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企业“狂人”推向绝境——关于民企帝国兴衰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兴衰论文,民企论文,绝境论文,狂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个月前，43岁的孙宏斌做出了也许是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抉择——将自己12年前一手创建的顺驰(中国)55％的控股权转手香港路劲基建。超出这次商业行为的另一层意义，是这个近年来在房地产市场异军突起、狂飙突进的“地产骇客”神话走到了尽头。
这只不过是众多民营企业家在建造帝国的赌博中，又一个破灭者。
人们很难理解，这位长着娃娃脸，总是挂着职业推销员般微笑的企业家，心底何以埋藏着赌徒般的雄心，或者说是野心。2003年，顺驰公然宣布，他们将在2004年做到100个亿的销售额，而中国最大的地产公司万科以年均30％的增长率计，2004年销售额也不过在60亿-70亿间，然而在顺驰内部，这个目标是一个更让外人感到震惊的数字：155亿！
就在顺驰易主消息传来的第二天，一直与顺驰“针锋相对”的万科前董事长王石发表了题为“和地产黑马交锋”的文章。对于顺驰这样的结局，王石说：“如果把握好节奏，顺驰能够成为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但两年过去了，它却要为盲目扩张造就的奇迹付出代价。”
这是一个崇尚速度的时代，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信奉一个理念：大鱼不一定能吃掉小鱼，但慢鱼肯定会被快鱼吃掉。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顺驰事件的发生，又一次激起了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那些风光一时帝国的唏嘘感叹。的确，在中国改革以来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像顺驰这样的民企帝国，人们已经不知见了多少，秦池、爱多、飞龙、巨人、三株、太阳神、南德、亚细亚、健力宝、德隆、科龙……看看那些企业当年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哪家不都是“千里之堤”、扩张时势如破竹，而倒下之时，不过三五个月，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孙宏斌这样有着非凡赌性、甚至一度被视为“时代英雄”的企业家，人们也早已见怪不怪：吴炳新、史玉柱、胡志标、姬长孔、张海、唐氏兄弟、顾雏军……在这些人后面，不知还会有多少人留在历史的花名册上。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年代的中国企业经营者们，有着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和过于冲突的戏剧化性格。而在他们的故事背后，也有着相似的情节和逻辑。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道：“帝国的崛起，源于不断地侵略和扩张，而帝国的衰落，源于无节制的侵略和扩张。”国尚如此，何况企业。
然而，正如历史上许多帝国的扩张有着许多迫不得已的原因一样，将这些企业帝国的大败局仅仅归因于老板们的赌性，就如同以君主的英明或昏庸来论述朝代兴衰更替的原因一样，是不够深入的判断。即使是这些精力超人的扩张“狂人”，在做出一赌定输赢决定的一刹那，我不相信他们的内心没有过骑虎难下的犹豫，或许，他们心中还有着难言之隐和某些被迫的因素。
(二)
大多数人把顺驰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扩张速度太快，而记者相信，这只是顺驰失败的表面原因，不是根本原因。仅仅凭着孙宏斌的执着与冲动，顺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销售业绩直逼万科的地产骇客的。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和制度把一个人、一个企业推上了历史舞台。
9月6日，顺驰易主的第二天，顺驰的买家——路劲基建董事局主席单伟豹对媒体表示，顺驰目前拖欠的土地费用加上银行贷款余额，总数高达46亿元。这是公司新主人向公众披露的信息，真实的拖欠款很可能会大于该数据。导致顺驰失败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些拖欠款，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发现其中有些蹊跷：这些拖欠款的债主都是地方政府，这些地方政府为什么容忍顺驰如此赖账？我们不禁思考，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金方面的一再容忍，他“老孙”即使有天大的冲动也不会欠下如此多的钱，顺驰也就不会走到“绝境”。
地产行业内部谁都清楚，顺驰能够维持高速扩张的秘诀就是拖欠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而政府之所以能够容忍顺驰拖欠土地出让金，是因为它能够维持本城市的土地及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也就是说，顺驰和地方政府达成了一个双赢“共识”：顺驰在政府土地招、拍、挂时尽力叫高价格，这有利于维持本城市的房地产的繁荣；在高价拿地之后，拖欠政府的土地价款，这有利于维持顺驰的资金循环，政府与顺驰是各取所需。
通常，在拿地的第二天，顺驰就会开始跟当地政府就变更付款方式进行交涉。于是，往往顺驰只需要支付10％左右的首期款就可以获得地块运作权。对于任何一块看中的土地，顺驰都在拿地之前就开始做项目方案，所以它往往能够在拿地的第二天报规划，半年之后就上市。
顺驰一边不断高价拿地，一边在许多城市拖延交付地价款。维系顺驰资金链的信心在于，通过对土地出让金支付的无限延长来获得市场机会，再依靠后期销售回款来弥补之前所欠地价。而被推高了的地价，无疑让土地出让方、贷款银行都能获益，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自然乐此不疲。
当然，孙宏斌也不是等闲之辈，要不怎么成就顺驰的是他呢？他在扩张企业版图时有着良好的嗅觉，永不停歇的冲动，超强的勇气和心理承受能力，这些都与当地政府一拍即合。“8·31”大限之后，在“招、拍、挂”制度下，如何让地价在新的制度下不断上涨成为各地方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孙宏斌作为一个地产界的“黑马”，第一时间洞察了各地政府的心思，并立即运用自己的商业模式攻城略地，从天津迅速走向全国，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的商业模式就是顺驰和地方政府之间双赢的“共识”。从这个角度看，孙宏斌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他能够“乱中取胜”——从制度变迁的“危机”中迅速找到商机。正所谓成败萧何，这也是他迅速衰败的原因，当中国房地产调控到不足以再给顺驰如此宽松环境的情况下，押宝房地产持续高速惯性成长的顺驰，由此开始遭受挫折。
每到这个企业与政府无法继续“合作”的时候，多数企业受到了伤害，顺驰也不例外。更直白地说，是地方政府把孙宏斌“送”上了绝境。
(三)
在那些风光一时的企业帝国背后，都少不了政府的影子，比如秦池，曾经的一代“标王”。
1995年11月，穿着一件式样陈旧西装的秦池老板姬长孔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首次参加央视黄金段位的广告招标。当时姬长孔的皮包里带着3000万元支票——这几乎是去年一年秦池酒厂的所有利税之和。几乎要倾全力，以实现全国“标王”的梦想。招标前一天，姬长孔连夜与临驹县联系，结果得到了当地政府的竭力支持。经过紧急的密谋，一个新的标的终于浮出水面。唱标结束，山东秦池酒厂以6666万元竞得“标王”，高出第二位将近300万元！一夜之间，秦池酒响遍全国，原来默默无闻的山东临驹县也变得小有名气。
一年后，早已名满天下的姬长孔再次来到梅地亚，摆在他面前的是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再次夺得标王。因为靠着非理性繁荣崛起的秦池，如果不能连续中标，那么其销售量肯定会直线下降。秦池太需要这个“标王”了。或者说，姬长孔已经无路可走了。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已知道，3.2亿元的成交价更像一个黑色幽默，把秦池送上巅峰的同时，也为它搭建好墓穴。我特别想知道的是，作为秦池所在地的临驹县政府的领导们，在秦池的招标过程中有何“指示”？他们是否也同样需要这个“标王”呢？
进入2000年以来，类似秦池、爱多这样“广告泡沫式”的陨落悲剧渐渐消失，而更高技术含量的兴衰剧情还在不断上演。
近两年涌现出来的两个著名的案例就是德隆的唐氏兄弟和科龙的顾雏军。细细分析“顾-唐”的故事文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展开这些翻云覆雨的情节时，与其演对手戏的配角大多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监管者。虽然表面上看，各家国有企业都有其所有者(各类集团公司、国资公司等)，实际上是其真正的所有者和监管者——各级地方政府在台上演出，配合故事的展开。
唐万新的“三驾马车”是如此，其旗下的众多金融机构(南昌市商业银行、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京国投、重庆证券、伊斯兰信托……)大多如此；顾雏军的广东科龙、合肥美菱、扬州亚星、襄阳轴承也不例外。从2001年开始，顾雏军通过直接挪用上市公司的现金，搞资本运作，三年连环收购科龙、小鸭、远东阿里斯顿、吉诺尔、上菱、美菱的冰箱生产线。后来他回忆说：“中国的企业太容易收购了，简直是零价收购，只要购方给解决工人就业问题，接收债权、债务就可以。”
地方政府、开发区、商业银行，正是这些“配角”们毫不逊色的演出，“顾-唐”才作为主角成就了故事的精彩，它们是不该被遗忘的“配角”。
(四)
记者曾经采访一家山西省涉足旅游业的日化企业，当问及此举会不会制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时，该企业老板用手指了指上面，似有为难的告诉记者：“为了给当地政府解决就业呗。”顿时我理解到，中国企业的决策里面往往混杂着很多复杂的东西，与政府的利益瓜葛、恩怨情仇，不是我们局外人能够想明白的。
最近20多年，中国经济处于粗放的高速增长期，各级地方政府也自然处在经济总量增长竞赛的亢奋之中；尤其是所谓某地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出了多少位高官的“故事版本”，极大地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神经，使他们陷入了莫明其妙的“GDP崇拜”、“500强招商崇拜”中不能自拔，整个社会经济体像一辆疯狂的列车，只能前进，不容半点减速。
而恰恰中国又是一个大政府社会，各级政府都非常强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强力介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经济领域也不例外。除了以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的角色介入经济活动，政府往往还直接控制着主要的企业(国有企业)和资源，得不到政府控制的这些资源，民营企业想一鸣惊人，门也没有。
古语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无论是顾雏军、唐氏兄弟还是孙宏斌，都不是泛泛之辈，这个道理他们是深知的。在中国这个法治相对缺失的国度，他们通晓，无论质量好坏，只要规模大就有腾挪转移的空间；无论法律上是否完备，只要能够实际控制，就可以以拖待变，以时间换空间或以空间换时间，就能攫取丰厚的操作利润。这些天生就不惮于冒险，危险越大斗志越高的人，从GDP、税收、就业等方面来打动各级地方政府。利益诱惑下，患有“GDP崇拜招商综合症”的各级地方政府要想不“合作”都难。
此外，孙宏斌们还深知，中国政府的构造是自上而下的，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升迁等，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其辖区的民众意愿，而是来自更高层部门。于是乎，只要通过公关说服较高层的部门，就可轻易地在各级政府展开他们的故事。
正如学者所言，各级地方政府功能的“越位”、经验的缺乏，中国宏观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背景下形成的各级地方政府“GDP崇拜招商综合症”，以及政府考核机制上的特征，把各级地方政府推上了故事的舞台，扮演起一个个扩张故事的“配角”。
(五)
虽然说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掌控的资源扮演的是企业家的“配角”，但是在利益分配上，它可是一点儿都不含糊。当企业与政府利益集团走得太近，或者两者置于同一天平，又必须有所取舍时，受伤的大都是企业。
——比如史玉柱。领导人一句“为什么不盖得更高一点？”则让史玉柱受宠若惊得失去了理智，巨人大厦的设计从38层升到了54层，后来又定为70层，楼是越来越高，企业却江河日下。
——比如铁本。其实它并没有扩张的欲望，谁有这个欲望？是当地政府，他们需要政绩工程，铁本是上当了，被利用了。开始了合法但不合理的扩张，最后成了政府的替罪羊。
在这方面，德隆事件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注解。一方面，它是资本市场的俘获者，唐万新以罕见的大胆凶猛和产业架构能力，通过大量的并购行为“俘获”了数以百计的企业，而与此同时，它也成了另外一些势力的俘获对象，当德隆发生危机的时候，它的周围迅速地聚拢了一批庞然大物，它们默然无声，暗中却在谋划着如何分食这条资本大鳄。学者吴晓波在《德隆两周年祭》一文中做了精彩的表述：“在这个分食草场上，没有人对德隆旗下的企业和产业工人负责，所有的目光聚焦在那些尚有余温的资产上，他们思考的是，如何最快捷、最安全、最大利益化地肢解和分配这些‘优质资产’，同时将那些‘包袱’全数推到落难的唐万新身上。”
在中国，很多恶性的商业事件，都具备了官商勾结的共犯特征，在很多时候，商业骗局的败落竟还是其利益集团产生内乱才得以暴露。在体制失范的年代里，中国一直是冒险者的乐园，提供给草根起家的企业家们钻空子的机会着实不少，那些有能力、又赌性十足的人就像先锋将军，只知道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一旦尝到甜头，常常雄心万丈，难免忘乎所以、违情悖理，甚至枉法遮天，短暂的辉煌过后，最终成为战场上的牺牲品和人生的失败者。
“破釜沉舟”、“一赌定输赢”、“鱼死网破”，隐含在这些成语背后的血腥与决然，构成了这些赌徒们共同的生命基因。然而商业注定不是赌博和投机，但我自始至终担忧的是：什么样的商业环境和体制，能给予企业家们有节制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