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出口绩效的关系研究--以我国省际效应为视角_企业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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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学者对政府制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方向选择及其效率研究的溯源主要分为两个理论学派：一是主张自由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斯密的“绝对利益贸易论”、李嘉图的“相对利益贸易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保罗·萨缪尔森的“赫克歇尔一俄林一萨缪尔森模型”为代表，提出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禀赋是商品出口的决定性动因条件。20世纪60—70年代，以罗伯特·蒙代尔、阿瑟·弗莱明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则进一步认为国家贸易严格管制是毫无效率的。二是主张保护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有以16世纪威廉·斯塔夫（W.Staffor）、托马斯·孟（T.Mun）为代表的早期重商主义，1841年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学说，以及美国汉密尔顿1791年的美国制造业发展保护主张和凯恩斯（1936）基于经济危机治理的视角提出超保护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爆发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制度学派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发展开始有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制度学派的观点，政府战略性政策的显著特点在于制度是影响出口经济的重要动因，政府有能力前瞻性地作出约束性的非自愿决定。贸易（出口）促进战略（EP）能使国内资源配置更有效率（T.N.Srinivasan和Jagdish Bhagwati，1999），如果政府战略性或促进贸易的公共品政策缺位或越位，贸易寻租（或创租）则会成为战略性贸易政策优化制订的重要难题（Krueger，1974；Bhagwati and Srinivasan，1980）。

      巴格沃蒂（Bhagwati，1982）等国际贸易学者基于战略性贸易政策博弈视角提出了“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概念（简称DUP），认为“这种活动带来的利润（收入）是直接非生产性的，但是这种活动既不会直接产生传统效用函数中所包含的商品或劳务，也不会直接产生传统效用函数中所包含的中间商品或劳务”。同时巴格沃蒂（Bhagwati，1982）认为，如果政府使用转移支付等财政性贸易政策干预工具，则可以诱导经济主体在贸易决策时与优化社会福利函数方向保持一致，进而实现本国国民福利的帕累托优化均衡。在省域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中，政府如何战略性地制定贸易政策（如省际出口替代鼓励性政策、出口许可配额权证分配方案、提高企业用于出口生产的固定资产折旧率等）并降低出口企业（或贸易商）产生战略性寻租动机的概率，是影响出口效应的关键。

      有关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中国省际出口发展效应的机制关系的研究主要有：樊刚等（2003）认为，中国沿海与内地相比尤其在对外贸易等市场化程度制度指标评价方面有明显差异；张燕生（2009）提出省际外贸转型的核心问题是地方政府业绩考核制度的转变，如果地方政府以进出口、招商引资等数据为主要考核依据，对省域出口结构转变和贸易转型均是无益的；魏浩（2010）基于生产要素禀赋和贸易利益角度提出中国应充分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大力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鲁晓东（2011）认为中国省区之间的出口推动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别，从要素角度看，东西部地区投资的作用明显，而中部地区的投资对于该地区的出口作用强度稍弱，从制度约束看，西部和东部所受的制度约束不明显，制度的约束体现在中部地区；张杰等（2011）认为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控制或许有助于地方经济（出口）的增长，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有利于获取低成本出口优势；隆国强（2011）指出加工贸易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的难点是，尽管内陆地区存在劳动力价格优势，但在产业链配套、管理的效率、通关便利化程度等方面与沿海地区差距大，且沿海省域政府财力强，能比内陆地区提供更多促进出口的各类财政补贴；李恒（2011）提出西部落后地区应从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着手，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促进西部地区建立开放的经济体系；柳庆刚、姚洋（2012）认为我国地方政府为生产型，通过生产公共品对企业部门补贴是净出口率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等等。国内诸多学者虽然对政府战略性贸易政策与省际出口发展效应的机制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分析，但缺乏从战略性政策的内生性机理和省际禀赋政策条件差异性的视野来分析我国省际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传导机制和出口效应差别。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省际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系统性视角，包括内生型贸易战略性政策（基于生产禀赋相对优势的政策效应）与外源型贸易战略性政策（政府公共品供给的政策效应、贸易制度改革的政策效率、控制“DUP”发生概率等）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省际出口绩效的影响机制及特征。

      二、理论框架

      1.省际战略性贸易政策动机与政府期望效应

      战略性贸易政策产生的诱因存在一定的博弈性。萨姆·佩尔兹曼（1976）在斯蒂格勒研究的基础上，把消费者和生产者统一纳入寻租斗争之中。规制者设为追求政治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规制者的效用是受规制产业国民福利效用与受规制产业消费者效用影响的递增函数。佩尔兹曼这一论点可以用来解释普遍存在的政府出口贸易规制和对竞争性贸易市场的干预机制。在佩尔兹曼模型中，随着受规制出口产业国民福利（国内消费者）效用的提高以及外贸企业出口利润的相对最优化，政府规制的支持率会上升。

      省际战略性贸易政策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中国省域地理广阔，行政地理区位与外贸资源禀赋差异性较大，省际战略性政策动机与贸易效应迥异，主要体现如下。

      （1）省际贸易规制的战略动机。出口贸易规制机构的规制动因主要有：提高出口经济规模、政府系统中得到晋升的期望、出口经济支配权的控制等。基于省际行政规制目标与不同的经济资源，省际出口经济“创租行为”的动机不尽相同。例如，内地省份外贸主管部门官员可能为了在短期内提高贸易出口规模，积极寻求中央出口扶持补贴资金以发展短周期的出口产业，而不是对现有特色出口经济结构作出长期改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行政绩效，但是大量的中央出口扶持补贴资金将提高国外贸易救济调查等国际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同时产业出口贸易的中长期前景可能并不好，将面临一定的国际贸易风险。这样，省域政府“创租行为”的贸易发展计划实际上削弱了出口贸易的中长期增长潜力。

      （2）省际贸易的寻“租”渠道。在贸易政策战略性开放的背景下，我国基本弱化了“贸易资源使用服从于中央计划安排”的运行机制，省际贸易战略性政策制定更加依托于各自省份的禀赋条件，一些落后省域出口经济“租”产生的不当性比较严重，这会鼓励部分贸易企业采取俘获政府监管机构的路径去寻找“DUP”（直接非生产额外利润），出口监管机构被“俘获”或者主动“俘获”的概率高，这造成了省际出口经济规制的过度供应。沿海省域出口经济“租”的产生更为科学化和理性（如要求出口产业园内企业有高的出口比率、升级国际化出口运输通道等），贸易企业通过与出口规制机构谈判来获取正当出口“租”的机会在逐步增加，通过灰色途径去寻找“DUP”的概率比内地要低。

      （3）省际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期望效应。一些落后省域地方政府注重本地政府的涉外出口绩效工程，过分倚重劳动力禀赋优势出口产业以及矿产资源型出口产业，政策干预的后果是贸易绩效与出口贸易福利进一步弱化。而沿海省域地方政府公共品的政策支持能力强，对周期长、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和资本密集型出口产业规划予以更多的支持，贸易寻租行为的发生率也偏低，出口贸易的产业结构水平和贸易福利水平高于内地省域。

      2.省际战略性贸易政策影响出口绩效的主要途径

      （1）基于生产禀赋相对优势的内生型战略政策措施。传统H-O理论（要素比较利益标准模型）认为，无论各省际战略性贸易政策采取封闭还是开放模式，其如何最优化传统生产性要素禀赋资源都是出口型商品生产的基本关键。在二战后全球要素分工的新形势下，索洛（1957）利用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C-D函数进行改进，内生化经济系统中的技术进步变量。波特（1990）认为，国家出口竞争优势的发展阶段需要生产要素优势的推动，但政府对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是主要条件。具体而言：第一，政府可通过实行集约化的贸易土地禀赋政策来引导出口发展，如推行出口加工区制度等。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土地禀赋出口强度（单位土地出口密集度）要远高于内地省份。第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省际劳动力放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型人力资源禀赋的流动性，沿海贸易型产业劳动力资源的提升明显地促进了东部出口产业的高速增长。第三，资本累积政策措施。一方面，政府关于出口企业固定资本折旧的经济性规制措施是促进出口企业改善出口效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出口金融组织是贸易型产业资本累积制度的重要载体，如沿海省域政府可通过规制银行出口信贷投向高技术产业来提高政府行为对出口经济结构改善的支持。第四，技术发展政策措施。目前全球贸易竞争焦点由传统的资源密集型贸易部门向技术密集型贸易部门转型，拥有技术密集型贸易竞争优势的部门在世界贸易福利的格局中将占有相对的优势。在中国出口经济的演化进程中，沿海省份正试图通过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带动地方出口经济的转型升级。

      （2）基于政府公共品供给的战略性政策措施。在政府主动以公共品供给形式支持的假设下，Brander（1981）、Brander和Krugman（1983）所建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认为政府如提供补贴措施，高成本的出口企业并没有被低成本的企业驱逐。巴罗（Robert J.Barro，1990）则对政府公共品模型的供给机制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政府公共品政策对各省（区、直辖市）出口发展的具体影响方式有：第一，激励出口的财政政策措施。财政转移（出口退税或出口补贴）的方式是政府支持外贸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方式，即扩大对外贸出口的补贴、提升特定产业出口退税税率、增加对出口经济的公共科技支出等。第二，基础交通措施。基础交通作为贸易运输必不可少的条件，省际基础交通的投入与建设规制是出口型产业空间集聚和出口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三，生态环境容量。可交易的“碳”贸易许可证制度是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发展方向，而“碳”贸易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基于省际可交易的“碳”规模以及省际气候环境的可持续容量。

      （3）基于贸易制度战略性改革的战略政策措施。结合David，P.A.和Klundert，T.C.M.J.van de（1965）、Bhagwati（1982）、Barro和Sala-I-Martin（1995）的研究观点，政府制度的内控政策设计与开放变迁（如国有经济的改革效率、经济制度的开放性、“DUP”概率控制效率等）也是影响各省（区、直辖市）出口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第一，省际经济的市场化与国际化程度。一方面，省际经济中国际化的影响要素越多，其出口的带动效应就越明显，如FDI的规模与密集性、设立自由贸易区（“境内关外”制度创新）等；另一方面，省际国有经济改革效率、个体与私营及股份制经济的规模化成长是省际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主要评价因素，市场化也是推动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二，出口配额与出口许可证制。我国关于出口配额与出口许可证制的政策安排主要是由国家统一全国出口配额的省际指标，再由具有出口许可证资质的企业进行分解。但是，我们注意到，出口配额的分配不均会提高省际“DUP”发生的概率。第三，控制“DUP”发生概率是贸易政策战略性改革的主要优化方向。最明显的政策制定困境就是省域政府追求监管的权利最大化和财政支配权的控制力，监管机构在被俘获情形下容易作出扭曲公共利益的“创租行为”，这将增加出口经济监管的成本。

      三、我国省际出口主要特征的统计分析

      1.省际间外贸增长具有一定的非均衡性，但相对离散性在弱化

      首先，我们对全国31个省市的省际出口额的标准方差值（1995—2012年）作单位根平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如果ADF值与PP值的绝对值大于临界值，说明拒绝零假设（显著性为5%的临界值），则说明变量序列是平稳的。从检验结果看，ADF检验（增广迪基一福勒检验）在带趋势项

和截距项情况下，省际出口方差值及其一阶差分、二阶差分均没有通过单位根检验（显著性为5%的临界值）；而Phillips-Perron检验（菲利普斯—佩荣检验）在带趋势项

和截距情况下，省际出口方差值的无差分情形也没有通过单位根检验，也设有通过单位根检验（显著性为1%的临界值），仅二阶差分通过了单位根检验。ADF检验与PP检验说明省际出口增长序列的演进具有较大的波动性。

      

      同时，我们对1995—2012年间衡量全国31个省份的省际出口额相对离散程度的变异系数（CV=σ/μ，σ为省际出口值对数的标准差，μ为省际间出口值对数的均值）进行测算，结果（见图2）显示该期间省际变异系数具有一定波动性，但整体处于下降态势，即省际间外贸总体相对离散性在弱化。

      

      2.出口生产要素的禀赋效率

      （1）单位土地出口贡献度差异显著。省际单位土地出口贡献度的数据如表2所示。省际单位土地出口贡献度差异的分析表明，东部沿海省份用于出口经济的土地资源要素丰裕度要弱于中西部省份，但是单位土地出口贡献度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

      

      （2）劳动力工资出口效率比差距明显。一方面，东部沿海省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要普遍高于中西部省份，有利于全国劳动力资源向东部沿海省份的出口产业园区集聚；另一方面，从劳动力工资成本（元；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的工资均值）与人均出口额（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人均出口；当年汇率折算）比值分析，中西部省份比值要高于东部沿海省份。图3比较了2012年我国各省市的人均出口额与工资成本，结果表明，沿海省份生产商品的劳动力价格耗费效率普遍高于内地省份。

      

      （3）投资增量的出口弹性效应。长期以来，中西部省份出口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型投资驱动，而东部省份则主要依赖投资结构的优化，“十二五”以来内陆省份依靠粗放型投资驱动出口的状况依然严重。具体情况可见表3所示：

      

      

      3.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差异

      图4为2012年我国区域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TC值①）。整体而言，东部各省出口规模要高于中西部各省，但按衡量出口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TC值分析，各省具有较大差别，如上海、山东、北京、天津出口规模大，TC值为负值；西藏、宁夏、贵州出口规模小，TC值为正值；浙江、广东、江苏、福建的出口规模不仅领先，出口竞争力指数（TC值）正值效应也高；青海、甘肃、海南的出口规模小，出口竞争力指数（TC值）负值效应明显。

      4.省际出口产业演进的“雁型”模式

      从省际出口结构的大类看，随着省际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省际初级产品的出口占比越来越低，工业制品出口比例不断上升。随着产业升级到一定阶段，工业制品的出口结构会发生一定变化，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会趋于稳定，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会上升。

      由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工业基础、交通区位等因素，目前我国省际出口结构呈现了“雁型”的演变特征。贸易高端要素在东部沿海省份集聚明显，沿海高新制造产业出口依存度要明显高于内地，中西部省份出口发展速度虽然在加快，但传统贸易依旧占据主导，以初级资源加工品出口为主的问题突出（见表4）。

      

      5.经济国际化对出口拉动的省际效应

      我国沿海省份外商经济对出口贸易的拉动效应比内地要突出，如2000—2012年间我国东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东部出口值的53.86%（注：浙江、河北省民营经济出口占比高，外商企业占比统计量为东部最小值），而在此期间中部、西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各自出口值的比重虽然总体处于平稳提升趋势，但分别仅约21.93%、13.91%。强化经济制度的开放机制，坚持出口贸易与FDI共赢战略性贸易政策是转变中部、西部省份当前出口贸易所有制结构增长的重要内涵。

      

      四、实证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在不同禀赋条件和战略性贸易政策影响下，省际出口贸易的绩效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及效果。本节将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进一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省际出口效益的关系。

      1.估计的省域出口面板计量经济模型

      

      在实际计量因素测算模型中，我们把出口效率作为计量因素分析的因变量，各省（区、直辖市）要素投入禀赋变量、公共品制度约束变量、制度效率约束变量作为评价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自变量：

      

      其中，Expo代表省际贸易出口效率，即省际人均出口额（元/人·年），

（EX为各省年贸易出口额，L为产业劳动力数量），lnK代表各省（区、直辖市）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禀赋情况，lnL代表各省（区、直辖市）劳动力投入禀赋，lnT代表各省（区、直辖市）技术投入的支持禀赋，lnINF代表各省（区、直辖市）基础设施（公共品规制溢出对贸易促进因素），lnGOT代表各省（区、直辖市）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公共财政规制溢出对贸易促进因素），lnFDK代表各省（区、直辖市）外资（制度开放性），REF代表各省（区、直辖市）企业制度改革（效率）对出口的制度性影响。

      2.变量的基本统计量情况

      本例使用的是2005—2012年全国各省（区、直辖市）统计分析数据：

      lnExpo代表我国各省（区、直辖市）省际贸易出口效率，即省际人均出口额（元/人·年），其中出口额应考虑汇率对各省（区、直辖市）出口的影响，以当年汇率进行换算，人数为城镇单位就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三行业）人口年底数加总。

      

      

      lnL代表我国各省（区、直辖市）省际就业人口分布，其中人数为城镇单位就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三行业）年底人员数加总。

      lnT代表各省（区、直辖市）技术投入量的情况，我们采用各省（区、直辖市）年技术交易额作为计量指标。

      lnINF代表各省（区、直辖市）基础设施供给及利用密度情况，我们采用各省（区、直辖市）年货运周转量作为计量指标。

      lnGOT代表各省（区、直辖市）政府有关促进国际贸易活动的公共财政支出，我们采用各省（区、直辖市）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作为计量指标。

      lnFDK代表各省（区、直辖市）外资情况，我们采用各省（区、直辖市）年实际外资存量作为计量指标。

      REF代表各省（区、直辖市）改革情况，即管制的非国有化率衡量指标，我们采用各省（区、直辖市）年非国有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总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作为计量指标。

      3.省际出口面板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比较

      （1）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7所示。其中，上行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值。因此根据本例资料和检验结果可以认为各变量之间呈线性正相关。

      （2）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口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省际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按照Hausman检验结果，面板数据模型均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的出口计量因素模型估计结果如表8。

      

      从计量结果看，模型I显示在保证计量估计高拟合度的情况下，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省际资本投入禀赋对出口效率的作用显著，劳动力和技术投入禀赋对出口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在模型Ⅱ中，政府公共品的供给政策条件下，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省际公共品规制能力对出口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支出有弱的正向影响；在模型Ⅲ中，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贸易制度开放性激励共溢因素（FDI）、非国有化（国有化企业改革推进程度）等因素对出口效率同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Ⅳ进一步表明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资本、贸易制度开放性、非国有化、公共品规制能力等因素对出口效率的贡献显著，而技术、劳动力要素等禀赋作用不明显。总体而言，计量结果证明省际贸易制度开放性与政府促进贸易公共政策水平对出口效率的贡献与贸易的生产禀赋条件相比具有更广泛的驱动优化效应。

      （3）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出口效率影响面板模型计量分析。

      

      在具体的样本处理中按照区位划分为东（11个省区）、中（9个省区）、西（11个省区）三个出口区域板块，我们可采取变系数的固定（或随机）影响效应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的计量模型为：

      

      具体的出口计量因素模型估计结果如表9。

      

      从分区域计量结果看，在东、中、西部区域中政府公共规制水平、贸易制度的开放效率对出口绩效的贡献作用与要素禀赋条件相比优势普遍明显。具体分析，东部、中部的地方公共预算支出、国有化改革程度对出口绩效的贡献作用为正，东部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对出口绩效的贡献作用比中、西部好，而西部的粗放性固定投资增长对西部出口经济拉动效应明显。东部公共规制政策水平、贸易制度开放的总体效应要高于中部、西部，当然，中部的上述指标整体上要好于西部。

      五、启示与建议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同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统计分析，客观认为我国省际具有不同的禀赋资源，战略性贸易政策条件差异显著，省际贸易制度的开放性和政府公共品与省际生产禀赋条件相比对出口效率而言具有更明显的促进效应。同时东部沿海省份政府公共品规制政策对促进对外贸易的溢出效应大，东部沿海资本、技术等高端贸易要素禀赋丰裕，而内陆省份由于自身经济财力的劣势，战略性贸易政策作用均要弱于东部省份。

      为提高我国省际整体出口绩效，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细化关键投入品要素禀赋的政策条件。（1）政府可通过实行激励性的土地禀赋政策提高内陆省域土地的出口密度和优化沿海地区出口型产业的土地结构，以及实行劳动力资源优化政策提升高技术出口产业的智力资源禀赋密度。（2）优化出口型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政策水平，在开放度低的落后省份适当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和缩短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充分发挥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导向作用，支持落后地区的出口型产业固定资产投融资创新。（3）建立开放型的出口产业技术创新共溢政策机制，尤其注重政府公共科技政策的支持。

      第二，提高政府公共品供给效应的政策效率。（1）优化省际基础交通的投入与建设政策，增加港口与通关基础设施的投入规模。（2）激励出口的财政政策。如增加对外贸出口企业生产的技改投入、增加出口企业生产发展的基金等。（3）注重生态贸易政策，尤其是沿海生态贸易的治理效率，同时有效控制我国以重工业为出口导向型的省域生态问题。

      第三，推进省域贸易的监管改革，控制“DUP”发生概率的上升。我国各省域贸易管理一般属于垂直型，即各省域外贸机构直接执行中央各项外贸政策，缺乏一定的监管弹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省域对外贸干预行为的具体方式应以市场化为导向，推进省域贸易监管的战略改性革，促进各省域出口禀赋的比较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第四，促进区域间出口政策效率的均衡性，防止西部地区出口“贫困化”增长。加快中西部外贸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积极发展优势特色出口产业，承接国际和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加快西部沿边地区重点边境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限制“两高一资”③出口产业在内陆省份的新一轮布局。鼓励有条件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建设，加快推进上海自贸区等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进一步优化沿海省份成熟技术产业的出口效率。

      ①TC值：TC=（Xi-Mi）/（Xi+Mi）；其中：Xi为i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口，Mi为i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进口，Xi-Mi为i省（直辖市、自治区）净出口，Xi+Mi为i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进出口总额。指数越接近于1表明该省（直辖市、自治区）出口贸易竞争力越大，指数越接近于-1出口贸易竞争力越弱。

      ②宋海岩等（2003）假设资本的物理折旧程度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其在官方公布的名义折旧率3.6%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增长率作为实际折旧率；张军等（2007）更广为引用的估算结果以1952年为基期，折旧率为9.6%；白重恩等（2006）对中国资本存量估算中的年折旧率均超过10%；余淼杰（2010）对我国出口企业TFP测算时依照Amit-Konings（2007），将15%作为默认值，但使用10%、5%和4%作为不同的折旧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不同的折旧率估计所得的结果均是稳健的。

      ③两高一资：指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出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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