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的正反效应_邓小平理论论文

论实践的正反效应_邓小平理论论文

论实践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负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我们在探讨实践问题时,比较注重于从正面探讨实践的意义与作用。实践作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的确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人们比较关注实践所带来的正面价值,却较少顾及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负面价值。有感于此,我们认为把实践效应问题纳入研究之中,在研究实践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研究它的负面效应,是有意义的。这既有助于深化对实践的理解,又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一些现实性问题。

首先,关于实践负态效应问题的提出。

实践的负态效应,是指实践活动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主体的消极的、否定性的作用。实践对人类的影响和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而对实践过程中的诸多相关因素,需要具体分析。

关于实践的结果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予以足够的重视。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6页。)列宁说:“活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第188页。)毛泽东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4页。)经典作家们都提出了“实践的结果”和“活动的结果”,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很显然,作为结果,实践结果本身有二重性,既可以表现为积极的效应,也可以表现为消极的效应。事实上,人们常常把实践的结果误以为只有一种类型,即实践的正态效应,而很少注意到实践的另一类型结果——实践的负态效应。

从实践的负态效应来考察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这一视点的转换不是我们头脑中的主观臆想,而是立足于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上。

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却是以原始平等的丧失和纯朴道德的失落以及私有制的出现为代价的,暴力和私有制作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代价,具有它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殖民主义和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所利用的分工的机器,必然使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发展以产生异化劳动为代价;资本积累和资本家的发财以牺牲工人为代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以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人对物的依赖为代价。基于这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饱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78页。)可见,实践负态效应早已在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之内,他们对此确有清晰的认识。

其次,当今实践负态效应的表现与特征。

实践既是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对立的基础,又是使这种对立达到统一的基础。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列宁说,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第239页。)作为主观和客观“交错点”的实践是变革现实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最终必然会引起客观对象的改变。当今世界,客观对象的改变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实践负态效应具有如下新特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1)规模化。实践负态效应日益增多,其后果日益严重,使人类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在既往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选择的是传统实践方式。人类凭借着科学技术的力量,在追求进步和创造文明的同时,又因自己盲目的、非理性的实践活动方式,导致人口激增、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核战争危机、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南北差距、道德危机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现实表明,人类必须认真地思考传统实践方式的负态效应问题,探索新的实践方式。

(2)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实践的负态效应之间相互联系,人类已不能从容地一次只对付一种危机;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之间相互影响,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交互作用。某一个环节的细小变化可能会酿成整个系统的巨大变化,同时,由于世界性的交往及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整个世界呈现出的一体化趋势使这种相互作用更为明显。

(3)目的与结果的离异化。一般说来,合理的实践产生积极的实践效应,可是现实情况表明,许多合理的实践也产生消极效应,从而使实践结果背离了实践目的,当前实践负态效应所具有的性质与过去大不相同,之所以如此,在于造成这些负态效应原因的性质不同。过去,造成实践负态效应的重大根源是消极根源,如自然灾害、奉行侵略政策的统治者,等等。而在今天,造成现代的许多实践负态效应的根源则是积极根源:是归根结蒂产生于人类善良愿望所采取的行动的结果。例如,为减轻人类的劳动而利用自然界的非人力能源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它却导致了目前的能源危机。人类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如城市建设、修建公路等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环境,但同时却导致了环境危机。

(4)表现形式上的滞后性。从实践开始到实践负态效应的爆发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滞后现象。比如,工厂排放到河流中的化学物质给沿岸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能体现出来的,农业中施用的化学肥料对土壤的影响也不是马上就为人们所完全发现的。因此,人类必须学会预见和控制。

再次,实践负态效应的合理性问题。

实践负态效应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负面价值,对它的忽视,视而不见或置之不理,都会导致更大的失误。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实践负态效应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进而采取有效的对策。

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这启示我们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实践的负态效应。

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人与外在世界的双向互动,在这种双向互动的活动中,人作为主体与外在客体发生对象性关系。马克思说:“当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主体性存在于主体实践过程中,也只有在实践中,主体性才能得到发挥与体现。实践就是主体性的发生方式、存在方式和现实表现方式。

人类通过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改变自然界自在的存在方式和运动方式,使之发生合乎人类目的的变化,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中,人类越来越认识到自身主体性的存在及力量,这就是人的主体性效应。

人的主体地位实现和确立的过程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人的本质力量只有通过对象化才能得到确证。为我之物是人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动态过程的表现,它形成之后对于人而言又成为外在的必然。人的本质一旦对象化,就会产生两方面的情形:第一,为我之物作为客体具有自己独特的运动方式和发展规律,要求人们重新认识和掌握,否则就会作为必然世界的一部分,作为自在的异己力量发生作用。因此,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有可能使这种对象化了本质力量脱离主体的控制,从而对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带来阻碍和危害。第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意味着改变自然界的自在存在状态,自然状态的改变,往往也会对人类存在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二种情形都表明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它们构成了反主体性效应。人类活动的主体效应总是与反主体效应相伴随。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类的主体能力还不是很强大,主体性效应也不大,人们主要是利用和适应自然,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反主体性效应也不是那么显著,并且往往是局部的。主体性和反主体性效应之间的冲突度不激烈。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类主体能力空前提高,同时实践的破坏性也越大。尤其是人类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反主体性效应逐渐加剧,并成为全球性问题。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大规模的应用,人类主体地位空前增强,人类从自然中获得了愈来愈多的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财富,自然界加速了作为人类活动客体的生成过程。伴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一次又一次浪潮,人类征服自然的空间已越出地球走向太空,人类自身的主体意识、主体意志和主体力量已日益推移到更加广阔的宇宙空间。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人类已面临着来自自然实际上是来自自身的严重挑战。反主体效应的出现与全球化,意味着主体及其实践在与对象的相互关系上应追求合理形态和合理存在方式,促使人们思考主体性的合理发挥和人类实践方式的合理性问题。

不能因为实践具有负态效应,就对实践加以否定;也不能因为某一实践具有负态效应,就把该实践说成是错误的实践。实际上,有时候,正确的实践也能带来负态效应。我们认为:

1.基于历史发展必然性基础上的实践所带来的负态效应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

2.由于实践主体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的相对性所造成的负态效应也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

3.由某些具体个人的主观失误所造成的实践负态效应是不合理的、可以避免的。

4.既不符合发展规律又不符合发展目的的实践所带来的负态效应是不合理的。

关于实践负态效应与实践标准

1.实践负态效应与真理。

任何一种实践都是人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因而,实践总是与理论相对应的。我们把某一实践所赖以发动的理论称之为该实践的支撑理论。实践负态效应能并且一定能检验其支撑理论的真理性。

(1)真理通过扬弃不合理的实践方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列宁说:“真理是过程。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真理。”(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第223页。)在这时,列宁表明了真理是过程的思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列宁同时也指出,观念是经过实践而走向真理,这中间有一个环节。正如辩证法所揭示的在否定的理解中包含着肯定的因素一样,实践负态效应为我们指明了下一步实践的方向。从总体上而言,它是人类向真理接近的一种方式,是人类向真理无限逼近的一个环节。

(2)实践负态效应是人类获得真理的一种特殊状态。人们的实践总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我们把该理论称为实践的支撑理论。实践效果是对该支撑理论的一种反馈。如果实践呈正态效应,表明该理论符合客观实际,是正确的;如果实践结果呈负态效应,就意味着该理论或认识的不尽合理,不尽科学。实践负面效应是对某种认识或理论的否定,它表明某种理论或观念不具备真理性。另一方面,实践又是认识的来源,已产生负态效应的实践会促使人们抛弃原有的认识,从而导致新观念的产生。无数事例表明,实践负态效应是人们获得真理的一种特殊状态。其特殊性在于人们不是以肯定某种认识的形成来确认其真理性,而是以否定的形式来验证其是否包含真理性。

2.实践负态效应与实践标准。

(1)实践负态效应不是对实践标准的否定,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肯定。它表明,实践仍然是并且继续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错误的实践、负面的实践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能使人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真理不怕检验,真理愈经实践检验愈能显示其真理性。

(2)承认并正确认识实践负态效应,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负态效应表明了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过程观。可以否定的形式蕴含着人类下一步实践的价值取向。人们经过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更加认识了真理的内涵。

(3)承认并正确认识实践负态效应,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践负态效应表明:人类的实践具有阶段性、反复性的特征。人类的实践,从总体上说其效应总是呈现积极的、肯定的作用,但是,当实践发挥其积极效应时,同时又包含着不可避免的负态效应。它引导人们思考实践的合目的性、合规律性,以及该怎样看实践,人们该如何选择实践方式等问题。“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映了认识辩证运动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发展。然而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检验的只是认识,是认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由此而判定该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实践既可以从正面来证明某一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也可以从反面证明某一认识的真理性。不仅人的认识具有反复性,人类的实践也具有反复性,也是一个无限发展和辩证上升的过程。只有在实践中,实践的效果才能得到说明和体现。

关于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带来负效应的实践及其支撑理论。在实践的正负效应问题上,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只看到实践的正态效应而看不到实践的负态效应,夸大实践的正面价值,导致对无理性的实践的盲目乐观态度;二是片面夸大实践的负态效应,导致怀疑实践、否定实践的倾向和消极悲观心理。这二种倾向都不是科学的实践观。实践作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不仅能为人类带来正面价值,同时也包含着负面价值,这就是实践正负效应统一律。

邓小平同志坚持实践的正负效应辩证统一的观点,既重视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正面效应,又重视负面效应。他在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的对比中,深刻地总结了实践经验,从而得出了一系列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新观点、新结论。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实践是一项探索性的伟业,其中难免会有失误,有挫折。从总体上看,只要路线正确,对策得当,社会主义实践的负态效应是第二位的,实践的正态效应是第一位的,首要的,占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始终充满信心。科学社会主义从创立到现在,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诸多曲折,目前正处于低谷。邓小平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传统的某些社会主义观念。冷静的思索和坚定的信心终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走上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得到解放与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政治稳定,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之中,社会主义事业日益走向繁荣。这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局面中的确是个了不起的贡献。由此也说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确有重大的意义。然而,邓小平理论是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是在总结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而形成的。

从“超越阶段”的实践负效应中思考“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许多论述。马克思把未来共产主义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等概念。在中国,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对此也曾作过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说,一直处在不完全清醒的状态。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等等也往往是“超阶段”的,即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实际。有时,甚至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较长的时间里,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误出现了。又发生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践,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穷过渡”等等,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正是基于这些“大跃进”式的实践中出现的负面效应,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思考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到底处于什么阶段”这一重大根本问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邓小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贡献贯穿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之中。他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98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以后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都对社会主义阶段问题做过阐述。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党的十三大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基本任务。十四大明确把这一理论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并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十五大对这一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系统的论述,成为我们制定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从传统社会主义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中思考姓“社”姓“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瞻望社会主义新世界时曾经设想,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阶段出现的、以公有制为基础、按劳分配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和市场,社会生产完全是有计划发展的。这些构想是不符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的实际的。构想中对商品经济的排斥和对市场竞争的否定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的。长期以来,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直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并且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社会化生产和商品化趋势日益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负效应越来越突出,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的严重障碍。其结果是,经济效益低,人民生活提高慢。社会主义失去它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单一的,但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应有发展,则是最根本最基础的一条。邓小平正是从这一实践教训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过程中,邓小平起了先导作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兼副总裁右布尼等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经过反复思索,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中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中,有一种类型的实践影响较大。即在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仍然过份夸大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动力,结果导致了长期忽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同时又以为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便会自动保证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或者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关系既“大”又“公”的变革上,而脱离了生产力现实发展的要求,到头来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经验证明,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就会走偏方向。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可以看出:脱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制使人们达到共同富裕,以此来“坚持”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却是平均主义思想盛行,“大锅饭”使得社会越来越贫穷。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这十分清楚地表明邓小平正是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负态效应——贫穷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为什么过去我们长期把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推到次要地位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方面有很多教训可以总结,“如果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末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要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经过系统深入的思考,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凝聚着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此相关,邓小平还思考了一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政治保证问题、外部条件问题等等。

关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带来正效应的实践及其支撑理论。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党中央号召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中开始产生、形成主题;从十二大到十三大,邓小平理论在全国改革中逐步展开、形成轮廓;从十三大到十四大,邓小平理论以南巡谈话为标志走向成熟,形成体系;从十四大到党的十五大,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发展。

在不断反思的同时又不断探索,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特点。这一特色在如何对待、处理实践的正负效应上,具体表现为“抑负扬正”。“抑负”与“扬正”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的合力最终产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的“扬正”体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维护,对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他在“扬正”的同时又有创新,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等等新论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在历经曲折之后现处于低谷,但这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作为新生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得失成败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实践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实践的正确与实践的成败是有区别的。实践的正确与否要从实践的结果中来看,要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看;而实践的失败则要区分复杂的情况。失败的或部分失败的实践不一定是因为指导该实践的认识是错误的,还可能有其他因素,如客观条件的成熟等等。错误的实践可能会取得一时的成功,但最终会在实践发展中被否定。正确的实践也许会有暂时的挫折,但最终会走向成功。从邓小平论著中可以看出,多年来他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正是围绕着这个首要和基本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新时期的历史起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探索起点。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50年代中期以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等方面初步提出一系列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思路。可惜的是,从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复杂原因,毛泽东同志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八大”以后的中央领导集体也未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以至于连续发生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左”倾错误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个教训极为深刻。在粉碎“四人帮”后,有人又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仍然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那一套极端主观主义的东西。

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尤其巨大,已成为前进的阻力。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规定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并作了完整表述。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报告,是标志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代表作。这条思想路线,在我国新历史时期的实践发展中,被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这一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这个评价精辟而科学,完全符合历史与现实实际。

长期以来“左”的思想以及僵化的模式和脱离实际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陈旧观念,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已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主要阻力。改革使我国的农村、城市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主义重新获得了生机与活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十三大以后,正当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时,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变故,国内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此时,党内和社会上又出现了一些怀疑和议论即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针对人们的思想问题,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流严峻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两个“宣言书”都是在重要历史时刻回答了现实中的迫切问题,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方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可能看出,解放思想敢于探索的精神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其中。前面提到,实践具有反复性、过程性、阶段性,实践过程及其结果虽然包括阶段性或局部性的实践结果,但最终是看它的总过程和总结果。因而我们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超越。要善于通过实践的正负效应来理解实践对于理论的意义。从邓小平的反思与探索过程中可以看出:(1)实践负态效应促使人们反思它的支撑理论,是理论前进的一种动力。(2)合理的实践所造成的负态效应以“事后矫正”的方式使理论向真理的道路“回归”。(3)不合理的实践所造成的负态效应以“超前提醒”的方式使认识与谬误“决裂”。理论上勇于探索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二者是统一的。在某些时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解放思想甚至显得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创造性的实践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告诉我们,实践负态效应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因此对实践心存疑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通过利益驱动、利润刺激、市场竞争、资源配置等促进发展,虽然在社会转型时期会出现拜金主义、一定程度的贫富悬殊等等,但决不能因此而畏缩不前,甚至于坐失良机。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为什么事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从来就没有那么认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敢闯,敢冒,敢创新,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基本态度,也是邓小平科学实践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这种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也在多次谈话中加以强调。不久前,他到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创新是不断进步的灵魂。如果不能创新,不去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发展起来,难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靠教育,靠人才。培养同时代潮流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大批人才,不断开拓新的科学研究领域,是关系我国的发展前景和国际地位的百年大计⑨。江泽民同志的这番话说得很精辟、很深刻、很透彻。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所倡导的这种创新精神,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中,对于我们继续把这个事业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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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践的正反效应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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