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民族生存意识的体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意识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爱国主义思想是国民在生存中自发产生的一种意识，表现了国民对祖国极其深厚的情感。民族生存对空间的需要，产生了对养育自己的土地的热爱；个体生存对群体的依赖产生了维护整体利益的历史责任感；保持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种的延续的愿望产生了独立自主意识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民族生存竞争的本能产生了忧患意识和奋进精神。所以爱国主义是民族生存意识的体现。
关键词 民族 生存意识 爱国主义
人类无法回避生存问题。考古证明人类本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森林古猿，人最初在地球上到处漫游，处处为家，为种的繁衍艰难地与自然界抗衡着、在与自然斗争中生存。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各分支在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中定居下来，国家产生后，人类由大家庭分裂为地域小集团，从此，完整的地球分割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以后人类就面临着双重矛盾：在与自然矛盾的同时，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也产生了生存的竞争。各民族人民长期在同一个国家里生活，就会产生一种认同感、归属感，产生热爱和崇敬，产生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感，所以爱国主义并不是强加在国民头上的外在的意志，而是国民在祖祖辈辈生息繁衍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心理、信念，是民族生存意识的集中体现。
一、民族生存对空间的需要，产生了对养育自己的土地的热爱
所谓生存意识就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对自身生存的环境、条件、状况、能力、前途等等的综合反映。人类生存首先要有一定的空间，即一定的地理环境，普列汉诺夫认为：人类的生存条件首先是自然给予的，其次是人们自己创造的。黑格尔则把地理环境看成是“世界历史的地理背景”，是人类历史的舞台，是“民族精神”活动的场所。如果失去了地理环境的依托，失去了祖祖辈辈生存的领土，人们就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
回想历史，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争战主要是围绕着领土进行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马上修筑起万里长城以保护北方农业区域免遭匈奴人的侵袭。但中国的疆域一直不很太平，异族不断入侵，在抗击中，我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从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到宋朝的岳飞，从抵抗倭寇的戚继光到收回台湾的郑成功……成为后人敬仰和效仿的榜样。19世纪后，经济发达起来的西方列强，想凭着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从1840年到1949年百余年间发动了数百次侵华战争，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1180个，掠夺我国领土150万平方公里，把持了几十个“国中之国”——租界地。面对大好河山被瓜分，李大钊悲愤地写出：“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漂泊之人”的诗句；面对外敌的入侵，中国站立起了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在他们的背后是三元里人民、太平军和义和团，是全体不愿失去自己家园的不屈的国民。正是这样我们保住了以汉族聚居点为中心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保住了中华民族生存的家园。
而与我国相反的犹太人却一代一代挣不脱被烧、被驱、被杀的厄运。传说公元前1千多年前，犹太人在耶和华的引导下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国家，但珈南的一次大旱灾后，这支民族自动放弃了这块领地进入埃及，几百年后他们在埃及站稳了脚跟，可埃及法老开始迫害和驱逐犹太人，摩西不得不带着他们越过红海逃出埃及。他们又化了几个世纪打仗，在公元前10世纪的大卫王时代取回珈南，在耶路撒冷建都。但散居在世界各处的犹太人在一次又一次排扰浪潮前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至今还不得不为争取建立永久的定居点不断与其它民族发生冲突。犹太人灾难深重，我认为不是因为劣等，而是因为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犹太人不断与其他民族冲突，不是天生好战，而是经过太多磨难后开始意识到生存空间的重要。
中国人历来都眷恋着生育自己的土地，《老井》中的那村人即使到几十里外担水，也要厮守着乡土，他们心中唯一的希望就是有朝一日能打出一口有水的井，使土地重新恢复生机；愚公情愿用自己和子子孙孙联合的力量搬去挡住家门的大山也不愿迁居异乡。“父母在不远游”。“落叶归根”、“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等道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爱、对祖国一草一木的爱，这是中国人最元初的爱国之心，我们知道：中国是中国人唯一的家园，离开它我们无法生存。
二、个体生存对群体的依赖，产生维护整体利益的历史责任感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不是以个体存在为特征，而是以类的存在、群体的存在为特征，人是社会的人，不能离群索居。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看到“人之生，不能无群”，人没有牛强壮却能役使牛，没有虎豹凶狠却能战胜虎豹，是因为“能群”，能集中群体的智慧增加自己的力量。近代的严复进一步指出：“能群者存，不能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把是否“能群”，能否“善群”，提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考察。确实，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只有在“群”中才能求得满足，个人的痛苦和危难只有在“群”中才能消除，“群”的存在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类“文明愈进，则群之相需也愈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先人从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迫切需要出发，大力宣传“合群”、“爱群”、“利群”的思想。
“群”就是包括家庭、民族、国家等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各式各类的社会组织。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家庭、民族、国家的一分子，个体生存对特定群体的依赖性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和对异群的排斥心理。就象大数人，虽然家境贫寒也愿意在自己家里生活，在家里他能体会到父母的慈祥、兄弟的友爱，虽苦也乐；而即使在富庶也开明的他人家生活，也会有寄人篱下无根无基的感觉。所以流落异乡的人总思念回归，如清乾隆年间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人在迁居伏尔加草原140多年后，战胜了沙俄统治者的追击和哥萨克人的堵截，终于以丧失几乎所有牲畜和半数族民为代价，返回了祖国，表现了对祖国深深的爱恋，成为轰动世界的壮举。血总是浓于水，斩不断的血缘亲谊，割不开的爱国情愫，使同一民族的成员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彼此紧紧团结在一起。
个体对民族和国家的依赖性也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生于一家，受人之鞠育而后有其生，则有家人之荷担。……生于一国，受一国之文明后有其知，则有国民之责任，”这种责任感植根于中国人心中，在祖国最需要时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司马迁语）。抗美援朝时期象黄继光为掩护战友，取得战斗胜利，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和平建设时期象孔繁森为阿里人民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拖着病体四处奔波。他们为民族整体的利益牺牲了个人的一切，成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对天下兴亡负责，用自己绵薄之力推动民族、国家向前发展，那么我们就能以群的合力解除一切生存威胁，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保持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种的延续的愿望，产生了独立自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社会风尚、道德信念、文化特点，这是民族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每个民族独立的发展，塑造了民族独立的性格和追求独立的愿望，历史也证明，没有民族的独立的主权就不会有民族的发展。近代的中国在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下积贫积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重新站立起来了，但在50年代西方国家就叫嚷要用和平演变的战略使中国逐步“西方”，并想制造内部分裂来达到依赖他们、受他们控制的目的，以遏制中国的发展。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时针对英方有关于1997年后还要继续管理香港的表示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大陆和台湾双方谈判解决，但万万不能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1990年春，美国以人权问题为幌子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挑唆一些国家对中国封锁制裁，面对外来压力，邓小平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们利益的苦果，他认为：没有国权就谈不上一个国家的政治存在，更谈不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认为只有深切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交织着屈辱与抗争的近代史，才能真正懂得维护民族性、独立性和国家形象的极端重要性。
民族独立和主权的精神支柱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民族凝聚力所在，是恢复民族生机活力的本源。有位哲人说过：“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相信神圣理性的某些特点，在本民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有了这种近乎盲目和狂热的自信，一个民族才有可能一次一次从最困难最可悲的处境中迅速崛起，中国也是这样。邓小平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在改革、开放进行四化建设的今天，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是事业成功的基础，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是民族兴盛的希望。
四、民族生存竞争的本能，产生了忧患意识和奋进精神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生存权不是自然而然的平等拥有的，在还存在强权的世界里，生存要通过斗争获得，要通过强力争取；在对手面前落后就要挨打，内部政局腐败就要亡国，这是近代史留给中国人的血的教训。近代以前，中国人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为自慰，以文化发达、社会安定为自豪。但以后中国落后了，面对象洪水猛兽一样席卷过来的西方资本，中国古老的大厦倾全倒了，在西方“东亚病夫”的辱骂声中，在西方人高傲、蔑视的目光中，我们领会到了做亡国奴的悲哀。在西方列强大举入侵的同时，中国人对救亡图存、保种自强、振兴中华的探索也达到了最强点。1895年康有为等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留心“西学”反对“恪守祖训”，试图在维护帝制的前提下变法维新。20世纪初，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试图用武力推翻帝制，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但这种种探索终因封建势力的强大、民族资本家的软弱而失败。最后是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领导工农民众经过二十八年英勇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争取到一种资格，就是外国人不敢再歧视我们了。
中国虽然独立了、虽然发展了，但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蹒跚而行。孔子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在生存竞争的巨大压力面前，我们不能停步喘息。二战以后，随着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占领他国领土获取廉价原材料、劳动力、市场的旧殖民主义已破产，代之以采用资本输出争取巨额资产增殖、参与世界经济竞争以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新殖民主义。苏东剧变后，西方力图建立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秩序”，并越来越多地采用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干涉、军事入侵来直接控制和压迫第三世界国家，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维护西方的全球经济统治和政治霸权，这一切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构成了挑战，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五四”时期鲁迅说过：“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毛泽东也耐人寻味地警告：中国如果落后了就可能被开除“球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邓小平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的前景，但要把可能变为现实，还取决于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是否正确，取决于是否善于捕捉发展机遇，取决于全民族是否团结一致、自强不息、奋发向前。
列宁认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的产生有其功利性和狭隘的民族性，但我们必须看到，尽管世界正走向全球一体化，正变成一个“地球村”，但这个世界仍然是以疆域为依剧划分为民族国家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着界限。20多年前拉斯佩尔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政治幻想小说《圣徒的营地》，把世界分为两在大营地：一个是西方人的营地（圣徒的营地），一个是其他不幸的落后民族的营地，圣徒的营地不愿接纳贫穷、孱弱、人口繁殖过量的不幸者，西方人的财富、文明、生存空间不愿他人来分享，因为这是他们创造的、属于他们的，所以对于其他人来说，把自己的营地建设好才是根本出路。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争取生存权是民族最基本的目标，爱国主义正是民族生存意志的集中体现，从这个角度说，爱国主义应是根植于人民心中的自发的情感流露，也是国民意识的自觉的理性选择。不过爱国主义从自发走向自觉、从社会心理上升到理论意识还要通过许多环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爱国主义研究和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理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擎起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把我国的社会历史推向前进。
* 收稿日期：1996—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