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报母语滋养的生命方式——华人新生代和新移民作家创作的语言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母语论文,新生代论文,新移民论文,作家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个人所说的语言，是他生存和活动的世界，深深地根植在他身上，比他称之为祖国和土地的物产更重要。”①当海外华文作家被从故土连根拔起，在异国他乡又不得不认居住国为“祖国”且依赖新土而生时，语言的确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原乡。一位新移民女作家在异国写下过这样的自白：“此刻，我坐在一个完全与中文无关的世界。窗外，人声如天书。我完全失控了，恍若悬挂空中。我把听到的都想像成中文，用这个我惟一熟知的语言拥抱自己。我很难想像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写作，像中文一样，在我的身体里自由飞翔。”②异域他乡的一切在想像中转换成了中文，心灵也在中文中获得了栖息地，语言成为旅外作家参与历史的内容和方式。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流亡漂泊中一直将“土地”、“祖国”等视为自己的精神皈依，然而当旅外作家将语言看作比“土地”、“祖国”更重要的精神栖息地和生存方式时，似乎说明了华人知识分子精神寻求、精神状态的变化，当华人作家以对传统语义符号的现代转换和对汉语释义方式、表达方式的探索求得他们在异域他乡的生存时，他们实际上参与了民族话语的重建，并在其中构建了一个“海外中国”的“祖国”，一种精神的原乡。
海德格尔在谈到寻找诗的存在时就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们试图来翻译阿拉克西曼德（古希腊哲人，在这里被视为古老诗人——引者）的箴言。这就要求我们把一个以希腊文言说出来的东西翻译到我们的德语中去。为此，我们的思想在翻译之前就必须转度到那个以希腊文言说出来的东西那里。运思着转变到那在箴言中达乎其语言的东西那里，这乃是跳越一个鸿沟。此鸿沟绝不仅仅是两千五百年之久的年代学—历史学的距离。此鸿沟更宽更深。首先是因为我们濒临其边缘而立，此鸿沟才如此难以跳越。”③海德格尔不仅谈及了把阿拉克西曼德这样一种“古老的歌声”传达到现代人那里的困难，也揭示了“语际转换”的困难，这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度”，更是思想层面的“转度”。这种“转度”之所以构成“难以跳越的鸿沟”，恰恰是因为转度者濒临于两种语言、两种思维、两种“年代”之际的身份造成的。这种状况很能说明海外华文写作者的处境。他们在居住国生存，不仅要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更要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接纳另一种语言，可他们仍要以中文写作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生存内容。他们对居住国语言的陌生限制了他们现实世界的界限，而他们又努力用母语拓展着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两者间的冲突造成他们心灵复杂的纠结。这种冲突、纠结，在华人新生代、新移民作家创作中有了更丰富的意蕴，也成为他们回报母语滋养的生命方式。
1927年，巴黎出现了一份由移民作家主办的杂志“Transition: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for Creative Experiment”。杂志题目“transition”的意思为“过渡、转变、变革”，既反映出移民作家的生存状态，又表现了移民作家在异域对词语变异能力的敏感。而正是在这份杂志上，乔伊斯发起了以词根词缀的迁徙和杂交为内容的“词语革命”。与这相呼应的是20世纪末，由爱德华·赛义德等五位移民作家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作的系列演讲结集出版。书名为Letters of Transit，英文“Transit”的本意为中转、过境、过渡，所以书名可译为“过境的文字”，显然包含有在“迁徙”过程中词语的变异潜能④。这很有意味地表明，移民生涯中，词语的变异显得突出起来了。这种词语的变迁在新生代、新移民作家笔下也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本来，东南亚华文文学往往会吸收本地艺术语言，从而呈现出浓郁的南洋色彩。新华作家赵戎曾用五年时间，从本地最具代表性的200多部华文文学著作中，辑录了2700多条华文新词语，如“马打”，原意指警察，为当地原住民族所通用，“马打厝”则由马来语“马打”与福建语“厝”组合而成，指警察局。赵戎的《看见风的人》中有这样的句子：“你没礼申，我不把你抓进马打厝去鸟公，已经是多隆你了。”就非常有地域特色。但是在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却可以感到一种追求汉语的“纯正性”的倾向。例如新生代散文中很少见到从本地词语中转化过来的，词语有着向传统回归的色彩。李永平就曾表示过创作要坚守“中国文字的纯洁和尊严”：“保护中文特有的简洁、亮丽，以那种活泼明快的节奏和气韵，表达令人低徊的无限深情，这一来，作者对中国语文的高洁传统，就有了一个交代，而个人的文学和民族良心也得到抚慰。”⑤也就是说，新生代正是从所处环境的语言压力中增强着对母语纯洁性的回归。例如，林幸谦文字那种根植于传统的悲郁凄美已为人们所熟悉，而这一语言质地就是在历史“高压”的环境中熔铸而成的。他对南洋华人的身份认同、文化归属、精神的皈依等危机有异乎寻常的敏感，他一再表示“我的书写，总一再从故园梦中出发，进入内心自我的地狱，在狂欢与破碎的世界中千回百转”，“在我对乡愁的书写中，我倾向于把自己隐藏掉，突显普遍性的心理。我在书写中力图寻找海外中国人的某种集体潜意识，以期把自己融入整体幻想之中”，“我的笔根植于原乡神话之中，狂欢的精神为我引路，追求一种诗的语言。……我在思索与书写中，体悟到中国的历史场景中有阅读不尽的隐喻”⑥。正是这种文化反思在成熟的同时也趋临“灭绝”的美的境地，使他的语言在凄烈悲凉中呈现出一种复活汉语传统活力的努力。例如他那篇著名的《中文系情结》，表面上取质疑、反省的姿态，解构和颠覆着传统中文系的种种文化意义，但事实上，其对现有“中文系体制”的摧毁恰恰是为了构建一种突破狭窄族群情结的文化视野，以从源头上来复活“中文系”的活力，而在《漂泊的诸神》中，他也反复倾诉，中国模式的历史情境、民族整体的精神活力，形成了灵魂的一种特质，暗中支撑了他的人生，思乡、恋乡的语言与他形影不分，使注定漂泊的人生也能“安然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样一种语言立场、语言视野，自然使得林幸谦的语言向着母语的纯美性回归。这种努力不只是出现在林幸谦的笔下，许裕全（1972年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的散文语言也呈现出一种传统的纯正性。例如他的散文《梦过飞鱼》虽是描写南洋群岛附近飞鱼群搏风击浪的情景，并以此串起祖父闯南洋的经历，但语言却是从那“父母于人恩最深，莫因荣辱忘天伦；须知古木千年秀，赖有绵绵一脉根”的“饮水思源”中流淌出来的，显得绵长纯正。
新移民在这点上似乎与新生代有所不同，他们有时喜欢在正文中杂用外文词汇，例如阿苍的小说《荷里活第8号汽车旅馆》中就有这样一段：
“不瞒你说吧，在美国‘失踪’的这一年多，我干什么去了？——我当Motel的manager去了。我告诉你，是Motel——汽车的旅馆，不是Hotel正规的旅馆、酒店。我就在荷里活红灯区的Motel当manager。你说是‘经理’也好，‘经纪人’也好，其实只是个穷当班。”
这里英文原词的杂用，不只是因为翻译不易准确，更是出于凸显新移民的生存状态。新移民大多不“寄生”于唐人街，而且直接生存于居住国社会的诸多地带，这就使他们的语言很快呈现“杂交”特色，这种“杂交”不只是表现在词语的借用上，也表现在居住国语言风格等的代用上。例如刘荒田散文语言上的自嘲自谑，就不失美国幽默的影响。正如他自己说的：“无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还是心态，基本上是中国的。如果说和国内同胞小有不同，那是长年在地理和心理的双重边缘，经受东、西方两种文化夹攻的缘故。‘边缘人’往好处说是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往坏处说，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生存状态，“和‘洋鬼子’沾点边，却总真不起来”，但在反映“大陆移民”“非传奇性、非戏剧性”的生活方面却显得真切，于是便有了自我超越的自嘲、幽默⑦。
其实，海外华人在非母语环境中使用汉语写作，其母语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英语或居住国其他语言的影响、渗透，于是就出现李欧梵所言的中文的“杂种化”(hybridity)。他就承认自己写作时两种文字的互涉互扰(mutual interference)：“当我用英文写学术文章的时候，脑后仍潜伏了中文的影子，但用中文写作的时候，却往往英语先行，甚至须先在脑中译成中文后把‘洋味’去掉，才能复归中文本位。”⑧黄子平曾提及香港的“旧三及第”文体（即文言加白话加粤语方言）和近年来流行的“新三及第”文体（即白话加粤语加港式英文）⑨就是多元语言环境中中文混杂化的例证。
二
即便是在中国大陆，中文的使用也在变化，文学语言更在突破语言的规范，但这种变化、突破都是丰富中文的表现。而在海外所发生的中文混杂化，其情况就复杂多了。由于外文背景而使母语受到伤害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温任平曾经谈到，马来西亚华文界就流行某种“艰涩热”，“愈来愈多的中文论述，读起来像是拙劣的译文”，一些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际马华文学研讨会上，“中文极拗口之能事，主词与受词之间远得可以害相思，令人读来牙为之碎”⑩，沦为“专家的谜语”。这种“西而不化”的状况，必然造成对母语写作的戕害。然而也有人认为，有西洋文学专修背景的人，常常比出身中文系者更能体味中文或华语文学的价值，“语言上深具世界观的人……比语言上的国粹派更懂得什么是‘纯正的中文’”(11)。高行健就是一个例子，他由于熟悉法文，所以在使用中文写作更注意开掘中文词性、动词位置等的表达潜力，他甚至借助于他对法语音乐感的体悟，来发掘汉语特有的语音表达力。据说，他创作40万字的长篇小说《灵山》时，全部内容都自己读一遍、录下音，然后细细从录音中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跟语音、节奏的配合，再耐心地写成书面文字。对于一种民族语言而言，语音早于文字的存在。在《灵山》中，高行健对汉语语音的调配组织，对于呈现汉民族的原生状态起了很大作用，而法语一类语音文字具有的语音感，帮助他体悟到了汉语语音特异的原乡魅力，从而较深入地发掘到了汉语语音的表达力量，使母语那抑扬顿挫的韵致把思想转化为了诗。
所以，“中文混杂化”是可以成为海外华人作家丰富、发展母语的一种努力的，事实上，这种努力也正慢慢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汉语主流社会中汉语形态的华文。正如聂华苓旅居美国30余年后，谈到自己有39年储蓄的母语在海外环境中一直变化着的情景：“我觉得到了美国以后有一种漂泊、流浪的感觉。你什么都抓不住，就只有语言稍稍能够抓得住，就好像能够抓住你的根，而这根不断地长出枝干、叶子、花朵，你又不容易抓住。所以，在海外，我们制造了自己的语言，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12)“在海外，我们制造了自己的语言”，一种从“母语”之“根”长出来而又不同于故乡母语的语言，这可以看作海外华文作家语言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他们回报母语滋养的一种生命形式，也只有有了这种从“母语”之“根”长出来的生存于异域的“自己的语言”，母语才更成为海外作家“灵魂的语言”。新移民作家正是可能更自觉地拥有这一生命形式的。
“中文混杂化”是在母语和非母语的不断转换中，更深入地体悟到母语的丰富内涵，包括种种生命的意味。在海外致力于英译中国古诗的陶永强（加拿大）在谈到他全情投入的中国古诗英译时说，虽然“语言文字的美感素质是不可能透过翻译在另一种语言文字中呈现出来的”，但是在文字躯体的内里，“还有一个更宝贵、更美的生命”却是通过翻译也可以传达的，这“或许是诗人一生面对诱惑、面对污辱而持守住的芬芳，或许是诗人走出世俗尘网、归于天然的新鲜，或许是诗人在困惑寻索中突破、泉涌的状态，或许是诗人痛失所爱历久而不淡忘的挚情，又或许是诗人复冷眼看自己之后不禁由衷的一笑”，而“译者的任务就是去捉住这一笑一泪、这一缕芬芳，把它呼进另一个躯体、另一个语言的诗里”(13)。陶永强这种向另一种语言传达中国古典意象的体会正揭示了从不同语言转换中都难以流失的生命内容中感悟到的母语魅力，这种种魅力沟通着不同语言的生命存在，它们的被呈现自然也会使世界更感受到汉语古老而年轻的生命。
海外华人作家在语言双栖中的另一种选择是转向非母语写作，双语写作成为越来越多的华人作家的选择，有的甚至以非母语写作为主，或者干脆放弃母语写作。这种选择会对华人作家的语言生命产生什么影响呢？
欧阳昱1990年才移居澳大利亚，由于从小“在浸淫东方文化的同时，也在努力通过译作和原著学习西方文学和文化”，现在已“能以同样的流畅和速度来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进行思维和创作”。他称汉语是自己的“母语”，英语则是自己的“父语”，而他的英文创作已获得了10余项奖项。他对在英文世界中坚持中文写作有着更自觉的驾驭。他认为，“所谓‘世界图景’，其实是‘西方图景’，‘一体化’即‘西方化’”，在这种世界性背景下，“继续以中文写作，本身就是对这种‘一体化’或‘西方化’的对抗和挑战”；但同时，欧阳昱又认为，“英语跟汉语一样，也‘最具诗性’”，如果讲，“在可怕的所谓‘世界图景’中”，诗的重要使命是“以个性对抗共性，以自由对抗‘一体化’”，那么，诗人“首先要抗拒的是诗本身的‘一体化’”，以发出最独特的诗的声音。从这点出发，恰恰需要诗人“以自己的个性自由来守护这两种语言的‘尊严’，而不仅仅是汉语”(14)。双语写作，既自觉抗衡于后殖民语境中的话语“一体化”，又开放、沟通于其他语言的诗性世界，守护语言的诗性尊严，自觉避免诗本身的“一体化”，这样一种语言意识使1990年代后新移民作家的双语写作也成为护文化之根、文学之根之举。而对于高行健等新移民作家而言，法语等非母语使他们获得了跟自身本源文化和中国性经历之间的距离，由此产生的“间离效果”成为一种创造的力量，更好地承载了母语所代表的传统，甚至丰富着母语的传统。正如旅日新移民诗人田原所言：“我能在另一种语言空间里徜徉，用另一种语言思考文学并找到自己的表达方法”是“写作的最大快乐”，“用另一种语言来俯瞰和审视母语”，“弥补和完善母语的不足”(15)。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从他国语言中汲取到语言自由的本质，“比汉语幸运的是，战后的日语是在健康和良性循环的文化语言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它既没遭受过政治话语的伤害，又没被官方话语支配过。它拥有着自己独立的话语方式，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成长，始终警戒着官方话语并与之保持距离。……这在西方国家也是同样的，丧失了文学的话语立场，真正的文学是不存在的。”(16)他们的创作是展示了这样一种情景的。它反映出新移民的“离散”写作取一种积极而又潜伏危机的混杂状态。它将身份认同更多地视为一种资源的重组过程，而非界限的划定；它将认同放置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冲突中来审视，凸显了身份的相对性。海外华人或出入、或游移于几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因而有可能拥有更多元、更开阔的视角，以“一种形式上混杂的、时间上不纯的文化形式”(17)参与着文化的传承、颠覆、重建，显示出成熟的文化认同感。正如萨义德将“出入于多种文化而不属于其任何一种”视为非本质主义的文化认同观：“移居对我来说是尤其难以忘怀的：从一种确定、具体的生活方式转变入或移入另一种方式……人们需要理解、学习某一传统，但是不能真心归属它。”(18)这样一种文化认同感强调了文化的、民族的认同的变动性，它可能成为对民族文化的一把双刃剑：它会孕蓄文化生存的优势，也会对民族文化的传统凝聚力构成一定威胁。
三
新移民作家语言的混杂化是一种叙事策略。而母语的回归和他语的交融，实际上是海外环境中“灵魂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沟通的努力。海外华人作家在语言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多种语言的环境。他们一方面要通过母语生活在民族传统中，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居住国的语言适应现实生活。两种语言的冲突构成了海外华人作家文学命运的生命历程。
2003年7月，龙应台访问新加坡，谈到她坚决反对台湾当局要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时说了这样一番话：
用英语作为工具是一回事，把它变成你灵魂的语言是另外一回事。工具的语言是拿人与人沟通；灵魂的语言是一个民族所有的记忆、所有的创造与传承赖以为最后的依据的秘密花园，是所谓的安身立命。任何伟大的文学、音乐、绘画，任何民族最深刻的东西，要靠那灵魂的语言表达、传播。这个灵魂的语言是不能借用的。
许多欧陆国家为了国际化，也让他们的小孩学英语，但是英语并不是官方语言，只是工具。德国小孩一生安身立命的就是德语，其他都是工具。工具怎么可能成为你安身立命的东西呢。(19)
如果将龙应台讲话中“安身立命”四字换成“安心立命”，也许更能表达出“灵魂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的区别，但她对这两种语言的区分的确切中全球化环境中母语写作之肯綮。海外华人所处环境已使母语的“工具”功能丧失殆尽，即便是在汉语被列入4种官方语言的新加坡，谋生的工具也主要是英语。在这种境遇中，华文写作更成为华人把自己的根深扎进“灵魂的语言”土壤中的选择，它表达着民族最深刻的记忆。
然而，当“灵魂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被分离，“灵魂的语言”生存空间在缩小，而“工具的语言”依恃其强势语境，是否会强大到足以侵犯、伤害“灵魂的语言”，也的确是“灵魂的语言”面临的严峻现实。正如海德格尔那句最著名的论断“语言是存在之家”所揭示的，当把人的最高本质归结为语言的存在，“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语之中”(20)。伽达默尔更强调了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拥有、把握世界：“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语言不是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所以，“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21)。语言使存在者“源于其存在而达于其存在”，从而使人作为语言的存在者而存在，人的本质植根于语言的力量之中，也就是说，语言的力量在于它使人成为一种存在，能去把握存在者的存在。因此，并不存在着纯然的“工具的语言”，甚至很难截然区分“工具的语言”和“灵魂的语言”，“工具的语言”和“灵魂的语言”的分离最终必然造成互相的伤害。新生代、新移民作家正是在这种语言困境中表现出了生命呵护和责任承担的统一。
“语言与文化有一种‘互塑互动’的作用”(22)，语言的“迁徙”、“变异”，会反映出一种文化及相应思维方式的变迁，尤其是语言形象的呈现，更能反映出文化和相关思维方式的变迁。例如，如果说，黄河、长江构成了语言的中国，那么，对于新生代而言，其笔下的语言形象既走出中国的文化乡愁，又不失民族血脉的源头。陈大为的诗集《治洪前书》、《再鸿门》就可以视作书写新的语言形象的再出发。鲧、庄周、屈氏、曹操、项羽……这些几乎成为中国历史同名词的形象，在陈大为独异的叙事策略中一一被重新“定位”：或颠覆，或翻案，或重构，或折射，从而转化为新的语言的形象。当这些存在久远的民族历史形象在陈大为笔下有可能获得新的文化内涵时，也表明新生代的语言已在南洋环境中发生了“迁徙”、“变异”。而跟“五四”后语言转换往往只是群体言说方式的变革不同，新生代、新移民更多地将语言看作个体生存的内容（这跟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新生代创作很相近），所以他们的语言追求几乎成为他们个体生存方式的一种写照。例如，黄锦树曾在他的小说《胶林深处》中借一位“为人民，为文学史而写”的作家林材最终陷入无法驾驭那“每一个都是活的，有生命的”文字的痛苦，表述过其扩展言说自由的心愿，而黄锦树的小说几乎一直在一种“引而未发”的语言饱满状态中扩展言说自由，他的小说《大卷宗》、《鱼骸》、《郑增寿》、《猴屁股，火及危险事物》等都涉及马共武装斗争的题材，其语言的戏谑性、寓言性，乃至“后设”性都使得他能在质疑中融入反省，大大扩展了言说自由。鞠药如（1963年出生，著有小说集《猫恋》、《泣犬》等）的小说在1980年代无疑是马华女性作家中最有才气的，小说叙事上往往显得密码样难以破解，可字里行间意兴酣畅的南洋乡土气息会透过现代小说技法的遮蔽呈现出小说的意蕴来。李天葆（1969出生，著有短篇小说集《桃红秋千记》、《南洋遗事》，散文集《红鱼戏琉璃》、《红灯闹鱼》等）一直把自己的创作看作是对底层人生的关怀，着力于刻画南洋乡土世界对于生命意识的浸润，他的小说传达乡土气韵才气逼人，驱遣自如地运用色彩繁复、暗示纷呈的语言，在乡间小人物神韵的呈现中构筑起一个蕴含多层象征意蕴的南洋世界。
总之，也许新移民、新生代作家并未自觉意识到20世纪后半叶语言学转向的世界性哲学背景，但在他们的创作中，语言已作为他们最重要的一种生命形态存在了，也构成着他们文化认同、身份寻求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加拿大］J·格朗迈松：《魁北克语言前途十二论》，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社，1989年，第107页。
②［澳］友友：《她看见了两个月亮》“后记”，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③［德］海德格尔：《阿拉克西曼德之箴言》，海德格尔著：《林中路》，孙周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336页。
④参见陆建德：《地之灵——关于“迁徙与杂交”的感想》，《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5-10页。
⑤转引自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⑥林幸谦：《狂欢与破碎——边陲人生与颠覆书写》，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第17-21页。
⑦刘荒田：《假洋鬼子的想入非非》，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⑧⑨⑩温任平：《论文之间的对话》，《静中听雷》，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2002年，第131、132、132页。
(11)温任平：《知识在迁徙中衍变》，《静中听雷》，第104页。
(12)廖玉惠：《打开作家的瓶中稿——再访捕蝶人》，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第55页。
(13)陶永强：《遥远的歌声》，《白雪红枫》，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2003年，第267页。
(14)杨光：《欧阳昱访谈录》，《香港笔会》2000年6月，第35-36页。
(15)(16)田原：《田原诗选》“附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235页。
(17)生安锋：《后殖民主义的“流亡诗学”》，《外语教学》2004年第5期，第61-63页。
(18)陆建德：《流亡者的家园——爱德华·萨义德的世界主义》，《世界文学》1995年第4期，第288-298页。
(19)叶鹏飞：《龙应台：干净的城市缺乏创造力》，《联合早报》（新加坡）2003年7月13日。
(20)［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65、1068页
(21)［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62页。
(2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