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嵩焘学习西方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思想论文,郭嵩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嵩焘因思消除“洋患”而开始关注洋务。他通过“读书观史”和对西方的考察，从对洋务的“茫无所知”①变而“确有所得”②，对西方国家有了较多的真切了解。洋务新知，帮助他克服了封建士大夫的虚骄习气，抛弃了“用夏变夷”的僵死教条，承认当时中国已是时代的落伍者，进而提出了“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③的主张。我们看到，郭嵩焘虽不是“创荆辟莽”学习西方的思想先驱，但他的主张大有异于同侪诸人，认真察辨，对于正确认识“师长”思潮的发展、评价郭嵩焘其人，均不无裨益。本文试就郭嵩焘学习西方的主要见解，粗略概述论析。
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悲惨结局，使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总结教训、谋求自强、御侮救危的必要，被冷落的“师夷长技以制夷”④的思想，开始为社会舆论所重视，连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些稍有见识者，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也主张“师夷智”、“资民力”⑤以求自强，并付诸实践。但是，西方富强的根由何在？单纯地师其技艺，能否实现中国富强的目的？这是一个至关重大而有待辨明的问题。
对此，郭嵩焘持否定态度。他断言：“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自强亦“所不敢知也。”
郭嵩焘认为，欲致富强，只有先明中国贫弱之因，西洋富强之由，才能做到“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何在？郭嵩焘考察后的结论是：“纪废废驰”，“吏治不修”，“洋患”是其招致的恶果之。他说，从历史上看，“洋患”构不构成统治危机，取决于纪纲、吏治的振衰。“自汉以来，中国全盛之世，边患相寻常若不及，而终宴然无事。及衰且乱，则必纪纲法度先驰于上，然后圣人隐伏，民俗日偷，而边患乘之。”可见，加强防务固为形势所需，而自强之要害在振肃纲纪、刷新吏治，厘正治国之本。郭嵩焘用的虽是封建政治的老题目，做的文章却已包含着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新内容。他在“推求中外情形所以异同与所宜法戒者”时指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转送，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各通商口岸，“皆有兵船屯驻以防意外之变，兼备海盗，……惟其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介绍，自然有失粗浅，可已触及到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商贾）当政，国家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利益并为其服务的实质。而且，他还能透过现象观察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中西对照，治国各有其本，一失一立，一弱一强，孰为当“戒”，孰者当“法”，不言自明。在振刷纪纲吏治的要求中，郭嵩焘既对拥坚船利炮即可强国的论调进行了批判，也清楚地表达了希望以西方政教为榜样改造封建弊政的思想倾向。
如果说这种思想倾向还只能算是一种朦胧的感觉，那么，出使英国之后，郭嵩焘的认识便得到理性的升华。他不仅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与“商贾”同利，“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⑥的种种现象，而且有机会认识到，它们的存在，是“君民兼主国政”之故，⑦而“君民兼主国政”的实行，依靠相应的政治制度提供保障。他在深入了解、研究英国现状与历史后指出：“其初国政亦甚乘乱。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意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⑧”至此，他已明确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国之本。
郭嵩焘没有在对西方政治制度的钦慕上停步，而是带着消除“洋患”的责任感反思自省，对比之下，深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⑨。民主之反就是专制，封建专制成为他放矢之的。故他斥责“秦汉之世，竭天下以奉一人”，从此“恣睢之欲逞，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于是乎穷。”以三代之道非议专制，并非为了复古，相反，郭嵩焘认为，就“公天下”而言，即使是三代圣人之治，也不如当时的西方。因为“圣人之治民以德”，圣人总是会死的，“一身之圣德不能常”；“西洋治民以法”，人亡法存，“推衍无穷。”人治不及法治持久可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郭嵩焘承认“西洋治民以法”为“有道”，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是“无道”，在这一意义上理解，西方入侵中国“乃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⑩显然，在郭嵩焘看来，中国富强的根本出路，不在坚船利炮，而在改变立国之本，既循习西洋政教，“治民以法”，用民主政治代替“竭天下以奉一人”的封建君主专制。
二
郭嵩焘认定中国富强的根本出路在循习西洋政教，并不忽视“造船、制器”的强国作用。他十分强调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必要，以期推动中国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
改革应从何入手？郭嵩焘认为要因时制宜。时有“常”、“变”之分，求治有正“本”、“治”“末”的缓急，应根据时之“常”、“变”而定。“时处乎变，则从其变之数以治其末而匡救之，而本有不暇顾矣。时际乎常，则审其常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而末有不足言矣。”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正处于继“秦并天下，划封建为郡县”之后的又一次“大变”(11)之时，所以他主张“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也就是说，改革应从务末开始。所谓“末”，便是“商贾、造船、制器”，“姑务其末”，即先致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是适应“变”时之需要，西方既凭坚船利炮入侵，又在中国广开口岸通商夺利，“务末”就可以阻止或减轻这种军事、经济侵略，是“从其变之数”进行“匡救”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这也是为“常”局条件下的政治改革张目，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念、制度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其成就越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愈益坚实，用郭嵩焘的话说，这叫做“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
之所以强调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必要，还因为郭嵩焘认识到，中国要自立于国际社会，就必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出使英国期间，他广泛参观了工厂，不仅对泰西遍国皆机器的景况羡慕不已，而且从中发现西方产品远销世界，与其技术上“不厌求精求详(12)”有密切关系；他考察了轮船、火车、电报等新技术的应用，既了解到这些新技术为英国富强起了奠基作用，也悟到它们的推广，决不是人力所可“疑阻”(13)；他研究了各国的历史与现状，清楚地看到，凡仿效西法者，即可由弱变强，反之则衰而亡。因此，他得出结论“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14)”并警告说，中国如不自省、振作，“数十年后，洋人所至，……则使权利一归于洋人，而中国无以自立”。(15)
基于这种认识，郭嵩焘主张“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这就是说，中国发展近代工商业，必须如西方国家一样，让工商之利为“商贾”经营。
对照当时中国的情况，不难发现这一主张的针对性。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清政府在“练兵为要”，“制器为先”(16)思想指导下，从军事工业开始，已经兴建了一批近代企业。这些企业的开办，目的在为封建统治者增加军力、财力，以镇压人民革命和抵御洋人入侵；同时，也妄图以此为坝，遏止资本主义浪涛的冲击。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17)”他们不情愿这种局面的出现，故起而以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进行操纵、垄断，使西方的技艺，服务于加强封建专制的目的。郭嵩焘的主张，无疑是对此种作法的原则批评。作为封建士大夫出身的郭嵩焘，自然不能不为清王朝的统治危机而焦虑，可贵的是他在明了了世界形势之后，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从“变”治“末”之时，不忘审“常”正“本”，把治末正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效法西方致中国富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救清朝扩展到救中国，从而走出了“中体西用”的狭隘圈子，不自觉地背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就必须打破官府对工商业的垄断。郭嵩焘反复宣传，西方富强是“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18)”的结果，官府控制工商，是根本不懂民富国强的道理。他指出，这一富强之道，不仅已为西方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也正为中国自身的发展趋势所说明。“利之所趋，虚文有所不能制也。”垄断、限制商民经营工商业，只能使中国资本流入洋商名下以谋利，如伍怡和、吴健章、胡墉和杨坊等人“号称巨富，皆有轮船，经营贸易遍及西洋诸国。惟深自隐讳，以与洋商比附为利。国家制法防范愈密，则商人之比附愈深。”谋求工商之利，“百姓皆能经营，不必官为督率”，所谓督率，实为“强夺民业”。官不惜商，定将“烦扰百端”，其结果必然是“为利无几，而所损耗必愈多”，扩大官商互不相信的裂缝，挫伤商民投资的积极性。故郭嵩焘抨击说：“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适与相反，所用以仿行西法以求富强者，未知果何义也？(19)”在他看来，热衷官办、官督商办者，实是别有用心。
“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则要求政府以政策、制度对商民投资工商业进行鼓励和保护。循此原则，郭嵩焘急切呼吁，改变种种封建限制，明令宣布，允许“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制备轮船”引导商民联合，成立公司，以克服资本不足的困难，并运用政府的力量，“补所未备”，给商民必要的扶持。他还注意到，要从根本上保障中国工商业的正常发展，真正实现“导民以从之”，还要解除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如厘金制度的盘剥，海关主权的丧失，都是中国工商业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为扫除路障，敦促清政府有所作为，郭嵩焘谴责在镇压太平天国后继续推行厘金制度，强烈要求“停免各省厘捐”，以联络“民商之心”(20)。他还大声疾呼，让侵略者操纵海关，是“纵外人夺民口食”(21)。不管是谴责之音，还是疾呼之声，都出于要求“因民之利而为之制”的同一弦律。
清王朝囿于阶级私利，不肯改弦易辙。因此，郭嵩焘断言，中国“富强终不能望有成功”(22)。历史不幸为他言中。这绝非偶然的巧合，乃是郭嵩焘为中国致富强作出正确探究的反证。
二
在探讨西方富强之故的过程中，郭嵩焘非常注意“国势”、人才和教育的关系。事实使他明白，西方“惟人才胜而诸事具举，日新月盛(23)”。诸事之所以能举，“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24)”，因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25)”。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得力于人才汇聚，而人才之盛和教育有因果关系，即得益于教育之功。西方如此，中国亦莫能例外，故造就通西学、行西法的人才，实为中国求富强活动的重要内容。
郭嵩焘在消除“洋患”的探索中，区分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和中国封建教育的优劣，以一般士大夫所不具有的胆识，批评了“中国师儒之失教”，并“为之慨然”。(26)他指出，“师儒失教”，致使中国教育“务为虚文”，而泰西相反，其教育“致之实用”，由于中国教育“务为虚文”，故学人“以取科名富贵即学之事毕矣。(27)”此外别无所知，也不需有知，一旦功名得手，便终生成以富贵为事。中国在这样一批人治理之下，国势日衰，是自然之事。在洋人入侵日深的形势下，这些“无知无识，身死而魂不悟”(28)的行尸走肉，狃于所习，敝于所闻，甘心陷溺，恬不为悔；为满足物质享受的欲望，“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对于鸦片危害，不闻不问，不异“耗竭财力，毒害生民”；而对于有益中国富强的西方科学技术，则一概拒绝，“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拦，至有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29)”从这种意义上分析，洋患为害，与封建教育有关。所以，郭嵩焘深有感触地说：“凡事以为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30)，“办理洋务四十年，知者绝少，无他，不学故也。”(31)
为着消除“洋患”，同时也为了使中国富强，郭嵩焘指出，开办西学，派人留学“为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也”(32)。虽非郭氏创论，但郭嵩焘的主张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它着眼于西学的普及，而不是单纯地为了语言交际和加强防务的需要，故希望“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待取得经验之后，“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某乡，期以广益学校之制，通其变而济其穷”，此其一。它要求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改变，而不仅仅是添加几门课程的局部调整，故强调学馆之开，应做到“分堂以立为学之程”，“计时以示用功之准”，“明定规则以使有依循”，“分别去留以使知劝戒”(33)，用近代学校的体制和管理原则取代封建教育，此其二。以此为尺度，衡量洋务官僚们变革教育的已有作法，郭嵩焘不以为然。以派遣留学生而言，他既认为人数太少，更对留学方向偏离中国致富致强的总目标不满。在比较中、日两国留英学生的情况时，郭嵩焘认识到，同为派人留学，却大有差异，日本在英学生有200余人，且多习法律、经济，中国留学生，最初只有12人，且全习海军。这正是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大而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的原因。为了纠正这种作法，他致函李鸿章，要求留英学生“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并提出了一个改进留学的方案，希望“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各机器局亦当添设教师二三人，以待来者，但须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所趋向也。”(34)
任何一项体制的改革，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系。为确保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郭嵩焘认为人事制度必须有相应的变革。从时代的需要出发，所谓人才，应是“通变之才”，即具有“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才能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才能在中国“建非常之业。”这是一种新的人才标准，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向科举制度挑战。郭嵩焘没有回避矛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学仕两途相倚”(35)的主张。“学仕两途相倚”，是指学有专长，学生毕业后，既可托业，找一个与专业对口的工作，以所学专业谋生；同时，不管学何种专业，“皆可以求仕”(36)，通过公开竞争，参与国事管理。这一主张的目的，在拨正中国教育、用人的方向，变“务为虚文”为“致之实用”。
郭嵩焘在究知洋情的基础上，顺应世界发展的趋势，主张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以求中国富强。按此主张实践，其结果必将使封建专制的中国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逐步转变。这是郭嵩焘的学习西方主张根本不同于地主阶级洋务派之处，也是他无法享有洋务派的荣耀、招谤遭劾的原因所在。
在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中，郭嵩焘还有身外一些同道者，即通常所称的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和他们相比，郭嵩焘的见解亦不逊色，而且还见早识先，走在前头。当郭嵩焘提出循习西洋政教主张时，他们才开始认识到西国富强不在船坚炮利，而在振兴商务，商务足以富民，中国应当振兴商务以达富强。如马建忠1877年说：“初到（指法国一引者注）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强以护商会为本，求强才以得民心为要……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37)”薛福成在1889年出使后才认识到“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38)”而早期维新思想集大成的郑观应，至90年代才有这种思想的飞跃，明确“西人立国具有本末”，“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39)”这些认识，无疑是对郭嵩焘学习西方见解的认同。它充分说明，正是郭嵩焘的主张，把近代中国进步的“师长”社会思潮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突破坚船利炮、振兴商务的认识水平，提出了循习西洋政教，以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时代命题。
注释：
①郭嵩焘《罪言存略小引》，《养知书屋文集》卷三。
②《郭筠仙手札》，转引钟叔河《论郭嵩焘》，见《走向世界丛书·伦郭与巴黎日记》。
③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见《敦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9-347页。以下未注明者，均见此。
④魏源：《海国图志》。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
⑥⑦⑧⑨⑩(11)(12)(21)(23)(24)(25)(26)(28)(35)(36)《走向世界丛书·伦敦巴黎日记》第57、156、407、407、627、553、439、706、392、385、973、998、621、621页。
(13)(15)(20)(29)(34)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
(14)郭嵩焘：《铁路议》，《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十八。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
(17)《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
(18)郭嵩焘：《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
(19)(22)郭嵩焘：《与友论仿行西法》，《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三。
(27)(31)(32)(33)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一。
(30)郭嵩焘：《复张汀竹》，《养知书屋文集》卷九。
(37)《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
(38)《出使日记续刻》，卷八。
(39)《盛世危言·自序》，《盛世危言》，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