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姗姗[1]2017年在《翻译与游戏》文中提出本论文旨在对翻译过程进行一种理论研究,探究将伽达默尔(并非用于研究翻译的)游戏理论作为一种奠基理论植入翻译过程,建构一种基于"关系主体"模式的翻译游戏过程论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尝试在该理论模型下,建立翻译在一般意义上具有的现象学与辩证法原则。"关系主体"模式下的翻译过程实现了由"译者"决定"过程"到"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使翻译过程研究范式从基于"实证科学"思维之上的"译者主体"范式转型为基于"现象学-诠释学"思维之上的"关系主体"范式,向前推进了现有翻译过程理论研究范式。本论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翻译游戏过程论是在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游戏精神"引领下建构的一种处于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具有欧陆哲学色彩的翻译过程理论,它在叁个方面对前此翻译过程理论进行了变革:第一,关于翻译过程的主体。前此的翻译理论大都将翻译过程的主体理解为译者,翻译游戏过程论则以游戏"关系主体"取代"译者主体",即翻译游戏过程论所理解的主体是由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构成的"关系主体",也就是说,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在翻译过程中都是翻译意义能够实现出来的主导方,它们叁方形成一种博弈妥协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均以参与者的身份被卷入游戏之中,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走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主观操控的视域融合,由此导致翻译过程由"译者心理"决定"过程"到"关系主体"作用下的"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第二,关于翻译过程的核心。前此的翻译理论从语言或文化的单一视角出发解读翻译过程,在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性特征的游戏精神引领下,翻译游戏过程主要体现为在"关系"制约下博弈妥协式的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保留、舍弃与添加在语言(语词和句法)以及"伪文本"(节律、韵脚等非语言性)要素两个层面展开,所以翻译游戏过程涵盖翻目标语言核心与文化核心,兼顾科学性与人文性。第叁,关于翻译的目的。较之前此的翻译过程论,翻译游戏过程更加突出强调翻译之原初目的——面向目标语群体开显原本负载于陌生文本中的意义,通过将陌生经验转化为熟悉经验而使目标语群体扩大对生存意义的感知与理解,进而扩大人际间的理解与交流。由此揭示出翻译的本体论意义:翻译映射出人在差异对话中找寻平衡的居间生存状态,翻译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的整体结构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关联、且具有内在演进逻辑的分论题:第一章构成了本研究的第一论题。该论题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本论题得以展开的基点是对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进行效用检视。我们必须承认,伽达默尔持有一种"广义"翻译观,其翻译思想具有一定的效用指向和理论阈限。伽达默尔探讨翻译问题的目的在于:以"语际翻译"作为"理解"的特例,从而检视作为人之生存方式的意义理解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伽达默尔之追求"理解普遍性"的理论旨趣决定了他必然弱化语际翻译之"异质语言差异"问题,所以,伽达默尔的翻译思想缺乏关注"语言差异"及"差异语言转换"的问题意识,伽达默尔的"广义翻译观"具有特定的效用指向(指向普遍性的理解),从而致使其翻译思想形成了一定的理论阈限。其次,本论题继而找出用(伽达默尔不直接谈翻译问题的)"游戏理论"构建翻译过程的可能性——游戏中游戏者、游戏对象、观赏者的辩证精神完全可用于描述翻译过程中原文、译者和目标语读者博弈妥协"关系主体"下的语言游戏过程,并对翻译过程中"关系主体"游戏所关涉的核心观念——以间距为代表的时间性概念、文本概念等能否用于语际翻译研究——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初步回答了"能否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翻译"这一问题,以便为后续研究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在证成伽达默尔游戏理可以被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后,本研究进入第二个论题,即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一考察由论文的第二章担承。考察从两个层面展开:对游戏理论的前史考察和对游戏理论本身的阐释。游戏前史考察从"伽达默尔对前人游戏概念的理解"以及"游戏概念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两个侧度展开。其中,就辩证法向度来说,游戏精神离不可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影响。伽达默尔在吸纳了黑格尔辩证思想发展之关键动因——"他者"因素——的同时,摒弃了黑格尔对陈述语言的推崇,重新回到柏拉图早期的对话语言,找到了概念背后的问题结构,并以之为基础,构建本体论诠释学。就游戏概念的现象学限度说,海德格尔在游戏问题上对伽达默尔有着重要的综合性的影响。"关系先于理解者"的游戏正是对海德格尔"语言先于存在"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伽达默尔以海德格尔诗性语言为起点,超越黑格尔的逻辑概念,走向柏拉图对话语言,并以对话的"关系优先性"取代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优先性",构建了"关系主体"模式下的游戏理论。对游戏理论本身的探究是本论题的另一核心内容。伽达默尔对游戏问题的思考并非一蹴而就。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只谈论了艺术的游戏特征,在论及历史科学以及语言问题时,"游戏"字眼甚至很少出现。然而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伽达默尔愈发意识到他对游戏概念论述的不充分性,并指出游戏应该从艺术中延伸出去,艺术游戏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精神应该体现在历史科学的理解以及语言本身的结构之中,游戏概念理应贯穿伽达默尔诠释学体系始终且体现其诠释学基本精神。职是之故,本论题尝试对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详细谈论的艺术游戏概念,以及其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未能深入谈论的关于历史理解的对话游戏以及具有对话结构的语言游戏作出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中谈论的游戏概念涵盖艺术、历史和语言叁个方面,包含艺术游戏、对话游戏、语言游戏。其中,艺术游戏又可根据"是否面向观众敞开"之特性分为竞争游戏和表演游戏。这样,游戏可分为竞争游戏、表演游戏、对话游戏和语言游戏,它们之间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但在最根本意义上,它们都是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指涉人际理解的动态性过程。本论题将在厘清彼此关联与区分的基础上,对四种游戏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和界定。需要指出的是,此四类游戏与本研究下一论题"翻译游戏过程构建"有着密切联系:竞争游戏与对话游戏可用于构建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意义理解过程;向观众敞开意义的表演游戏则可用以构建翻译之语言转译过程;而具有辩证结构的语言游戏则是语言转译过程之可能性前提。依据上述对应关系,本研究进入到第叁个论题,也是本研究最为关键的核心论题——翻译游戏过程的构建。本论题包含第叁章和第四章内容。伽达默尔把翻译过程描述为一种"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笔者部分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过程的第一步骤(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无疑可以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游戏来表征。但如果把其第二步骤(语言转译的解释过程)仅仅用"对话"来表征,无疑忽视了 "异质语言转译"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步骤故而可用"表演游戏"来表征则更为恰当。语言转译和表演都是"关系主体"下的辩证过程,均以向观众开放意义为目的;不同之处在于,表演需把文字语言转译成话语、情感等新媒介形式,而语言转换则需要把一种语言转译成另一种语言。于是,翻译发生过程应当被还原为游戏Spiel(game-play)的过程,翻译之表演游戏也是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的语言过程。如此一来,可以把以"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方式呈现出来的翻译的游戏过程解析为以下两个更为具体的过程:过程一:翻译过程之对话游戏——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翻译对话游戏的动态过程描述。第二,对话游戏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过程二:翻译过程之表演游戏——异质语言的转换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四个问题:第一,翻译之语言转换过程为何是一种"关系主体"模式下表演游戏。第二,表演游戏过程为何是一种意义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过程。第叁,从语言与文化二重视角,阐明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普适原则:a.保留原则:优先保留面向"事情本身"意义的现象学原则。b.舍弃原则:空间间距作用下,优先舍弃源语语词的震荡意义、句法结构、伪文本要素等。c.添加原则:添加符合目标语境特征的目标语语词的震荡意义、目标语句法结构以及伪文本要素等。第四,阐明上述保留、舍弃与添加过程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通过对翻译游戏过程的分析阐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翻译过程的两个步骤直接呈现了伽达默尔游戏(Spiel/game-play)叁重特征:首先,二步骤都是在"关系主体"引领下展开的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游戏过程。第二,整个过程是语言过程,在对语言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博弈中走向原文在目标语境中的意义再现。第叁,通过上述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语言过程,翻译实现了其"向目标语群体开显陌生文本意义,增进人际理解与交流"的原初目的。综上可知,翻译必然表现为"关系主体"引领下的博弈妥协的辩证过程。翻译游戏过程论必然要求重新定义译者、目标语读者的身份,必然要求重新诠释翻译所以可能的条件,必然要求重新解读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价值与意义。本研究的第四个论题(第五章)就是要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回答。在游戏视域下,译者是传递意义的表演者,是驻留在文本之中的意义纽带,是隐与显之间的文本要素。在翻译游戏视域下,目标语读者成为翻译过程的参与者,成为翻译由动态"过程"转换为封闭意义"构成物"的中介,成为影响翻译进程的"共在"者。在游戏视域下,翻译是一种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活动。虽然我们意欲追求翻译的准确性,但完全的翻译却始终不可能。尽管如此,异质语言之间的可译度却可以随着世界的敞开、人际交流的增加而不断加深。由是观之,翻译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正是翻译具有可译度的差异,才成就了翻译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从理解的角度看待翻译,只有使狭义翻译走向广义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不可译程度"才能降到最低,这便是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积极意义。在翻译游戏过程视域下,本研究最终走向对翻译本体论意义的再思考:翻译不仅是一种有关语言转译之技艺,翻译更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
田小勇[2]2011年在《文学翻译模糊取向之数字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选择数字作为一个切入点,结合模糊学理论的主要概念,集中讨论了文学翻译这一重要领域,并在《西游记》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旨在证明数字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模糊性,并进而佐证文学翻译如同文学自身一样,必然趋向模糊。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论文的源起和论文的定位,主要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二章进行了文献综述,重点阐述了此篇论文之前人们在相关领域已经进行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模糊数字及其翻译研究、语料库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西游记》英译及其相关研究和文学翻译的模糊性研究。在此研究基础上,本论文从自选角度出发,在第叁章里重点阐述了文学的模糊性,从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语言本身和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叁个层面进行了剖析,证实了文学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模糊的过程。在第四章里,首先对数字进行了界定,然后对比了中英数字的异同,接着重点阐述了数字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的典型应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本章里从模糊学的角度阐述了文学作品中模糊数字存在的根源、分类、修辞作用及其美学功能,说明模糊数字在构成文学的模糊美方面功不可没。接下来的第五章里论述的是文学翻译的模糊取向,这也是本论文要集中阐释的一个观点,首先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对文学翻译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厘定,然后在此基础上以翻译标准为视角,梳理了中外具有代表性的译论所提出的观点和主张,指出这些理论背后都存在有意无意的模糊性,然后结合翻译实践的特点,从翻译过程、翻译方法和译者定位叁个方面进行佐证,最后结合翻译理论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全方位地证明了文学翻译自身难免的模糊取向。这些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将会在接下来的第六章里得到佐证,因为在这一章里将借助《西游记》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对比数字在原着和译着中的使用情况,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译例对比定性分析,证明数字在构造文学作品过程中存在的模糊性,以及翻译过程中对于这些模糊数字存在的模糊处理,从而直观地证明了文学翻译必然趋于模糊这一取向。而论文的最后一章作为结论,主要概括总结了前面几章的主要发现,并阐释了“数字视角”的双重含义:一是论文选取的研究切入点为文学作品中的“模糊数字”,二是借助语料库这种量化研究的平台,借助具体的“数据”来佐证定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旨在为文学翻译的模文学翻译模糊取向之数字视角——基于《西游记》的语料库研究糊研究提供另一个维度的参考。从论文的立意和创新而言,本人认为有如下几点算得上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第一,论文首先阐释了文学自身存在的模糊性,然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厘定了文学翻译的定义,引入模糊理论的核心概念对中外具有代表性的译论主张进行梳理,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文学翻译必然趋向模糊这一命题;第二,论文选择数字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不仅整体全面地阐释了数字在文学作品中的模糊应用,还结合《西游记》中的重要数字及其翻译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更为客观全面地展示数字在《西游记》中的重要性及其在英译时所经过的模糊处理,并进而佐证文学翻译这一模糊取向;第叁,论文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存在创新,从本人掌握的数据资料来看,目前国内还没有人从模糊学的理论视角并借助汉英平行语料库对《西游记》中的数字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将其延伸到整个文学翻译领域,所以这也应当算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当然,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局限,这篇论文还存在很多值得进一步深入求证的话题,例如就研究对象而言,论文目前只是选择了《西游记》中的数字,如果可以扩大到其它叁部名着,甚至整个典籍的翻译,也许整理出来的数据就更具有参照性和说服力;另外,就数据库而言,如果能够建立《西游记》和几个不同英译版本的平行对照,那将为翻译的对比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再者,就研究深度而言,论文还可以在定性和定量方面进一步展开,比如专门选取所有的韵文及其中数字的应用实例进行比较研究。这些都将是本人今后研究和努力的一个主要方向。
郭亚银[3]2011年在《论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及其翻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致力于探讨语用模糊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及其翻译。“语用模糊”这一概念自1990年由何自然在其文中论及以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它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还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方法。其研究综合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以及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出于特定语用目的而采用模糊语言或清晰语言传达模糊的言外之意。语用模糊研究一直以来被归入言语行为的理论框架下,用于分析言语交际中的“模糊其辞”,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及其翻译的论文着作目前并不多见。在本文作者看来,文学作品翻译是原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一种叁元交际。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不仅见于人物言语当中,从原作者的角度来看,对于作品中的其他描写部分,也会采用一些修辞手段或一些句法、词汇手段传达一些模糊的意境和美感。比起模糊语言的翻译,语用模糊翻译更加注重语用模糊的效果。因此这一翻译过程更多考虑怎样在传达最佳语用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转换模糊的语言形式。以上两方面原因,构成了本论文选题的依据。本论文采用案例分析及文献回顾的方法从写作者和对话双方的角度,在参考现有各位学者相关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以《围城》为语料,对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现象进行具体定义以及详细分类。通过对模糊类型的翻译转换方式的分析,比如模糊语音、模糊词汇、句法和文化层面的对等方式处理,最终总结出文学作品中语用模糊翻译应该遵循语用等效的原则。为了达到语用等效,可以采用直译、解释性翻译、直译加注释和省略译法。其中直译加注释能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文化背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保留原文中的模糊形式。另外,语用等效的实现途径是多样的,所以在语用翻译中也没有绝对的、唯一的译本。与此同时,本文还探讨了语境在语用模糊翻译中的作用。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语用模糊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翻译也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有益尝试,为完善翻译研究做出微薄贡献。本论文致力于探讨语用模糊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及其翻译。“语用模糊”这一概念首先于1983年由利奇提出,自1990年由何自然引入国内以来,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它不仅是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还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方法。语用模糊翻译研究综合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以及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出于特定语用目的而采用模糊语言或清晰语言传达模糊的言外之意。语用模糊研究一直以来被归入言语行为的理论框架下,用于分析言语交际中的“模糊其辞”,分析文学作品中语用模糊及其翻译的论文和着作目前不多。笔者认为,文学作品翻译是涉及原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一种叁元交际。文学作品存在多种形式的语用模糊,不仅见于人物言语当中,从原作者的角度来看,对于作品中的其他描写部分,也会采用一些修辞手段或一些句法、词汇手段传达一些模糊的意境和美感。比起模糊语言的翻译,语用模糊翻译更加注重语用模糊的效果。因此这一翻译过程更多考虑怎样在传达最佳语用效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转换模糊的语言形式。以上两方面原因,构成了本论文选题的依据。本论文采用文献回顾及案例分析的方法。从写作者和对话双方的角度,在参考现有各位学者相关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以《围城》为语料,对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现象进行具体定义以及较详细的分类。通过对模糊类型的翻译转换方式的分析,比如模糊语音、模糊词汇、句法和文化层面的对等方式处理,最终总结出文学作品中语用模糊翻译应该遵循语用等效的原则。为了达到语用等效,可以采用直译、解释性翻译、直译加注释和省略译法。其中直译加注释能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文化背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保留原文中的模糊形式。另外,语用等效的实现途径是多样的,因此在语用翻译中也不存在绝对的、唯一的译本。与此同时,本文还探讨了语境在语用模糊翻译中的作用以及语境条件考虑不充分时产生的语用失误,即误译现象的解决途径。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语用模糊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其翻译也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在此方面进行一定尝试,为完善翻译研究做出微薄贡献。
王禹奇[4]2002年在《汉英语言的模糊性及其翻译》文中提出1960年代西方学者研究并提出“模糊集合”，并将其研究拓展到语言学研究的领域。1970年代起，我国语言学研究者和工作者开始研究语言的模糊性，并逐步认识到语言的模糊性是语言的自然属性之一。随之，语言模糊性和模糊语言学的讨论、研究受到了语言学者、教师和翻译工作者的广泛注意。 本文试图从四个章节来研究汉英语言的模糊性及其翻译： 第一章说明模糊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模糊现象在客观世界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1965年美国L·A·札德教授发表了着名论文《模糊集合论》(Fuzzy Sets)并将之用于语言研究。我国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伍铁平教授于1979年率先开始研究模糊语言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已出版论述模糊语言学的专着4本和发表模糊语言学研究论文200多篇，模糊语言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翻译既是语际的转换活动，自然也存在模糊性，就需要将模糊学运用于翻译研究。 第二章研究汉英语言的模糊性现象。第一节研究了汉英语言中语词的模糊语义，短语、成语、谚语的模糊意义，句子语法结构的模糊意义，数词的模糊意义；第二节从诗歌的措辞、修辞研究了诗歌的模糊性并分析诗歌模糊的原因；第叁节从文学形象、语言特征、文学修辞叁个方面研究了文学的模糊性。 第叁章研究了汉英语言翻译的模糊性。第一节提出“信、达、雅”作为衡量翻译质量的尺度的模糊性，指出“叁字标准”无论就其内涵还是外延而言都是模糊的尺度，讨论了“模糊等值译文”的存在；第二节研究了思维方式、文化差异引起的理解差异；第叁节提出模糊表达能提高译语的准确性、表现源语和译语的生动和灵气。d＼硕士学住论文 VNGik3／ Al／＼订E厂S『l川mIs 第四章研究了汉英语言翻译中的模糊处理。对于语义翻译的模糊处理，本文提出从对等模糊语义、省略模糊语义、使模糊语义具体化和精确化、将模糊语义纳入译语表达方式等方法；对于数字翻译的模糊处理，本文提出保留数字、改变数字、舍弃数字的处理方法；对于诗歌、文学翻译的模糊处理，本文提出诗歌翻译要追求形、音、意的和谐统一以及文学翻译要追求“神似”。
经洁[5]2013年在《汉英数词模糊性的对比分析及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数词在文学作品及自然语言中,并非总是表示精确的数目,这种数词模糊性大量存在的现象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研究引入范围相对清晰的Joanna Channell对模糊数词的界定和分类的方法,分析汉英模糊数词在分类、语义、语用上的共性与差异,从而对比分析产生共性与差异的认知基础。本文共四章。绪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的意义及先前研究者对汉英数词模糊性进行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确定语料库及具体研究方法。第一章,论述汉语模糊数词的四种语义模糊：来源于精确数词的语义模糊、相邻或不相邻两数表示的语义模糊和数词加“几、多、数”表示的语义模糊等；阐述了模糊数词作为比喻、夸张和借代等修辞手段和两种语用功能。第二章,概述英语模糊数词的分类：整数、数词的复数形式、并列数词、带有近似标记和习语中的数词。并进一步阐述了模糊数词在语用中的六种功能即夸张、比喻、借代、隐喻、缺少具体信息的情况下可使言语交际获得成功和提供恰到好处的信息。第叁章,笔者通过整合第一章与第二章分别列举的汉英数词的语义和语用模糊现象,对比分析了两种语言中数词模糊性在语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结合语料库的研究方法,用wordsmith英文检索软件检索英文,用concordance中文检索软件检索中文,对语料库中的模糊数词进行初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以所得汉英数词的使用频率的研究结果对比分析汉英模糊数词在语用模糊上的共性与差异；认知方面则运用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和隐喻原则,阐述产生这些共性和差异的认知基础,并讨论了汉英数词模糊性的对比分析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第四章,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当翻译无法实现完全的功能对等时翻译限度就会出现,主要表现于文化、意象、语音和形式四方面。产生这四种限度的原因是中西方在文化、形式及数词本身的模糊性；笔者通过对语料库的定量研究,归纳出直译、意译、同义借用、及解释性翻译这四种常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杨元刚[6]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吴珺如[7]2009年在《论词之意境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以诗闻名的国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享有极高的地位,非任何其他艺术形式可比。历代伟大诗人的盛名历经万代而不衰,其杰作至今仍广为传唱。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诗歌属于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在某些朝代甚至成为皇帝招贤纳士的一种选拔手段,因此历代骚人墨客多身兼朝廷要职,名仕官宦亦喜作诗词歌赋,为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宝贵诗歌遗产。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可与诗并称诗坛双峰。词原本是隋唐间兴起的一种伴随当时流行音乐供歌妓舞女在宴会或其他娱乐场合演唱的歌辞。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娱乐业发展迅速,音乐歌舞盛行一时,由西域传入中原的燕乐因其新鲜活泼、富于变化尤为时人所好。当时主要由教坊乐工为燕乐曲调作辞,通过演唱广为流传。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显着的特点,即严格按照乐曲的要求来制作歌辞,包括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依曲调风格押韵,其文字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这种格式称作词牌,有固定名称,如《浣溪沙》、《蝶恋花》、《西江月》等。中唐之后文人开始效仿填词,词也便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发展至宋而成一代之胜。词体与诗体在题材内容上的区别在于各司其职,“诗言志而词娱情”。诗在题材上比较偏重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等为主要内容,抒发的主要是社会性的群体所共有的情感;而词在题材内容上的一个显着特色,就是以描写艳情闺怨、相思离别、伤春悲秋为主,抒发的大多是作者私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因此而形成了诗刚词柔、诗庄词媚的总体风格差异。词体与诗体在形式上的差异简言之主要在于诗(主要指近体诗)形式整齐、句式划一(每行五言或七言),格律句法相对固定,押韵格式要求一韵到底,一般隔行押韵;而词有词牌,多数分片,句式长短不齐,格律句法与押韵格式依词牌变化,可以换韵或押邻韵。对于中国古典诗词而言,意境是其灵魂,有意境则自成高格,无意境则味同嚼蜡。因此,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重中之重便是意境的再现或重构。意境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概念,用以形容诗歌如水中月、镜中花般空灵虚幻的美感特质,也正因为其难以描述、无法定性而使得很多学者持诗歌不可译论。然而,通过梳理中国历代诗学评论,我们可以发现意境有其确定内涵,其主要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即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物我齐一、意与境浑、真实自然、因小见大、心领神会。虚实相生即虚与实的统一,境生象外即境与象的关系,物我齐一即主客体的统一,意与境浑即情与景的交融,真实自然即表与里的一致,因小见大即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心领神会即创造与再创造的统一。词之意境由于词体之特殊性,在上述诸特征之外还具有幽微要眇和言长意远两个审美特征。词境之幽微主要应归因于其双重语境。文人士大夫在作闺阁绣榻之词时可以有所托喻也可于无意识间流露自己的内心情感,无论何种情况均不能直言,而须有所凭借而婉曲达之。如刘克庄评刘叔安词所云,“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清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因此而提出词体的比兴寄托说,并在《词选》中论述词体之隐幽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词境之要眇在内容上主要是因为题材的选择,因其原本为酒筵歌席上用以助兴的歌词,内容自然多为伤春怨别的男女之情,即使有所托喻,表面也难以摆脱闺阁儿女之情。这种偏狭的题材容易导致意象的阴柔和词藻的绮艳,自然呈现要眇之姿。词境的这一特色在形式上主要是因为其固定的词牌格律、独特的词汇用语以及勾勒铺叙的艺术手法。词之字面多来源于唐李贺、李商隐等人的诗句,其词藻偏向于绮艳婉媚,而对于艺术性的刻意讲求则节制了情感的恣意宣泄,一旦情感表达的目的弱化,所形成的审美特征就倾向于委婉曲折、精雕细琢。这二者互相作用共同构建了词境之要眇。词境之言长意远指的是词辞微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征。与诗直白的表达方式不同,词以婉曲着称,如中国画中的留白一般,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读来余音缭绕、韵味无穷。词境之言长意远特征的形成与词中密集的意象、富有象征意义的语汇以及词中所用典故有关。意象的多义性以及意象组合的模糊性,蕴涵多层语义的象征语码与典故所阐发的多重语境空间结合在一起共同营建了词境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艺术特征。这种语义的模糊美对读者形成一种召唤结构,有待读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发挥想象去填充空白、确定意义,可以保留多种解读可能,不必强求理解一致。正如常州词派周济所言,“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介存斋论词杂着》)同派谭献更进一步提倡:“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复堂词录序》)词境主要由音、意两方面构成。词之音韵美主要表现在词之协乐特质(包括音调的调配、词牌押韵格式、宫调风格、词之内在节奏等方面)和语音修辞上。词境在意方面分为点和面两个层次,点即词之字面词藻,面即意象意蕴。词之用语极讲究炼字,注重字面词藻的华丽典雅与点睛之词的选择,十分有助于阐发词境。意象是意境赖以生成的基础,意境由意象构成,但其关系远胜房子与砖头的关系,因为单个意象经过词人的精心选择与安排所取得的艺术效果远远超过单个意象的艺术效果的迭加。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异质性特征,在语言表层表现为语音系统、文字系统和句法系统等结构形式和分布形式,在语言中层表现为特定语言的表现法,比如重意合还是重形合,在语言深层表现为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刘宓庆,1996:372-373),词之翻译面临诸多障碍,意境的重构尤为困难。然而,译者无退路,惟有知难而上,尽量在可能情况下生产出最佳译文。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前提下完全再现原文的格律和音韵特征显然是不现实的,译者可以以译意为主,摆脱形式的桎梏,用自由体来翻译词体,然而鉴于声音效果对诗歌的重要性,译者应尽可能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音韵风貌,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法是凭借汉语音节和英语重音在节奏方面的类似效果,使每行的译文重音数和原文的音节数大体相当来模仿原文的节奏感,并考虑语音与情感的对应效果,尽量用译语中的语音修辞手法来弥补原文音韵美的遗失。对于意义翻译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意象的重构。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方面的不同以及两个民族在审美心理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意象的翻译实非易事,尤其是由重委婉含蓄的中国传统审美心理所导致的意象的多义性和意象组合的模糊性以及在数千年的诗歌传统中形成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语码和典故意象,堪称词之意象重构道路上的拦路虎。了解了词之意象翻译的障碍之后,译者可以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应对不同类型的意象的翻译,以使原文意象在译文中得到忠实自然的再现。大意象的翻译由于更加侧重整体意象的再现,因此重点在于对全词的情感基调、意象内涵等方面的准确把握,尤其是语篇意义上的视角切换、语气情态风格以及双重语境的再现。小意象根据其表现方式可分为描述型意象、比喻型意象、象征型意象以及典故型意象,在翻译中应根据各自的特征而区别对待。在具体翻译中结合影响其策略选择的翻译目的与译文目标读者群这两个主要因素,以译文效果为终极目标,倾向于以直译为主,若原文意象在译语中对应缺失可以考虑直译加文内阐释或文外注解。意义再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词藻的翻译,译者需要具备对语言的敏感度和对诗意的悟性,以及对译语词汇的字面意义、联想意义、情感色彩以及语体风格的整体把握。经过了对词之意境的分解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对策之后,词之意境在译文中的最终重构效果必须经由译语读者的进一步检验方可定论,因此,笔者在词境之审美特征及其审美构成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份包含对于词境重构而言最为基本但又最为关键的十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并选择了叁首经典词作及其富有代表性的几个英译版本,由译语读者分别进行评估检验。结果证明,这种检验手段是行之有效且真实可靠的。本文是笔者于博士期间所做的一项针对词之意境重构的尝试性研究,在此过程中注意到本课题的诸多方面还有待细致深入的探讨,如原作音韵效果的再现、译文中人称、格、数、时态等对于叙述视角、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的意义、意象的组合形式及其翻译、词作翻译中的意象新奇性对等等。由于时间限制这些方面在本论文中仅作简要介绍分析,有待将来进一步深化完善。由于作者自身知识面的局限,文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诸位方家斧正。
陈程[8]2013年在《印尼语报刊新闻语言中的模糊限制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模糊限制语作为模糊语言领域中最普遍、最典型的现象，被广泛应用于人类语言的各个层面。本文以模糊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翻译学等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罗盘报》2012年度新闻语料，运用文献法、抽样调查法、定性定量分析法、比较法等方式，对印尼语报刊新闻语言中的模糊限制语进行初步研究，一方面促使模糊限制语的研究趋于更全面和深入，另一方面争取为印尼语研究提供新的路径。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综述国内外模糊语言学、模糊限制语和印尼语词汇的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二、印尼语模糊限制语的分类。根据概念框架所规定的范围对印尼语模糊限制语进行数据收集，并分别按照语法类别和语用角度进行初步分类。叁、印尼语报刊新闻语言中的模糊限制语。重点分析印尼语报刊新闻中的模糊限制语的特点及其原因，探讨模糊限制语在印尼语报刊新闻语言中的功能，并对比汉印尼报刊新闻中的模糊限制语使用情况。四、印尼语模糊限制语在翻译和教学领域的应用。试图探讨印尼语报刊新闻语言中的模糊限制语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并提出将印尼语模糊限制语导入印尼语报刊选读课程教学的设想。
董娜[9]2005年在《模糊:翻译研究的一种取向》文中指出模糊学诞生于查德教授(L.Zadeh)1965年发表的论文《模糊集合》。查德的模糊理论揭示了客观事物的类别之间,经常没有精确规定的界限这一事实,从而说明在认识活动中,模糊现象、模糊概念和模糊推理常常是人们把握对象本质和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翻译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译者在对原着的理解、传达和读者对译着的评价过程中,都无不渗透着模糊性。本文拟从模糊学的角度对翻译现有的方法和理论进行重新认识,目的不在于提出新的翻译方法和理论,旨在说明模糊应是翻译研究的一条重要取向。翻译实质上是语言活动、思维活动、审美活动的综合和统一。因为人类的自然语言、思维活动和审美活动都具有典型的模糊性特征,所以,对翻译的研究必须用一种与此内容一致的思维形式。换言之,翻译这种综合性的活动是不可能用非此即彼的死板规定来把握的,我们必须运用模糊的方法来对其描述和分析。翻译理论主要是由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两个方面构成。翻译方法的模糊性,正是人类思维适应语言的复杂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等客观事实的必然发展结果,它有益于培养译者的艺术个性,也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为进行再创造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本文拟从翻译模糊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正如在前文中提到的,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出新的翻译方法和理论,旨在说明人们可以从模糊学的角度对翻译现有方法和理论进行重新认识,并指出模糊应是翻译研究的一条重要取向。
邵璐[10]2007年在《翻译学视角下的语言模糊性研究》文中认为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受模糊语言的启发,于1965年创立了模糊集合论。模糊集合论一诞生,便对语言学研究发生了影响。模糊语言学即是运用模糊集合论研究模糊语言而生成的一门新兴学科。现在,模糊理论也被尝试用到了翻译研究领域,指导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该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研究较零散、不够系统。本文拟概述模糊语言学与翻译学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分析语言模糊性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研究可能出现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1]. 翻译与游戏[D]. 王姗姗. 山东大学. 2017
[2]. 文学翻译模糊取向之数字视角[D]. 田小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3]. 论文学作品中的语用模糊及其翻译[D]. 郭亚银. 兰州大学. 2011
[4]. 汉英语言的模糊性及其翻译[D]. 王禹奇.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5]. 汉英数词模糊性的对比分析及翻译研究[D]. 经洁.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6].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D]. 杨元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7]. 论词之意境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D]. 吴珺如.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8]. 印尼语报刊新闻语言中的模糊限制语研究[D]. 陈程. 广西民族大学. 2013
[9]. 模糊:翻译研究的一种取向[C]. 董娜. 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论文集. 2005
[10]. 翻译学视角下的语言模糊性研究[J]. 邵璐. 中国外语.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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