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的对比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的对比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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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实社会主义的情况与传统理论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重大差别,即传统概念中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因此,第一,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任务却是本应由资本主义完成的经济现代化任务;第二,用生产力水平来衡量,现实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史序列上处在与当代资本主义大体平行的位置上,而且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 现实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 反差

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即批判、抗议和谴责资本主义不合理现象的美好理想而产生的,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几乎同时来到人世。早在16世纪英国圈地运动期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其名著《乌托邦》一书中就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从那时起,两三百年间,空想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传播,蔚为大观,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施加了深刻的影响,甚至为某些社会政治运动奉为指导。然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社会毕竟反差太大,因而始终是无法实现的美好理想。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主要是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工业无产阶级,发现了通向社会主义的可靠途径——社会革命,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不再是虚无缥渺的美好理想,而是可以实现的方针和原则。事实上,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事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不是自发的行动,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设计和论述而采取的自觉行动。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曾取得过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

不过,只要我们细加考察和分析,就会发现,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社会主义不尽一致,其中有些差异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承认并重视这些差异,而且坚持从实际出发,修正那些不符合现实情况的理论观点。遗憾的是,以往社会主义各国没有很好地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通过修正先验的理论使之符合现实的方式来消除差异,而是将活生生的现实铸入僵硬的理论模式,结果使得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与挫折。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也与上述失误密切相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当中,社会主义社会无疑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继者。他们的论断固然说明:私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走到了极限,踏上了末路,再也难以适应和容纳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认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我们启迪更大的是:他们认定,在一个社会跨进社会主义门槛之际,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国家的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已经实现,商品市场经济也得到了十足充分的发展等等,于是,留给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革命改造,为社会化大生产继续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这样的认识逻辑地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并取得胜利。

可是,现实并非如此。从俄国十月革命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40、50年代欧亚大陆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于是出现一个“矛盾”现象:现实社会主义的物质起点低于资本主义,却又在那里“超越”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要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确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可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论述过的课题,因此也引出了同他们的结论不一致的新问题,而正确认识和解答这些问题偏偏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所有的“新问题”中,笔者认为至少有下面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第一,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与传统理论设想的不同,它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革命改造,而是实现本应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历史任务,即实现经济现代化,确立工业文明。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起着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历史作用。进一步说,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纯粹的”社会主义任务,只有适应经济现代化这个总目标,并且纳入其中成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才有积极意义,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否则,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使再优越,也无异建立在散沙之上。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苏联、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经济前提(因为它很不成熟),而是革命的主观力量充分利用了导致旧权威衰落的各种特殊因素,紧紧抓住了由此造成的种种有利时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近代工业尽管有一定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却远未占到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前资本主义成份,俄国仍然是一个农民占居民人口80%以上的农业国。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的旧制度逼进了死胡同,终于导致沙皇政权土崩瓦解。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列宁率领业已制订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的布尔什维克党主动出击,一举夺取了全国政权。旧中国比革命前的俄国还要落后,而且沦为了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对象,国内军阀割据,混战不休。于是在民族救亡和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人民本能地拒绝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唾弃了作为西方列强代理人的新老军阀,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选择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或因追随法西斯轴心国集团,或因屈从法西斯的淫威而丧失了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从而引起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极端鄙视,再加上苏联军队席卷东欧,解放了那里大片国土,所以战后纷纷仿效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可见,苏联、中国以及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它们的基本国情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物质前提标准相距甚大,最主要的差距就是生产力相当落后,还难以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在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比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列宁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曾说过,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可能相对容易一些,建设社会主义却要困难得多。俄国如此,中国和其他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呢?

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人们恰恰没有认清这个看似浅显的道理,普遍低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和困难程度,忽视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重要的作用,因而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失误。

首先,把对旧制度的革命改造从经济现代化的总任务中分离出来,并且凌驾于总任务之上。社会主义政权确立以后,不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物质基础的头等大事而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是长期把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放在首位,迷信政治决定一切,片面强调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毫无根据地认为,只要不停地镇压无限夸大的“敌对阶级”的反抗,彻底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社会生产力才能也必然会顺利而高速度地向前发展。这样做即使给经济建设造成“暂时的”挫折和损失也在所不惜。于是,就出现了用政治运动频繁干扰、冲击甚至破坏经济建设的怪事。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国家逐步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发展到让公开否定经济建设的思想与言行四处泛滥为害的地步。由此引发的严重恶果,世人有目共睹,此处不赘。

其次,更为普遍的问题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由于人们把生产力快速增长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把它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因此,尽管怀有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与冲动,却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去从事经济建设,结果在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长官意志的驱使下拼命追求高速度,也不管这样做要付出多大代价。1931年2月, 斯大林大声疾呼:“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段路程”。最后,苏联经济学界干脆把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这么一种主观愿望论证为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本来就订得很高,执行过程中又不断加码,结果速度、产量虽然一度上去了,但是带来了比例严重失调、效益低下、经营粗放等一系列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些问题对苏联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日益显露出来了。毛泽东同样过分相信搞经济建设比打仗还难这样的话。在他的发动之下,中国用类似军事化的方式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企图在极短时期内“超英赶美”,甩掉落后帽子,结果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一场巨大灾难。

事实证明,无论是用政治运动排斥、取代经济建设,还是企图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创造超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都是错误的,结局只能适得其反。这样做非但不能充分发挥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它们不仅会危害经济发展,而且会危害政治自身的稳定。到本世纪60—70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又明显拉大了。最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被断送了。

要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把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并且切实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可喜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实际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而也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第二,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尽管经过努力建设有很大发展,然而并没有彻底摆脱落后状况。因此,如果把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一番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不是如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设想的那种前后更替的关系,而是表现为另外一种关系,即在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进化序列中,现实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大体平行的位置上。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一级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更高一级”的含意看来不难理解,它既意味着生产关系“更高级”(主要是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又表明决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发达,而且后一条更加重要,因为唯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才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最终标准。可是,用这个最终标准来衡量,现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并不比当代资本主义高。80年代末,即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前夕,无论苏联东欧还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都明显低于美国、日本等当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悖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结论:现实社会主义没有成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而是处于同当代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甚至还要落后一些的位置上。

由这个结论我们可以推断出另一个有悖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结论: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至少是一个比人们原先估计的独立程度要大得多的社会形态。传统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形态,而且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被描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形态。这样说除了其他根据以外,生产力的水平也是重要的一条,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虽然不及共产主义发达,但是高于资本主义那是没有疑问的。可是,我们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它们足以动摇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过渡形态的观念。

首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和理想中的共产主义虽然存在着共同之处(比如公有制等),但是存在着更多的也更清楚的原则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依然是人们的谋生手段;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主义都只能搞按劳分配。即使同是公有制,共产主义的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造成上述差别的主要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力水平相差悬殊。

其次,尽管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着本质区别(如公有制与私有制、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区别等),却也有不少共同或共通的地方。现实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都离不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且或多或少地运用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它们都在向混合经济演化,只是国有成份与私有成份的比重不一。这些共同点不是由别的原因,而是由两者的生产力水平比较接近所决定的。

因此可以说,现实社会主义尚未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是“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的更高级的人类文明,而是在通向未来更加高级的人类文明道路上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一个独立社会形态。相对资本主义而言,它是独立的;相对共产主义来说,它也是独立的。说它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并不等于说它和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没有联系,实际上本文前面已经论及了这样的联系。在这里只想补充说明一点,现实社会主义同与它平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的联系,要比它在遥远的未来方能转入的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显得更密切一些。而且,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限于纵向批判继承的关系,更多地则表现为横向批判借鉴的关系。

把现实的社会主义看作处于与当代资本主义大体平行发展位置上的独立社会形态的观点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发生了龃龉,而且似乎不如后者那么令人鼓舞,但是由于它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只要我们予以理解和承认,那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有重大意义,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既然现实社会主义是与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大体平行的位置上,那么就完全可以而且免不了要吸收资本主义时期创造的一切积极的人类文化成果,树立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共存的思想,维护当代全人类最高的共同利益——和平与发展,同时加快现实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固有的优越性尽快地发挥出来。第二,既然现实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那么必须树立长期稳定发展的思想,不必时时刻刻都去盘算同资本主义割断一切联系,不必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遗憾的是,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社会主义世界不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上面提到的观点与结论,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它们的重大意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总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了比资本主义更加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处在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的历史地位。这种虚幻的错觉导致出现一系列难以理喻的举措和行动,主要表现为生怕跟资本主义沾亲带故,总是千方百计朝“纯粹的”共产主义原理靠拢,不断人为地提高公有化程度,激化阶级斗争,结果不但没有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反而使其陷于孤立封闭的不利境地。

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偏狭观念,对资本主义的所有文化成果一概予以机械的否定。结果,凡是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拒之门外。本来如民主制度、竞争机制、市场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产,只是资本主义时期创造的具有超越阶级和时空局限的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社会主义世界应当完全有权利借鉴和利用,可是长期遭到批判或冷遇,甚至连资本主义时代创立和兴起的社会学、政治学、现代遗传学等新学科,以及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新兴理论,在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度遭到贬斥,一律扣上“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

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观念不仅妨碍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时代积累起来的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而且导致一种极端化和简单化的错误观点四处流行,似乎凡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成份就是社会主义。这样一来问题就更为严重了,因为跟资本主义对立的不只是社会主义,还有封建主义。事实上,不少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因素曾经被人们当成了社会主义成份,并且用它们作武器去“批判”资本主义。本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实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消除封建主义因素要比否定资本主义成份显得更加重要,也更为迫切,可是由于片面强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因此招致某些封建主义因素沉渣泛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多少市场的封建主义成份,如等级门阀观念、家长制作风、个人崇拜、残酷斗争并株连亲朋的做法等消极丑恶的东西,就曾在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流行过不少年头,不知多少人身受其害,有些残余至今仍是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发展进步的严重障碍和阻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衡量,现实社会主义同当代资本主义处在平行发展(准确地说还要落后一些)的历史阶段,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发展生产力,以便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使社会主义至今尚处于潜在状态的优越性变为现实的优越性。这样,在向更加高级的人类文明过渡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将会比资本主义完成得更快也更加平稳顺利,因为它无需再进行一次社会革命。

近10多年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证明,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会逐步显示出来,就能较快地缩短并最终消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

总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同现实的社会主义形态之间的重要差别,要妥善处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与问题。千万不要采取削足适履的教条主义态度,不要用僵化的思想理论模式去套死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而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现实的社会主义来思考问题,制定决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较为顺利地向前发展,也才能真正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收稿日期:199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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