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新工党”的实质是英国的美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莱尔论文,工党论文,英国论文,美国论文,实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学者、作家泰瑞克·埃里在美国《每月评论》2000年1月号上发表题为《布莱尔的拙劣纲领》的文章。该文围绕布莱尔新工党的经济政策、欧洲政策、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外交政策等几个方面，剖析了英国新工党“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即英国的美国化，其奉行的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并认为“第三条道路”是美国试图维持其在欧洲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策，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欧洲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现将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苏联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土崩瓦解或马克思主义失灵。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同样遭到了严重削弱。在席卷全球、盛气凌人的资本主义风暴面前，它也不得不见风使舵。实际情况是，除西班牙外，社会民主党或目前西欧的绝大多数联合政府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多是因为它们目前所遭遇的共同经历：这些政党不再能够制定有效的政策来改善那些将其选举上台的绝大多数选民的状况。而资本主义，目前不必应对来自任何方面的挑战，不再感到有必要实行让步性变革。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感到自己很难去保护没有权力的下层。它对选民所能提供的东西要么是恐惧（投我们的票，因为在右翼统治下情况会更糟），要么就是空洞的意识形态定理：“第三条道路”，“非冲突政治”，“超越左右分野”。这些定理的主要用途就是遮掩他们缺乏任何一种真正的进步思想。结果要么是转向极右的选举蛊惑（其中奥地利是目前欧洲的典型），要么就是越来越远离政治和民主进程，换句话说，就是欧洲政治的不断美国化，而英国新工党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一、英美新自由主义
60和70年代的动荡过后，美国的资产阶级决心要把此前几十年的政治和社会前进方向反转过来。当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大规模向右转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这将使该世纪剩下的年月深深打上资本的烙印。那种主宰了北美和西欧阶级关系40年的凯恩斯模式确实到了应该摧毁的时刻。逐渐地，一种新的英美模式——新自由主义出现了。
这是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一个景象，它决心不允许任何东西阻碍利润的流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倡导的新经济制度具有强硬的政治内容，其中包括取消福利权利，通过立法和压制消弱工会，向国外用兵，实行一种不利于社会中最贫穷者而利于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再分配。有2020万个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家庭在福利削减过程中，平均每个家庭失去400美元；而140万个平均收入超过8万美元的富有家庭却在减税过程中，平均每个家庭获得了8400美元。
在里根的第一任期，低收入家庭在收入和联邦救济金中约损失230亿美元，而高收入家庭则获得了350多亿美元。在英国，由于降低税收和出售郡属住宅及其他国家资产，个人贪欲也备受鼓舞。撒切尔夫人声称：“根本就不存在诸如社会这样的东西。”她完全遵从那种迎合私有者的贪婪和自恋癖好需要的快富文化(get-rich-quick culture)且有意识地创造一种使贫困无权者的需要完全被忽视的社会环境。金融管制的解除刺激了新企业家阶级的形成，这些人很少顾及其雇员的安全规章或工会权利。
一夜之间，凯恩斯主义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共识诞生了，但它是丑陋的、残忍的。一度是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的《今日马克思主义》，如今决定实实在在地抛弃每一项社会主义原则，毫无羞耻地去适应上述这种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低级鄙陋的消费主义、“后现代”生活的时尚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
二、布莱尔：英国的克林顿
布莱尔极力把自己扮成英国的克林顿。比尔·克林顿深受里根主义经验的影响，使美国民主党向右转，撕掉了任何“新政”的伪装，并且在“新民主党”的名义下赢得了总统选举。布莱尔现在就是竭力模仿这种成功。工党在1997年5月大选中的胜利使其领导人惊讶不已。他们开展的是陈腐的竞选运动，加强演说鼓动，淡化政治，它强调与过去政府政策的连续性，而不是认真的变革。布莱尔的风度带有独裁者味道，其形象被用来向选民保证，他与1979年执政以来的保守党没有太大的不同，而且他是大商业者的朋友。布莱尔曾对整天围绕他转的幕僚们公开地讲，应该与工会保持距离。这也暗示着布莱尔想要同工会完全分离。一个现代的、民主的政党无暇顾及过时的冲突。布莱尔想与自由民主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以此作为一个新中间党的基础，保证在未来的50年主宰英国的政治。
跨国公司对英国经济的控制比对欧洲其他国家强5倍，比对美国强3倍。布莱尔执政两年后，经营主管人员的薪水与平均工资的差距在欧洲是最大的。布莱尔的理论家们深知，他们的胜利只是因为他们已经抛弃了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视保守党统治下的英国现实。教育和医疗服务方面的削减，出售铁路和供水设施，所有这些都从来没有这样流行过。将公共住宅出售给居住者，这正是撒切尔主义政策的关键条款。新工党明确指出这是正确的，不再加以改变。
撒切尔夫人意欲把英国变成一个小商业的王国。这就是被经常吹嘘的“人民资本主义”。到1997年，就是工党胜利的那一年为止，私人破产者每年“稳定”在22000人，从1990年到1997年，有30000家公司倒闭。被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和跨国公司一贯推崇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却使失业成为主流体验。根据1997年12月的估计，每5个男人中有1个人、8个妇女中有1个人在其成年时至少经历过一次长期性失业。就是这种不安全感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所在，它仅为短期而生活。布莱尔正是资本想利用的攻城槌，借以打垮欧洲抵抗者的剩余力量。欧盟应该提防英国携带的礼物。因为他们提供的是美国模式。
三、告别再分配
新工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们采取的冷酷无情的决定，抛弃平等和社会公平的观念以及背弃再分配政策，标志其同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明显分离。那些坚持国家在调节资本主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看起来便是“发疯的左翼分子”了。新工党做出的最初三个决定具有象征意义，它们是有计划地向伦敦表明，这已不是旧式的工党政权。他们已经同自由市场价值言归于好，决不再容忍改革者的胡言乱语。首先，他们使英格兰银行脱离政府控制，赋予其全权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
执政后的第二项行动就是每月在单身母亲的福利中减去11英镑。国家储蓄减少到最低限度。其目的是意识形态性的：鄙夷旧式福利国家的“弊端”，宣称“家庭价值”。与克林顿不同的是，其英国信徒却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热心家！
第三项措施便是向大学学生征收学费。这项决议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前保守党政府否决过，原因是它不公平，歧视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从本质上说，新工党的文化不仅仅是维持现状，而是将其作为自由市场的成就加以捍卫，并坚持说大企业的利益与工人利益之间不存在冲突。
前保守党政府的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实行铁路私有化，尽管实际上只有15%的民众支持这项措施。英国新工党承袭了这项政策。1999年10月，在帕丁顿车站发生了火车相撞事故，几十人在事故中死亡。副首相约翰·普里斯科特马上在电视中表白，相撞事故与私有化没有关系。实际情况是，那些获得丰厚红利的董事们坚决认为对铁路的7亿英镑投资是过多了，安全系统本可以防止帕丁顿相撞事故的发生。民众被激怒了。每一次民意调查都表明绝大多数民众（在65%和85%之间）支持铁路的重新国有化。新工党却不打算倾听民众的呼声。
四、欧洲政策
在对欧洲的政策上，布莱尔政府（直到最近）表现得极为混乱迷惑，给人一种麻木不仁的印象。在一番匆匆忙忙地要把英国模式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表演之后，在1998年的后三个月，政府陷入了沉寂之中。财政大臣戈登·布朗道出了民众的担忧，他注意到英国的生产率低于税收支出率的20%，马马乎乎与法国持平，更不用说同德国相比了。在16-18岁青年参加全日制教育方面，英国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数字比例都要低；在这一年龄段的大学入学比例也是最低的国家之一；在劳动力教育水平方面，英国在欧洲排在第10位。除葡萄牙外，英国的犯罪率和在监狱人数要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高。
近几个月，看起来布莱尔在欧洲惟一高兴的事，是他与西班牙保守的阿兹纳政府签订关于灵活的劳动市场之联合方针的协定。这对于西班牙右翼来说是一种“第三条道路”。而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托尼·吉登斯也准备随时为阿兹纳的党僚提供一些现身说教。西班牙报纸在头版大字标题中欢呼布莱尔—阿兹纳协定，题为《阿兹纳向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宣战》。
五、外交政策
就外交政策而言，新工党的所有遁词以及罗宾·库克关于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的承诺，都荡然无存。科索沃战争只不过是英国扮演美国侍从角色的又一次亮相——甚至与其保守党前任比起来，新工党的尊严要少得多。假如这个岛国有一天没于海面下消失，美国只是简单地用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来代替。新工党用一条甚至更为结实的脐带将自己同国内资本主义的需要和美国军事和外交政策机构的需要连接起来。它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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