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反对社会主义改革？——驳“主流”经济学家对刘国光教授的诬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家论文,教授论文,主流论文,刘国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05年3 月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答辞》发表以来，特别是2005年7 月关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长篇谈话发表之后，在中国出现了“反思”改革的热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谁反对社会主义改革。
刘国光教授认为，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好像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面，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协调的发展。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就是说要有‘看得见的手’的补充。在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尤其要加强政府社会经济职能的作用。”他还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认为“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我们认为，作为对中国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刘国光教授，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20多年的改革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难能可贵的大好事，一切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对此无不拍案叫绝！
但是，自称“当了八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可以作为改革的见证人”的前“改革高官”，从2005年10月3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文章开始， 连续不断地带头批判刘国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某位高级顾问，在今年1月19日《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的《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中，更加直接地说：“从近两年报刊文章看，批评市场化改革的言论明显多了起来：有人以各种理由批判改革、否定改革，认为我国的改革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还有的经济学家大讲这些年来市场经济讲多了，社会主义讲少了，并写了新万言书，提出了九个问题，等等。”我想问一问这位前“改革高官”及其追随者，你们凭什么讲刘国光教授反对改革？难道讲改革，就只能讲“市场经济”、“效率优先”，而不能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就只能讲“市场取向”，而不能讲“计划协调”；就只能让西方经济学居于“主流”地位，而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们所讲的“改革”，绝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只能是资本主义改革。我们的改革是为了改好社会主义，而不是改掉社会主义。对于那种为了改掉社会主义的所谓“改革”，即资本主义改革，该不该反对呢？该反对！反对资本主义改革，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由此可见，不是刘国光教授反对社会主义改革，而是诬陷刘国光反对改革的那位前“改革高官”反对社会主义改革，要搞资本主义改革。这就是这场争论的实质之所在。
一、社会主义改革必须讲意识形态
“主流”经济学家为了偷换“改革”的概念，掩盖资本主义改革的实质，竭力鼓吹“去意识形态化”。在《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一文中，那位前“改革高官”声称：“我们应当做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判断过去的改革”。好，好得很！可是，这位自称为“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人，竟然在文章中反对对改革“作出意识形态化”的判断。在他的带领下，“主流”学者竞相鼓吹“去意识形态化”，如说“需要尽量使这种讨论去除意识形态化的色彩”；要“拨开意识形态的覆盖物”，“剥离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要避免把学理之争上升到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上升到指导思想”，等等。有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意识形态是不能“去除”的，也是“去除”不了的。社会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它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从阶级产生以来，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怎么可能“去意识形态化”呢？“去意识形态”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企图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日益腐朽堕落的形势下，资产阶级为了对抗科学的共产主义，提出了使社会生活“非意识形态化”的要求，发出了“意识形态末日”的诅咒。这个谬论，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没落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一种手段。可笑又可悲的是，我国的一些“主流学者”和前“改革高官”，竟然也跟在外国资产阶级的后边，玩起“去意识形态化”的把戏！
要求改革“去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是同鼓吹“两个不问”（“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一脉相承的。今年2月5日，15年前因最早提出“不问姓社姓资”而遭到公正批评的那位“主流”学者，不甘寂寞，声称现在“似乎又回到了15年前那一场‘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而那位前“改革高官”前两年也公开叫嚷要“进一步突破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他们鼓吹“两个不问”也好，叫嚷“去意识形态化”也好，都是为了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贩卖资本主义私货。
他们的目的是不可能得逞的，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容篡改的。人们都知道，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写在党的文件上的，并且早就公之于众，已经深深地印入了全国人民的脑海中，你们能抹杀得了、篡改得了吗？邓小平同志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针对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今天我们和“主流”学者的争论，正是邓小平同志在16年前所讲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主张资本主义化的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改革的争论，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
我们党曾反复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既然有两种不同社会属性的改革，改革怎么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呢？怎么可以“去意识形态化”呢？正因为如此，1989年8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现阶段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政治方向上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在这个通知发出10多年之后，今天还有“主流”学者甚至担任过高官的人，仍然肆无忌惮地鼓吹改革要“去意识形态化”，主张“两个不问”，不能不发人深省！几年前，香港《镜报》就毫不客气地指出：“继‘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之后，剩下的将是‘不问是主是奴’和‘不问是人是鬼’了。真要到了不问是主人、奴仆，不问主权国、仆从国的境地、将是何种局面，恐怕就不是思想理论之争了。”这个振聋发聩的警示，并没有唤起那些对此充耳不闻的学者、高官的良知，却变本加厉地从“两个不问”发展到“去意识形态化”这个更广泛的范围，其严重的恶果是不言自明的。
二、“私有化、市场化”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
其实，有些“主流”学者要求别人“去除意识形态化”，而自己却“强调意识形态化”。有一位教授在主张“去除意识形态化”的同时，又在2006年2月6日《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在反思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改革》一文中开宗明义写道：“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反思改革的：改革是中国必然要走的道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然的归宿。在具体问题上，包括市场化、民营化、民间力量的发育等，都是必需的。这是我们与借反思改革来反对改革者，与那种力图通过反思改革来复活旧体制的人的区别。这是我们反思改革的前提。”他在这里讲的一大段关于“反思改革的前提”，就是要强化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划清和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界限。他是怎么“强化”的呢？其一，认为改革的本质不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为了“汇入世界主流文明”。什么是现在“世界主流文明”？当然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他所讲的“改革”，就是为了“汇入”、“归宿”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革。其二，认为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市场化、民营化”。他们夸大市场的优点和积极作用，讳言市场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按照他们的主张，实行“市场化”就必然要“化”掉“社会主义”和“计划协调”，这样的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照他们的主张，实行“民营化”（实际上是私有化）就必然要“化”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了。这就是他们同社会主义改革观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改革观。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一个特大城市的党委机关报在2006年2月18 日以半版篇幅，用“市场化改革怎容动摇”这个通栏标题，摘登了15年前提出“两个不问”的“主流”学者等人的几篇文章，诬陷刘国光教授“否定改革”，并在编者前言中认定我国的改革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得意洋洋地叫嚷在这次争论中，“坚持市场化改革、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呈现强势”。这个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屈指可数的大报，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认定中国改革是“市场化改革”，发动对“反思”改革者的围攻，在全国党委机关报刊中是头一家，确实非同小可。请问这个党报编辑，在哪一份中央文件中有“市场化改革”的提法？最近，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请你们查一查党章中有没有“市场化改革”的提法？当然没有。党章讲“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见，党章在讲“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是以“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为前提的。而你们却背离党章，把“改革”说成是排斥“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这样问题就大了。如果让这种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化改革”“不可动摇”地进行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蜕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为了加深理解这两种改革观的对立，必须进一步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要特征是：一、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三、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可见，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因此，那种否定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搞什么“私有化”、“市场化”，是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的。
必须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只要“市场”，不要“计划”。在准备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党的领导人曾对为什么没有写进“计划”的原因，作了这样的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现在，有些“主流”学者，在这个“一直是清楚的”问题上制造混乱，把市场和计划完全对立起来，把市场视为灵丹妙药，把计划视为万恶之源，这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这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尤其是最近两年多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践，使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增强了驾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本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实质是加深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这就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看待宏观调控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央如此重视宏观调控的情况下，有的“主流”经济学家还要鼓吹排斥计划调控的“市场化改革”，其错误是十分明显的。
三、批判新自由主义才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主流”经济学家为了推行其资本主义改革，还竭力反对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位前“改革高官”在去年10月初的文章中说：“现在有”另外一个干扰，就是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因此在改革中出现了这么多矛盾和问题。“如此说来，改革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要坚持改革就不能批判新自由主义；要批判新自由主义，就会“否定改革”，这真是奇怪的逻辑！如果确实如此，那只能表明你们的所谓“改革”和新自由主义是一路货色，否则，怎么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呢？
看来，某些“主流”学者如此惧怕批判新自由主义，甚至得出批判新自由主义会否定改革的结论，肯定有其难言之隐。这就不能不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实行私有化和自由放任的市场化说起。集中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华盛顿共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美国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制订了中国私有化方案，主张“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股份化”。与此同时，鼓吹“市场自由”主张，让市场完全自发地发挥调节作用，反对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只要把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要坚持的“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同新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相对照，就会发现两者何其相似乃尔！这样，他们忌讳提新自由主义，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甚至揭露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和俄罗斯造成的恶果，也是反对他们所主张的“改革”，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绝不是“干扰”改革，反对改革，而是为了排除改革中遇到的干扰，使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前不久提出：“在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中央始终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一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作教条的倾向，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变革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人民日报》2004年4月20日）信哉斯言！有些“主流”经济学家正是由于迷信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把新自由主义“奉作教条”，才会去鼓吹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因此，我们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批判新自由主义，越是有些人怕批，越是要狠狠地批。
综上所述，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对“改革”就必须讲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就必须讲社会属性，对新自由主义就必须讲分析批判。那些诬陷刘国光教授“反对改革”的人，恰恰是“三个不讲”，这就必然背景社会主义方向。明明是自己反对社会主义改革，却反诬别人“反对改革”，这可以用得上一个不太文雅的比喻：“贼喊捉贼”。说到底，这场争论不是要不要改革之争，而是要不要改向之争，即要不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之争。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之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安康，就必须把这场争论进行到底，夺取完全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