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60周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但是，在国内却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仅是“井田式的儒家社会主义”，最多只能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等；在国外，由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风起云涌，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是莫衷一是。澳大利亚的政治思想理论家文森特认为：由于当代世界一系列互为敌对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流淌到淤塞的河道口”。他说：“20世纪90年代对其自身进行反思从而得以幸存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大体上都是改良主义的、民主的、修正主义的。如果说社会主义有未来的话，那么它也将以这种形式存在。”[1]这就是说，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作者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特稿)一文作了论述，此不赘述。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周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像任何一种思潮那样，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这里的关键是“结合”。建国60周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不是只在中国，而是经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代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艰难曲折探索所取得的成果。它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探索过程，然后才逐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内在根据，肯定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能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自在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经半个多世纪，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的探索，可以说“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未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毛泽东领导下制定“八大”的路线不是正确的吗？人们通常认为，它与“左”的路线干扰有关。但是，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即执政党的深层规律来解读，它并非如此简单。其实，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国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对于社会主义的实际还是抽象的。也就是说，当时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还不能上升为具体的理论与具体的实际的结合，仍然只是抽象的理论与抽象的实际的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对于全党的认识而言仍然是自在的，还不是自觉的、自为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理论基础只能根源于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之中。社会主义建设的自在阶段实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不自觉的自在过程。其表现有四个方面：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什么并没有具体把握，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1958年5月以后全国各地刮起了“共产风”，对国计民生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一错误的发生的确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有关，但更为重要的还是我国在理论上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第一，在具体分析社会的基本矛盾时，不能正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客观性，过分地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实行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前提。第二，简单地把共产主义本质理解为公有制加按需分配，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为公有制加按劳分配。第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逐步发现和觉察这些问题。在1958年11月党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先讨论的就是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是否还有一个过渡等问题。为此，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读书的建议：“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2]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带头学习理论，并对“大跃进”等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写作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本文，仍然证明他对以上几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认识还是处在一个自在的阶段。
其次，毛泽东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尤其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主要内容的理解，显然是不确切的。他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3]毛泽东仍然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改变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3]
毛泽东根据恩格斯的一段论述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并一直对此坚信不疑。毛泽东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3]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实践基础之上的具体理论分析，而不是一个离开具体实际内容的抽象概念。
再次，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的认识是盲目的、不自由的。从1959年开始，毛泽东多次谈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他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3]必然性对于主体认识而言，就是盲目的，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就是指当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盲目性。
最后，尚未真正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主观能动性理论的科学内涵，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作用。从整个自在阶段来看，在物质与精神、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的关系上，往往过分强调后者，重视革命和忽视建设，重视意识形态而忽视经济基础，重视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其最终根源在于在世界观上并未科学把握好精神的主观能动性的内涵。
1958年的超常规的大跃进，实质就是离开客观条件制约性和不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的具体表现。但是，毛泽东对此始终未能具体认识和把握，在1963年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还认为大跃进不是“吹牛皮、放大炮”，而是做得到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孙中山也有预见“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这是一种必然趋势”[3]。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逐步进入了自为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1.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逐步具体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科学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1980年，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4]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结合进入了思想理论上的自觉阶段。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世界观前提和基础，思想路线为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上升为理论具体阶段。
首先，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集中体现。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时说：“(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5]这就是说，仅仅坚持从事实出发，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握事实的联系。辩证唯物主义实质是联系和发展的科学。这里的联系不是指现象的表面的幻想的联系，而是事物本质的联系，本质的联系即规律。所以，辩证唯物主义不只是坚持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即从事实本身的联系去把握其本质的联系和规律。
其次，党的思想路线是具体把握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为方法论原则，不仅要具体解决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应如何的问题。如果从理论出发，在这两个问题中，后一个问题应以前一个问题为前提。相反，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还没有成功的实践经验可借鉴，实事求是，解决社会主义实践应如何的问题是比具体把握社会主义理论是什么的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的国情，肯定和恢复了“八大”路线，首先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应如何”的问题。三中全会认为，我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然后，邓小平以实事求是为方法论原则，回答了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邓小平的论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把握。
2.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其具体内容进行了理论概括。他说：“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国内国际的历史经验，经过艰辛探索，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和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具体标志。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确立，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始进入了自为阶段的重要标志。它是党选择和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途径和目标的实际前提和出发点。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提供了理论前提。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6]邓小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批判、纠正和防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右两种错误，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途径。邓小平在十三大召开之前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6]这一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和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为前提而制定的基本路线的展开。江泽民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7]党的小康社会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最后，科学发展观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途径。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容和实质。胡锦涛2004年3月10日在《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是全球化过程中提出的对社会化的人类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问题。它实际蕴涵了发展中的代内关系与代际关系之间的两个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原则，应用唯物辩证法探索和创新了在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途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等问题。
3.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主体意识逐步形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主体意识，这是时代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把握，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体意识的建构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前提。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述加强新时期党的自身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阐明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内容，使党的主体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践，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江泽民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的多样化还将进一步发展。这必然会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8]21世纪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执政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执政的主体素质要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党的自身建设所面临的，关系到自身兴衰荣枯、党的历史使命和党的理想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历史课题。江泽民说：“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8]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两个基本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一基本问题为解决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规定了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的提出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这一历史条件使中国共产党自觉意识到了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客观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体概括了新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具体内容，创新了一条实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具体途径。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括了新时期怎样建设我们党的具体内容。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提出了建设我们党的具体内容，归结起来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内在依据和基本标志，生产力是判断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最高的标准。工人阶级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是适应现代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产生的政党。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就要求“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9]。
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一条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具体途径，标志党的主体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江泽民说：“八十年的实践还启示我们，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褒党的生机和活力。”[8]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在向自为跃升的内在根据
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过程，归结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在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大多都习惯于从外在的因素去探索结合的条件和可能性。其实，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内在的根据决定的。总结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主要有两个：即我国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客观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结合的主体，从而使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客观需要成为了现实的可能。
1.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主体。
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合者。“结合”是谓词，“结合”必须有结合者，没有结合者，结合就没有前提。中国共产党是结合的结合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体。毛泽东几乎每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时，总是离不开结合的结合者。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这里，“学习的”学习者，往往被人们遗忘了。学习必须有学习者，结合必须有结合者。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人民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合者，即“结合”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人民作为结合的主体，她包含了两个基本内容：一是说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理论主体；二是指中国共产党是其结合的实践主体。
所谓理论主体，那就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变成物质力量的群众和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就是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并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政党。作为理论主体，她不仅要系统地学习、宣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而且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作为实践主体，她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外在于群众与人民日常实践不相干的理论，而是一种可以转化成为行动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就能够在实践中证明和检验真理，并在实践中发展真理。
2.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体自觉意识是能不能实现其“结合”的首要条件。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10]这里不仅说明了结合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只有自觉结合，这种结合才是可能的。结合不是自发构，而是一个自觉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虽然已经进入了中国人民“流行的”日常话语，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绝不是这种“流行的”话语和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列宁在针对当时俄国工人运动中的经济派的庸俗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群众的自发性”的谬论，阐明了“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的一些重要的原理。他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1]
没有先进的理论，就没有先进的运动。马克思主义是现时代的先进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但是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以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不同解读，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教训的确时有发生。所以，在当代如何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从国际和国内的经验教训来看，当前影响和妨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自觉意识的主要错误基本上仍然来自“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前者主要表现为夸大市场的决定作用，否定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后者则过分夸大理论与文化的反作用，否定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所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必须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结合。与自觉性相对立的就是“自发性”。列宁认为，自发性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崇拜和夸大自发性，而“完全不肯独立地研究一下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即适合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治”[1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必须突出现时代的重大课题，了解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实际条件，把社会主义一般任务同现当代中国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而不能把“结合”建立在一种盲目的激情等自发的朴素的因素上。
3.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与水平是能否科学结合的关键。
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体，能否把二者结合和怎样结合是能否科学结合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能否把二者结合和怎样结合，其关键取决于主体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力和水平。
(1)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把握和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所谓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水平，是指党是否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抓事物本质的本领。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2]抓住事物的根本，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它是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理解，往往面临许多难题，如普遍原理和个别结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与当代性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本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者的解读理论的关系问题等，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都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不论多少关系和多少问题，都需要主体去认识和正确把握，都与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水平直接关联。如果主观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如果抓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会由胜利走向胜利，否则，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如，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由于主观认识正确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性，这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从而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
(2)主体的实践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速度和进程。所谓主体的实践能力和水平，是指中国共产党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的本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归根都是群众的事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体的实践能力和水平，最终取决于党能否领导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这就要求党不断提高群众观念，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3)提高主体的认识及实践能力和水平，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新境界。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具体结合，提高主体的认识及实践能力和水平是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其目的是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结合”的新境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由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因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胜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胜利，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提高党的认识及实践能力和水平，成功地认识和实践了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不同于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途径，从而不断地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
总之，建国60周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提升的内在根据是中国国情的需要和始终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体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努力。这种根据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与基本条件和要素。近代以来，某种思潮可能在中国，但由于缺乏其内在根据，最多只是昙花一现，瞬间就消失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伟大成果。所以，只有提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族人民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建构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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