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缘文化：两岸统一的“文化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华论文,两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一种维系民族的精神纽带，也是一种凝聚民族的感情乳胶。当中华五缘文化成为一种巨大的文化资源，不能对两岸经济的繁荣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过来，一种文化要强劲起来，也需要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作为支撑。因此，文化的凝聚力和经济的驱动力能够组合成一种特殊的“能量”或者“动力”，也就是一种具有暴发性的“文化力”。在发展两岸关系和促进两岸统一的问题上，它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一
先说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人们要问：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有这样五种人际关系？外国人有没有这种关系？美国曾有大量英国移民，从英国约克郡来的这些移民将他们在美国的移居地叫做新约克，即纽约。这是不是地缘关系？他们中也不乏同宗同祖的人，这是不是血缘关系？我们要说，英美的这种文化关系与我们中国确实很不一样。无论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中国人那种血脉相连的极为浓烈而又持久的亲情、族情和乡情。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说，中国人特别注重血缘亲情和群体价值的文化传统，是导源于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文明起源的方式。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远古以家庭为本位的氏族体系被保留下来了，并且被改造为一种“家国一体”的伦理道德的宗法体系。家庭内部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以及家庭之外的君与臣、朋与友等五种关系，被提升为一种叫做宗法的“五伦”体系。在五伦中，父子、兄弟是天伦，君臣、朋友是人伦，夫妇则介于天、人之间；并以“人伦本于天伦而立”的伦理准则，建构起一种“君臣以父子为范型，朋友以兄弟为范型，而夫妇则是一切男女关系的范型”的宗法家长制，也就是用大家长的治家方式来进行国家和社会的管理。
不仅如此，为了让社会成员能够认同，还制定了一种规范个体（社会成员）内在生命秩序的道德准则，即以“仁”为本体，“居仁由义”，并通过“义”的分辨和“礼”的陶冶，最后归之于由“智”而“信”的道德信念，从而使宗法“五伦”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
当历史走出封建宗法制的局限，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古代宗法“五伦”也就随之演化为一种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这种伦理价值体系的转换，尽管形式上仍然以宗法“五伦”为源头活水，但其封建的狭隘性和排外性的内容已经改变了。亲缘是一种通过家族而宗族而民族的文化路径，扩展为社会上同宗同祖相互之间的伦理规范；再通过一种含有亲情的地缘关系，扩展为同乡、同学、同业、亲属、外戚以及亲属的亲属、外戚的外戚等诸多关系间的伦理规范；最后，在此基础上，再增添一种同样带有世俗伦理道德意味的神缘、业缘等等而为五缘。这种家庭伦理扩展的结果，就是社会关系的伦理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被纳入遵循家庭（家族）的伦理道德规范轨道。这就是中华五缘文化所具有的核心内涵。
如果说，文化就是“人化”；那么，中华文化的历史元点，就在于设计一套以家庭为本位、伦理为核心的社会普遍秩序，从而在精神上和价值上加以提升，向上延伸为形而上的本体：“人伦本于天伦”，向下内化为人的内在生命本性（也是一种形而上的本体）：“人德本于天道（仁）”，以求进入一种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和情理和谐的最高境界。正因为如此，经由历史积淀下来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从古至今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的、本能的无意识。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绵延不断、有容乃大的真正缘由，也是中国人在人格力量上的一种不同于外国人的独特的魅力之所在。
二
在发展两岸关系和促进两岸统一中，从文化认同的凝成到经济的驱动力以及社会网络的实际运作等，五缘文化均有着巨大的作用。
其一、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五缘文化在台湾岛内极为活跃。例如，台湾的婚姻法叫作“亲属法”，台湾民法第982条第1项规定：“结婚应有公开仪式及二人以上之证人。”台湾亲属法不象中国大陆的婚姻法采取“登记制”，而是采用“仪式制”，仍然保留了中国儒家文化注重仪式和礼节的传统。另外，他们对血亲、姻亲的定义和种类也有明文规定。如未成年人结婚须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父母意思不一致时，以父之意思为准；旁系姻亲五亲等以内的、辈份相同者可以结婚，辈份不相同者禁止结婚等等。
其二、大陆与台湾的地缘关系为历史所形成，休戚相关。据历史记载，早在远古旧石器时代，由于两岸陆地相连，就有中原汉人移居台湾岛。随后秦、汉，尤其宋元时期政府在澎湖设置巡检司，以及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更有大批闽南移民东渡台湾。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语典·自序》中说：“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这里所说的“台湾之语”，指的就是闽南话。直至目前台湾岛内使用闽南话的人口多达1200多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80%。因此，闽南话成为现在的台湾话，正是台湾居民从大陆移民的地缘构成或地缘关系的历史见证。
台湾岛上的客家人习惯上称闽南人为“河洛人”（中原汉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中原汉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闽南人及闽南话既体现出闽台地方性共同文化之源，又显示出其统一的中华历史文化之根。尤其，台湾有许多闽南话的地名往往冠以闽南故乡的地名或家族姓氏之名。闽台的这种地缘关系，更是凝聚着台湾同胞浓厚的乡土观念和思亲念祖之情。
其三、台湾岛上还有带着世俗伦理道德意味的神缘关系存在。例如，一些以寺庙命名的地名，既是闽台民间文化上共同信仰的记载，又是该地移民史实的佐证。如清水祖师是安溪籍民的信仰对象，开漳圣王是漳州籍民的主要信仰对象，王爷则主要是泉州籍民的信仰对象等等。这中寺庙转化地名中所包含的信仰习惯、开发史等文化要素，也都充分地说明两岸文化的密切联系。
其四、中华五缘文化作为典型宗法式的家庭（家族）关系模式被完全移植到台湾企业而成为所谓“家族式企业”。它指企业资产或股份，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之中，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内部管理也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同时，它也成为与其他企业或社会团体发展关系的单位。例如，他们联络同乡、同学、同业组成各种各样的“帮会”，当受到歧视或不平等待遇时可以组织更大范围的抵制力量。
另外，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家族企业中，除了那个年纪最大的男性拥有权威外，还设立祖先牌位，搞“祖先崇拜”以及在社区或同业范围内供奉某个“神仙”以作为维系力量。实际上中华五缘的这种文化认同、社会网络效应以及它所凝结和衍化出的忠诚、勤奋和节俭等品格，在台湾的创业过程中，成为一种无价的精神财富。对台湾有成就的第一代企业家的调查说明，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有一段如同台湾老板王永庆“从苦力到巨头”的奋斗经历。
不仅如此，大陆开放后，由于台胞与大陆有独特的宗族渊源关系，数以百万计的台胞到大陆寻根、谒祖、探亲访友、旅游参观和发展经贸关系。其中来大陆投资的有两种类型：一类大多为感情式的、非赢利性的投资，其投资地域往往选择在家乡，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上；另一类大量的投资则更多的是考虑商业利益。因为大陆拥有亿万廉价劳动力，又有一个尚未很好开拓的巨大市场，很有吸引力。大多数来大陆投资的台商，一般都能获得丰厚的回报。自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的迅速发展，经济交往更为神速。台商到大陆投资，其金额已达数百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两岸台商企业（大陆企业本身也如此）正面临着经济转型期。家族企业存在的问题能否在转型中得以相应地解决，这对他们将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当然，中华五缘文化不仅在台商家族企业中有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在现代经济转型中也具备了适应科技发展的文化生态条件。这也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华族在世界科技界的杰出人才层出不穷的文化原因。
三
在探讨五缘这种具体文化或文化载体之后，还应深入孕育五缘文化的传统文化本身来加以讨论。这样，也许更能说明五缘文化对于发展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统一的意义。
在台湾岛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也有不少争论。
其一、在台湾光复之后，一些人既惊叹美国科技的强势，又深切感受到它带来的灾难。例如，科教固然促进物质的富裕，但祖先曾享有过的精神文化却匮乏了；科技把一切技术化了，对解决具体问题有帮助，但却不能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等等，从而提出“复兴中华文化”的主张。并声称，在当代世界“物质文化领先的是美国，非物质文化领先而为唯一解救人类危机的是中国”（注：徐文珊《中华文化概论》，第23页，台湾维新书店1982年版。）。从社会学角度看，边缘文化往往较中原文化更加守旧。国民党迁台后，割断了与大陆文化的联系，则更是如此。这种过于保守的文化心态，虽然勉强维护了文化大国自身颜面，也能暂时抵御一阵美国文化的冲击，但从根本上却使得自己在文化价值的转型上处于异常被动的困难境地。
其二、台湾岛上的另外一些人，由于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现代化的急迫感，往往容易滋生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文化心态。他们认为，台湾搞现代化，搞市场经济，大可把西方的路子移植过来，就是说，也必须经过那些原始积累、自由竞争等阶段。他们搞不清楚台湾的现状到底适应什么，把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起来。
实际上，西方文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来以其政治霸权和雄厚经济实力为后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并且被当作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标准。但是，如果用这套“话语”来议价传统文化，那么它就可能因不符合标准而被排除在外，其结果就将造成我们的现代化缺乏来自传统文化的动力支持。其实，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必然是在本民族文化资源的滋养下获得成功的。只有这样，现代化才不至于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
其三、自从两岸互通以后，大陆的文化书籍可以进入台湾，因而台湾的传统文化也首度有机会和它的发源地有了接触，而注入来自源头的活水。尤其，两岸学者共同探讨如何评价西方文化，包括对于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的根本修正。这样一来，我们搞的现代化本身就已经包含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沟通与相互吸取的内容。
早在1980年代，就有台湾学者提出，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来统一中国的主张。实际上，这个主张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一国两制”的方针来统一中国，在文化的根本精神上是相一致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的统一大业就有现实的希望。而“一个中国的原则”则是依仗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所不断凝成和长期维系的。不仅如此，就两岸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无论是他们的行为方式，还是深层的价值观念，也都是深深地扎根于这种文化土壤之中的。可见，两岸统一的基础在民间、在广大的民众之中。至于两岸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同样也可在其中得到解决。这里所说的差异是，在大陆是共产党领导，推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在台湾，则是国民党统治，推行“戒急用忍”的反共政策。所有这些，都将在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的大熔炉中，或取长补短、吐故纳新；或兼容并包，有容乃大。例如中国大陆虽然吸纳了马列理论，但是将其中国化，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相反；同样，今日台湾大量吸纳了美日等西方文化（可能是殖民文化），但仍然要中国化，才能洋为中用，而不可能相反或其他。
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台湾岛上某些上层人物，至今，在心理上仍然残留着“断根”或“殖民”阴影。诚然，台湾曾走过历史的沧桑，数度与大陆中原文化隔离，加上当年日本“皇民化”的渗透以及战后美国“民主政治”的诱惑，就在这样一个反常的环境中，文化扭曲地发展着，它既不是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也不能正常吸纳西方文化。上不上，下不下，掉在了半空中，很不是滋味，很不自然。他们走出困境的关键就在于：摆脱扭曲的文化观念，按两岸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行事。
在家知道，即使“一国两制”在台湾实现以后，承认一个中国，两岸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仍然能够保留，也不碍大事。也就是说，只要在文化上求“大同”存“小异”，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与统一就将朝前迅速发展，甚而是指日可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