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有限性及其五种抵抗路径——以2014年短篇小说为例谈80后小说创作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短篇小说论文,五种论文,路径论文,性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小说家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曾有一部短篇小说《此处有龙》。在一个群山之中的小国，国王和臣民始终与世隔绝。皇家绘图师吉伯林先生足不出国门，为图方便，按祖传伎俩在地图上所有未知的地方用花体字写下“此处有龙”。由于地图上国家被各色残暴的喷火巨龙团团围住，臣民们以为处处有龙，只能待在家里，小王国就在绘图师因为偷懒而划定的范围内运转。好在官僚体制成熟，臣民忙于案牍与吹牛，谁也未曾真的想要做出任何规矩之外的行动。一直到国王在女儿生日那天突发奇想需要焰火，委派第四参事前去搞一头“会喷焰火、中等体型的龙”来，皇家绘图师的把戏才被拆穿，世界的一部分真实地形才展现在人民面前。 我们不妨将这部讽刺短篇当作中国小说家创作危机的隐喻：每一个小说家都要面对生活的有限性，人人都有在稍微偷懒的时候变成“皇家绘图师”的危险。第一个方面，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局势下，中国社会正在快速发生多个层次的变化，个人相对于快速变化的环境变“小”了。第二个方面，文学与作家已经变得十分专业化，作协、期刊、学院提供了舒适、安定的生活环境，我们很难想象如赵树理那样先熟悉20世纪30年代中国华北财税制度实际运作方式，才写出《催粮差》这样的小短篇；或者如柳青在长安县皇甫村那般工作多年，才写就《创业史》；更不用说如同狄更斯、巴尔扎克、麦尔维尔、海明威那样，上天入地、转换多种身份，看到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第三个方面，资讯发达的时代快速带来对生活的覆盖，泛滥的学院话语和各色公知再插上一脚，这些叙事不断重复对世界的陈词滥调，历史和现实的褶皱被这把大熨斗烫平。情色反腐、征地拆迁、村干部霸道、城管执法不公、政治小道消息、土改暴力、“文革”秘闻，再加上心灵鸡汤、洒上几点“感动中国”的泪水……我们被包围在群山之中，而偷懒变得好容易：于是鹅毛笔一挥，此处有龙！ 生活的有限性已经构成了考验和挑战全体作家独立性、敏感性、技术性和意志力的大背景。这一点，对于文坛主力军之一的80后作家群体来说尤其紧迫。作家针对这一背景的抵抗方式各有不同，其欲望与姿态亦耐人寻味。我们不妨借用这一背景作为理解当下80后年轻作家创作的前提，对其创作路径给予逻辑上的说明。 一、出逃的企图 一般而言，80后作家的生活阅历相对狭窄同质化。“求学—上班—结婚—生子”是他们相对接近的轨迹。工作的单位大多是政府部门、部队、国企、外企，更多地在报刊、媒体和学院。或许在这些作家的经历中，“生活”就等于领导与同事之间的钩心斗角、飞短流长、经济压力、观念差异、职称考评、代际冲突等等。因此，在这批作家笔下往往出现了一种对被命名为“日常生活”的特定都市生活世界的拒绝。 比如文珍的短篇《银河》(《中国故事·虚构版》2014年第9期)。从早期的《第八日》《动物园》《色拉酱》到最近的《衣柜里来的人》《银河》，那个秩序、庸常、琐碎、市侩的世界里，总是飞翔着那些脆弱的精灵，她们要精致的生活、要对当下时间永恒之美的发现，但又不敢颓废放荡，甚至不敢口吐脏字，对这个世界所做的最大革命无非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银河》里处理的还是“向死而生”的问题。两位主要人物都在银行工作。银行(及其内包的金钱、规矩、市侩、虚伪、家长里短、流言飞语)是我们世界的象征秩序。两人都是生活中唯唯诺诺、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小城市或乡镇长大，父母也都能力平庸，个人资质中等，打卡、上班、“房奴”。剩女“我”与已婚的老黄发生了心灵感应，在人群中找到彼此——另一个不合格的“普通人”。可是为什么要做“普通人”？然而他们又成为不了魔鬼或者英雄，创造性也欠奉，连偷情亦被捉奸。而且，竟然可笑到私奔。幸好旅途本身还算风光旖旎。各种动听的地名与异文化纷至沓来，库尔勒、托克逊乡、轮台、龟兹博物馆、昭怙悝大寺、库车河，看千年的壁画、巴扎的风情，在沙漠中恐惧被抛弃，夜宿拜城，逃离丑陋的阿克苏，穿越民丰县、柯坪县、巴楚县、阿图什市、喀什来到帕米尔高原，抵达终点塔县。虽然看似过足了“生活在别处”的瘾，但现实生活的脚步实际早从后面追上他们的越野车。老黄的手机不断响起，他率先做了逃兵，不断悄悄和妻子张梅联系。大家心知肚明下面的故事无非是计划回程，飞速收拾生活的狼藉。两只大行李箱此刻变得无比的可笑。但“我”不愿回头，执意让这场爱情与私奔的英雄剧目终止在塔县——就终止在赛马会。盛大的场合，最适合做一场轰轰烈烈的葬礼。“我”应向奔腾的马蹄。 更进一步看，“爱情”其实不是故事的主角，而是故事借以对抗世界的工具。“我”与老黄与其是真心相爱，不如说是惺惺相惜。但这种同为弱者的命运与共的相依感，使老黄的退缩背叛变得更不可忍。“我”的死亡使得小说最后跳出爱情小说的限度。文珍世界的宽度和深度因此增强。 同样拒绝日常生活的还有蔡东。2014年《收获》第5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发表了她的《我们的塔希提》。麦思与春丽是发小，春丽打来电话，不堪忍受琐碎工作的她竟然鼓起勇气辞去公职，从留州到深圳去“写点东西”。撕裂感深深攥住了麦思，她完全能够体会春丽的痛苦，因为从研究所被调整到资料室的她早已深谙个中滋味。独自旅行、周五不坐班的时光、崇光百货大“血拼”、对精致生活器皿的挑选，这是麦思从密不透风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避难所——当然是暂时的。麦思的丈夫高羽同样“生活在别处”，让他从当下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方法简单一些，一个永远对妻子上锁的抽屉，以及在足球经理游戏中所向披靡的“斯托克城队”。本来夫妻两人已经与不堪忍受的生活达成了平衡，春丽的介入就像一枚催化剂，用小说的话，是如同“一只浑身带电的深海生物”，让丈夫高羽萌生出逃的念头。反过来看，女主人公麦思始终都在贯彻一种更踏实和更少戏剧化的“行动”——她不像文珍笔下的人物那样“说走就走”，不过是因为她想得更透彻，早就看见前路茫茫。 同样走不掉的还有春树。短篇《超级月亮》(《青年作家》2014年第12期)同样刻画了一个危机当中的小说家。她对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而格格不入的原因恰是她的“真诚”。以她看似执拗单纯的真诚之眼看去，世界与人群如此庸俗虚伪市侩，我们真是只好逃到美国去。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么当我们问问主人公，理想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她也只能够说出“美国”“军队大院”和“学院精英”这样苍白的符号。毕竟小说中的那位小说家没有真正的行动力，她的“真诚”(比如结尾处那一场纵火)无法掩盖她对理想的向往只是一种姿态。 那么，如果真的从日常生活断然出走了，又怎么样呢？七堇年的《夜阳》(《收获》2014年第5期)像某种纤细花哨的织物，里尔克、Fernando Pessoa的诗、马德里Parque del BuenRetiro、1881年的阁楼、星点残雪堆在街角、飞机缓缓划过天空、里斯本的大海、深渊上血红如日的月亮……一个厌倦了平庸的生活与丈夫的中国女生，远赴西班牙马德里，在车厢遭遇扒窃的时候被一位后来才知道患有躁郁症的葡萄牙女作家所救；在同居之后，她终究无法忍受女艺术家的“不平庸”，迅速从那样动荡激烈的生活中退场。在“叶公好龙”的女主人公面前，一面是平庸的生活、崇拜成功学的丈夫，另一面是十五岁被渔夫咬掉乳头的女同性恋者、躁郁症者、在冰淇淋店打工的“女作家”、炽烈的爱人、绝不平庸的Nox。女主人公在平庸和不平庸的道路之间，搁浅了。 “娜拉出走之后”的命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即使主人公拥有娜拉所不具备的种种能力，也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之外发现一个诗意而又安稳的空间。“出逃—落网”似乎是这批女作家笔下主人公的共同命运。 二、焦虑的表演 一旦对“生活”全部定义发自“北上广”与“职场、媒体、单位、学校”这样的小圈子，生活自然就变成面目可憎的“秩序”。出逃注定是悲剧性的，因为一种新的整全生活很难从无根的反日常生活的情绪反应当中诞生出来。由于丧失了在秩序之外想象新生活的能力，一些同样感受到“娜拉困境”的作家转向内心情绪的表达。内心，又断难完成对创作的长时间输出，她们焦虑着。一旦对于写作自身的焦虑俘虏了她们，这些聪明的“老灵魂”还会趁势将这种对写作资源枯竭的焦虑转化为写作资源本身。 周嘉宁、张悦然的创作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败艺术家”形象。张悦然《动物形状的烟火》(《收获》2014年第5期)里，主人公林沛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最致命的一点是他的灵感荡然无存、泯然众人。小说从林沛受邀参加宋禹的跨年派对开始叙述。带着隐秘的兴奋与重新受宠的期待，林沛在派对上遭到无情的打击。非但宋禹对他不理不睬，他所见到一个又一个女孩，如今都投入了他人怀抱，甚至连往日画室前台小姐颂夏都咸鱼翻身，开了自己的画室。报复心让他必须从晚会上带走些什么，于是他看中了在别墅中不受欢迎的养女。谁知，他的“动物形状的烟火”的把戏早就被恶童识破，自己成为晚会的最大笑柄。原来艺术家没有了“创造力”这样的任性资本以后，竟是如此焦虑可怜。 周嘉宁《让我们聊些别的》(《收获》2014年第1期)最具有症候性。小说选入了2014年短篇小说集《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我”在小说中是一位得了抑郁症的女作家——“我”无论如何都“写不出来”。“写不出来”源于“我”无法与周遭日常生活建立意义关联。一直对女作家施加压力的经纪人天扬与始终霸道成功的男作家大澍，向“我”灌输各种宏大叙事，在男人的眼中，“好故事”才是文学的真谛。而“我”下意识觉得虚伪，他们的“故事”只是一种关心地沟油的虚假“悲剧”。“我”焦灼地想要证明自己，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又羡慕他们所具有的锐利的攻击性。于是在向外的“羡慕嫉妒恨”与向内的懊悔、愧疚、怀疑、自责在心中形成不断扩大和纠结的漩涡，这个漩涡吞噬着她所有的行动力和自信心。沉溺在这一漩涡中，“我”丧失了作家基本的敏感性——错过了发生在身边的露露的死。当“我”觉得她只是一个“二十多岁、肥嘟嘟、穿着荷叶边短裙，露出一截藕色的大腿”的时候，“我”已经彻底丧失与日常生活建立联系的希望，变成了一块“迟钝的旧橡皮”。 必须提醒的是，这种焦虑感自身变成文学表现的对象时，可能沦为一种表演。为表演焦虑而表演，为表演焦虑而焦虑。表演性会抽空真正的改变与行动，因此不能真正解决焦虑问题，更不能真正跨越“有限的生活”的地平线。 在此基础上，“焦虑”书写很容易滑动到和明星制挂钩的、以作家形象作为卖点的“真人秀”。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家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伍迪艾伦等等如今成为流行文化一部分的艺术家形象的模仿与盗用——要知道“写作的焦虑”早已成为这些20世纪时尚代言人笔下的俗烂主题了。到了这样的时刻，最迟钝的读者也会发现这种从庸常生活当中出逃的姿态，无非是另一种讨好庸常的手段而已。 三、理论的激荡 成熟的作家总是追求一种穿透生活本质的深度结构。而这种思辨色彩的形成还有更切实的原因：如果日常生活无法进入写作，而内心又缺乏足够持久的输出能力，80后作家的阅读与知识结构使其中某些人更容易与理论话语产生联系。这一写作倾向未来的发展尚未明朗，毋庸置疑的是学院教育使得一种与西方理论更高级的互文形态成为可能(这方面80后小说家拥有远超前辈的优势)。 王威廉出生于1982年，曾在中山大学攻读人类学系和中文系，获得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也是首届“紫金·人民文学奖”的得主。王威廉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关系有着格外的敏感(比如他的“法”三部曲《非法入住》《合法生活》《无法无天》)。这一次《当我看不到你目光的时候》(《十月》2014年第6期)的切入点选在“看”与“被看”的关系。我们将他的作品作为这一现象的代表。 小说以某种非现实的逻辑开始——未来社会中，一名照相馆摄影师在感化女犯的过程中体会到了视觉装置所带来的主体权力与快感。“我”本是照相馆的摄影师。政府规定主人公必须道德感化一名女杀人犯，其罪名是将男友禁闭在一间满是摄像头的房间内造成其死亡。女犯住到“我”家，这种亲昵温馨的关系并没有让“我”放松警惕，而是令“我”对杀人动机产生了兴趣。女犯讲述了其父亲及其男友怎样先后沉浸在看与被看的快感之中，以及男友如何在屏幕发现自己的渺小可憎，而从快感模式中被无情抛出，就此虚无绝望，自杀身亡。“我”逐渐被女犯反向“感化”，开始产生对“看”的自觉意识。通过镜头，我瞬间变为大他者，镜头中的客户在大他者的目光下开始面目绯红、享受被看的快感，将自己嵌进了大他者规定的欲望客体的位置。新的主体被成功询唤出来。 小说中的“看与被看”，灵感来源于法国哲学中的“凝视”理论。“凝视”(gaze)既可以被彻底抽象地理论化，又可以进一步放置在特定历史当中去描述人对人的监视及控制。前者肇始于科耶夫1933-1939年在巴黎所做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这一讲稿经过施特劳斯高足布鲁姆翻译整理出版，其中就以恋人之看来佐证其主体理论，座上三位听众萨特、梅洛庞蒂、拉康后来都在各自的拓扑学发展当中延伸了肇始于科耶夫的理论雏形，暂不细表。后者——历史地考察观看关系的脉络，最为人熟知的自然是辈分再小一些的福柯，而后殖民领域大名鼎鼎的萨义德对东西方关系的比附也来源于此。一般通俗理解的主体对客体的看，涉及一种爱欲、控制、将对方物化的倾向。 那么，有可能从暴力的构成性的视觉关系中挣脱吗？小说的态度是基本悲观的。理论上，第一种对于这种凝视的破坏方式是回看(gaze back)，通过目光的对视来脱出掌控，从而使对方经由窥探所积聚起来的虚假(爱欲)主体，瞬间破灭成灰。这是萨特在《存在与时间》中提供的路径——小说中的女孩跑到了房间之外，抓住了正在通过窥视自己获得性快感的男友，从而破坏了他的欲望及根据这一欲望构成的主体。可是，问题来了——挣脱之后的空虚感和无意义感是无法承受的，存在/实在界本身向他敞开，他却要重新回到欲望和主体之中。“看”之途被堵死，他由是必须通过“被看”来重新获取身份与欲望。他奢望一个性致勃勃的大他者，通过它的眼睛能够看见自己千娇百媚。于是恳请女友充当看者，而自己扮演欲望对象。可是一旦让他/它站到大他者的位置上凝视自己，他发现想象中的自我并非千娇百媚而是如此卑琐可笑，他看到了自身的盲点，其存在的灰败性——进而感应到大他者的性无能和空洞性，其想象主体也就瞬间破灭成灰。当其存在的无意义性第二次向这位不幸的男人现身，他选择了自杀。萨特或许还是会说他是懦夫，一个无法承受存在之无意义、不敢直面其存在的懦夫——他不能“去—存在”(to-be，as to become)。相反，按照拉康-齐泽克某些中国门徒的立场，他的死亡却是一个主体闪闪发光的事件，是对大他者的彻底拒绝。至少，自杀时刻留给世界的目光，是对这一世界当中最大的挑战——作为物的回望，总是让入不寒而栗，被凝视的物变成不能被主体/客体之分所框定的小客体a(petit objet à)，充满死本能的目光逼视我们，戳穿了我们这种植根于生本能的视觉主体内在的缺陷性。 当然这么勉强区分其实殊途同归，当小说限制在存在主义的整体进路(无论是萨特还是拉康-齐泽克一代，法国理论家某种意义上都具有存在主义的内在理路)之内时，其实世界早已经是一间铁屋子了——装不装摄像头，懦夫还是烈士，倒还是其次。小说另一个漏洞或者说缺憾在于，女性似乎从这套视觉—欲望—主体装置之中被轻易地豁免掉了。 唯一使人担心的是，一旦脱离了现实经验的土壤，进入与理论话语的近身调情，小说如何能够提供比理论更丰富的东西？写到这里，笔者又不禁想起，这样一篇小说会不会正在期待上文这样充满西方理论的凝视，而笔者是不是又恰好一步步陷入这种凝视的快感当中了呢？也就是说包括笔者在内，很可能已被小说文本所感化，自觉充当了理论大他者眼中的欲望客体。 四、情绪的升腾 生活的有限性并不必然带来体验和感官的有限性，恰恰是感受/体验的有限生需要被打破。是的，对生活的感受是已经被历史限定的。感觉被不同的结构(话语知识型)组织起来的时候，就“先天”地被赋予了形式。结构会形成对感觉的压抑，无法进入结构的感觉被放逐。那么，对于历史形成的话语形式的拆解与重新探索，使得文学同步承担了解放感官、发现感官并促成认识进步的任务。于是我们永远需要一些小说家，让线条挣脱轮廓，让色彩挣脱对象，用一种“情”(affect)的能量打破认识的网格，摧毁对于“对象”(object)的刻板印象。 甫跃辉的《坼裂》(《十月》2014年第4期)，情绪核心在于站在满是裂纹的冰湖时那种即将下沉的黑暗、冰冷、无望之感。这种精雕细刻的无望感，是小说能够从众多文本当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反而不再重要。作品开始不久提到“灯光浮油一样凝在地面”，但这样黏稠、烟熏火燎而颇有虚实辩证性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小说的主调。小说还是很空灵很纯粹的爱情小说。开头就轻柔飘忽，颇有流动感，两位主人公顾零洲和易沄的名字也是轻烟一样。小说“本身”的逻辑很简单，这是一场悲凉的告别仪式，在第七个城市，婚外情走到了尽头，沉重的压力令男主人公终于欲振乏力，而女主人无非是生孩子之前最后疯狂一把。小说先预设了离婚之不可能，然后强调了维系婚外情的艰难与无力。这样，“坼裂”说的是现实压力之下婚外情的沉没——读者于是感到绝望无奈与撕心裂肺的双重包夹。 甫跃辉这篇小说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思考力的故步自封。他太执着于呈现轻薄，因此愿意将所有伦理拷问都屏蔽在男女主人公流云般的生活之外。我个人想将思辨与伦理的维度重新放入作者设置的结界之内，为小说打开额外的两个扇面。 第一个可供打开的层次：爱情之消逝。我个人更偏好罗兰·巴特式的命题：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消逝既绝望又无奈，而任何挽回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导向失败。根据甫跃辉着力制造的爱情信条，看似男女主人公分手的原因还是来源于外部的社会压力，而实际上男女主人公又都清楚，激情的给养就是危险与禁忌。小说隐藏的一个悖反命题为：压力恰恰是欲望的动力。他们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当代“婚外情”带上了这些仪式，就带有19世纪小说中“通奸”式的郑重其事。他们怕被发现，于是只能宅在宾馆做爱。但做爱变成超量的做爱，又变得程式化。于是渴望安定、渴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安定变成了一种非常态，从而是可欲的。可是即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比如看场电影《一代宗师》，难道爱情就能够继续漂浮吗？话说，“通奸”的感情如何维持？“通奸”会不会变心，即在对配偶的背叛之后会不会对自己的千辛万苦得到的情人进行又一次的背叛？他们心中满腹狐疑，可是这些满腹狐疑又以海誓山盟来掩饰。可是他们分明是厌倦了海誓山盟才走到了一起，于是他们在挣脱枷锁的过程中被枷锁追上了。渐渐感到腻味的两个人，聪明地在腻味之前完成了体面的结束。毕竟，爱情如同自在之物，随时会从生活看不见的裂痕里咔嗒一声就掉入深渊。无论是宾馆里、情人黏腻的汗味里、漫长两地分居的形迹可疑里、突然瘫软松脱的身体里、还是日常的关怀中，总会听见冰湖碎裂的咔嗒声。 仅仅这样子这篇小说好像还有些单薄。我个人会再附加第二个层次，离别的结尾处也许还可以再处理出一个反讽的维度：爱情主题真的存在吗？顾零洲背对冰湖大声复诵《一代宗师》，这些种种纷至沓来的情绪意象，岸上那被生离死别击倒的身影，这些所谓爱情的经典场景，难道不是欲望驱动下的一次角色扮演？我们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男主人公诸多心念百转，只是因为女主人公很心机地说了一句“不做爱”，于是非要再次得手不可；而做爱之后的诸多疲沓空虚，以及伴生而来的离别戏码，或许预示了他们下一次在另一个城市的旧戏重作——《一代宗师》里不是有一句屡遭吐槽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吗。由是，小说的伦理立场便不会显得固执而单一。 一部以情绪为塑造对象的小说，有可能走向三个方向，情绪的烈度、特异性与复杂度。尽管这样的区分十分粗疏，柏格森大概不会同意这种以外在空间性的思维方式去臆断人类的内在的绵延性的方式，但简而言之，小说所唤起的情绪如果无法达到某种凛冽与澎湃的能量值(比如某种纯粹的恐怖或者崇高感)，那么至少应当形成与常情的差异和距离，或者应该拥有多多少少显得饱满丰富甚至彼此冲突的层理。做到这种程度，生活就开始变得“无限”了。 五、辩证的思想 真正的思想，不是通过逃离生活，而是通过与生活的纠缠产生的。逃离生活的“思想”，是抽象，更是虚妄。既然我们要求作家为世界提供精神养分，那么这种养分必然是一种活生生的精神史。这种对精神状态的呈现与诊断，就必须建立在与当下活的、带有血肉温度的经验的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思想，尤其是文学中的思想，并不来源于学院派的“理论见解”，而是直视日常生活、对其进行“辩”与“证”的超克的结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小淘的《章某某》(《收获》2014年第5期)提供了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小说通过一个动荡不安、空心的人格典型章某某，描述了一种本身充满毛病的伪“理想主义”。章某某不断地换名字，生活在自己为自己搭建的小世界里，恋爱受辱、求职受挫、辛辛苦苦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着。她对于自己的可笑毫无自觉意识——用斯洛文尼亚学派的拉康主义新锐理论家Alenka Zupancic的话说，成为“摧不垮的id”。章某某最大的理想是当“春晚主持人”，而这一理想的根基其实只是来源于小县城里儿童节目主持人带来的“虚荣”。最终“梦想撑破了胶囊”，她在嫁给商人妇之后念念不忘自己的“理想”，被送进了疯人院。 小说太容易被完全归为一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式的作品，比如书写底层青年如何在大城市的物欲横流中被磨蚀了理想信念、随后同流合污，最后难以承受自身的堕落而陷入疯癫的煽情故事。这种解读显然既低估了马小淘对于底层青年的区分能力，又高估了“涂自强”对于底层青年的概括力和理解力。试想章某某如果遇到又土又木讷的涂自强，一定第一时间嗤之以鼻吧。细看去，叙事者对于章某某绝非一味感伤的怜悯与同情，而始终带有着俯视的视角——尤其是小说前半段的讥诮与讽刺、后半段对于章某某不再犯傻的怅然若失。谁说这种目光一定是认同与羡慕？作者用这样的叙述距离要戳穿的是，章某某不是“小镇普通青年”的神圣化身，而是一种病态“小镇文艺青年”的标本。试想，章某某是《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抑或更接近于《阿Q正传》里的阿Q呢？马小淘对于章某某倒是带有同情的，但那是鲁迅对阿Q的同情。 章某某不断改名，说明她始终对于自我、对于理想缺乏一个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坚实认识，并从中获取行动的循环能量。她的行为是极度空壳的，细看她的“奋斗”轨迹，听风就是雨，也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表面看上去她是“坚定”的，是“文艺”的，实质上是“心灵鸡汤”和“成功学”堆砌出来的。她是多么“上进”啊。在城镇化高速发展中，中国三线城市生产出的“文艺青年”一方面无法融入当代都市物质文化生活，受挫之后以“文艺”作为自己的心理保护和应激反应；另一方面其理想是被给予的，既空洞脆弱无法支撑他们走远，又充满杂质要他们很快向物质生活投诚。也就是说，这种“坚定”的理想主义是随时可以放弃并被金钱逻辑所俘虏的空壳理想主义。章某某的悲剧在于她始终没有获取“自我意识”——她没有反过来意识到自己“意识”(理想主义)的可笑性。当许许多多小说家甚至评论家、理论家都在大力讴歌“理想主义”的时候，马小淘的文本以一种隐微而豁然的方式，重新向我们提出了对“什么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的质问，从而交付与我们一种真正与生活大胆辩证的“思想”。 六、结语：继续前行，抑或“此处有海蛇”？ 生活的有限性植根于我们存在的被规定性，尤其可被视为作家共同面对的大背景。对于一些80后的年轻作家而言，由于生活阅历更为狭窄和稀薄，他们对“生活”的定义也就相对接近“北上广”的上班族。“从日常生活出逃”变成她们的集体选择，背对生活之后的“焦虑”又成为她们的表演。另一些80后作家转向更为学院化的资源，比如“与理论话语形成互动”。尽管学院话语尚未对小说本身构成穹顶一般的宰制，然而今后这一方面的影响必然愈演愈烈。有些年轻作家并未选择正面以头撞墙，而是在文学世界之内试图创造出一种少见的“情绪”，搅扰我们的感官方式；但是，更让人赞赏的某些作家对我们生活的边界做出了勇敢的跨越，对于空心的伪“理想主义”做出了反常识的探讨，提供了一种以直面生活的写作来对抗生活有限性的可能。 不幸的是，生活的有限性，是不断生成的。我们一旦突破世界的边界，一条新的地平线就会重新出现。当我们回看近年来成名作家的小说创作，不仅是阎连科的《炸裂志》、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余华的《第七天》这些长篇作品，包括王蒙的《杏语》、刘庆邦的《琼斯》、须一瓜的《贵人不在服务区》、鲁敏的《徐记鸭往事》、盛可以的《弥留之际》、范小青的《南来北往谁是客》等短篇创作，也一定程度陷入了惯性写作之中。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因为一旦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又将回到那个绘图师的命运中。 作为全文的结尾，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美国小说家泽拉兹尼《此处有龙》的结局： 一条真龙贝尔奇思终于忍无可忍，狠狠教训夜郎自大的国王与信口雌黄的绘图师之后，抓起皇家绘图师四下飞行，指点脚下江山，逼他一一标在地图上，不许他从此以龙为借口、胡乱偷懒。于是，国家走向开放，国王开始鼓励贸易，人们纷纷走出小国同其他国家学习交流。 可是有一天，国王开始琢磨地图的四角，发现都是海洋，他召来皇家绘图师：陆地边界的海之外有什么东西？ 吉伯林先生拂了拂胡子(他的胡子又完好如初了)，用了很长时间研究地图，然后他拿起羽毛笔，大笔一挥(用花体字)，在所有水域的边缘处写道： 此处有海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