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的三大误区_经济学论文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的三大误区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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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何秉孟在《领导参阅》2001年第9期上撰文指出,我国经济学近年来存在三个误区。

误区之一:所谓“知识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从严肃的经济学的角度看,显然欠科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任何一个范畴、概念的确立,都应经过严密论证,符合经济规律。马克思曾将“资本的有机构成”的高低,也即资本的技术含量、智力密集程度作为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正是“资本的有机构成”这一范畴或概念,深刻地揭示了知识、智力,从而科学技术只有融入实体经济或装备物质生产部门,才能形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才能产生现实的经济效益。我们常说要抓好科研成果的转化,也就是这个道理。因此,那种独立于实体经济或物质生产部门(企业)之外,正在开成一个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并存的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甚至“知识经济时代”的说法,在经济学意义上未必严肃。

还有的人认为,虽然不可能在实体经济之外存在什么社会经济形态意义上的“知识经济”,但鉴于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高新技术产业意义上的“知识经济”不是不可能的。笔者以为,即使在高新技术产业意义上的“知识经济”,仍然值得商榷。由于人的认识、人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知识”、“高新技术”均具有相对性。今天可以称为“知识”或“高新技术”的东西,到明天就会变成“常识”或“通用技术”;换言之,今天被人们视为“常识”或“通用技术”的东西,昨天往往是“知识”或“高新技术”。今天被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以互联网形式出现的信息通讯技术,虽然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还有发展的较大空间,但“高新技术”的桂冠眼看就有被纳米技术、基因技术产业所夺走!如果说,“高新技术”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知识经济”最迟已于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过程是无止境的,“知识”同“常识”、“高新技术”同“通用技术”之更替没有穷尽。那么又是否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知识经济”也无穷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知识经济”或“知识经济时代”的概念和范畴,在经济学上又有什么意义?

误区之二:所谓“新经济”

所谓“新经济”,其要点大致有三:其一,是对90年代美国所谓“破纪录的扩张”的经济现象的一种描述或概括;其二,在狭义上指由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的互联网及与其相关联的高新技术产业;其三,在广义上指因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的提升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化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对于“新经济”的上述说法,即使在美国也没有取得广泛的认同。最初的炒作者,是一帮在网上淘金的年轻人;两、三年之后,克林顿等政要亲自出马,接过“新经济”旗帜,试图进一步加温。同上述两类人相对应,美国严肃的经济学者似乎冷静得多。据我国有的学者考察,直到2000年美国出版的权威经济学教科书尚不见“新经济”的提法,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使用者也不多见。相反,置疑者却不少。

令人困惑的是,对于这样一个连在美国经济学界都遭际冷落的不伦不类的说法,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似乎倾注了过多的热情。据笔者了解,我国学界上述对于“新经济”的包装,已经大大超过了发明者美国的炒家们。真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我们不妨进一步推论一下,如果美国的经济模式果真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岂不就可以“万岁”了?

对于有关“新经济”的炒作,历史已经、并还将进一步作出回答。就在克林顿去年4月5日召开“白宫新经济会议”不久,因经营实绩不佳、完全靠炒作哄抬起来的网络股市一落千丈,至是年底,纳斯达克指数从当年3月10日5048点的高峰直泻至2600点左右,到今年2月底跌破2300点,逼近2200点。不到一年,缩水50%多。随着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的破灭,众多的网络公司纷纷破产。互联网作为一种高科技通讯技术,它只有同实体经济、以至同传统产业相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新的生产力;那种以为在互联网上做一个漂亮网页,便可创造无穷财富和效益,形成所谓“网络经济”,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不过是神话而已。如果说,网络公司的悲惨结局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新经济”的乖蹇命运的话,那么,近一个时期的美国经济虽经美国当局及美联储的强力干预,仍然义无反顾地滑向萧条(据美国经济周期性研究协会近日发布的报告称:运用格林斯潘的前经济学老师吉尔佛瑞·摩尔发明的“周前导指数”分析有关数据,美国经济在去年的后半年中已进入萧条),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法则并没有改写!

误区之三: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

近一、二十年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与交往日益密切,世界性市场包括世界性金融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人们将这种趋势称之为经济全球化趋势。认同经济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开放。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提法,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失误:

其一,过份看重了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与依存,忽略甚至掩饰了各国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与斗争。诚然,随着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各国在经济上确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但这种依存不可能取代、消解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与斗争,正如资本主义的垄断不可能取代竞争一样。以经济上共同言语最多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例,美日之间、美欧之间在经济上的较量什么时候停止过,它们动不动就对薄公堂。欧洲诸国组成共同体,决不是为着强化欧洲与美、日在经济上互相“依存”、“依赖”的一面,而是为了增强自己与美、日竞争的实力。至于西方发达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上更是强肉强食,无所谓“一体化”可言。在当今的世界市场上,游戏规则大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炮制的,只会有利于他们自己。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人。再加上经济处于弱势地位,其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时刻面临遭受冲击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短短10年之内,在发展中国家,先后发生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而且,这些金融危机往往都有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兴风作浪的背景。可见,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全球经济一体化”。

其二,只看到了交换中的经济联系,忽略了经济体制方面的根本差异与对立。分析经济问题,不能只着手于交换这种现象,更要研究所有制、分配关系。较之前者,后者更能反映本质。我们知道,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调整与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就世界范围而言,这种调整与改革大致沿着两条相反的线在操作: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先后加强了计划调节,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两者都力图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80年代末,学术界有的人归纳出“趋同论”,依据盖源于此。这种“趋同”,是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上做文章,也即是说,是在经济调节手段上做文章,并不涉及经济制度。调节手段的趋同,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强化了全球化趋势,但不能舒缓,更不可能抹杀社会主义公有制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对立。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可能要延续一个世纪、两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期。从目前看,由于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处于优质。可以预料,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种态势不会改变;在这个时期内社会主义不仅面临和平竞争、“和平演变”的压力,更面临武装侵略、武装颠覆的危险。1999年的科索沃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谈论什么“全球经济一体化”,谈论什么“融入国际经济主流”,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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