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利民与新道德价值观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其宗旨便是富国利民，即充分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实现这一目标，固然需要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努力，但是也不能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否则，盲目的或错误的道德价值观，就可能成为干扰、破坏甚至毁掉这一目标的阻力或腐剂。因此，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对人们利益关系的能动调节作用，并通过对传统的和现实的各种道德价值观的分析、扬弃，确立与我们的事业相适应的全新的道德价值观，积极地指导我们的实践，为早日实现富裕、文明的目标辅平道路。这是我们的现实急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道德教育理论应当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根本缺陷
其一，在传统的道德价值内涵中，利与善多被理解为水火难容、非此即彼的两个对立的极端，言善不言利，图利即无善。这种观念主观地割断了善与利的联系，用否定利的方式片面地强调了善。这就必然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方面，实际上人们根本不可能放弃对利的追求，但为了不至于为社会所否认又不得不表现出那种超越利益的善，由此而产生人的虚假和伪善；另一方面，对利益的否定，必然导致客观和主观的对利益追求的限制，而限制人们的利益需要，这就堵塞了人们活动的真正动力源泉，社会就会成为没有活力和生机的一潭死水，个人就会成为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消极个体。
其二，在传统的道德价值天平上，个体永远是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匆匆过客，而社会却始终是至高无上、不可触动的灵位。由此反映到利益问题上，便是公利的神圣化、绝对化，不管其合理与不合理；而私利遭到的却是一味的贬低和漠视，无论其正当与不正当。显然，传统的封建社会所代表的只能是少数人的利益，其合理性是可想而知的，其结果也会有两个：一方面，大多数人的个人正当利益被否定，与贫穷困苦为伴，而少数人却大获其利，享花天酒地之乐；另一方面，多数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但统治者却要用专制手段强迫人们服从所谓的社会利益，或通过教化使百姓相信其为公求善的理论，用安贫乐道的心理聊以自慰。于是，产生出一个虽贫却安贫、无道却乐道的社会心态，一个缺乏个性和没有社会批判意识的社会。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中，这种观念依然支配着我们整个社会。尽管我们社会的性质与以往社会已有根本的不同，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利益也因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但这并没有防止在某些情况下不合理的社会利益要求的产生。由于历史的局限，尤其是极左路线的影响，事实上有许多社会利益的确认并不具有合理性，却要强制人们服从这种利益，甚至不惜牺牲绝大多数人的正当个人利益。结果是不合理的社会利益损害了真正的社会利益又践踏了广大人民的正当个人利益。
其三，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中，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的价值目标多设置在用想象构画出来的遥远的未来。也许现实苦难过重而又无法挣脱，使人们容易把过多过重的希望寄托于未来，由此而导致了现实与理想在价值天平上的失衡。明天较之今天重要，人们奋斗所求的只有在明天，用明天否定今天，再用明天的明天否定一个新的今天。这就又产生出两个相联系的结果：一方面，只讲理想目标的利益，压抑人们对现实利益的追求，追求理想的便是善，讲究实际的便是恶；另一方面，理想的利益，由于没有现实的利益作基础，就永远变不成现实，人们所追求的善就永远是空洞的善。
当然，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消极影响并非仅有这样几点或几个方面，也不能说，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中绝无一点优秀的可以肯定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观察现实、面对我们所讲的问题的时候，也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所具有的这些根本缺陷。
二、目前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失衡
第一，从反对传统的伦理中心主义，有意无意地走向了非道德主义，由反对传统的禁欲主义对人们实际利益的压抑和伪善，不知不觉地走向了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对善的嘲弄、漠视。利益，尤其是个人利益，成了人们津津乐道或实际追求的对象，而道德善恶却仿佛成了遥远的话题，很少为人们关心，有的人甚至见利忘义、为所欲为。到处可见人们对发财致富的兴趣，对工资低、奖金少的不满，对高档商品的津津乐道，更不用说层出不穷的官倒、私倒、行贿受贿、伪商品、哄抬物价、抢购风、高消费热等等，却很少见人们谈道德、论劳动、讲牺牲、比贡献，甚至有的人做了有道德的事，也往往不愿意给自己戴上道德的荣冠。
第二，由反对传统的社会本位主义、整体主义，有意无意地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一些人以“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的满足为目的和标准，有利就干，没利不干，而不管它是否正当，是否损害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谁不讲个人利益，谁就有不近人情、不关心群众之短；反之，谁要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便会有唱高调、假大空之嫌。致使在许多场合，公共财产没人维护，集体事业没人关心，公共秩序没人讲究。人们似乎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损害我的利益，或者说，我只能管好自己，其他的事情我管不起。
第三，由反对传统的理想主义，有意无意走向了非理想主义。一些人现在似乎对理想的灌输麻木了，结果便是对一切理想的漠然。尽管有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国土危机、资源危机等并非虚张声势的警钟在时时向人们敲打，但人们似乎并不真正关心这些问题。人口超生、破坏环境、乱占土地、浪费资源等急功近利、以求暂时效益和利益满足的短期行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对于这种道德生活的失衡，有不少人力图从理论上对此给予解释。其中，有“必然论”者认为，这是由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消失；有“代价论”者认为，这是我们走向现代化应付的代价；有“矫枉过正论”者认为，要彻底根除传统观念，就必须用“矫枉过正”的方式，不“过正”就达不到“矫枉”的目的，等等。如果说，这些理论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掌握这种必然，积极地消除或减少这种失衡？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换回来的又是什么？我们是否还要继续付出这样的代价？如果“矫枉”必须“过正”的话，那么，“过正”之后是否又有新的“矫枉”？我们是否将永远处于“矫枉过正”的恶性循环之中而无法找到适当的出路？这才是我们今天应当慎重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
三、走出困境与新道德价值观的确立
传统使人不满，现实使人困惑。我们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利益与善恶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可行的价值目标，使人们在同一追求过程中把利与善的实现有机地统一起来？
事实上，我们目前道德生活中的失衡，并不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应有的产物，更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应当为之付出的代价。倒可以说，它是传统的“矫枉过正”的思维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产生的恶果。长期受着传统义理束缚和极左路线压抑的人们，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急于冲破这种束缚和压抑的牢笼，似乎来不及思考冲出牢笼之后自己走向的方位。现实又一次教育了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是丢了旧的苦果，却拣来了新的苦果。对当前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经济环境的污染，固然应追究其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根源，但道德生活的失衡、价值目标的偏差，也应负其推波助澜的责任。这种状况，不仅阻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使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蒙受了损失，也直接损害了大多数群众的个人利益。在党和政府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时候，我们也应对这些年价值观念的更新及其过程进行新的反思，我们应当建立一种适当的价值目标，既不复归传统，又要走出困境。
对目前走偏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纠正，使之趋向适当的价值目标，也许尚需要更多的理论论证，或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要做。但我认为，这种新的道德价值观念，至少应当确立这样三个基本点。
1.视富强之国与礼仪之邦为同一追求目标。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传统道德中，尤其是劳动人民的道德传统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如勤劳、善良、节俭、刻苦耐劳精神等等。利与善，富裕与文明，并不是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东西。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例证。也许他们为此曾走过艰辛、曲折的道路，有过血与火的教训，但不能证明我们也必然要经过那样的过程，至少我们可以从他们和自己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减少可能付出的牺牲，少走弯路。我们要富强，也要文明；我们要让“东亚病夫”成为强健之民，也要为“礼仪之邦”增添新的光彩。
2.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在道德价值的天平上，以个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或以社会利益否定个人利益，都必然导致这种天平的失衡。这并不是说，当社会利益需要个人付出利益牺牲的时候，个人就有理由拒绝这种牺牲，因为在凝结着自己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的升值过程中，个人利益也意味着同样的升值；个人道德价值的实现，也不同程度地意味着个人利益的实现。如此来理解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道德价值与社会道德价值的关系，就可能形成一种“我为社会，社会为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的社会秩序。
3.视现实基础与理想目标为同归复兴之途。如果说，理想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并用一个相互联结的新的现实架起一座通往理想的桥梁。这样，理想才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变为现实。如果没有这种现实的基础和联结，理想就不会变为现实。任何一段现实基础的不坚不实，都有可能造成通往理想之路的断裂和塌陷，从而妨碍社会历史的进程。因此，为了理想利益的目标，必须重视现实利益的基础，只有在人们现实利益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才能使人们坚定地走向未来。同样，没有理想，就意味着满足，满足就会失去动力，其直接的危害，便是对现实基础的瓦解。因此，现实要重视，理想不可无。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一切，与我们树立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理想位于同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途。
我们有理由坚信：一个富裕强健的社会，也能是一个道德善良的社会；一个社会利益发达的社会，也能是一个个人利益丰盈的社会；一个充满理想的社会，也能是一个现实充足的社会。也许，这就是我们应当追寻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