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版本新论——十三卷刻本以前抄本的流传及十三卷刻本的生成蠡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刻本论文,三卷论文,礼记论文,抄本论文,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4-0154-05 《大戴礼记》传世版本以十三卷本为主，历代史志目录、公私书目均有记载。关于《大戴礼记》十三卷本的由来，黄怀信先生认为《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十三卷本即卢辩节选三十九篇注二十四篇本，隋唐传本与今本不异，惟尚未分出《明堂》篇，今传本即卢本之旧①；甘良勇先生则认为《大戴礼记》版本有三个系统：一是郑玄《六艺论》中所载的八十五篇本，二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实际内容多于四十篇少于八十五篇的十三卷本，三是韩元吉刊刻的十三卷四十篇本。②《大戴礼记》十三卷刻本以前版本的实际情形仍需再探讨。 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中除《大戴礼记》十三卷的记载外，还著录有“《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学界对《大戴礼乔记》关注不够。若以《国史·经籍志》的著录为突破口，从目录学的角度，结合历代书目和刻本序跋所载版本信息，则探索《大戴礼记》版本可另辟蹊径。 一、卢辩注八卷本与《大戴礼乔记》八卷关系考述 1.《大戴礼乔记》八卷的著录与真实性考辨 焦竑《国史·经籍志·礼类·二戴礼》著录有“《大戴礼记》十三卷，汉戴德撰”和“《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③。清代学者对《大戴礼乔记》持怀疑态度，雷学淇曰： 明人朱氏《授经图》、焦氏《经籍志》皆有《大戴礼桥记》八卷，注云桥仁著。此因《桥玄传》误谓仁从同郡戴德学，故附会为此，实伪书也(汉以来书目不载)。季卿止从次君学，未尝从延君学，《桥玄传》“德”字乃“圣”之误耳。④ “乔”、“桥”音同，古人名字多以音同音近字代之。桥仁，字季卿。戴德，字延军，号大戴；戴圣，字次君，号小戴。朱氏指朱睦，其《授经图》不载《大戴礼乔记》，可能是雷氏误记。雷氏评判《大戴礼乔记》伪书的依据有二：一是汉以来书目不载，二是桥仁只从戴圣学而不从戴德学。但这两种评判依据均不能成立，书目不载而实有典籍多出，桥仁完全有可能在戴德亡故后改师戴圣。焦竑的著录当属可信，《大戴礼乔记》当非伪书。 首先，我们结合焦氏仕宦、藏书经历及学术品性判断其记载可信。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漪园，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状元及第，官翰林院修撰。他一生博览群书，对经史、诗赋、小说等无所不通。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被推荐纂修国史，从《艺文志》开始，耗时两年十个月完成了《国史·经籍志》，后因主持天府乡试被弹劾，辞官归里中止修史。《国史经籍志》最后由其门人陈汝元于万历三十年(1602)校刻刊印。《国史·经籍志》所著录的宋前图书主要以郑樵《通志·艺文略》为基础，元后图书则参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并参考明代前中期官方藏书及私家藏书，资料广泛，著录丰富。同时，焦竑身在史馆，可以翻阅《明实录》及禁中典籍，万历以前官修国史保存的资料也多能见到，他又极为重视其他资料，涉猎野史、文集、家谱、碑志等300多部。此外，焦竑还是晚明最大的私人藏书家，与齐东戏曲家李开先有“北李南焦”之称。其澹园藏书楼又名曰“五车楼”，取名源自《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民间俗称“焦状元楼”。焦竑又编有《焦氏藏书目》二卷，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惜不传。焦竑对其收藏的书籍几乎都亲自校勘，并有“澹园焦氏珍藏”“子子孙孙永保”“弱侯读书记”等印章。 其次，我们可以结合桥仁的家世、经历等判断桥仁有著《大戴礼乔记》的可能性。《后汉书·桥玄传》记载：“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⑤《汉书·儒林传》载：“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⑥桥仁究竟是戴德弟子还是戴圣弟子？不少学者误认为《后汉书·桥玄传》中的“德”当为“圣”字之讹，如王鸣盛《蛾术编》卷六、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雷学淇《介庵经说》卷六、黄侃《礼学略说》等。孙显君对此已有辨析：“戴德年长于戴圣，并先于戴圣而亡，因此桥仁很有可能先师戴德再师戴圣。”⑦孙氏的观点令人信服，惜未深论。桥仁在元、成帝时师从戴德学礼，由于戴德亡故，大概在戴圣第二次担任博士之际又师从戴圣，平帝元始二年(2)至四年担任大鸿胪。西汉经学处于创立期，师法尚未趋于一尊，《汉书》中记载改换师法的现象比较常见。《大戴礼》至哀、平帝时期得立学官，并由弟子徐良担任博士。桥仁从自身经历出发，斟酌大小戴师法异同著《大戴礼乔记》是很有可能的，其具备编选的学术条件。可惜，由于《大戴礼记》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如《礼记》，《大戴礼乔记》更不会引起时人关注，淹没不彰，直到明代焦竑时方见著录。 综上所述，焦竑《国史·经籍志》的著录当属可信，《大戴礼乔记》并非伪书，而是桥仁编选的著作。 2.卢辩注八卷本与《大戴礼乔记》关系蠡测 北周时卢辩注《大戴礼记》有八卷二十四篇，又曾讲解《夏小正》篇，故卢辩注本共二十五篇，因《夏小正》与《保傅》同为一卷并不影响八卷之数。卢注八卷本与《大戴礼乔记》八卷之间是一种巧合，还是具备因袭关系？解开这个谜团是探索《大戴礼记》版本的重要突破口。 卢辩注本的由来无外乎两个途径，一是自己编选，二是使用前人编选本。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朝代更迭频繁，社会极不稳定。卢辩历经西魏和北周，一生戎马倥偬，两过家门而不入，又积极参与朝廷制度改革，于繁忙之际注解《大戴礼记》已属难得，自己编选的可能性不大，卢辩注本很有可能依据的是前人编选本。 卢辩“累世儒学”，其父为太常丞，其兄研究《礼记》为当时硕儒，其家学具备浓厚的礼学研究氛围。他曾任太子少傅、少师，或许与其对《大戴礼记》的研习有密切关系。卢辩研习《大戴礼记》的同时，对《礼记》也颇为熟悉，其经历与桥仁相似，他应该能够注意到《大戴礼乔记》。《大戴礼乔记》很可能是卢辩注选择的底本，卢辩有可能对《大戴礼乔记》原篇分卷作注解形成了八卷本。也就是说，《大戴礼乔记》至少经历了两次编订，即桥仁编选篇目(可能含原有篇次)，卢辩分卷并作注。由于残缺不全的篇次和注释及《大戴礼记》本身的不受重视，历代书目均不载《大戴礼乔记》。 二、《大戴礼记》抄本的流传 孔颖达《礼记正义·叙》曰：“(郑玄)《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⑧郑玄所见《大戴礼记》为八十五篇。陈邵《周礼论序》载“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⑨，仍称八十五篇，可见八十五篇本至晚流传到西晋。然而《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大戴礼记》则为十三卷，我们结合文献著录方式由篇到卷的变化可以推测，八十五篇本至南北朝时可能散佚。南北朝之后，《大戴礼记》流传的版本至少有十三卷本和前文所提八卷本，相对而言，流传较广的则为十三卷抄本。 探讨十三卷本之前，首先需要辨明的是另一种情况，即汉晋古注、唐宋经疏类书对八十五篇完本的征引。雕版印刷术发明前，书籍靠传抄流传极为不易，古注引书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从唐代开始，因典籍流传不易盛行类书编纂，类书的一个重要取材范围便是古代注疏，因而唐宋类书内容具备很强的因袭性。汉晋古注、唐宋经疏类书的征引是《大戴礼记》潜在流传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而且很可能是最接近《大戴礼记》本来面貌的形式，可以称之为八十五篇本的遗留。有学者依据唐代经疏类书征引《大戴礼记》不见于韩元吉刻十三卷本判定韩元吉刻十三卷本非《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版本⑩，虽结论可信，但其论证方式却有失偏颇。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大戴礼记》以抄本流传，直到元代至正十四年(1354)后，刻本才取代抄本占据主要地位。《大戴礼记》抄本除了上文所言的八十五篇本、桥仁编本、卢辩注本外，至少还有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卷四十篇本4种抄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其礼类小序又云：“凡五种，合二百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11)《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大戴礼记》十三卷与八十五篇之间的关系如何？十三卷本是八十五篇的完本，还是戴圣删为四十六篇所余下的三十九篇残本？《隋书·经籍志》并未记载《大戴礼记》十三卷所包含的篇次，但我们仔细研读上下文义，可以推测，十三卷本应该是戴圣所删之三十九篇。同时期的司马贞《史记索隐》言：“戴德撰《礼》，号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见今存者有三十八篇。”(12)这里记载的比《隋书·经籍志》少一篇，是因为《夏小正》篇单行。 《崇文总目》著录《大戴礼记》“十卷三十五篇，一本三十三篇”(13)两个抄本。 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五载：“《大戴礼》今存四十篇，其篇始于二十九，篇次不伦，又一本止十卷三十三篇，第一至三十三，恐是后人改正(《馆阁书目》)。”(14)前者应该是十三卷本，盖“三”讹为“二”。《中兴馆阁书目》今已亡佚，章如愚引其载《大戴礼记》篇目，记载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存四十篇本，另一种为十卷三十三篇本，其篇目自第一至第三十三。单就“礼记始末”一条，章如愚便3次征引《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书目》虽然亡佚，但章如愚生活的时代距离该书编写时代不远，其所载《大戴礼记》当属可信。十卷三十三篇本应是北宋时人抄写时重新厘定的卷数篇次。 “淳熙乙未岁(1175)后九月颍川韩元吉书序”载：“予家旧传此书，尝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15)范太史指范祖禹。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进士甲科，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负责唐代部分，后司马光荐为秘书省正字，后任给事中、国史院编修、侍讲学士等职，著有《唐鉴》、《帝学》、《仁宗政典》、《范太史集》等。元祐(1086-1094)时任侍讲，曾讲《尚书》《论语》《礼记》。他讲《礼记》时，“至‘拟人必于其伦’，曰：‘先儒谓拟君于君之伦，拟臣于臣之伦，特其位而已。如桀、纣，人君也，谓人为桀、纣，必不肯受。孔、颜，匹夫也，谓人为孔、颜，必不敢受。’东坡深叹其得劝讲之体”(16)。对于《礼记》，范祖禹主张节讲：“臣等奉旨讲《礼记》，伏缘《礼记》汉儒所集，非圣人全经，尝有去取，欲乞《丧礼》十三篇不讲外，如篇中有不须讲者亦节讲。”(17)北宋时《礼记》通论诸篇受到经筵讲习的重视。从礼学渊源及侍讲经历来看，范祖禹藏《大戴礼记》抄本的可能性很大。范祖禹曾负责《资治通鉴》唐代部分的编写，又任国史院编修，那么，其所藏《大戴礼记》抄本很可能是《隋书经籍志》所载十三卷本。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大戴礼记》抄本流传有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是：西汉元、成帝时戴德《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平帝时桥仁《大戴礼乔记》(篇数不知)→北周卢辩注《大戴礼记》(乔仁编选本，拟定八卷二十五篇)。第二条路线是：西汉元成帝时戴德《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唐初《隋书经籍志》载十三卷(可能为三十九篇，无注)→唐玄宗开元时司马贞《史记索隐》所称三十八篇(《夏小正》篇单行，无注)→北宋庆历(1041-1048)《崇文总目》载十卷三十五篇，一本三十三篇→北宋嘉祐元年(1063)后范祖禹藏本(抄本，十三卷四十篇)→南宋淳熙二年(1175)韩元吉十三卷四十篇(刻本，十三卷四十篇，有注兼无注)→淳熙五年(1178)陈骙《中兴馆阁书目》载十三卷四十篇，十卷三十三篇(第一至第三十三)→今十三卷刻本。 北宋是《大戴礼记》版本流传的重要时期，《大戴礼记》可能至少有4种抄本：《大戴礼》桥仁编、卢辩注八卷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其中，十卷三十五篇本当亡于北宋末南宋初，而十卷三十三篇本则因淳熙五年韩元吉刻本的流传而亡佚。韩元吉刊本与范祖禹家藏本篇卷相同，当时距庆历仅约20年，范祖禹藏十三卷抄本是十三卷本流传中的重要一环。 三、《大戴礼记》今十三卷本生成过程蠡测 韩元吉是刊刻《大戴礼记》的第一人，对《大戴礼记》文本的定型和传播具有重大贡献。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幼年丧祜，“靖康之乱”后寓居信州僧寺，并师从尹焞、张九成研习经史，奠定儒学功底。他早年立志科考，却均以落第告终。自绍兴十二年(1142)为处州丽水县属官，始步入仕途。绍兴二十八年(1158)为建安知县，根据沿海产盐的便利发起食盐买卖为百姓造福。三年后以右通郎转任司农寺主簿，后历任司农寺丞、淮西宣谕参议、左司员外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等。乾道七年(1171)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出使金国贺金主生辰。两年后任礼部侍郎，同年十二月除敷文阁待制出知婺州。淳熙元年(1174)遭浙东提刑按劾改知建宁府。他勤于政教，多次作劝农文，鼓励百姓重视耕作。淳熙三年(1176)为吏部尚书，提出了整顿吏治的建议。淳熙十三年(1186)被孝宗封为颍川郡公，一年后卒于信州南涧。韩元吉平生交游甚广，与陆游、朱熹、辛弃疾、陈亮等人有诗文唱和。著有《南涧甲乙稿》和《南涧诗余》。《南涧甲乙稿》七十卷，已佚，今传本是清人劳格从《永乐大典》辑录而成，有文十五卷、诗赋六卷，词一卷，其版本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979—1984册)。 序文称：“乃刊置建安郡斋，庶可考焉。淳熙乙未岁(1175)后九月颍川韩元吉书。”(18)因被封为颖国公，故韩元吉自称颍川人。从时间上讲，淳熙二年乙未韩元吉尚在建宁府任上，刊刻《大戴礼记》与其政教思想、重视耕作有着密切关系。南宋时期教育兴盛，刻书业发展迅速，地方官刻主要有公使库刻书、各路使司刻书、各州刻书、州郡县学刻书4种。州郡县学刻书包含有州军学本、郡斋本、郡庠本、郡府学本、县斋学本、县学本、学宫本、泮宫本、学舍刻本、书院刻本等多种形式。韩元吉选择建安郡斋的形式刊刻《大戴礼记》，大概与其曾为建安知县的经历有关。 韩元吉刻十三卷本是今十三卷本的源头，序文只言其刻本与范祖禹家藏抄本篇卷悉同而未提其他，也就是说，范藏本与韩刻本除篇卷相同外，其他信息应该不同。韩刻本十三卷包含有注和无注两部分，其中八卷二十四篇有注五卷十六篇无注。其刻十三卷本之所以会出现有注兼无注的情况，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韩元吉刊刻时将范祖禹藏本与卢注本相结合。这里有一个问题：卢注本篇次、卷次是否相连？桥仁编选《大戴礼乔记》包含有《大戴礼记》原有篇次，依据常理推测，卢辩依据桥仁本注解时很可能重新拟定卷次和篇次，即从卷一至卷八，第一篇至第二十五篇。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今十三卷本的生成过程：《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三卷本流传至北宋范祖禹家藏抄本，韩元吉将隋唐以来流传的十三卷抄本和卢辩注本合刻，其篇卷及目录依据十三卷本，若十三卷本篇目有注则以卢辩注本正文刊刻，无注则依据原有正文刊刻。 韩元吉刻本在元代的流传不详，明代则先后经历了陆深、项元汴、高士奇、顾广基等人收藏，到清代有金璠藏书。 到了元代，《大戴礼记》十三卷本有了新刻本。郑元祐《大戴礼卷后跋》载： 海岱刘公庭幹以中朝贵官出为嘉兴路总管。政平讼理，发其先府君御史公节斋先生所藏书，刊诸梓，置之学官，《大戴礼》其一也。遂昌某向尝学于金华胡汲仲先生之门，每以诸生拜御史公，得闻绪论上下数千载，亹亹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发于嘉兴公。公以某尝承教于御史公也，故授某识之卷末云。(19) 郑元祐(1293-1364)，字明德，本遂昌人，后随父远徙钱塘，又流寓平江。著有《侨吴集》和《遂昌杂录》。前者后人整理为《郑元祐集》；后者多记录宋末轶闻及元代高士名臣遗事，间有忧世之言，其言笃厚质实，非陶宗仪《辍耕录》诸书捃拾冗杂可比。跋文所言胡汲仲，郑元祐曾从其学。刘贞，字庭幹，郑元祐称为“嘉兴公”，出任嘉兴路总管时，以先父御史公刘节轩藏《大戴礼》刊刻。因郑元祐师从胡汲仲时，胡与御史公过往甚密，元祐得闻御史公高论，故刘贞刊刻《大戴礼记》时，请郑元祐为之作序。当时与《大戴礼记》一起刊刻的书籍还有《吕氏春秋》，其本事《吕氏春秋序》交代更详，可参看： 江南内附初，北方贤士大夫宦辙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惟恐弗逮。元祐恨生晚，无以参侍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畅公纯父。刘公居敬父，号节轩先生，尚及以诸生拜之于诸老先生坐席间。久之，金华胡汲仲先生讲道虎林山之僧舍，疏檐古屋之下，中设一末(笔者按：末疑当作木)榻，宾友终日相过从，其获延致中坐与先生剧谈古今南北士大夫不数人，而节轩先生则其一也。公疏秀而明润，玉立而长身，时时与先生论先秦古书。以为秦自用商鞅，驱其民不战则耕，禁绝先王之学，固不待李斯建言之时也。然吕不韦乃能招延四方辨博之士，成《吕览》一书，其书虽醇疵相参，至于奇闻异见，有裨世教。若《月令》为书，《小戴》取之以记礼，先儒不为其不可也。顾其书板本不复刊，而读者亦甚寡。元祐闻先生此言也，时年二十余，今忽四十余年矣。已而元祐饥驱东西漂，颇闻节轩先生不乐仕，仅以监察御史终位。不究德而始发于其子嘉兴公，以文儒起家，扬历朝箸，出为嘉兴路总管。念其家所藏书皆节轩先生所手校，于是出其一二，俾以刊于嘉禾之学宫，与学者共，而《吕氏春秋》其一也。公念元祐尝受学于胡先生之门，固以诸生拜御史公者矣。《吕览》既刊版，乃俾元祐为之序。御史公，海岱人，讳克诚，字居敬，累赠至礼部尚书。嘉兴公，名贞，字庭幹，由嘉兴擢授海道都漕运万户云。(20) 刘节轩、刘贞父子的校刊促进了《大戴礼记》在元代的流传。经过宋元两代，《大戴礼记》十三卷刻本得以定型，并广泛刊刻流传至今。 ①黄怀信：《〈大戴礼记〉传本源流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 ②⑩甘良勇：《南宋韩元吉刊刻〈大戴礼记〉非〈隋书·经籍志〉所著录考》，《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 ③(明)焦竑：《国史·经籍志·附录(一)》卷二，《丛书集成初编》第25册，商务印书馆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1939年，第28页。 ④(清)雷学淇：《介庵经说》卷六“礼记”之“大小戴”，《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第176册，据浙江省图书馆藏清道光通州雷氏刻本影印，第157页下。 ⑤(汉)范晔：《后汉书》卷五十一《李陈庞陈桥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695页。 ⑥(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5页。 ⑦孙显君：《〈大戴礼记〉诠释史考论·绪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⑧(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1226页。 ⑨吴承仕：《经典释文疏证(附经籍旧音二种)》，中华书局，2008年，第91页。 (11)(唐)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丛书集成初编》第6册，商务印书馆据《八史经籍志》本排印，1936年，第15页。 (12)(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中华书局，1982年，第2187页。 (13)(宋)王尧臣等撰，钱东垣辑：《崇文总目附补遗(一)》卷一，《丛书集成初编》第21册，商务印书馆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1936年，第9—10页。 (14)(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前集》卷之五《六经门》礼记类“礼记始末”，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建阳刘氏慎独书斋刊本。 (15)(18)(汉)戴德：《大戴礼记·后序》(二)，《丛书集成初编》第1028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 (16)(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五，刘德权、李剑雄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第39页。 (17)(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四《乞节讲〈礼记〉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20)(元)郑元祐：《郑元祐集》，徐永明校点，《浙江文献集成》，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8、352—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