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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是曲折的历史过程
城市化过程是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布局、人口分布及生活居住方式客观演变的过程。城市最先是政治的产物，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军事防卫的堡垒。由于人口的积聚，逐步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四周筑墙谓之城，有买有卖谓之市。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城市又成为手工业中心。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城市的兴衰主要取决于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战争的需要，城市规模和分布相对稳定，由于那时城市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口的集聚程度比较低，对广大乡村经济辐射能力薄弱，众多村落仍然是不依赖于城市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因而这时的城市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城市。
现代城市是工业化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开始产生。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科学技术、生产和交换、劳动力和人口、资本和财富的集中，使城市的政治和军事功能逐步被经济功能所代替，并且在一些交通要道、原材料产地兴起了不依托政治功能的新型产业城市。现代工业的兴起，瓦解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使农村在农产品生产、加工、交换以及物质文化生活方面日益依赖工业化的成果，从而进入了城市引导农村的现代化过程。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城市第二、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断增强，而农村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剩余劳动力也不断增加，由此促使农村人口逐步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水平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和标志。
世界城市化经历了初步兴起和局部发展阶段，从1796年到1850年为初步兴起阶段，1851年到1950年为局部发展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普遍迅速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更快，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辐射力迅速增强，成为城市化的主导；中小城市群和城市带迅速兴起，成为城市化的主流方向；城市化由规模和数量扩张阶段逐步向质量和环境改善阶段转变。综观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城市化初期阶段，城市化水平低于30%，工业比重迅速上升，农业仍占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0%左右。在城市化初期阶段，城市规模小、数量少、辐射力弱、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二是城市化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一产比重下降，三产比重明显上升，二产占主导地位并开始结构升级，逐步形成梯次型的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的城市体系，城市规模和数量迅速上升，城市总体功能显著增强，城市间的分工和交换关系日趋明晰和密切；三是城市化后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50%以上，第二产业在30%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城乡差别明显缩小，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经济格局。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1840年以前，为古代城市发展阶段，城市大多属于政治中心、军事重地，分布于江河两岸。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军舰打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各国商轮频繁进入沿海乃至长江港口，国外商行、银行、产业资本开始进入沿海及沿江口岸，使我国工商业中心向沿海城市转移，由此形成了沿海城市化水平领先于内地的趋势。但是应该看到，从184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我国沿海城市是国外资本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既有刺激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一面，也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导致城市功能畸型、城市规模发展缓慢的一面。
我国城市化进程从解放后开始，至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后的初期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1957年），国民经济进入恢复和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城镇工商业日趋活跃，城镇人口逐步增加，1957年与1949年相比，市镇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0.64%提高到15.39 %。 第二阶段是曲折发展阶段（从1958年到1964年），1958年开始大跃进，大办工业，导致市镇人口迅速增长，由1957年的9949万人增加到10721万人， 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5.39%提高到16.25%。由于城市化进程超过了农业支撑能力，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有2000万城镇人口返回农村，使市镇人口由1960年的13073万人下降到1963年的11646万人，净减少了1391万人，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5%下降到16.84%。1964年市镇人口开始恢复性上升，当年市镇人口达到1295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8.37%。第三阶段是徘徊发展阶段（从1965年到1978年），在这14年中，市镇人口总数有4年在13亿多人、4年在14亿多人、2年在15亿多人、3年在16亿多人。这一时期虽然也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运动，但由于城镇人口出生率较高，因而市镇人口绝对数仍逐年增长，由1965 年的13045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17245万人，但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数下降， 市镇人口所占比重一直徘徊在17.13%至17.98%之间。第四阶段是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的阶段（1979年至今），市镇人口由1979年的18495 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35950万人，增加了17455万人，增长了94.38%， 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79年的18.96%上升到1996年的29.37%，增长了10.41个百分点。但与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相比， 我国还有一定差距。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处于城市化初期阶段和中期阶段之间。
我国城市化进程呈现以下明显的特点。从城市分布看，先是由内地向沿海发展，再由沿海带动内地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目前内地城市化正处于迅速推进时期。这种往复式的城市化轨迹，有利于增强城市之间的人文和经济社会联系，有利于形成风格各异又相辅相成的城市群体，有利于增强民族向心力。从城市功能来看，依次是政治军事功能、经济中心功能、科技教育中心功能。目前我国城市中心功能处于由经济中心向科技教育社会中心功能转变的初期阶段，体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是用新技术、新材料、无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代替高消耗、高污染、大运量的传统工业，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居于产业主导地位，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从城市发展轨迹来看，城市化进程决定于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人口和劳动力政策，但是最终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主观意志尽管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决定城市化的进程，但是决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所能提供的支撑条件。这些都告诉我们，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时代的特点，才能积极而又求实地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
二、我国城市空间形式的历史性演变
城市是人口与经济的空间积累形式。城市的空间形式是历史推进的结果，并且随着人类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进步而不断发生前后相继而又推陈出新的历史性演变。
一是城乡关系由相互分离转向趋于一体化发展。城市是相对于乡村的空间概念，是乡村的对立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掠夺乡村，在社会联系上摒弃乡村，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日益趋于分割和对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作出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二、三产业不断需要补充劳动力，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又使大量农民有条件由农村向城市转移，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集中，形成一批新兴的城镇，从而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达30%左右，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达70%，有的发达国家达90%以上。1996年农林牧渔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美国为2.9%、日本为5.7%、德国为3.2%、英国为2.2%、法国为5.0%、加拿大为4.1%。由于农业技术现代化、农业服务社会化、农业劳动知识化程度不断提高，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大为缩小，尤其是农村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和日益现代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生活质量和社会环境日益趋向城市化。随着大城市承载能力的日趋饱和，其生产和生活环境日趋恶化，产业和劳动力又不断从大城市向农村尤其是小城镇转移扩散。这两种趋势的汇合，使城市和乡村向一体化迈进。当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趋势还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二是城市的区域分布在不平衡中趋于平衡。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口和生产力不平衡分布的结果，所以现代城市的分布不可能是平衡的。目前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342个，我国有34个，仅占9.94%， 这与人口分布状况极不相称。就我国而言，城市化进程不平衡的特点十分明显，1996年，在全国666个城市中，东部地区298个，占44.74%， 中部地区245个，占36.79%，西部地区123个，仅占18.47%；2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东部6个，中部2个，西部3个；100～200 万人口的城市，东部11个，中部8个，西部4个；50～100万人口的城市东部21个， 中部22个，西部1个；20～50万人口城市，东部90个，中部74个， 西部31个；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东部170个，中部139个，西部84个。从各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来看，东部地区占70%，中部地区占20%，西部地区占10%；从发展动态来看，改革开放20年来，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显著加快，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从1991年至1996年“城市50强”排序来看，东部地区由36个减少到34个，中部地区由8个增加到11个， 西部地区由6个增加到7个，东中西部城市化发展差距开始呈缩小之势。但是从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城市不仅数量少、规模小、水平低，而且城市间关联性和均衡性较差，1996年，中部地区2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比西部地区少1个：在全国44个50～100万人口的城市中，西部地区只有1个。这种非均衡性反应了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不成熟性， 表明中西部地区还要经历一个逐步成熟的发展阶段才能迈入现代城市化进程。
三是城市结构由等级型向复合型转变。由于城市起源于政治中心，而政治中心的地位又有利于促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从而使城市的规模和能级同其行政等级相联系，形成了中央、省、市、县、乡级别由上而下、规模也由大而小的等级型的城市结构。尤其是在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强度较大的历史时期，这种等级型城市结构的特点就更为明显，政治中心城市不仅是行政区内交通通信中心，而且是经济和科技教育中心。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政治中心城市不断涌现，有的是依托当地自然资源而形成工矿城市，例如大庆市；有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中兴起的城市，例如深圳市；有的是以科技兴市，例如美国的硅谷：有的是以旅游业兴市，例如安徽的黄山市。这些城市的规模和能级同其政治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相互之间只有功能互通、互补的关系，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当然也有一些城市因其规模和能级的上升引起其政治地位上升。从发展趋势看，非等级型城市将随着市场化、国际化、知识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增多。虽然等级型城市在较长时间内仍将是主体类型，但其政治功能将逐步淡化，从而形成复合型城市结构。
四是城市布局由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转变。传统的城市一个城市只有一个中心区，以中心区为极核，向周围展开和扩散，皇朝时代的北京市就是以中轴线展开布局的典型代表。对于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而言这种布局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言， 就会由于人流、物流、车流的过于密集而制约城市功能的拓展，并且会降低中心区的环境质量，所以现代城市在布局上一般向多元中心格局转变。首先，在城区范围内，以若干居住中心为依托，形成若干规模和功能差异不大的次中心商业区，或者按照功能分类的若干小区，例如工业开发区、金融区、文教区等等。其次，是在城市周围形成若干卫星城镇，使之同主体城市相互贯通、相互依存。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还可以同跨行政区的中小型城市形成相呼应的城市群体。城市布局由单一中心向多元中心的转变是城市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应该成为城市布局的重要指导思想。
五是城市功能由产业型向人本型转变。城市功能由政治型转变为产业型是城市功能的历史性转变，是现代化城市的起点和重要标志。我国城市目前仍处在不断强化城市产业功能的历史性过程之中，强化城市产业功能仍然是大多数城市应该继续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但是从长期发展来看，城市功能将要发生第二次革命，即由产业型向人本型转变，即由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首先，这是因为在经济现代化达到一定水平、人类生产步入小康阶段之后，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将开始支配物，而不再被物所奴役，人们将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现在最新的发展观已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人类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扩大人民发展的机会和能力，包括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的机会，从事就业劳动的机会也包括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所谓能力，则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竞争的能力、提高自身收入水平的能力、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包括民主参与的能力。城市则将在这一转变中居于主导地位。其次，人类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未来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越来越决定于人的素质，决定于人的知识层次和创新能力。像美国微软公司那样，主要以知识和人才为资本的新兴产业将代替以资源和有形资产为基础的传统产业，城市的竞争能力不再取决于工业化水平，而是取决于知识化和信息化水平，目前以产业中心为主要功能的城市，要逐步向以知识和信息中心为主要功能转变，也就是要着力于人才开发和知识创新。再次，未来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演变，将使人的基本权利、人格、人性、人的才能和意愿得到更为充分的尊重，个人的发展更具有直接的社会意义。总之，未来的城市，将由以物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城市布局、城市功能、城市管理都要充分体现市民的意愿，有利于市民的充分发展。
三、正确把握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
城市是人口和生产力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动态结合，正确把握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战略性课题。
一是城市定位要有利于强化城市特色和分工。城市化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着力点，我国各级政府都把加快城市化进程列为重大战略决策，这应该说是一种积极的趋向。但是必须充分考虑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例如城市功能、规模定位及其在区域中的定位，都要承前继后，找准位置，而不能盲目追求大规模、现代化、知名度。要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依托区域经济基础，把握周边城市发展态势，形成历史文化和功能特色，积极促进城市分工。不少地方在盲目抢当经济中心，若不进行认真的规划论证，势必会造成城市分工的不合理和相互间的盲目攀比，造成城市功能的趋同。应该进一步明确，城市功能定位必须通过专家科学论证，经城市政府和人大认真审改，报上一级政府批准。各城市不得随意确定和改变城市功能。
二是城市布局要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制定全国总体城镇规划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充分重视区域发展的差距，不应搞一刀切。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布局的现状，中部地区可以再规划发展2～3个特大型乃至超大型城市，西部地区重点发展50～100 万人口的城市，东部地区则要重点发展卫星城、小城镇。通过城市布局的调整，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要把我国666个城市和1.7万个建制镇以及乡镇建设统筹规划，有机衔接，合理分工，通过一体化布局和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城市和农村小城镇的差别，使城镇建设与城乡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三是城市建设要有利于改善环境。我国人均资源水平不高，城市用地、供水日趋紧张，环境保护的压力也不断加大。我国666 个城市有330个缺水，100多个严重缺水，缺供水能力1600多亿立方米；近8 %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年排放量超过300亿立方米； 城市垃极处理率不到50%，无害化处理不足10%，每年有12744 万吨垃圾未经处理排放在城市周围。保护资源和环境是扩大城市承载能力、促进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因此，要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据测算，不同类型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各不相同，人均用地大约分别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60平方米、中等城市75平方米、小城市100平方米、小城镇450～550平方米。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也同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可见，要适当提高小城镇规模，重点建设万人以上的小城镇，促进一部分中小城市发展为大中城市，尤其要防止小城镇建设中乱占耕地。要积极促进土地置换，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被置换出来的土地要积极复垦，还地于农。尤其是农民宅基地，在进入城镇重建新房后，要切实复垦。
四是城市交通要有利于拓展三维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随着人流、物流量的迅速增加、社会交通工具的增加，城市交通堵塞状况日益突出。据测算，目前我国城市人均道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城市路网汽车运行时速由30年代的30公里降至现在的12公里。预计2010年以后，汽车将开始进入家庭，城市交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必须立足于21世纪的城市发展，合理规划，超前安排城市交通布局。要通过城市规划，拓展三维空间，促进人口高密度地区的交通分流；积极发展大城市立体交通、轨道交通、地下和高架交通；完善交通环线和拓展出口通道，避免过路车辆进城；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方式并举，积极发展公共交通；加强交通管理，形成文明、规范的交通秩序；建立立体停车场，杜绝市区路旁随意停车。
五是城市管理要有利于人类发展。城市是人口密集、知识高度密集、文明程度最高的现代化中心，应该率先进入以人为本的发展轨道，全面促进人的发展。城市现代化水平的衡量指标将逐步由总量向质量、由硬环境向软环境、由经济功能向社会功能转变。要加强城市管理理论的研究和交流，促进城市管理现代化。要弘扬城市文明，塑造城市形象，提高市民素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发展城市文化，增强城市时代特色。城市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和生育制度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改革，使城市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发展具有一定导向作用，而现行的城市评价指标过于偏重经济实力，不能同国际接轨，不能充分体现面向21世纪、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导向，因此，应把现有的“50强”等评价方法改为突出的环境、教育、文化、信息、人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民主管理等方面指标的综合品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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