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于当代文学说来，20世纪80年代意味了一个重新启动。打开思想的闸门，激情与启蒙，此起彼伏的文学运动，纷至沓来的名词术语，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学段落迫不及待地跃出地平线。二十多年过去之后，这个文学段落业已成为一个遗迹载入文学史教科书。然而，这一段时间的许多迹象表明，80年代文学正在再度返回。“重返八十年代”的号召似乎表示了某种理论动员，“八十年代”开始充当一个特殊的词汇卷入现今的话语场域。当然，这时的“八十年代”远非一个十进制的时间序号。作为一个文学史单位的指称，“八十年代”似乎预设这个时期存有某种同质的文化。相对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或者，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文学，80年代文学隐含了某种自足的一致性。时间距离模糊了各种具体而微的差异，慷慨地将“家族相似”赋予80年代的诸多作家。这是“八十年代”拥有自己“语义”的必要条件。
如何概括“八十年代”的“语义”？至今为止，改革、启蒙、主体的觉醒、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各种命题莫衷一是。一些人对于80年代的异常踊跃记忆犹新，另一些人认为80年代浮躁肤浅，名不符实；当然，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屑于谈论80年代——一个乏善可陈的过渡阶段。总之，80年代的文学事实陆续尘埃落定，但是，这些文学事实的历史意义仍然是一个聚讼不休的区域。耐人寻味的是，退入文学史教科书并不意味可以享有某种共同认可的定论。“文学史”这个概念的传统威望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人不再无条件承认，历史叙述是单声部的；文学史即是文学评价的盖棺论定。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事件形成了双重的效应：首先，建立一个以“审美”为轴心的评价体系，重新衡量一系列经典作品，调整它们的彼此位置；第二，“重写”并不是最后的审判，“重写”之后还可以产生新的“重写”。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有权一次又一次修订文学史写作。文学史写作受制于各种隐蔽的机制或者话语装置，绝对的“客观”、“公正”、“科学”不啻于一种幻觉，甚至是一种有意设置的迷惑。分析显示，阐述80年代文学的时候，开放与保守、现代与传统、文学与非文学、世界与民族时常无形地扮演了主宰性的“元话语”。这一段落的文学史意义来自一套二元对立的隐蔽褒贬。换言之，某种惟一的“本真”并非文学史写作的首要动机，重要的是阐释。阐释之后的80年代文学组织到一个庞大的对话网络之中——不仅记录文学事实，而且在记录的同时无言地证明什么，支持什么，或者拒绝什么。多种文学史写作之间的竞争远不限于史料的数量和翔实；更为重要的是，每一种文学史隐含的对话潜能。
“八十年代文学”的称谓很快标出了相对于自己的文学史单位。尽管20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未纳入“当代文学”范畴，但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时常作为启蒙的典范而加入当代文学的多边对话——例如，五四新文学运动与80年代文学之间的精神呼应。总之，80年代文学的意义即是在这些文学段落的相互权衡之中表述出来。由于彼此之间的对照、比较和映衬，每一个文学段落的特征格外显眼。“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主题对于文学的束缚达到了顶点。文学的各种想象空间被剥夺殆尽，“阶级”成为一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的沉重镣铐。这个意义上，80年代文学构成了一次大胆的解放。如果说，解放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令人惊异，那么，这显然是对于禁锢和压抑的剧烈反弹。饶有趣味的是，80年代文学隐含的激情很快耗竭。90年代之后的文学显现出某些意想不到的转向。一些人对于文学投身世俗以及娱乐倾向赞许有加，他们认为，华而不实的80年代已经到了收场的时候；另一些人觉得，80年代的文学理想遭受重大挫折，历史不知在什么时候掉了链子。总之，不论认可还是非议，90年代之后的文学开始脱离80年代旧辙而拥有了自己的内涵。
现今看来，80年代文学的粗糙与生机勃勃是两个共存的显著特征。不长的时间里，如此之多的文学派别粉墨登场，众声喧哗。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意识流，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种种新颖的称号眼花缭乱地驾临文学史长廊，各领风骚。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唐诗宋词，从古希腊哲学到后现代主义文化，80年代文学内部同时隐含了三个不同的价值体系：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这一切不仅形成各种文化歧见；同时，仓促、草率与浅尝辄止证明了某种见异思迁的游击作风。如此纷杂的文学现场，如何想象一种同质的文化存在？
如果说，围绕“八十年代”的各种命题显示了不同的聚焦，那么，我试图启用另一个不至于产生多少异议的概括：80年代文学毋宁称之为解放的叙事。人们无法在众多的文学派别与价值体系之间找到一个公约数，但是，各种话语无不集聚于解放的主题之下，形成一个整体，并且将锋芒共同指向了5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规训。这显明了一个多义的80年代，又显明了一个单质的80年代。考察表明，80年代文学内部，各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争辩以及新陈代谢并不显著。知青文学并不是伤痕文学的背叛，寻根文学亦非先锋文学的对手，黑格尔美学思想、人道主义、存在主义以及结构主义之间的分歧不再重要；解放的叙事驱使各种话语聚合成一个结构，协同抗拒传统观念的强大压力。“解放思想”的号召产生了全方位的效应，文学首当其冲。解放的叙事不仅解释了80年代的生机勃勃，而且解释了粗糙——由于解放的渴求如此迫切，摧枯拉朽意愿远远超过了精雕细琢的耐心。
一种观点主张，将1992年视为80年代的终结——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兴起关闭了一个浪漫的时代①。我倾向于赞同这种划分的理由是，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兴起意味了一个交接：解放的叙事开始转换为现代性叙事。解放的叙事开始衰微，并且导致结构的松弛、解体。这时，各种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逐渐显露，分裂为众多文化碎片，继而在现代性叙事之中重新排列，接受另一些主题的整编、组织。“当启蒙不再面对传统的体制，而是一个复杂的市场社会时，其内部原来所拥有的世俗性和精神性两种不同的面向，即世俗功利主义传统和超越的人文精神传统就开始分道扬镳，……80年代那个精神与肉体完美统一的人开始解体”②。这时，80年代的启蒙告一段落。
二
80年代的阐释、重塑和表述之中，人们察觉到一个隐蔽的话语构造工程。“文化大革命”遭受的强烈否定是这个话语构造工程的开始。依附这种历史叙述，80年代从“传统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一跃而出，继而开启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阶段。从民族国家内部自我改造式的“决裂”到民族国家外部的文化资源引入，一套文化知识热衷于将80年代形容为又一个五四时代。“文化大革命”与“八十年代”的对立框架繁衍出诸如“传统”与“现代”、“封建”与“启蒙”或者“中国”与“西方”等二元构造，80年代的话语策略成功地赋予自身的历史合法性。一个意识形态神话终于诞生③。不论如何评价这种描述，首先必须指出的一个事实是——这个话语构造工程乃是后续的解释，而不是始于80年代之前。换言之，人们没有理由将80年代想象为这一套话语的产物。80年代之前，有限的大众传媒遭到极其严密的控制，种种异于统一舆论的观点没有任何机会公开发表。如果将80年代的转折形容为这一套话语的蛊惑，显然陷入一种幻觉。一套概念术语的特殊装置即可带动历史驶入另一个方向，这种设想过分夸大了理论话语的能量。在我看来，“八十年代”的来临隐含了极其强大的历史内在冲动。这种冲动事先零散地分布于众多的日常经验之中，期待一次振聋发聩的理论总结。如果不存在呼之欲出的政治无意识，理论话语的生产只能提供某种观念性的空中楼阁。
批评家同时提出，打开80年代转折背后的全球视野，引入另一些曾经遭受忽视的历史景象参与解释，例如，“文化大革命”与西方60年代之间的呼应，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第三世界的境况和各种地缘政治关系，弗·詹姆逊或者德里克等左翼理论家的论述，如此等等。如果考察的目光仅仅徘徊在民族国家的内部空间，人们无法及时地察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压榨，并且形成独立的地域文化主体。这种症候的一个重要表征即是——西方的现代性被奉为不二的楷模④。晚清、五四时期以及80年代，“睁眼看世界”时常象征的是闯进西方文明的盗火者；然而，现在到了恢复另一个传统的时候了：坚持以批判西方文明的姿态跨入全球化时代。尽管如此，全球视野仍然没有理由覆盖民族国家的内部考察。“外部”目光通常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仿佛叙述一个同质的共同体。然而，至少对于80年代的转折，这种理论模型远未完善。70年代中期，陈陈相因的标准语言日渐僵硬和空洞，政治神话的宏大叙事——包括全球政治的描述——退化为无效的陈词滥调；另一方面，社会成员愈来愈难以忍受“文化大革命”的沉重枷锁，人心思变。这时，“内部”冲动的巨大压力扰乱了民族国家制订的外部目标，后者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经验严重脱节了。
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不愿意正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这种状况可能产生的致命盲点是：当一个压迫体系形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时候，人们常常熟视无睹。无视具体的经验、感受、气氛、语境，无视一个个故事中的血泪。70年代中期，种种异端的地下文化群落陆续浮现，怀疑的气氛普遍弥漫；同时，民间的思想活力开始悄悄地复苏。不久之后，政治神话的宏大叙事与社会成员的经验之间出现了最后的对决。这个对决以前者的溃败而告终，80年代终于应运而生。
为什么是文学——而不是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充当了80年代的文化先锋？这决非偶然。相对于种种数据或者理论分析，文学始于具体的经验：始于几句对白、一个表情或者若干家居场面。80年代之所以委托文学领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伤痛已经抵达社会末梢，危及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广泛地积聚潜藏在具体经验内部的能量，无微不至地清理种种伤痛，这是文学的擅长。大面积的无政府主义混乱、血腥的暴力、不寒而栗的政治罪名以及毁灭个人尊严的惩罚体系，这一切不仅推翻了正常的秩序，而且制造了一个民族难以愈合的巨大心理创伤。粗暴，蛮横，不信任，惊悚，颓废，道德欺诈与彼此怀疑，窥伺欲、监控与告密，对于政治的不屑与冷漠，抢夺权力的渴望——这个巨大心理创伤的各种并发症至今还在延续。崇高或者道义的声望之所以一落千丈，很大一部分可以追溯至政治神话的破产。如同宗教的瓦解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神圣的垮塌带来了亵渎与玩世不恭。理想的信奉演变为一个笑话之后，再也没有必要牺牲什么了。这时，犬儒或者拜金主义的自私轻而易举地跨越种种道德屏障而大行其道。革命言辞曾经用于编织自我保护的理论躯壳，继而成为泄愤的攻击工具，最终充当了牟利的堂皇修饰——以上三部曲之间存在深刻的递进关系。不言而喻，80年代文学可以视为这种心理创伤表露出来的曲折的精神症状。如果说，经济的复苏或者制度重建可以制订有条不紊的规划，那么，心理创伤的诊疗远非如此简单。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或者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无法制造持久的乐观情绪——解放的叙事之中，为什么声名显赫的“伤痕文学”构成了序幕。“伤痕文学”企图在回忆与叙述之中修复心理，犹如精神分析学利用自由联想引导遭受压抑的无意识。“伤痕文学”复述了许多苦难与悲剧，整个社会开始在一片唏嘘之中释放压抑已久的悲情。令人瞩目的是，许多小说、戏剧——例如，卢新华的《伤痕》、张贤亮的《灵与肉》或者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均选择了家庭的瓦解作为戏剧冲突展开的空间。60年代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划分出的政治阵营不仅全面干预既定的社会关系，而且强劲地袭击了传统的家族人伦。由于形形色色的政治分歧，家庭在社会的重压之下分崩离析，妻离子散或者亲人反目成为普遍的情节。“伤痕文学”选取家庭作为抚慰人心的第一个人口，继而向各个领域扩散。从启蒙、主体观念到内心的无意识；从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寻根文学的传统文化到先锋文学的形式探索——对于多向展开的80年代文学说来，解除压抑是修复心理创伤的首要疗程。相对地说，每一种话语说出了什么远不如反抗了什么显眼。作为解放的叙事，文学既显示出压抑体系如此密集；又显示出遭受压抑的冲动如此活跃—如果全球视野视而不见地掠过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复杂内容，80年代只能如同一个突兀的片断不合时宜地插在历史的褶皱之中。
三
对于80年代文学说来，“主体”曾经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主体观念从哲学领域跨入文学，《论文学的主体性》曾经在80年代名重一时。论者试图以主体观念阐释作家、文学人物以及读者，并且构造一个以人作为衡量核心的理论体系。二十五年之后的一次访谈之中，“主体性”论者谈当时的历史判断：80年代刚刚开始摆脱“人道”的危机，没有理由以“高深的学术姿态”嘲讽人道主义的“过时”与“浅薄”；主体观念“的理论动机是想用‘主体论’的哲学基点来取代‘反映论’的哲学基点”；“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义是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重新建构个体经验语言，重新谱写个人的声音。可以说，这又是一次凤凰涅槃，是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灾难之后，共同赢得的一次历史性觉醒”⑤。考察80年代解放的叙事，主体观念与启蒙气氛的相互激荡显然是生动的一幕。
然而，主体观念在90年代的现代性叙事之中分裂为多副面孔。这显然与现代性的多种模式遥相呼应。众多思想家曾经谈论过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例如启蒙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或者浪漫现代性；每一种现代性模式无不企图建构与之适应的主体观念。90年代之后的文学清晰地展示出主体的分裂以及多种主体观念的复杂冲突。
对于80年代文学说来，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犹如主体观念的无意识认同。显然，80年代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并非以理性、公正和犀利的批判锋芒著称。对于他们说来，气宇轩昂的“五四”知识分子恍如隔世，西绪福斯式的倔强或者尼采式的“超人”凤毛麟角。从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蒙的《布礼》、《蝴蝶》，知识分子多半以受难者的形象出场。贬抑、讥讽、漫长的思想改造和无情的政治攻击蚀去了一切桀骜不驯的棱角。跨入80年代，短暂的控诉和伤感之后，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愿是全力以赴，尽量弥补遭受荒废的事业。然而，这种无怨无悔的“孺子牛”形象并未维持太久。或许，这是一个未曾充分阐释的问题：90年代之后，哪些原因驱使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论是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洱的《午后的诗学》还是阎连科的《风雅颂》，知识分子迅速地沦为名利的俘虏。追名逐利的日子里，满腹的诗书无非转换成别致的欲望修辞学。这种气氛甚至孕育出另一个90年代的张贤亮。在他那里，80年代的受难者如同阳光下的雪人溶化在欲望与市场氛围之中。张贤亮的《习惯死亡》之中，受难者的全部历史成功地兑换为境外性冒险的资本；到了《青春期》，那个人们熟悉的章永璘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当年的马缨花、海喜喜这一帮底层人物扮演的是企图蚕食企业的周边刁民。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开始变质，这可以视为主体分裂的前期征兆。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包含了想象的成分，那么，90年代中期围绕“人文精神”的激烈争辩犹如真实的佐证。“人文精神”的涵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但是，卷入争辩的多数是文学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说，文学知识分子匆匆地挑选“人文精神”这个概念表述他们意识到的某些异常。不论赋予“人文精神”什么涵义，这个概念首先是抗拒市侩哲学的一面旗帜。现代性叙事正式引入市场经济的洪流。这不仅意味了另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同时还制造出一种实利主义的世俗气氛。各种琐碎的小算盘回响在粗鄙的经济环境之中，诗意、深奥的哲学以及精神尊严疾速瓦解。拜金主义意识形态的合围之下，知识分子很快边缘化。这时，“人文精神”毋宁是他们维持精神重心而仓促挪用的一个概念。追溯西方文化史，“人文精神”宗旨之一是抵制宗教的压抑，肯定人的尘世生活。然而，这些文学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很大程度地成为鄙夷尘世的精神姿态。当年，这个文化误差曾经令王蒙迷惑不解：商品和市场不就是启蒙“祛魅”的必然后果吗？——“人文精神”为什么出尔反尔⑥？如今，我倾向的解释是，“人文精神”隐含的矛盾即是来自主体观念的分裂与相互冲突。
80年代的主体观念不仅化身为文学知识分子，同时还化身为文学女性形象。修辞学分析表明，80年代那些倾心于女性主义主题的作家大量使用“我”作为叙述者，例如林白与陈染。她们一批作品之中出现的“我”逐渐汇成了一个相近的女主人公形象：知识女性，孤独而清高，自闭而自傲，憧憬爱情而又无法迁就周围的庸常男性。这种女主人公锐利甚至尖刻的性格明显地表露出对于男性中心社会的挑战，“我”的内在精神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是启蒙主体的另一种注释。然而，不久之后的一批女性作家出现了暧昧的变化。卫慧、棉棉或者九丹的“我”似乎更富于冲击力。她们的女主人公放浪形骸，颓废恍惚，吸毒，性开放，并且坦然地表示对于物质和商品的渴求。如同现代主义精神的某种响应，她们的作品大胆戏弄种种严谨、保守的生活观念；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察觉她们对于市场的巧妙献媚：女性的身体暴露与其说向男性文化示威，不如说将挑逗窥伺欲作为市场占有的手段。如今许多人已经深谙一种复杂的策略：抛出一个愤世嫉俗的形象迎合世俗。这时，80年代的主体观念再度遭到破坏。
如同审美现代性对于理性、物化和世俗气氛的鄙夷，另一种主体观念仍然显现为高昂的浪漫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例如张承志或者张炜。相对地说，张承志更为激烈、决绝。激进政治、宗教信仰、血统论、民粹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气质化合成某种公然的孤傲，张承志时常不惮于严词抨击周围的知识分子，宣称决不与这一帮庸人为伍。尽管他反复表示对于额吉、阿訇、普通牧民与山民的崇敬，但是，张承志宣谕的“清洁”道德、英雄主义与刚烈血性出示的是一个另类精英的形象。与张承志的剑拔弩张不同，张炜显得温厚、沉稳，但是，他的愤怒和犀利毫不逊色。自然与大地是他心目中的保护神，唯利是图的商人性格令人憎恶，层出不穷的技术文明不断地腐蚀人们的道德信念。张炜拒绝与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合作，大地一般的质朴是他的向往。根据线性的历史想象，“人文精神”的召唤以及张承志、张炜的怨恨如同历史落伍者的焦虑，现代性的呼啸降临引发了前现代保守主义者忧心忡忡的埋怨。然而，另一幅理论图景之中，现代性并非一个完整的固体。韦伯、齐尔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著名思想家曾经从各个方面阐述了现代性的内在紧张。作为启蒙现代性或者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对抗，审美现代性或者浪漫现代性的文化激进姿态阻止了物化、世俗和拜金主义的世界过度膨胀。
四
在80年代发现乡土文学的传统并不困难。从王蒙、张贤亮、汪曾祺、高晓声到贾平凹、路遥、史铁生、阿城、莫言、韩少功、王安忆、铁凝、李锐、梁晓声，如此之多的作家涉及乡村，由衷地赞颂广袤的田野大地。或许可以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乡村始终是文学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主角。鲁迅等一批作家的“乡土文学”是一个阶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丁玲、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等作家的“乡土文学”是另一个阶段。80年代，乡村的文学地位从未下降。许多作家因为“思想改造”、“政治惩戒”或者“上山下乡”而不得不落户乡村。然而，若干年之后，开始回忆这一段乡村经历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的是温情而不是怨恨。张贤亮的《绿化树》表明，马樱花这种完美的女性只能出现于乡村——城市女性已经失去那一份痴情与血性；王蒙的《蝴蝶》隐含了一个感喟：城市生活使主人公沉沦于一大批公文、人事纠葛、流行口号与首长的待遇之中；下放至乡村之后，他才可能重新发现自己的手、自己的腿和自己的真实感情。对于那些一度是知识青年的作家说来，乡村经历已经成为他们弥足珍贵的一段历史，成为“这些作家厌恶城市时所栖居的一块绿洲”⑦。
80年代的乡土文学之中，亲近自然、体验自然、崇敬甚至膜拜自然的美学趣味具有漫长的历史。柄谷行人曾经指出，19世纪末期的日本文学刚刚认识到自然风景的存在⑧；然而，80年代乡土文学的自然情结可以远溯古典文学。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说过：“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魏晋南北朝的山水文学引入了自然；唐诗宋词之中，山川河流或者乡野田园成为骚人墨客独善其身的寄托。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无论乡村是梦魂萦绕的故土、是革命的策源地还是异端人士的流放之所，文学都没有改变渴慕自然的深情厚意。尽管如此，仅仅将文学的乡村想象为恬静的田园风光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意义上，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文学的乡村更富于历史感的了。文学史表明，文学的乡村始终象征了民族国家的历史转折。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相互呼应，许多作家心目中的乡村毋宁是每一个革命历史阶段的地标。梁斌的《红旗谱》之于20年代的大革命，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于土地革命，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一大批小说之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与《浮躁》、张炜的《秋天的愤怒》与《古船》之于70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切无不表明，文学的乡村是建构宏大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部件。
当80年代的文学主题被表述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时，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传统赢得了再度的响应。高晓声塑造的“陈奂生”形象具有特殊意义。一批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之中，一个纯朴的农民畏畏缩缩地登场了。他的身上交织了善良、懦弱与蒙昧、猥琐，小小的狡黠与自私以及患得患失的性格常常令人想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名言。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乡村历史的革命性变化又是什么？在朱老忠、小二黑、李双双、梁生宝、萧长春这些农民形象联袂出演之后，高晓声再度大胆地说出了他的发现：“陈奂生”脸上的神情仍然与鲁迅的阿Q、闰土、华老栓、九斤老太、祥林嫂、爱姑等形象一脉相承。显然，这种发现隐含了一个尖锐的质问：如此尴尬的轮回怎么能证明数十年的历史跨度？
进入90年代，乡土文学赢得的关注急剧衰减。现代性叙事开始之后，革命的乡村转换为一个难堪的经济累赘。脱贫致富是多数农民愈来愈迫切的愿望，但是，种种改善的措施收效甚微。大量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务工，传统的农耕文化逐渐解体。乡村的种种坐标失效之后，文学陷入了茫然。贾平凹的《秦腔》犹如这种茫然的产物。如果说，贾平凹为人熟知的风格是简约传神，那么，《秦腔》被琐碎的细节洪流淹没了。无数的人物与故事片断重重叠叠，然而，作家无法清晰地再现整体的历史轮廓。对于那些远离土地的农民说来，未来的生活捉摸不定。换言之，这时的乡土文学丧失了充当历史教科书的自信。
与此同时，现代性叙事终于大胆地将城市吸引到聚光灯之下。城市不仅拥有现代社会渴求的丰盛物质和强大的工业经济，同时，城市还是文化生产的轴心。尽管如此，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文学乏善可陈。20世纪50年代以来，城市是一个备受压抑的文学对象。乡村的稻花、麦穗和泥土气息弥漫在文学之中的时候，灯红酒绿的城市俨然是腐朽的代名词。80年代的城市揭开了“资产阶级”的封条，文学的美学趣味并未如期跟进。城市文学的初具规模已经到了90年代，一座城市的景观开始大面积侵入文学——我指的是上海。从摩天大楼、外滩建筑、跑马场、舞厅到老房子的红砖门墙、精致的拱门和楼梯栏杆以及面包房里的咖啡，一座摩登城市终于从乡土中国之中突围出来了。
如果说，悠久的农业文明为乡土文学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意象系统，那么，围绕上海景观的城市文学极大地增添了物品的密度。从王安忆的《长恨歌》到陈丹燕、程乃珊、卫慧、郭敬明，物品修辞学时常充当了城市的自我表述。一些物品遗留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风韵，例如当当的有轨电车，百乐门老唱片、《良友》画报和月份牌，厚实锃亮的打蜡地板和常春藤环绕的铸铁阳台，电影院、音乐厅、小画廊和咖啡馆，永安、先施百货……另一些物品是各种时尚的国际名牌商品，诸如轿车、服装、香水、化妆品，如此等等。对于各种物品的名声一无所知简直不配生活在如此奢华的城市，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敢于像沈从文那样自称“乡下人”。许多场合，物品的识读表明的是城市人的身份。不谙名牌手提包或者读不懂西餐菜单，即使精研四书五经仍然只能算一个博学的村夫。这个城市的崇洋倾向潜藏在日常生活经验之中。这时，所谓的乡村经验已经遥不可及，乡土、根、故乡、历史、民族文化之间的想象性联系已然中断。
文学能否掀开堆积的物品，察觉城市内部的另一些空间？90年代之后，大众传媒重新组装了城市文化。从传统的印刷文化传媒到电视、互联网乃至手机短信息，另一个富有潜能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奇怪的是，文学获益无多。大众传媒赋予文学的仅仅是，作家的收入排行榜取代了文学批评，嬉闹的娱乐精神覆盖了一本正经的、甚至是痛苦的文学思索。至于有目共睹的美学收获，人们只能数得出“无厘头”喜剧。在夸张的调侃与癫狂之中叙述一个个故事，让历史消失在哄堂大笑之中——这是“无厘头”喜剧的主要功绩。如果说，现代性叙事必须与文学缔结新型的关系，“无厘头”喜剧能够填补乡土文学出让的席位吗？
五
“寻根文学”是80年代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事件，如今已经赢得了文学史的承认和记载。如同文学史上的诸多命名，这个通俗名称的形成带有几分偶然——韩少功的一篇短文《文学的“根”》是这个名称产生的最初缘由。“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韩少功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一批作家——例如阿城，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王安忆，如此等等——开始对民族文化的渊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阶级话语丧失了强大的能量之后，民族文化的复活犹如文学的一次漂亮转身。当然，“寻根文学”是一场没有正式纲领和组织松散的文学运动。每一个作家不仅意向分歧，风格相异，而且，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亦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加入“寻根文学”多数作家均意识到民族文学的荣誉。他们一致认为，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不可能赢得领衔主演的机会。80年代初期，拉美文学的爆炸带来了一个重大启示——民族文化是打破西方文学垄断的强大资本。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命题曾经广泛传颂。
“寻根文学”的写作实践并不是按部就班地图示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思想。对于作家说来，这些思想仅仅是文学的某种间接的想象资源。文学注视的毋宁是，传统文化如何分布在日常生活之中，如何转换为种种不言而喻的经验。这时，许多作家更多地沉浸于地域性文化与形式各异的民风民俗，“韩少功追慕的是楚文化的绚丽狂放，贾平凹迷恋的是秦汉文化的朴实深重；阿城、李杭育都对老庄、佛、禅以及种种非规范的民间文化表示喜爱，而张炜则多少为儒家精神与人格理想所感动；张承志不顾一切地投入草原，投入一片回族的黄土高原，郑万隆则坚定地植根于他的‘那片赫赫山林’”⑨。无论“寻根文学”遗留多少成功之作，重要的是，80年代终于再度将文学、民族文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纳入视野。
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寻根文学”很快式微。但是，文学、民族文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远未定论。90年代的现代性叙事之中，这个问题再三泛起，不断制造理论漩涡。首先可以察觉，全球化是反复重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现代性的扩张始于经济领域，全球的市场体系在一次又一次的震荡之中逐渐完善，一个完整的网络如期而至。然而，当商品的全球流通轻而易举地跨越了地域界限之后，接踵而来的问题即是文化竞争。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文化——是不是即将淹没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中？如果说，众多民族文化的彼此相似决不是人们的期待，那么，文学应该做些什么？谈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全球化并没有为各民族文化提供同等的表演机会。强势的民族文化吞噬弱小民族文化，这种征服犹如没有硝烟的文化殖民。这时，捍卫民族文学风格与其说捍卫荣誉，毋宁是反抗文化殖民的重大斗争。尽管坚船利炮的侵犯已经是一些遥远的故事，然而，来自市场与文化的压迫从来没有停止。对于现代性叙事说来，“寻根文学”的续篇似乎远为复杂。
如此纷乱的缠绕之中，两种民族文化的观念差异逐渐显现出来。一种观念倾向于修复民族文化的原貌。这种原貌以“本质”的名义存在于某种想象之中，并且指定为民族的不变蓝图。儒冠儒服的帝国是一大批人的无意识憧憬。另一种观念仅仅将民族文化视为建构的产物。民族文化不会悬空地中止在某一个时刻，而是持续地与全球文化网络互动。民族文化不存在某种始终如一的本质，认祖归宗毋宁是一种保守性策略；民族文化的强盛活力在于介入历史活动，并且在不断的再解读和再阐释之中赢得持久延续的形式。只有介入历史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孔子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横眉怒斥孔孟之道的鲁迅也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作为“寻根文学”的一个回响，陈忠实的《白鹿原》奇特地隐含了两种观念的紧张。这一部小说在白嘉轩或者朱先生这些儒家子弟身上倾注了大量崇敬之情。主人公的性格与气节凝聚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他们的所作所为再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治理理想。有趣的是，这种理想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破产了。白、鹿两家的后人卷入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搏斗，他们之间的悲欢离合远远超出了儒家文化的理解范围。或许，这是一个作家始料不及的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个历史的地标——不论遵从哪一种现代性模式，跟不上历史活动的民族文化只能成为观念的遗迹。
从“寻根文学”到《白鹿原》，民族文化始终被视为一种思想坐标，一种历史的阐释，或者一种内心的修为。这似乎辜负了民族文化的某种潜能。90年代之后，民族文化终于闯入市场证明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在大众传媒的怂恿之下，中央电视台十频道里的“国学”、中国元素、清宫戏以及武侠小说坦然地承袭了民族文化的名义，并且与流行歌曲、好莱坞大片以及无厘头喜剧共襄盛举。考虑到儒家文化之中著名的义利之辨，这种景象如同一种反讽。然而，这再一次证明了现代性叙事的强大：目前为止，市场已经有能力成功地将一切转换为商品——包括抗拒市场与抵制商品的思想观念。
六
80年代文学刚刚突破坚冰，种种实验性文学写作很快如火如荼地展开。首先，“朦胧诗”摆脱了地下文学的身份而荣登主流文学刊物，巨大的理论反响汹涌而至。尽管贬抑的评价从未消失，但是，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形式探索的意义。现代主义文学带来了80年代的第二次冲击，“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差别成为炙手可热的理论命题。从“新批评”、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这些批评学派共同认为，“怎么写”远比“写什么”重要——前者决定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性质。这时，形式探索的前锋从“朦胧诗”转向小说与戏剧，例如，王蒙的一批小说由于使用了“意识流”叙述而带来了沸沸扬扬的争议。不论是认定王蒙误入歧途还是嘲讽王蒙不够彻底，人们都不会无视一个事实：围绕革命而派生的各种故事与现代主义之间开始出现某种衔接。这至少证明了文学形式的不同频道，预示了新型的文学可能。到了80年代中后期，莫言、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热衷于先锋小说的作家不仅谙熟现代主义，同时，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构成了另一个重要资源。这些实验性文学写作的水平有待于文学史详细鉴定，但是，人们至少可以说，形式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形式、现代主义、先锋——尽管这些概念涵义各异，但是，编织在80年代解放的叙事之中，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撼动现实主义观念的权威。当然，80年代的形式探索并没有粗暴地抛弃现实主义，探索的企图仅仅在于为非现实主义的文学形式争取某种空间。尽管如此，这些概念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由于层层叠叠的阐释，现实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某种叙述成规而被形容为关注社会现实的一种政治姿态。因此，放弃现实主义往往意味了脱离社会与大众。
宽容气氛的来临显然是因为认识的改变。文学史事实表明，现代主义远非资产阶级游手好闲的文化产物，形式探索远非无聊的文字游戏。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生活富裕，潜心写作；更多的现代主义作家穷困潦倒，举债度日，财富即是他们的憎恨对象。现代主义文学的倾向之一是，倡导极端的美学趣味，亵渎虚伪的资产阶级文化正统，并且放肆地践踏中产阶级谨小慎微的行为准则。当然，资产阶级文化不仅包含了各种等级制度，同时，这一切业已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符号秩序。从高耸的摩天大楼到优雅可人的芭蕾舞，从美术馆里的名画、雕塑到学院讲坛上的文学经典，资产阶级文化收编了西方文明的各种符号，并且赋予典范的高贵身份。形式探索的意义在于，扰乱乃至中断这个强大的符号秩序，从而为种种边缘的意识和经验争夺一席之地。那些边缘的意识和经验多半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异己，甚至是政治异己。无论采纳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还是接受现代性分裂的描述，总之，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形式探索无不包含了反抗与拒绝的意味。
80年代文学之中，“朦胧诗”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共同涉及了知识分子、个人、内心。由于三者长期赠给资产阶级，因此，如此印象仍在模糊地重复：形式探索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表述的美学诉求——人们无法察觉现代主义内部如此明显的反抗与拒绝。有趣的是，80年代的实验性文学写作很快跨出了知识分子阶层而进入普通大众，例如残雪。从《苍老的浮云》、《黄泥街》到诸多短篇小说，残雪在一批面目平庸的大众之中挖掘到各种惊悚、多疑、猥琐乃至歹毒的内心。如果认为“内心”仅仅是知识分子的特殊赘物——如果认为普通大众仅仅存有一个迟钝、麻木的意识，那肯定是一个误判。当然，没有理由把形式探索收缩为“意识流”，多向的形式探索意味了显现世界的各种向度。这时，形式即思想，或者干脆引用莫言的话说，“结构就是政治”⑩。从80年代的《红高粱家族》到90年代之后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等，莫言始终在实践这种形式观念。在他那里，形式所隐藏的活力终于得到了完整的解放。
90年代之后，形式探索不再产生大规模的理论争辩。不论倾心于哪一种“主义”，作家有权力坚持各种尝试。尽管如此，我还是企图提到两部小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与阎连科的《受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完全抛弃了传统小说的表意单位——诸如情节，故事，完整的人物性格。作家利用一个个词条再现“马桥”的人文地理，这种不拘一格的想象重新定义了小说。《马桥词典》的词条包含了种种考证，解释，征引，比较，小型叙事，场景，人物素描。编纂者的身份、文化构成与马桥居民之间的落差，编纂者个人经验与辞书编辑委员标准知识之间的落差，双重张力无不证明了马桥历史的不可化约。如果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保存了种种局部的精致，那么，阎连科的《受活》显示了粗线条的狂放。尽管阎连科受过良好的现实主义训练，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工笔式的细节刻画了——《受活》以一种夸张的怪诞重新描述了阎连科所熟悉的乡村。当资本、财富以及上流社会文化组成了一道铁幕时，只有这种夸张的怪诞才能淋漓尽致地揭示“劳苦大众”的“绝境”。我暂时不想评价《马桥词典》与《受活》成功与否，重要的是，两部小说共同显明了一个迹象：形式探索开始与普通大众的“草根”生活联系起来了。如果说，80年代的现代主义隐含了西方文化的起源，那么，90年代之后的形式探索开始开掘本土底层的独特经验。完成了解放的叙事赋予的使命之后，形式探索仍然在现代性叙事之中执行反抗的功能。这既是续接80年代的未竟工程，同时又超越了80年代。
怀旧的气氛之中，80年代是启蒙，是抒情与诗，是激动人心的号角与跳跃的思想灵感，种种文化青春的片断燃烧在记忆的彼岸。然而，回到历史脉络内部，80年代解放的叙事与90年代之后的现代性叙事具有某种奇特的纠缠。80年代是前驱，是先声，是开启的序曲，令人惊奇的是，90年代的正剧并非预想的重复，许多情节出人意料。理想的文学并未如约——历史要求修改文学的理想。两个时段或者两种叙事之间，历史的辩证法导演了什么？这时，文学史终于在自身内部找到了完整的故事。
注释：
① 参见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② 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7页。
③ 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0页。
④ 同上，第21—25页。
⑤ 刘再复、黄平：《回望八十年代——刘再复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5期。
⑥ 参见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人文精神寻思录》，王晓明编，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⑦ 南帆：《冲突的文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
⑧ 参见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页。
⑨ 南帆：《冲突的文学》，第107页。
⑩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酒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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