型农村集聚区所取代。毋庸置疑，传统农村社会的转型发展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工业化、村落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对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的冲击和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以及大量农村学校的撤点并校，导致传统农业生产难以为继、只剩下大量留守老人独居生活的“空心村”以及农耕文化、村落共同体文化和民间信仰文化等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后继乏人、无所依托，乡村文化逐渐呈现出“荒漠化”之势。新世纪以来大规模的撤并村庄，导致原来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传统村落逐渐被“半熟人社会”的“多村一社区”的松散型农村社区所取代。城市的扩张和工业园区建设——大量拆迁城郊村或各类大型工程移民——将村民重新异地安置而形成的新型农村集聚区，成为类似于城市商品化居住区的“陌生人社区”。随着传统村落的变迁转型，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村民自治组织、合作性生产组织以及聚族而居和守望相助的村落共同体逐步解体，从村落精英到大量青壮年村民以及少年儿童离开农村进城经商、务工或求学，导致传统村落日益失去发展最具活力的主体力量。
本实验通过离子液体溶解的纤维素溶液，加入氯乙酰胺和Fe3O4制备具有明显磁效应的改性纤维素。考察了磁性纤维素对亚甲基蓝溶液的的吸附过程，研究了溶液pH值、吸附时间、溶液初始浓度和温度等因素对亚甲基蓝吸附效果的影响。
(二)新时代重塑村落社区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重要意义
重塑村落社区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指出，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4]。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该要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重新建设和塑造新型村落社区，最终目标是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广大村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此外，船宽还受制于闸宽约束，目前京杭运河全线共有19座主要通航船闸(见表5)，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的山东段和苏北段，浙江段仅1座三堡船闸，位于最南端连通钱塘江，不是影响运河全线通航能力的关键要素。同时分析尺度，山东和江苏船闸最大闸宽为23 m，明显大于船宽值，船舶过闸可通过合理的排闸调度方案提高闸室利用率，因此闸宽不作为最大船宽取值的限制条件。
(2)通过调动和发挥农村多元化组织与乡土人才优势，重塑区域化村域共同体的农村社区，荟萃、传承和创新区域化农村文化资源。对于那些撤并村后形成的“多村一社区”的“半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要立足其“区域相邻、历史沿承、文化相亲、人脉相连”的区域化农村文化资源，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和自治组织建设，实行区域化村域共同体治理模式[14]。充分发挥各村民小组、农民专业合作社、乡贤协会和老年协会等各类组织，充分调动和激励各类本土人才，开展自然村(村民小组)的特色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传承创新，活化利用其农村生态、生产、生活以及文化等多元化价值。通过加强中心村建设，促进村域范围内所共同拥有的乡村集体文化资源的荟萃、传承和重构，并通过开展丰富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建构和增强村域内各村民小组以及村民之间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实行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干部共管、事务共商、难题共解和发展共促，有效开展“多村一社区”的农村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创新。
重塑村落社区是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弘扬的牢固根基。为了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在于悠久厚重的乡村文化，“记得住乡愁”首先要留得住乡村，才能系得住乡愁。传统村落是承载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蕴含着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源、组织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面对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村落变迁转型以及农村文化建设带来的冲击，在乡村振兴中，必须要通过重塑村落社区，充分挖掘整理和传承创新农村文化资源，从而为有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本固基。
三、以重塑新型村落社区为载体，构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组织人才培育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因此，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科学精准地确定乡村振兴的对象，基于农村文化资源和多功能价值，因地制宜地重塑不同类型的村落社区，探索以重塑新型村落社区为载体，构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组织人才培育机制，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广大村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幸福的“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
综上所述，传统村落的“空心化”和松散的社区化导致村民自治难以有效实现，甚至陷于制度“空转”而难以“落地”，村民自治在农村治理过程中遭遇“失落”[9]，导致农村文化日益“荒漠化”，原本依托村落而世代承继的农村文化传承创新正面临着断裂和“离土化”之痛，从而影响着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因此，必须要立足于传统村落作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基础和载体及其所具有的多元化价值，通过深入分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变迁转型及其对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带来的冲击，探索分析以重塑村落社区为载体促进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组织人才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文化保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随着大量“空心村”“城中村”“园中村”以及政府撤并村而形成的“多村一社区”和农民安置小区的出现，原来自然村落的边界逐渐模糊，行政村(尤其是规模较大的行政村)的区域不断扩大，导致基层治理难度不断加大。为了加强农村社会的公共服务和有效治理，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0]，自此以“村改居”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在全国逐步推开。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11]。
(一)要完善党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乡村振兴及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组织领导体制和干部人才队伍保障
2019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 指出：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12]。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5]。因此，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现状，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加大在优秀青年农民中发展党员力度，着力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和残联等群团组织的优势和力量，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等积极作用，积极参与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活动中，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性力量。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发挥村级各类组织作用。理清村级各类组织功能定位，实现各类基层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责、有人办事、有章理事。村民委员会要履行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功能，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发挥在村务决策和公开、财产管理、工程项目建设、惠农政策措施落实等事项上的监督作用。强化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发挥在管理集体资产、合理开发集体资源、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作用。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服务农民、树立新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12]。因此，针对不同的传统村落和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要因地制宜地引导、激活和建立健全各类村级组织，激励多元主体共建和谐互助的综合性村落社区，为乡村振兴及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组织平台和人才基础。
(二)引导、激活和建立健全各类村级组织，激励多元主体共建和谐互助的综合性村落社区，为乡村振兴及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组织平台和人才基础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5]。因此，要加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培养、配备、管理和使用，全面提升“三农”干部队伍能力和水平，从而为乡村振兴及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组织保障和完善干部人才队伍的领导机制。同时，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鼓励吸引和支持激励有情怀、有担当的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和技能人才等投身于乡村建设，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促进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一）发病情况 垫江县某镇养殖户饲养了2 000只种鸭，在小河边(河中的水质较差)、树林中放养，大部份种鸭开始产蛋。10月中下旬陆续有种鸭发病，曾用鸭瘟疫苗免疫注射过，用氟哌酸治疗，效果不明显，先后共死亡220只，死亡率为11%；附近农户圈舍饲喂有鹅，鸡未发病。
(1)通过激活农村传统组织人才资源，重塑农村生产生活综合性的村落社区，传承创新传统农村文化资源。对于那些依然适合农耕生产生活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传统村落，通过引导和激活村民自治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传统宗族性组织和老年协会等各类组织，充分调动和激励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族长、乡村精英、新乡贤、新型职业农民以及返乡“新农人”等各类乡村本土人才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开展包括农耕生产文化资源、农村生活习俗以及农村民间信仰文化资源等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传承创新，有效开展乡村治理，探索保护利用和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多元化价值的有效途径[13]。
重塑村落社区是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基本场域和重要途径。农村文化是村民在长期农耕生产生活的村落共同体中积淀形成的文化，传统村落是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基本场域，农耕文化就是在村落中孕育、形成并得以传承和延续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5]。因此，针对当前大量“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空心村”、“半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以及“陌生人社会”的新型农村集聚区等出现的农村文化“荒漠化”“离土化”以及“失根化”等问题，必须要通过重塑村落社区，为农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重培沃土、重塑根基，通过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以及开展移风易俗行动，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建设农民精神家园，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文化保障。
(三)通过建立健全各类新型社会组织和动员社区内外部多种力量，重塑共融互助的新型生活型社区共同体，为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新型场域和载体
对于那些因拆迁安置、移民安置等原因而形成的“陌生人社会”的新型农村集聚区，要通过建立健全社区自治组织、融合性社会组织和文化娱乐组织等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动员社区党员干部、老教师、新乡贤、社区社会工作者和文化爱好志愿者等，挖掘整理和传承各自原来村落社区和现在居住地的物质文化资源、组织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促进不同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融合，并积极营造和创新社区共同体文化、社区归属感以及共同的精神家园，促进多元主体共融共建新型社区，有效开展生活型社区共同体治理，为乡村振兴及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提供新型场域和载体。
批判性思维是指对所学东西的真实性、精确性、性质与价值进行个人的判断，从而对做什么和相信什么作出合理决策。在科学实验、探究活动中，应用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训练，会引导学生更加强调合乎规范地获取证据，评价证据，并运用证据和逻辑去质疑、辩论；更加关注科学家基于新证据提出的新的假设，关注证据到结论的推理逻辑；在阐述理论、观点、规律时，呈现更为完整的论证过程。
注释：
由于沙沟泥石流以往没有监测资料，在现状调查基础上采用查表法确定重度，本次泥石流重度的取值为1.786 t/m3。
基尔克认为，团体法乃是规范有组织的全体成员之法，“主要调整团体内部关系，在团体、团体成员及团体机关之间即团体内部发生效力，对团体外部人不产生约束力”[3]。农村集体与集体成员的关系，实质上属于团体与团体成员的关系，应当遵循团体法的基本逻辑。
①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势,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参见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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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3-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8ZDA118).
作者简介： 鲁可荣，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699.2019.04.009
[责任编辑 周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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