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利”到“庸俗”——关于“大跃进”期间科技价值取向转变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功利论文,庸俗论文,价值取向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对于新中国科技思想的“功利”特征已有共识。美国的中国科技政策专家萨特米尔（Richard P.Suttmeier）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新中国科技的“功利”目标发表过独到的论述，他说：“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我们就看到对科学和技术表现出长期的功利主义兴趣和目的。概括地说，那就是：①为经济建设服务；②为国防建设服务；③为文化改造服务。”[1]当代中国科学史家董光璧先生不仅赞同萨氏的论断，并对中共科技意识的“功利偏向”作了详尽的阐释。[2]此外，另有一些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3]
但是，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时段中，这种“功利”价值取向往往会出现或左或右的摆动，从而对该时段及其后来的科技发展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毫无疑问，深入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具体的科技价值转向，不仅可以生动展示特定时期科技活动的原貌，而且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新中国科技发展的曲折历程。
一、对“为科学而科学”的严厉批判
自近代以来，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一直是中国科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早在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建立之初，院长蔡元培就曾主张遵循西方学术中“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保持“学院的自由”，即是“凭研究者自己之兴趣与见解决定动向，不受他人之制限之原则”。[4]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关怀传统，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大动荡、大转型，民族危机突显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为当时知识精英们的普遍追求。正如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曾昭伦所说：“我以为站在科学界同人的立场，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也是国民的一分子，所以对国家有一般国民的义务。”[5]此话可谓是当时那些希望以学术拯救民族危亡的知识分子们的共同夙愿。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服务于国家建设被确定为长期贯彻的科技政策主导思想，同时“为科学而科学”受到主导舆论的排斥和批驳。
“整风”运动使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意识到，科技界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据当时官方的表述，所谓发展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明确目标，科学家在选择研究题目时，要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个人专长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否定科学事业应该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倡为科学而科学，主张科学家可以不顾国家需要单凭个人兴趣来进行研究工作。”[6]“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之所以被界定为“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学术理论界的权威解释，主要是因为它是那些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在西方没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作为‘科学救国’的梦想之破灭的反动”而提出的。其本质上反映了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出路、逃避现实、轻视劳动以及个人主义的思想。[7]日常工作中，以下几方面的表现则被认为是持有这种思想的反映：①在科研选题方面不愿做从生产中提出的题目，只愿意做所谓脱离实际的“理论性”的题目；②在研究方式上表现为闭门读书，在杂志书本中打圈子，求“科学”，片面强调理论，轻视实践，鄙视劳动；③在科研工作中只考虑个人“出论文”，强调个人“快成长”，不关心集体等。[8]显然，这些表现都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科技工作者的要求完全背离的。
既然“为科学而科学”被划入资本主义的路线，也就当然成了众矢之的。此后，学术界很快便掀起了对“为科学而科学”的大批判，有不少知名科学家也参与其中。例如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曾在多种场合阐述其危害性。他说：“在解放前，我们做科学工作，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为科学而科学。气象工作人员不了解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所以在20年间400篇气象论文中间，谈气象和农业有关的只有6篇，和航空有关的连一篇也没有。”[9]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钱崇澍研究员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都记得：以前的科学工作者皆闭门造车，各自为政，即所谓为科学而科学，甚至各立门户互相轻视，几十年来我国科学工作之所以没有整个成绩可资记录者正以此故。”[10]当然，在“反右”斗争的严峻氛围中，迫于形势、跟风附和、投机保全者更多，在此不必赘言。
二、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狂热推崇
“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国家科技政策的主导方针，从延安时代到建国以后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强调和贯彻。“大跃进”期间，在大肆批判“为科学而科学”的同时，“理论联系实际”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路线得到了国家领导和学术界的狂热推崇。
上文提及的官方表述，实际上也是一个向科技界发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动员令。不久，全国科联副主席侯德榜旗帜鲜明地宣布：“科联（全称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学术团体，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组织。”同时他要求全体会员：“在各项科学技术工作中，认真贯彻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11]国家科技事业高层决策者和管理者们的大力动员，自然得到了科技教育界的积极地响应。部分科学家甚至还通过登报或张贴大字报等形式，积极表达了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拥护和决心。
在高校，“理论联系实际”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一起，指引着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工作方向。例如，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教授在该校科学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坚决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报告，大力倡导：“高校的科学研究也应该密切理论与实际的联系。”[12]另一位副校长张维则贴出了一张“要不要到生产实践中去补课？”的大字报，对该校81位正、副教授的工龄和生产实习时间作了统计。结果表明：这81位先生平均工龄为18.6年，而生产实习时间平均只有3.3年。其中25位先生的生产实习时间实际是个零。由此认为：“大家需要下决心到生产中去补课。”[13]不久，《人民日报》把华中农学院杨惠安教授树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先进典型。报道他放下架子，深入群众，经常到田间和农民一起研究和解决生产问题，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事迹。[14]类似宣传“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的先进事迹和鼓动性文章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随处可见。
当时，有些科学家对于如何认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理解。为了扫清思想障碍，更广泛地动员科技人员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生产实际中去，科技界相继开展了一些所谓“大辩论”。其中，在科技界影响较大的当数上海科技界的“大辩论”。辩论中，科学家们纷纷结合自身经历阐释和强调了理论为生产服务的重要意义，甚或公开检讨自己的过错。例如化学家汪猷说：“发展本门学科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为生产服务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过去本人的认识是本末倒置。”生物学家姚鑫说：“肿瘤的研究是个实际问题，但过去我是采用了学院式的研究法，关起门来做十年二十年也可以，对六亿人民没有用处，病人也不会感谢我，这种做法必须改变。”[15]类似的“辩论”在其他各地的科研单位中几乎都有发生。辩论的结果就是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旗帜鲜明地达成了“共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必须结合生产的需要，科学研究必须为生产服务。其实，所谓的“辩论”实际上等同批判、说教、宣传和鼓动，同时又把“理论联系实际”进行了简单化的、庸俗化的诠释，误导和歪曲了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性理解和正确贯彻。使得众多的科技工作者放弃常规的科研选题和研究方法，转向在生产劳动实践中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工作，从而大大加速了科学价值取向的“庸俗”化的进程。
三、“科学为生产大跃进服务”
1957年10月，中央公布了《1956—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四十条纲要》），它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以后，针对在未来十年中如何快速发展农业生产而提出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的颁布为科技工作者们具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适时的契机。《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了题为“知识界应认真学习和讨论四十条纲要”的社论。文中首先严肃地批评了一些知识分子，说他们“对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和现代化的农业国，只是书呆子式地抽象地理解，并不清楚由什么具体的道路来实现这个理想。”接着指出：“（《四十条纲要》）向科学、文化、教育和卫生等许多部门，更加具体地提出了工作任务，指明了工作方向，这些部门必须据以重新审定自己的工作规划。”[16]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社论，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在那个一呼百应、激情万丈、运动迭起的年代里，党的号召便会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向来以理性思考见长的科技工作者亦被卷入其中。
1958年3月，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聂荣臻副总理向全国的科技界明确地提出了“科学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的号召。他说：“为了实现我国科学事业的大跃进，就一定要明确科学必须为生产服务这个根本方针；科学本身不是目的，为科学而科学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科学是一定要为生产服务的。在今天就是要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如果不明确这一点，我国科学事业就会迷失方向。科学事业如果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就会失去巨大的动力，就会暗淡无光。”[17]中国农业科学院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立即从所属各研究所中抽调三分之二的研究人员组成六个科学工作队，开赴到全国各地农村的某些高额丰产区、低产区和山区总结增产经验和研究增产问题，并调查研究植物病虫害防治、家畜和家禽饲养与防疫、农业机器及农具的改进等，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生产。
中国科学院与农业相关的科研单位也争先恐后地投入到为生产服务的行列。例如，林业土壤研究所全体职工于1957年11月上旬就连续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和专题讨论，重新修订了该所1958年的研究计划。[18]随着“大跃进”狂潮的不断高涨， 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被卷入到了为生产“大跃进”的行列，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科学工作“庸俗化”的跃进运动。至于那些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的学科，科技工作者也在竭尽全力地寻找能够为生产服务的研究课题，甚或干脆改行。例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寿振黄本来是研究鸟类的，为了服从政府和人民的需要，就改做了兽类研究。[19]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则积极投入到了为大炼钢铁、超声波、电气化、机械化等等服务行业，从事简单、重复的所谓“研究”，从事着浪费资源、得不偿失的活动。
四、“庸俗”科学价值取向及其影响
在那宁左勿右、一呼百应、激情万丈的特殊年代，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过分强调，已经足以使“功利”的科学价值失去其最起码的理性判断，走到无以复加的边缘。而对于“科学为大跃进服务”的号召和动员，则为科技价值“庸俗”化的转向指明了具体道路，把科技界彻底卷入了“大跃进”的狂潮之中。
所谓“庸俗”的科学价值取向，本文意指科技工作者丧失（或部分丧失）了学术理性，背离了科研工作的常规程序及其评价标准，一味地迎合政治口号和“大跃进”狂潮，以至于使其科技工作或行为流入平庸、媚俗和低级趣味。毫无疑问，这种“庸俗”的价值取向对科技事业的正常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它直接导致了诸多庸俗的科技事件和行为。“大跃进”期间，大量的科研工作流入平庸和低俗，诸多所谓“联系实际”的科研行为荒唐之至，超乎想象，足以表明科学理性的丧失之甚。
“大跃进”运动初期，农业科研和教育部门大搞“试验田”被认为是联系实际的最佳方式而成为遍及全国、风行一时的现象。据初步考察，最早见于《人民日报》的先进单位是华中农学院。据报道：该院师生从1957年11月就开始了开荒、种菜、喂猪、养兔等农业实践活动。其中教职工种植的试验田有130多亩， 学生的实习田600多亩。[20]浙江农学院的水稻栽培、水稻病虫害以及种子、土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水稻三熟丰产小组，计划把每亩水稻产量从1957年的727斤多提高到1500斤，并争取达到1800斤。[21]接着，大搞“试验田”之风也迅速蔓延到其他科技领域和各地的科技教育部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曾撰文热情赞颂搞“试验田”是“我国知识界、科学界几千年来史无前例的革命创举，是一种大跃进的行动。这对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等各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22]
然而，令农业专家们甚为尴尬的是，他们依照科学理论精心经营的“试验田”，其产量却远远落后于农民所谓的“高产卫星田”。农民们不断刷新的“高产”记录使农业科技专家斯文扫地。这些“事实”似乎有力地佐证了毛泽东“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名言。那些沦落到“愚蠢”境地的专家教授们在搞“试验田”受挫后，只好转向学习农民的丰产经验。夏收后，中国农业科学院举行了研究所所长会议，布置了下派专职研究人员总结群众丰产经验的工作。之后，科技工作者们竞相追逐着“高产卫星”的报道，围绕“八字宪法”，对不同的农作物、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及与作物生长相关的领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中科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抽调了全所60％的科学工作者，组成水稻、棉花、小麦和油菜等四个工作组，奔赴河南、河北、山东等11个省市的丰产地区，进行农业丰产的经验总结。[23]一时间，从密植、深耕、肥料、农药等不同角度总结丰产经验及其意义的科学研究论文，在“大跃进”时期的学术期刊和报刊中大量涌现，有位科学家欣然撰文，从理论上论证了小麦亩产可达数万斤。[24]
2.促使科技界卷入应接不暇的献礼活动。“大跃进”期间科技工作的媚俗心态，集中反映在科技界向各种大大小小的“献礼”行动上。很多科研单位为了筹集“礼品”，打破常规科研秩序，疯狂动员科技人员使出周身解数、昼夜突击，直至精疲力竭。更有甚者，他们为了争当先进，虚报、浮夸之风在科技界大肆蔓延，所谓“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大量涌现。首次的献礼活动是在1958年的“七一”前夕，中央国家机关八千多名青年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庆祝“七一”向党献礼大会。会上他们向党献出一千多件技术革命的新产品，展示了冶金、石油、化工等各行业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25]为了向党的生日献礼，清华大学也赶在“七一”前试制出九十多种新产品。据称，“电机系制成的非线性电子模拟计算机、宽频脉冲发生器等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6]；“十一”前夕，中国科学院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献礼”万人大会。参加大会的一万多名科技人员，突击三个月完成了二千一百五十二项科技成果。[27]“献礼”之风同时蔓延到全国各地的科技部门，每逢节日、国家的重大活动、甚至是科技界的会议，几乎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科技“献礼”活动。“献礼”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科技成果展览。其中，1959年建国十周年庆典时，科技界的“献礼”活动更是达到了盛况空前的热闹景象。[28]
3.造成科技界对基础科学理论的忽视与偏离。在联系实际和为生产大跃进服务的热潮中，科研选题被限定在与生产部门直接联系的领域，从而导致低水平的甚至是粗俗的科技工作大量涌现，造成了科技界对基础理论研究的严重忽视和偏离。据报道，辽宁省的中国科学院、中央各部属和地方所属17个科研机构，围绕密切结合生产，促进工农业的跃进。1958年共提出了涉及金属、冶金、机械、电力、煤炭、石油、化工、农业、林业、畜牧、水利等方面728项研究题目。[29]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直接派出科研人员到有关的产业部门了解情况，来确定研究题目。从而使得该所“所做的一切研究题目，几乎没有一个是和产业部门没有联系和关系的。”[30]大量“庸俗”的科技工作和群众运动造成了人力、财力和资源的大量浪费是可以想见的。
需要提及的是，“大跃进”期间，原子能、计算技术等一些与国防事业密切相关的科研工作基本得到持续的支持和特殊保护，有些学科的基础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大力动员，促使科技界与生产部门建立了空前的联系，对工农业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些专业理论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同时，广大科学工作者在联系生产实际的工作中，尽管遭到了一些尴尬和讥讽，但是他们努力向工农群众推广和普及科学知识，为“大跃进”时期的科学普及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科学价值取向的修正
综上所述，“大跃进”运动是科技界价值取向从“功利”转向“庸俗”的直接动因，并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表演舞台。直到“大跃进”运动结束时，这种“庸俗”的价值取向在科技界中才逐步得以修正。修正的主要内容涉及对科技工作意义的重新认识，保证科学家的科研工作时间及尊重科技人才等方面。其中，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新重视和强调，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科技价值取向的修正。
其实，早在“大跃进”运动的初期，就有学者提出过不能忽视基础研究工作。例如生理学家张香桐就曾强调：“高手下棋，有近棋（直接与生产有关的研究）也有远棋（较深的理论研究）。远棋虽然一时用不着，将来会有大用。科学院应该下一些远棋。”[15]然而，在那种极“左”的政治氛围中，这种远见卓识的呼吁却丝毫没有冲淡辩论的主调，更无力扭转科学价值从“功利”向“庸俗”的转变进程。
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大跃进”的一些弊端曾一度引起了党中央的警觉，并做出了纠“左”的努力，科学家和有关舆论界对于偏离或放弃基础研究的状况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1959年4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所长会议。 会议要求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在认真注意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加强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对一些与实际联系比较间接而有重大意义的基础研究，仍然需要结合科学家的专长作适当安排。会议还特别强调要提高研究工作质量，要求科学工作人员把革命干劲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戒浮夸，防骄气。[31]5月下旬，《光明日报》发表了为题“重视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社论，指出：“我们不仅要看到今天，而且应该看到明天，不仅为建设社会主义打算，而且要为需要更高的科学理论水平的共产主义着想。……因此我们除尽量运用现有的理论知识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外，还应该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也发表了题为“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必须坚强”的社论。这些文章都明确肯定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并倡导科技工作者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工作。
然而，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又掀起了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的风潮。之前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关注和强调又被新一轮的“跃进”呼声所淹没。有科学家还撰文说：“通过反右倾的思想斗争发现，有些人过低估计了去年科学研究大跃进的成绩，夸大了工作中的缺点。眼下国民经济建设大量展开，我国的技术力量还较薄弱，科学研究人员就应该多从事一些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研究工作。”[32]
实际上，直到“大跃进”运动结束后，这种“庸俗”的价值取向才逐步得到了扭转和纠正。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61年7月， 党中央批示和公布了由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它向科技工作者们明确指出了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保持科研工作的相对稳定，研究计划要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等等。《科研十四条》被奉为“科学宪法”，为科技工作的拨乱反正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此后，科学家们逐渐告别了狂热，恢复了应有的学术理性。9月，《文汇报》召集在沪部分科学家进行座谈， 与会人员反思了“大跃进”期间种种荒谬的科技事件和行为，一致认为：“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不能作狭隘的理解，科学发展对于生产发展有其相对的独立性。”[33]随后，关于“科学”与“生产”、“科学”与“实践”，“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等方面的问题在科学家中得到了深入的探讨。[34]科技工作逐渐步入积极的发展轨道，“庸俗”的价值取向也逐步得以扭转。直到“文革”开始前的几年中，我国的科技工作基本上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并相继取得一些重大的科研成果。然而，“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党中央长期的科技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得到不同程度上的提倡和贯彻。
六、余论
在当代西方科学研究的自主性理念看来，“功利主义”往往被认为是目光短浅的意识取向。过分强调科学研究的“功利”目标，势必对于一些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有所忽视，从而影响科技事业的整体运行。在“大跃进”时期，“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大跃进服务”以及“超英赶美”等一系列的政治动员，使得科学研究的“功利”目标不仅被极端地推崇和强化，而且转化到“庸俗”的境地，无疑严重限制了科研选题范围，粗暴干扰了科学工作的自主运行，导致了科技界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严重忽视、偏离，以及诸多荒唐的科技事件和行为的出现，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提及当年一些科技界的主要领导人和知名科学家，他们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功勋卓著，为后世景仰，任何非议皆有悖本文主旨。然而，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中，或许他们的言论是言不由衷的，但在科技界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则无庸质疑。本文无意评判“为科学而科学”的是与非，亦非否定“理论联系实际”的积极意义，而是试图阐明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中，“理论联系实际”是如何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转变到“庸俗”的地步，还原一些被忽视的历史情节。可以肯定的是，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提法即便是在今天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把“理论联系实际”只作庸俗的、简单的理解，并一味强迫科学必须为生产服务，否则别无他路，这就严重扭曲了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破坏了科学研究的正常规律，甚至迫使一些本来没有条件或根本不适合联系实际的科学领域也去为联系而联系，就势必引起超乎当事者想象的严重后果。如何保持好“理论”与“实际”、科学研究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平衡关系，探索国家科技事业平稳、快速、健康发展的最佳方式，在今天仍是有意义的课题。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失为可资借鉴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