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置的议题：西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得与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议题论文,中国论文,得与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为蓬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其传播范围和深入人心的程度甚至超过民主制度与共和观念。20世纪上半叶，崛起大国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曾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导致民族主义概念在深受其害的西方世界沦为意识形态上的“贱民”。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期间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情绪、中日之间围绕岛屿问题螺旋上升的紧张关系、南海诸国的明争暗斗和中方的不妥协姿态，均以不同方式传递出民族主义的强烈信号，这些代表着中国崛起姿态的“民族主义”事件引发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国家身份与发展战略的密切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探讨，其间不乏激烈的观点之争。大量文献指出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愈演愈烈，并试图从历史记忆、政治动员、对外关系等不同角度寻找其源头。其间重量级的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转向多有论述，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对华决策。① 遗憾的是，围绕这一议题所展开的深入讨论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充分回应，其研究成果也较少进入国内的政策辩论。90年代以来，对西方民族主义的总体理论及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介绍的中文著作时有发表，但具体到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文献的回顾与研判却出现了大块“留白”。②2000年至今，主要学术期刊刊登的此类综述寥寥无几，涵盖的内容也较为有限。③而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政治学以外的学科。④鉴于该议题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笔者认为，这种“留白”不利于下一阶段围绕中国崛起、地区秩序和权力转移等关键问题展开的国内政策辩论与国际战略对话。为了更好地把握西方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路，为未来研究议程的设置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本文将整体回顾西方研究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路径与框架，探讨利弊，总结经验，以期推动中西之间就该问题展开更全面、更深入的学术讨论。 从相关文献的规模和质量来看，西方学术界试图理解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目前的研究路径存在两个明显缺陷，影响了学术共同体对相关议题的分析和理解能力：一是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认识论冲突割裂了国家与社会的联结，形成两组互相孤立的变量；二是提出问题角度的偏离，急于“下判断”而不是“找原因”，将复杂问题过度简化。在更深的层次上，前者反映出西方看待中国事务的注意力过度集中在“政治体制”与“合法性”问题上，造成分析框架单一，变量选择范围狭窄；后者则呈现了西方政策研究界在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类别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极易导致对中国内外政策的脸谱化解读。在本文中，作者将就上述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并进一步讨论多学科背景和跨学科合作对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意义。 一、“原生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对立 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在认识论上存在严重的对立。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长期存在两种路径：“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前者将民族看成是基于稳定内部认同的、长期存在的绝对实体。⑤绝对的原生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的根源是内嵌于人类社会当中的原始依存，如奥布莱恩认为民族主义是基于人性的自然需求，因而是一种不会轻易消失的力量。无论政治经济生活怎样改变，民族主义将以积极或消极的形态与人类社会长期共存。⑥比奥布莱恩的“人性论”影响更加深远的是温和版的“原生主义”，即“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族群—象征主义”着重强调民族和民族情感的古老特征以及过去对当下的重要意义，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当属民族主义研究的领军人物安东尼·史密斯。⑦ 与之相反，工具主义者认为民族是现代或者说现代性的产物。然而，这一派别内部对民族作为一种族群—文化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这一问题亦有争论。现代主义者认为，民族是真实的存在，但仅仅存在于现代的语境下。⑧在其名著《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厄内斯特·盖尔纳提出，人性没有为民族主义提供任何深刻的心理基础。民族是上帝划分人群的自然方式这种认知是历史的幻觉，不存在所谓“根本的政治宿命”。⑨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在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出现的现象，民族语言的形成就是佐证。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如果脱离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识字率的提高以及普通人受教育的普及，标准的民族语言是不可能出现的。⑩ 现代主义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和民族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强大。(11)卡尔·多伊奇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民族主义与社会沟通》一书中最先提出了这一理论。多伊奇及其支持者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传播体系塑造了现代式的民族认同，这些系统承载着精英阶层的观念与利益，穿越广阔的领土影响数量庞大的民众。(12)之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多伊奇的思路发扬光大，他强调报纸和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现代民族实际上是“想象的共同体”。(13)安德森发现，在最终发展出民族认同的人类社会中，知识阶层的出现往往先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上述原生主义与工具主义的争论在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民族主义究竟是具有稳定认同基础的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还是由精英操纵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这一问题一直是该领域争论的焦点。原生主义学派的研究者认为，民族主义不是近现代以来才在中国出现的，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兴民族颇为不同。汉学家杜赞奇明确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起源于古代，并在王朝更替中不断演变。(14)葛小伟虽然不赞同对中国民族主义做如此具象的解读，但他也认为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表现出的“新民族主义”并非缺乏实际内容的政治狂热，这种“反西方”的民族情绪深植于近代史上的“百年国耻”，同时也是对民族认同的强烈表达。(15)概括起来可以说，西方的入侵是中国从文化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触媒，也是中国民族主义自始至终的斗争对象，这种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不乏支持者。 奥维尔·谢尔对“百年国耻”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联有更加细致的论述。他同意葛小伟的观点，即中国自鸦片战争起在西方列强手中所遭受的种种“耻辱”是塑造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最重要的一环。但他认为不仅如此，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转向当中，日本扮演了十分特殊的角色。日本成功现代化并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的精英和民众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要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的渗透与殖民。历史上，日本一直是朝贡体系边缘的“化外之邦”，在政治和文化上无足轻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迅速而意外的崛起颠覆了长期存在的东亚等级秩序，而西方原本就不存在于这套秩序当中，这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首要斗争目标。(16) 然而，与工具主义的分析路径相比，原生主义的看法在目前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学术讨论中并不占据主流。工具主义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被执政党用来拯救甚至替代日益衰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派学者数量上的优势导致西方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理解过于偏重其工具性，即执政党有计划地动员民族主义作为维持一党专政合法性的工具，并借此稳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动荡。柯庆生曾尖锐地指出，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共产主义”了，所以必须更加“中国”。(17)与此相似，郑永年也认为，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是因为执政党在政治上出现了新的需求。“文革”结束以后，对政治合法性的追求已经替代外部威胁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新的支撑点。换句话说，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因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18)在这一点上，赵穗生也持同样的理解，他认为，鉴于共产主义已经丧失吸引力，中国迫切需要能在动荡的转型时期凝聚国家、整合社会的力量。(19)因此，他将民族主义看成一项由国家主导的、以实用主义为纲的政治工程，目的是在政治体制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保持大众对执政党的信心。(20)无独有偶，在对中国民族主义内源性的认识和理解上，深谙中国政党政治内在动力的艾伦·怀廷指出，中国民族主义会是自信的、自负的还是具有侵略性的，这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对自身脆弱性的认知以及高层的派系斗争。(21) 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在现有文献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有力地揭示了当代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工具”的某些重要特征。但是，工具主义的论述主要从党国体制和政治动员等方面寻找自变量，这样一来就把中国民族主义理解成不仅以党国为起点，也以党国为终点。针对这种分析路径的局限性，英国学者威廉姆·卡拉汉直率地批评道： 最近一段时期对中国外交政策所进行的研究——不论是英文文献还是中文文献——经常将“新民族主义”与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不幸的是，围绕中国民族主义展开的许多讨论都在用非常狭窄的、自上而下的观点来看待民族身份和认同政治，从而将民族主义等同于官方民族主义，也就是国家主义。(22) 幸运的是，过分强调政治操控的倾向因为部分学者所进行的去工具化研究而得到了小范围的纠正。这部分学者重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多维互动，对民众在民族主义这一社会思潮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给予了公平的考量。从事比较研究的何忆南将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理论视角结合在一起，集中讨论了中国大众民族主义中的反日情绪，尤其强调人民群众在这种社会思潮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上述国家动员的观点截然不同，何忆南指出，至今没有证据证明民间反日情绪是官方操纵的结果。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扭曲的，新中国长期坚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确塑造了中国人民对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而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也的确扎根于这些集体记忆之中。然而，在官方的种种行为之外，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其他知识分子也都参与了这一过程。精英的论述被草根阶层接纳并发挥着持久的建构力量，导致民间反日情绪经久不衰。(23)综合两种被人为对立的分析路径，何忆南有效地展示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各个变量如何互动以推进或者阻碍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过程。令人遗憾的是，此类努力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当中尚不多见，为今后的议题设置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与上述争论有关的文献不胜枚举，但通过以上的简短回顾我们不难看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路径的特点。前者强调历史的创伤与民众的身份认同对唤起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作用，后者突出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灌输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这两个貌似对立的阵营看到的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对于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而言都是真实存在的。不存在纯粹“自发”的、完全不受由国家参与甚至主导的文化再生产以及身份建构等政治行为影响的民族主义，也不存在纯粹由国家或者政党“制造”出来的、缺少社会政治现实与之相呼应的民族主义。过分强调官方和民间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以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之间的对立，严重削弱了双方对所研究问题的解释能力。工具主义者倾向于讨论与党国体制有关的结构性因素，因而高估了国家对社会的掌控能力；原生主义者则容易陷入历史主义的陷阱，过分强调过去的历史对现时政治的影响，甚至用过去来解释现在，不重视当下的社会经济变量，例如现代化对传统家族结构的瓦解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对公众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这些因素在过去三十年间不仅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而且深刻参与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对历史和文化的过分关注导致了原生主义变量选择的局限性，从而影响了其结论的深度。 综上所述，由于认识论冲突和路径对立的长期存在，西方学界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没有充分重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双向互动，其研究假设中的变量选择被圈定在历史记忆和国家行为两个狭窄的领域，因而对民族主义在集体和个体两个层面上是如何发生的这一关键问题缺乏深入理解。这种缺憾又因为相关领域的学者——尤其是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性质”问题的错误发问而进一步加剧。 二、对“性质”问题的错误发问 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性质”这个似是而非的核心问题展开的。中国民族主义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其本质又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们使用了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限定词：自信的、武断的、现实政治的、好战的、防御式的、反应式的、肤浅的、自负的、反西方的、实用主义的，等等。(24)用艾伦·卡尔森的话说，中国观察家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定义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国特色”。(25)相比之下，着眼于挖掘中国民族主义的多重内涵及其复杂源头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卡尔森将这种现象称为“命名工程”，意思是用单一的标签来为中国民族主义进行分类。他认为，这一“工程”提供了民族身份建构、对外政策制定等相关领域的大量经验材料，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26)但是，各种类别框架常常将中国民族主义描画成静止的、不具备时间性的意识形态存在，从而掩盖了民族主义在现象学上的复杂性和与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保持常态互动的特征。 学界人士与政策制定者们都急于抓住中国民族主义的“属性”，这并非偶然。众所周知，民族主义的泛滥极易导致一国采取激进的外交策略，进而引发重大的军事冲突，20世纪的人类历史以过分惨重的代价确立了这一普遍“共识”。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民族主义的风向标不仅关乎中国国内的政治进程，更关乎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弄清中国民族主义的“属性”或者说“实质”，在现实政治层面具有相当程度的紧迫性，其意义远远超出学术探讨本身的范畴。然而，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疑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却是“错置的议题”，其原因在于民族主义概念本身是一种“浮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也称作empty signifier)。 “浮动的能指”本身并不承载一成不变的内容和意义，它可以吸收千差万别的意识形态、道德信仰和政治目标，并将其统合在一起，因而具有超强的可锻性。其创造者、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浮动的能指”具备一种特殊的潜能，它“在不同的对象看来意味着不同的含义，它能够代表众多甚至任何一种所指，其含义随解读者的愿望而定”。正因如此，“浮动的能指”可以包含相互冲突的原则和目标而不出现分裂。(27)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曾指出：“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候却具备最大的影响力。例如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之类，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连篇累牍的专著也不足以明确其所指。然而，区区几个词语却有着神奇的能量，仿佛是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人们潜意识层面的各种抱负以及将其付诸实施的希望，都被其集于一身。”(28)根据埃内斯托·拉克劳的阐释，此类概念能够使平行的意向之间保持内在的连贯并且具备绝对的开放性。(29)“浮动的能指”不存在可以明确表述的意义系统，因为“确凿”意味着“有限性”，与此类概念的初衷相悖。一个“浮动的能指”必须足够抽象和机动，能够向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在给定的情境下，它必须能够提供具体清晰的含义，并且可以根据形式的改变而随时进行调整，一旦调整失败将可能导致社会共识的断裂。因此，“浮动的能指”不等于模棱两可，在具体的情境下，它必须传递具体的含义，绝对“浮动”的能指是不可持续的。(30) 针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浮动性”，英国政治哲学家安德鲁·文森特有精辟的论述：“民族主义从出现在欧洲政治语汇中的第一天起就寄生在其他的主体意识形态之上，以此获得意义或产生影响。……民族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的结合完全是依情势而定的。”(31)因此，诘问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是自信的还是自负的，不可能得到唯一确定的答案。这种发问方式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因为“浮动的能指”不具备统一、静态的偏好，在单一的时间节点上也可能展现出复杂或者矛盾的特征。下面我将举例说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当中存在的“属性思维”，并进一步剖析这种思维的利弊，尝试给出改进意见。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之时，艾伦·怀廷就已经观察到，中国领导层的外交政策制定出现了重大转变，其特征可以被概括为“武断”的民族主义。(32)他引用了胡耀邦和邓小平两位中国领导人在党的十二大上的发言作为佐证。胡和邓都强调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并表示绝不容忍损害民族尊严与国家利益的行为。怀廷在三十年前提出的观点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如今仍不断出现在政府发言人和官方媒体的语汇当中，而抗击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则贯穿新中国建设的始终，并没有因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开放而有所放松。 然而，独立自主和反对干涉主义不仅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治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脱离了这个知识背景，中国民族主义将会被当做“特殊现象”加以对待。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来，中国问题专家很少从民族主义的总体理论当中汲取养分，也鲜有以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作为参考系来展开比较研究的努力。正如卡尔森指出，该问题的研究者倾向于将他们的工作孤立于民族主义大学科的主体舞台之外，尽管提出了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却无法利用中国研究以外的丰富文献，无法印证此前各种理论研究所提出的假设，也无法与该领域的其他研究成果进行对话。(33)时至今日，我们对中国作为民族主义现象的一个具体案例在世界民族主义的复杂坐标系中处于何种位置仍然知之甚少。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探索重经验事实的分析整理而轻比较研究视野下的理论建设，这使得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成了世界民族主义研究当中的“海外孤岛”。 与怀廷同时代的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最恰当的概括应当是“自信”。奥克森伯格指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程度并不亚于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所信奉的民族主义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的意识形态狂热、尖刻的政治修辞以及毛式的无端攻击都已成为过去。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反映的是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长期信心，这提高了新一代政治家在外交领域的自信。(34)在奥克森伯格看来，中国新时期的民族主义温和且具有耐心，中国民众深信，通过学习外国经验和科学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必将重获往日的辉煌。这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民族主义，其意志坚定而不可动摇，虽然在战术上灵活机动、战略上小心翼翼，但独立自主、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的目标却是根深蒂固的。(35)经济繁荣增强民族自信心，奥克森伯格的观点十分具有代表性，不少中国观察家认同他的这一看法，虽然其中有很多人对中国民族主义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抗性表示警惕。 中国从一个意识形态狂热的落后国家逐步过渡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理性国家，这种趋势在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当中有充分体现。但是，在中国逐步获得自信的三十几年间，中日关系甚至中美关系都遭遇了短暂或持续的寒冰期，而中国与个别周边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剑拔弩张的正面对抗。中日关系的紧张感并没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而有所缓解，而中国的不断崛起更促动美国出台重返亚太战略。只关注中国民族主义“自信”的一面无法解释现实政治的走向。中国在领土、领海问题上的不妥协姿态是充分自信还是高度敏感，也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与探讨。怀廷和奥克森伯格都注意到了中国民族主义在经济建设时期的某些新特征，并围绕着各自重视的特征收集了大量的证据，但是，他们对这些特征的处理是“标签化”的，而标签与标签之间的重叠与矛盾显而易见。 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更加深入。美国学者雷光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始终同“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战略思维交织在一起，将“与国家权力和地缘政治有关的现实主义理念包裹在民族主义的外衣之下”。(36)他指出，中国“现实政治式”的民族主义以权力政治为内容——尽管不仅限于权力政治，其目的是保存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而不是恢复中华帝国的往日荣耀。(37)雷光的观点洞见了当代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现实主义的深层次契合，但是这种视角对民族主义动因的理解过于褊狭。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爆发的大规模民族主义事件——海外华人自发保护火炬传递、国内多城市抵制家乐福以及网络上大规模的“爱国心”运动——具有明显的非现实政治特征。拉萨“3.14事件”本身以及西方国家借机在西藏问题上所提出的种种尖锐批评并没有在国内引起超出事件本身的社会反响，只有当部分国家宣布抵制奥运会以及火炬在欧洲和北美的传递受阻之后，华人世界的民族主义动员才全面展开。以“现实政治”的眼光来看，“3.14事件”和干涉主义对中国主权完整所构成的威胁要远远大于一两个国家的首脑是否有兴趣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但民族情绪对后者的反应却是近乎井喷式的。 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奥运会的举办看成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现代化成就、赢得民族尊严的重要契机，挑战这种意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超出了各方的估计。中国自清末以来一直存在强烈的“地位焦虑”，导致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对“尊严”问题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利益”。萧功秦曾说，大国国民总是受到伟大幻想的引诱，将广阔领土和众多人口看成是优于其他民族的象征。(38)这种优越感即便在国破家亡的年代也没有从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完全消失。笔者同意雷光教授的观点，中国现阶段所追求的民族复兴与恢复封建王朝时代的“中央帝国”截然不同，中国崛起的目标也绝对不是重建朝贡体系。但是，近代以前的辉煌始终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一个隐晦的参照物，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当中为祖国赢得尊严与地位的成分远远超出“现实政治”的论证范畴。 综上所述，缘木求鱼的“命名工程”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国际社会尤其是主导国家及其盟友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是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企图在哪些方面修正目前的国际秩序，以及中国崛起是否会引发冲突与危机。此类关切具有显而易见的正当性，而这些问题也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与中国研究的核心议题。然而，“民族主义”的多面性和浮动性决定了定义其单一“属性”是困难的，甚至是错误的。专注于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不探讨其“内容”，极大地妨碍了研究者们对经验事实的全面考量。针对这一问题，卡尔森在2009年的综述性文章中也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为了证明其所指类别的正确性，研究者们不得不以牺牲论证的合理性为代价，通过裁剪事实或筛选证据来支持其观点。(39) 研究者们应该认识到，同样的利益诉求既可以表现为防御式的，也可以表现为进攻式的，其最终形式不仅取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还取决于问题发生当时的具体情境。同样是领土问题，中国在黑瞎子岛的勘界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克制放在钓鱼岛问题上是不可想象的。笔者反复强调民族主义的“浮动性”并非否认其指示战略意图的作用，民族主义的风向标始终是观察中国战略动向的重要窗口。但是，是什么在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方面)？这些利益诉求多大程度上可能会与当下的国际秩序发生冲突？中国又是否会根据国际社会的反应——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来调整其利益偏好？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能通过对中国民族主义进行孤立的“定性”来完成，真正能够指示中国战略意图的是民族主义的内容及其生成机制。 三、表面问题与深层思维 毋庸置疑，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在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现有的研究框架将视野局限在有限的几个变量之上，与现当代民族主义理论所提供的丰富视角产生了鲜明对比。变量选择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分析结论的趋同，西方世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解存在标准化陈述，诚如雷光所指出： 历史上的强大富庶和卓越的文化成就让中国人深以为傲。19世纪之后西方和日本的侵略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留下耻辱的烙印，也激励了他们为改革政治体制而不懈奋斗。这一切努力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国民族主义是国家主导的，以反西方和对国耻极度敏感为特征；中国正试图通过成为一流大国而重现历史的荣耀。(40) 从上述命题可以看出，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标准化”解读重视历史，轻视当下；强调精英操控，忽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这种主流认知虽然部分揭示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成因，但其过于宏观的视角无法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和多层次的解释变量。民族主义尤其是大众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民众对政治和文化归属感的理解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复杂联系，而这些因素在目前的框架下是严重缺位的。其次，现有的分析路径过分强调政治力量的动员和塑造，忽视个体的认知与选择。不管多么深厚、多么发达，历史和文化必须要在当代人身上发生作用才能够体现为具体形式的话语和诉求，因此民族主义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存在继承和再生产的问题，而在此过程中，个人选择和时代背景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自变量或干扰变量。 受“原生主义”与“工具主义”之争的影响，该领域的研究者将大量精力用来讨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不是或者多大程度上是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灌输的产物。这一问题的潜在关切有两点：第一，中国民族主义是不是“真”的？第二，中国民族主义是不是政府维持现有体制的工具？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伪问题，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带有不同程度的建构色彩，它的存在是人的因素(如精英的文化生产、宗教的知识传播)和非人的因素(如自然地理环境、交通通讯条件)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真实性”的问题上，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一个重要的观察：很多看上去古老的传统其实是在较近的历史年代才被“创造”出来的，文化精英时常用“作假”的方式来填补甚至改写本民族的文明历程。(41)然而，一旦这些“古老传统”被大众接纳便成为“真实”的存在，它们在民族身份的建构和延续中所发挥的作用甚至与真实的历史无异。现代民族主义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成分，人们可以从内容、程度和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来区分民族主义，但很难做真伪之辩。就好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不真实”并不意味着它们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共同体验是虚假的。 就研究主体而言，西方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群体按照知识背景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国际关系学者和中国研究学者。国关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分析路径体现了国际关系学科整体的优势和劣势。其优势是重视中国与国际体系——不管是体系的参与者还是体系的规则本身——之间的互动，能将民族主义现象置于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考量，注重民族主义的“外部性”，劣势是经常对国内政治部分进行“黑箱化”处理，不深究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或将成因假定为几点平常的结论：第一，中国国力增长导致自信心的普遍上升；第二，近代史上长期遭受外敌入侵，形成了特殊的历史记忆；第三，9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官方媒体和教育机构向民众系统性地灌输爱国主义与仇外思想，以填补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真空、维持政治稳定。在中国崛起是否会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导致冲突与战争这个问题上，国际关系学者迫切想要得出可供政策制定团体参考利用的简化结论。因为存在这种以政策研究为导向的实用主义，该领域的学者倾向于依赖固有的分析框架，对框架之外的变量缺少兴趣，很少将探针深入中国社会内部触及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此类研究往往聚焦于领导人和国家机器，把政府的对外行为和官方言论看成中国民族主义的风向标，将具体条件下的国家政策等同于中国民族主义的长期诉求。 与外交政策分析不同，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更关注国内政治进程，对国际关系层面的变量较少涉猎，容易忽略中国民族主义的外源性。但是，由于分析层次更加丰富，研究设计更为立体，中国研究学者对国内多重变量的把握要优于国关学者。此外，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议题，涉及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甚至哲学等复杂的知识领域，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跨学科研究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在这方面，中国研究学者因具备较为立体的知识结构而展现出理论和方法上的优势。 然而，不管分属哪个学科领域，不管依靠何种理论或方法，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共同的思维倾向，而这些深层次的思维惯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该领域的议程设置。 首先，民族主义的“污名化”。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虽然是现代国际体系的支柱性原则，但是在二战之后，民族主义长期不被政治哲学研究所重视，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苏东剧变、中东欧地区民族国家倍增才有所改变。此外，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先导的民主制度在历史上遭遇的两个主要挑战者即德国和日本都经历过极端民族主义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代价使得“民族主义”成为众矢之的。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战后政治气氛中，民族主义被西方世界视为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不良分子”，常常使人联想起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思想，是相当负面的一个字眼。(42)不仅主流精英尽量避免使用民族主义式的语汇，就连普通人也会因为表达了带有明显民族主义色彩的观点而自觉尴尬。这种定位导致了一个隐性后果：西方学者在讨论任何民族主义事件的同时，都带着本能的警惕甚至是反对。虽然很多研究者明确指出民族主义在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在反对压迫和殖民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但是对其非民主、非理性的政治后果仍多有批判。大力支持民族主义的声音很难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共鸣。 其次，民族主义与政体挂钩。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考察政治制度的经济社会后果。就变量类型而言，政治制度应当属于连续变量。但是，目前的研究议程经常将其简化为民主与非民主两分的类别变量，这使得政治制度研究突出地表现为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差异的对比。民主国家被作为基准线来衡量威权体制的缺陷和弱点，对威权制度下表现出来的有别于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西方研究者会首先乃至主要从政体差异的角度来寻找自变量。具体到中国问题上，美国知识界长期存在一种假设，如果中国的“一党专政”持续下去，那么它所采取的政策势必与美国利益相左。相反，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美的思维方式将更加接近，中国的外交路线会更加契合美国的需求。受这种习惯性“共识”的影响，西方政治学家很容易将民族主义推动下的内外政策与中国的政权类型联系在一起。(43) 再次，西方学者倾向于将中国民族主义看成是内生的。少数重视主体间互动的研究也主要将目光集中在中国的行为和言论如何引起外部世界的不安，而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以何种方式影响中国则缺少关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冲突”不应该被肤浅地理解成是相关国家的“错误政策”或者民族主义情绪导致的。这些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规范的深层次问题，如战后秩序中民族自决原则的革命性与国际体系的稳定偏好之间的持续摩擦，(44)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的不相容，(45)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争论。(46)厘清这些矛盾，才能够真正做到在国际秩序的大背景下理解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内外诉求。 作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只有很少成分是对西方实力的忌惮。相反，改革开放影响下的中国人民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工业化成果抱有深刻而真实的羡慕之情。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和德国，成为境外旅游消费最多的国家；(47)2007年之后，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出现井喷式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截至2013年，中国的出国留学总人数已达305.86万人，而留学的目标国主要是英美国家；(48)不管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如何紧张，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品牌——小到化妆品大到汽车——始终信赖有加，“抵制日货”虽然在历次反日行动中都获得了高人气，但从未成为具有长期影响力的经济主张。这些基本的社会现实反映出，中国民众对发达国家的整体感观是正面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压力点主要不是西方的实力，而是西方的行事方式。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在《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华盛顿对待人权问题的方式在中国国内遭到普遍厌恶，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连最致力于民主化的人士都憎恨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49)因此，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应该引入更加细致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防止“反美”、“反日”等口号式概念掩盖民族主义的实质诉求，重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以及互动背后的规范与原则，将分析层次从国家单元上升到国家间和国际体系。 由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生成逻辑存在认识角度的偏颇，研究该议题的西方学者经常将注意力集中到三个群体身上：政治领导人、活跃的爱国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通常是少数民族)。相对于中国复杂的人口构成，这三个群体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光谱上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在历次反日游行中捣毁日本车的愤青虽然具有超高的媒体曝光率和网络关注度，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态度代表了主流民意，也不意味着他们的表达方式被大部分人所认同。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出现的各种偏差并不仅仅是研究设计与理论应用的问题，在更深的层次上，它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在政治道德、国际秩序甚至公平、正义等基本概念上的思维差异。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给今后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正因如此，从哲学和理论层面寻找差异形成的根源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谋求共存之道变得十分迫切，这项工作的意义大大超出提高对民族主义这一具体问题的研究能力本身。 四、未来议程：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民族主义是现代国际体系的构成性力量。苏格兰独立运动、加泰罗尼亚分离运动等充分说明，即便在成熟的主权国家，民族问题也依然存在。对于独立时间尚短、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国家而言，民族主义及其统率的内外秩序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着复杂而重要的作用：它力图打破国内的种族、阶级和文化壁垒，制造均质的、可流动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共同市场的成长和公民权的普及；它尝试以有益于本国国民的条件加入国际竞争并在国际社会中保持本民族的荣誉与尊严。不可否认，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经常带有相当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会阻碍改革创新，甚至穷兵黩武，导致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的倒退。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需要正视民族主义对现代政治形态和国际秩序的塑造作用，重视具有比较研究意义的社会经济变量，防止孤立、片段地看待某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现象。 随着中国国际化的不断加深，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正逐步增强，未来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应当整合国际关系与中国研究各自领域的优势，以满足该课题对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要求。下面以经贸依存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例说明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一战前的欧洲国家中，德英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因为染料进口高度依赖德国，战争初期的英国卡其色染料奇缺，一度甚至无法生产足够的军装。是什么促使一个连军装都难以完全自主生产的国家向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宣战？如此紧密的经贸合作为什么没能阻止两国大打出手？在一战爆发一百周年之际，《经济学人》杂志再次向世人抛出了这一疑问。(50)与其说这个德国崛起时代的经典困惑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如说一战的真正起因至今仍是20世纪欧洲史上的一桩悬案。(51)解答这一困惑至少需要考虑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经贸联系的实质是什么？对相关国家而言，它能够约束哪些行为，不能够约束哪些行为？第二，英德两国民众在战前如何看待对方，民意在战争决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三，反战力量为什么会失败？这里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能在上述任何一个方面有所突破的学者都必须是杂家，经济史家必须和社会学家联手，政治学者要大量涉猎人类学著作，诸如人物回忆、日记、书信等文学作品都能提供珍贵的线索。只有全面了解国际政治三个分析层次——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研究者才有望揭开历史的真相。 具体到中国崛起的问题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迅速增长，至2011年中国已成为全球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本身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长期保持在50％以上。(52)经济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偏好和思维习惯？对外依存和国际竞争加剧了还是缓解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个体层面的沟通交流(如留学、旅行、国际商务)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还是暴露了“文明的冲突”？要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了解国际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运转，又需要熟悉对外经济行为的国内效应；既要考虑高层的政策制定，又要观察民众的舆论动向。单凭某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足以完成对此类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学科过度细化的21世纪尤其如此。人为的学科壁垒要么导致“重大问题”被搁置不谈，要么阻碍各领域的研究成果汇聚成有效的知识积累。只有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前提下，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才可能对最具学术重要性、最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 在跨学科的背景下，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应当格外注重两个层面的变量，一是国际体系层面，二是国内社会经济层面，以克服变量过度集中于历史记忆和政治动员两个狭窄领域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涉及内部社会经济制度的调整和外部与国际体系接轨，这一进程改变着国家在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改变着中国人对国际社会的了解以及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中国崛起不仅是现代化、国际化的宏观过程，而且社会经济现实的飞速转变在微观层次深刻地影响了公民个体的理性判断和情感归属，以最深刻的方式塑造着未来中国的政治思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归根结底是人对本民族和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问题，而这些见解是在日常政治经济生活的细节中形成的。无论媒体宣传的力度多大，大众无法脱离自身的生活体验去认识和理解政治事务，诸如“全球化”之类的抽象概念，只有具体地作用在个体身上之时才拥有现实政治意义，不论它带来的是财富还是困顿。一战前欧洲各国人民的蓬勃激情，与其说是皇帝、大臣们政治灌输的结果，不如说是财富增长对个人奋斗的激励以及星期日户外运动、便宜的国际旅行和开明生活对人性的解放。(53)而这些看似无害的激情在后来战争恐怖的压力下迅速转变成政治动员所需的好战情绪。一切政治都是人的事务，研究一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要重视这个时代公民个人的认知与选择，以及这些选择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解释和理解中国民族主义不仅需要长焦的宏观理论，也需要微观的近景侧写。 就学术共同体的现状而言，由于民族主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表现千差万别，任何单一理论在解释某种具体现象时都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中国民族主义也不例外。这就要求该领域的研究者坚持以问题为核心，把握问题的线索而不是严守理论的框架，如果经验事实超出理论工具的应用范畴，那么研究者应当大胆修正工具或者借鉴其他学科的工具，量体裁衣而不是削足适履。所以，跨学科和多学科研究不是生硬的，是在探索问题的过程中因实际需要而对学科边界的自然突破。 兹举葛小伟教授的《中国新民族主义》一书为例。(54)葛教授在研究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与民族主义有关的诸多文化现象，如中国外交传统对“道歉”的重视，而文化问题主流政治学研究却较少涉及。在缺少分析工具的困难面前，葛教授并没有放弃对这些重要现象的探究，而是借鉴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和实验数据系统阐释了为什么“面子”问题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某些历史荣耀和历史创伤进行选择性记忆，为什么西方对中国某些问题的批评会引起强烈反弹等等。他将散见于中国社会生活微观层面的文化现象理论化，并应用到解释民族主义事件的工作中去。例如，他引入“群内肯定”(ingroup positivity)这个概念来解释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精神胜利法”。心理学实验发现：当一个社群的集体荣誉遭受威胁之时，该社群的成员会采用多种心理战术来予以回应，要么改变对象的相对价值(你擅长X，我擅长Y，但Y比X更重要)，要么改变与对手比较的方面(你擅长经济发展，我们擅长文化娱乐)，甚至是自我欺骗(我觉得我们很强大，所以我们的确强大)，而“精神胜利法”是这些心理战术的综合体现。(55)在心理学的帮助下，葛小伟得以将“耻辱”、“愤怒”、“尊严”等传统政治学理论难以驾驭的概念理性化、理论化，他一方面挖掘中国民族主义的群体心理，另一方面又避免将这些现象简化为“中国特色”，做出了心理学与政治学研究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主义的走向是中国崛起过程中至关重要却又高度不稳定的一个变量。如何理解民族主义，如何看待其对中国内外事务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在中国研究的议程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跟踪并掌握西方对该议题的研究动向，借鉴其理论方法并参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讨论，不仅有利于学术层面的相互促进，更有利于未来的国内政治辩论和国际战略对话。在此基础上，提升跨学科合作、加强比较研究，将拓展目前的研究视野和范围，提升该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 注释： ①例如，Allen S.Whiting,"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Affair Policy after Deng",The China Quarterly,No.142,June 1995,pp.295-316; Zhao Suisheng,In Search of a Right Place?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Ha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1997; Zheng Yongnian,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Identity,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eter Hays Gries,China's New Nationalism:Pride,Politics,and Diplom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Christopher R.Hughes,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Global Era,New York:Routledge,2006; Susan L Shirk,China:Fragile Super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Robert S.Ross,"China's Naval Nationalism:Sources,Prospects,and the U.S.Respons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Issue 2,Fall 2009,pp.46-81; William A.Callahan,China:The Pessoptimist 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Robert S.Ross,"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The National Interest,No.116,Nov/Dec 2011,pp.45-51; 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 2013,pp.7-48。 ②例如，彭萍萍：《民族主义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花永兰：《多视角的国外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6期；马戎、邹赞：《全球化、本土性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马戎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4期；于春洋、吴磊：《讨论与述评：西方语境下的民族主义研究概要》，《新疆社科论坛》，2011年第3期；王聚芹、温超：《当代民族主义理论范式浅析》，《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③李保国、林伯海：《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综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95-108页；韦磊、李娇：《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109-116页。 ④历史学研究见张治江：《二十年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及启示》，《安徽史学》，2012年第6期，第115-120页；思想史研究见许纪霖：《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95-103页。 ⑤Adrian Hastings,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Ethnicity,Religion and Nationali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⑥Conor Cruise O'Brien,"The Wrath of Ages:Nationalism's Primordial Roots",Foreign Affairs,Vol.72,No.5,November/December 1993,p.148. ⑦围绕“族群象征主义”的论点所展开的争论，参见Anthony Smith,"The Poverty of Anti-Nationalist Modernism",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9,No.3,July 2003,pp.357-370; Um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