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宏观经济研究的一种新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新方法论文,理论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基本模型
1.收入—支出模型
本模型的核心是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率加入到收入—支出模型中（注：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1930年）一书的基本方程式中以企业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建立了这种收入—支出模型，但其缺陷是没有联系到资本存量和把货币理论与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联系起来。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在弥补这一缺陷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遗憾的是，凯恩斯的革命被新古典综合派嫁接到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在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即C+S+T＝C+I+G），收入只是被划分为消费加投资（加税收），这一恒等式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均衡的收入水平是无法确定的，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只是假设存在一种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因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取决于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 而且只是一种实际变量， 而现实中的GDP却是一种货币量值，因此，要想知道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 不仅需要测量生产函数的变动（实物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变动），而且要区分开实际变量与名义变量（价格水平）的变动，或者说，即使知道了总支出水平，也需要预先把它们区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如一项投资支出就需要区分开是实物资本的增加还是货币供给的增加。由于生产函数在经验上从来没有在实物上或根本不可能在实物上加以检验，从而主流经济学模型是不能从经验上加以证实的。），在这里，重要的是考察企业是否能够盈利或亏损，就企业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的计算而言，由生产函数表示的实物的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和实际变量与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完全无关的，这一点是本模型的一个重要特性。
现在，修改主流经济学的收入—支出模型，把收入一方改为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注：这种收入的分类，也是《中国统计年鉴》所使用的。），即：
GDP＝W+D+T+R
其中，W为工资成本，D为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T为税收，R为营业盈余，即R等于GDP减去成本和税收的剩余。
总支出由消费（C）、投资（I）和政府支出（G）构成， 按照国民收入核算等式，总收入与总支出是相等的，则：
W+D+T+R＝C+I+G
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和税率，则总支出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盈利或亏损。例如，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假设T＝G，再采用古典学派的假设，即工资（W）全部用于消费和利润（R）用于储蓄，即W＝C，则有D+R＝I，从而总投资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盈利。 如果企业根据盈利来决定投资，则成为凯恩斯的“寡妇的坛子”模型，即投资的增加将使利润增加，从而引起更多的投资和利润而产生经济波动。上述模型只是一个流量模型，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流量模型将无法找到模型的均衡（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宏观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于仅仅局限于这种流量分析，从而必须假设存在一种充分就业的收入流量。），也无法使货币加入到模型中去，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或货币经济的最重要一点是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
现在，修改上面的公式，为了简化，我们先不考虑政府的税收和支出。由于折旧取决于折旧率和资本存量价值，即D＝dK，其中d为折旧率，K为按价值计算的资本存量。再把营业盈余（R）划分为利息（r ）和利润（π）两部分，即R＝r+π，其中r＝iK，i为利息率，这一利息率是由企业在借入资本或在股票市场筹资时的契约所决定的，可以把它等同于市场利息率，从而iK是企业必须支付的利息成本，π为企业支付利息后的利润，即π＝R－iK。这样，我们把R划分为利息和利润两部分，利息就成为企业的成本，从而当利润π＜0时，就表明企业是亏损的。 则有下面的公式：
W+（d+i）K+π＝C+I
现在加入企业以盈利为经营目标的假设，这样，企业增加或减少产出和是否扩大投资的决策取决于利润量，即当π＞0时， 企业将扩大产出和投资，而当π＜0时企业将减少产出和投资， 我们将得到上述模型的均衡状态，即π＝0。 让我们在这一简单模型的基础上来讨论稳定状态的条件和经济波动。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税率不变和税收在GDP 中的比重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Y／Y（Y＝GDP）不变，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W／R也是不变的，从而R／K＝i。 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一旦利息率被给定，则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利息率。上述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即由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事实。
这里重要的是投资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联系，即本期的投资流量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即Kt＝Kt－I+It，Dt＝Dt－I+DIt－I），从而构成了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内在机制。例如，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当由某种外在因素导致了投资的增长率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则企业会出现盈利，即π＞0，从而会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扩大， 而投资的增加又会使利润增加，从而引发更多的投资。但在上述模型中，本期投资的增加将使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价值增加，从而使折旧成本和利息成本增加，因此，要使增加的投资能够获得利润，则投资必须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同时，上述保持稳定状态条件的各种不变的比率也将以累积的比率变动，但这种累积的比率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一旦投资的增长率不再能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就会导致企业亏损（即π＜0）， 从而使投资下降，投资的下降又会使利润下降或亏损增加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因此，只要利息率不变，则经济将围绕着由利息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周期性波动。
2.短期分析
现在我们转向这一模型的短期分析，重点在于讨论利润的决定。在上述模型W+（d+i）K+π＝C+I中，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在短期的一个重要性质是，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给定的，从而企业的固定成本是给定的，如果假设工资率是给定的，且劳动和资本品的技术系数是给定的，则利润完全取决于总支出。如果假设劳动—资本品比率是可变的，则企业将按照马歇尔的短期利润决定方式来决定产量，但毫无疑问，总支出（或总需求价格）如果小于（或大于）收支相抵点，随着总支出的减少（或增加），企业的亏损（或盈利）将增加。这样，企业的利润或亏损将取决于总支出的变动或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如果企业的投资取决于利润，而经济增长率又取决于投资，则将导致经济波动。
3.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教条是把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截然区分开来，实际变量被认为是由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所决定的，名义变量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货币供应量。这一教条的基础即是货币数量论。在货币数量论公式MV＝PQ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只影响名义收入流量，而与资本存量完全无关。在前面讨论的模型中，显然，当考虑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决定企业是否盈利的是名义收入流量的变动，因为企业的成本（不仅固定成本，而且包括可变成本的工资率）都是预先给定的，即存在着企业在投资支出时的货币支出或预先的货币契约。因此，企业将只考虑名义变量，而实际变量是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无关的，从而价格水平的变动将决定企业利润的变动。上述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包含以前投资所决定的固定成本和货币利息率，因而除非考虑价格水平的变动对资本存量价值的影响，否则，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区分将是毫无意义的。
二、货币经济：内生的货币供给
上述模型的核心是加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而一旦加入以利润为生产目的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则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宏观变量将与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完全无关，而是取决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这种经济关系是由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
1.一个极端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
可以用一个极端简化的模型来说明货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性质，假设全部经济划分为两个部分：商业银行和企业，企业的投资完全来自于银行信贷。先来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假设最初有一笔100 单位的货币存入银行，商业银行的负债方为100， 假设商业银行不存在准备金，银行将把100的货币贷给企业，则银行的资产方将有100与负债相对应。再来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企业从银行获得的100 贷款是企业的负债，企业用贷款购买资本品和雇佣劳动为企业的资产。按照教科书的方式， 假设企业的货币支出又全部转入银行存款， 则银行的负债方又增加100，贷出后资产也增加100，同样，企业的负债和资产也增加100， 这种资产负债表可以无限延续下去。这样，问题就在于是否银行会无限增加货币供给和企业又是怎样决定货币需求的。
现在，我们在这种无限延续的资产负债表中加入时间因素，按照惯例，我们把今年以前发放的贷款称之为资产，而把今年新发行的贷款称之为收入，在资产和收入之间存在着一个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即货币利息率，这种货币利息率决定着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均衡。按照上述简化的模型，假设利息率不变，只有银行的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且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等于利息率，经济才能保持均衡或企业的利润为零。当银行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利息率，则企业必然会盈利，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企业的成本只是以前的银行贷款或资产，而企业的收益或产品的价格则取决于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当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超过利息率，必然使产品的价格超过成本乘以利息率，从而企业在归还银行的利息后将出现盈利，当企业盈利时如果增加货币需求或投资，而银行又同时增加贷款，则企业（和银行）的利润会更高，当然，资本存量的价值也会提高，而一旦银行停止以累进的比率增加货币供给，则企业必然会亏损，而企业的亏损又会导致银行的坏帐和减少货币供给，从而引发经济衰退。这一货币经济模型与前面表述的收入—支出模型在结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于保持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简化的货币经济模型可以表明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
（1）这里并不存在按生产函数（和效用）测量的生产要素价格， 一旦存在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则资本存量价值将取决于货币利息率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换句话说，资本存量价值与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是完全无关的，“资本”只是以前银行投放的货币，其与货币收入的区别只是在于存在着利息率。
（2 ）这种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所表示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了这种以货币价值计算为基础的货币经济。在这种货币经济中，整个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是由银行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所组成的，在上面的模型中，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只是倒转过来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支配这种资产负债关系的是货币利息率。由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重要推论，目前宏观经济学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和对现实中以货币量值所计量的所有统计数据，都是与主流经济学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实际变量（或实物概念）完全无关的，或者说与技术关系完全无关，而只是由特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名义变量和货币量值。
（3 ）要表明这种货币经济体系中所有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或宏观经济学所讨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必须加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唯此才能表明企业的投资函数和货币的供求。这是一种以货币利息率来连接的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同时均衡，这种存量与流量的同时均衡也是货币供求的均衡。
2.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吗？
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最大的教条是外生的货币供给，即把货币供给归之于中央银行，这种外生的货币供给是与其货币数量论和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区分直接联系的。然而，这种统治着经济学家和所有人思想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外生的货币供给只是一个神话，因为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外生的货币供给从来也没有存在过（注：这种中央银行决定货币供给只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过，但在那里，银行只是财政部的出纳，而不存在真正的商业银行。）。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本世纪初美国中央银行成立之前，美国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运行了200年， 而且符合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示的规则性。那么，美国经济在其中央银行成立之后，是否货币供给完全是中央银行所决定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中央银行从来也没有发行过货币，美国经济中的货币供给是由商业银行体系所创造的，虽然美国中央银行通过其货币政策可以影响或控制货币供应量，但这与说美国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完全是两码事。为了打破这种流传甚广的神话，让我们对此给予简单的证明。
先来看最简化的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商业银行
负债 资产 负债 资产
准备金贷款 存款 法定准备金
债券贷款
储存货币债券
超额准备金
在上面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 中央银行的负债是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资产是向商业银行的贷款（或发行的现金）、债券和储存的货币，中央银行的资产方被称作基础货币。给定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率，则货币供给可以用基础货币乘货币乘数得到。首先，我们考虑中央银行是如何增加货币供给的，其方法可以使用储存货币向商业银行增加贷款或从商业银行购进债券，当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发放一笔贷款后或购买债券后，其储存货币将减少，这种储存货币的减少实际上等同于法定准备金的减少，当商业银行的货币增加后，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准备金也增加了，从而基础货币也增加了，这样，我们可以说，整个货币供应量的扩大是通过中央银行先实际上降低准备率，即可以使货币供应量扩大。现在，我们把上述过程倒转过来，由于商业银行也保有超额准备金，从而商业银行可以先减少其超额准备金用于贷款，这种超额准备金的减少和贷款的增加会使其存款增加，从而上交的中央银行准备金和基础货币也将增加，同时，由于存款的增加，商业银行资产方的超额准备金（或其它资产）也会增加，换句话说，整个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上述过程说明，即使没有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或基础货币也完全可以通过商业银行创造出来。这一点可以从前面简单的商业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启示。
这样，现在的问题就成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究竟是由中央银行进行的，还是由商业银行进行的。这里仅以美国货币体系的运行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在美国，中央银行的准备率只有8 %，而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则约在5%～20%之间， 而且是经常变动的。另一方面，如果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央银行必须事先向商业银行贷款或买入债券，而不是事后的准备金或基础货币的增加，而中央银行从来没有利用贷款或买入债券发行全部货币，而只是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显然，美国中央银行成立后并没有把以前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完全改为由中央银行进行，因为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时，无论是采用公开市场业务还是向商业银行贷款，都必然会改变利率，因此，只要中央银行没有完全控制利率，而是象现实中那样调节利率，中央银行就没有完全控制货币发行，而只是对货币发行加以调节。上述分析可以表明，美国的中央银行从来没有发行过货币或没有把发行货币作为其职能，而只是在以商业银行为基础的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中调节货币供给，决定货币供给和自动调节货币供求的是商业银行和企业。
3.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
理解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对于理解市场经济的性质和运行是极为重要的。为什么在没有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干预下，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能够具有卡尔多程式化事实那样的规律性，且不存在通货膨胀，而当60年代以来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后，美国的实际量值依然与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相一致，换句话说，美国的通货膨胀恰等于名义增长率减去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其秘密就在于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
在市场经济中，货币是一种信用关系，而这种信用关系的基础或商业银行货币供给的基础在于资产抵押。在前面简化的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分析中可以表明，当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时，收入流量或货币供给与资本存量的比率是不变的，换句话说，如果商业银行按照作为抵押品的资本存量价值的一个稳定的比率提供信贷，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将是稳定的。而当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超出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并以累积的比率增长时，资本存量对流量的比率一定会发生变动，从而导致信用关系的不稳定，经济危机与这种信用关系的不稳定和调整是紧密联系的。这一点对于解释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是非常重要的。而调节这种存量与流量均衡的正是货币利息率，利率调节经济的作用正是在于通过调节资本存量价值来调节投资或货币需求和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而这一点在主流经济学外生的货币供给的单纯流量模型中是根本无法说明的。
这里不打算涉及复杂的模型和货币理论争论，只是举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例子。在美国，房地产价值一直占总资本的60%左右，换句话说，房地产价值与经济增长率和资本存量价值增长率是高度相关的，其原因就在于房地产是商业银行贷款的主要抵押品。由于房地产价格在经济周期中波动极大（仅次于股票价格的波动），因而商业银行在以房地产为抵押发放贷款时是相当谨慎的。现在，我们加入外生的货币供给来说明通货膨胀问题，由于我们一直强调中央银行并不发行货币，这里仅引入政府公债这种被认为与货币发行无关的“财政政策”。在70～80年代，美国的政府公债在资本存量中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其比重曾超过30%，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假设这一比重超过了房地产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众所周知，由于政府信用的担保，公债是肯定会兑现的，从而在现实中当借款者用公债作抵押时，商业银行根本不必考虑其信用和风险而在任何时候都给予“十成按揭”。这样，当公债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超过房地产而取代其作为商业银行贷款的抵押品时，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商业银行过量投放货币将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同理，当商业银行过度发行货币而导致资产结构失衡的经济危机或信用危机时，如果中央银行任意调节利率，这必然会改变原有的信用关系或货币金融体系，从而导致经济的不稳定。美国70年代严重的通货膨胀正是来自于政府干预所引起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紊乱。
另一个值得提到的问题是，财政政策不可能不涉及到货币供给，而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如我国1998年发行的1000亿国债完全可以视为减少了商业银行同样数量的存贷差或增加了同样数量的货币，但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却不能通过货币政策进行，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通过降息或减少准备金，商业银行和企业都要从自己的成本—收益上考虑借款和还款，而财政政策对于货币发行之所以有效，就在于企业和商业银行根本不需要考虑其成本—收益计算问题。由此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外生的货币供给与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考虑成本—收益计算？
三、有效需求
现在回到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讨论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即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有效需求问题。在现实中，这种有效需求不足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一方面人们想要消费这些“过剩”的商品却没有购买能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导致需要这些商品的人们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凯恩斯使用其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和货币的灵活偏好来表述这一问题，但至今这些概念、特别是有效需求从未被真正说明过。
1.收入分配与消费倾向
对于消费函数的讨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完全抛开了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即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假设涉及到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并不意味着在长期消费随着总体上收入水平的增加而下降，因为这将打破稳定状态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意味着具有不同收入的阶层其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或者说富人比穷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这一点作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验事实来自于储蓄不是为了未来的消费，而是为了积累用货币价值表示的财富以表明所有者的成就和社会地位。
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消费函数将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或消费倾向的不同来自于工资收入与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不同。如果把收入划分为三类，工资、利息和利润，这样的假设可以说是有经验基础的，即利息和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要远低于工资的消费倾向。这样，消费倾向的变动与收入分配的变动将直接相关，问题就在于收入分配是如何决定的。
在前面模型的收入一方（W+D+r+π）中，不考虑折旧D，W 表示工资收入，r表示利息收入，π表示利润或经营收入。由于r＝iK， 假设利息率（i）不变，则随着资本存量价值（K）对收入流量（GDP ）比重的增加，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将增加。对于利润（π）的决定，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由于存在着以前的契约，企业的成本在短期可视为给定的，从而利润取决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
这样，当投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这使得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从而导致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如上所述，当经济向上波动和投资以累积的比率增加时，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息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或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即W／（r+π）降低，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或储蓄率提高。
2.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问题涉及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即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由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全部工资用于消费和全部利润用于储蓄的假设只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设的极端，使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假设更易于说明问题。假设资本家的利润不用于消费，那么全部产品将是由个人的工资购买和消费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只是永远不消费而转化为资本的利润。这样，假设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不变，则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在稳定状态下，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W／（r+π）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W／（D+r）将是不变的， 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
现在来看经济高涨时企业成本比率的变动。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将提高，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这将使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或折旧与利息的比重下降，即W／（D+r）下降。加上前面讨论的收入分配的变动， 即经济高涨时工资收入对非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W／（r+π）。这样，随着经济扩张，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产品成本上升，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形成工人的工资买不起企业按现行成本生产和定价的产品了，而如果企业降低价格就会引起亏损。这就是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当消费支出下降时，能否通过投资支出的增加来弥补，这一问题似乎涉及到两个问题（资本品和消费品部门）模型，从而使前面的简化分析带有逻辑上的漏洞。这里不想涉及到复杂的两个部门模型，仅从前面的推论即可否定用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因为投资的增加虽然可以在当期增加需求，但投资在GDP 中的比重提高将会使下一期的收入分配和成本构成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当企业的产品积压而不得不降低价格时，企业将根据马歇尔的短期成本函数行事而力图使其减少亏损，即解雇工人。失业的增加会使工资率下降，从而又会进一步减少需求。因此，降低工资并不能减少而只会增加失业。当然，如果企业提高工资和增加就业将会改善有效需求，但这只是逻辑上的推论，因为这将增加企业的亏损，因此，企业或资本家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当消费品市场萎缩和企业严重亏损时，投资将大幅度下降，即使利息率能够下降，由于产品大量积压，企业也将找不到任何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可以说，在主流经济学单纯的流量模型中是不可能说明这一问题的。
3.经济衰退与复苏
按照上述分析，经济衰退来自于经济高涨时所产生的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它改变了收入分配和成本结构，同时还改变了货币金融体系的资产结构，如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必然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负债／资本）提高而导致信用关系的不稳定。因此，克服经济危机的方法只能是使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分配恢复原有的比率。市场经济中自我调节的方式是，当经济衰退而引起企业亏损时，商业银行也将减少货币供给（否则将导致银行的亏损和倒闭）并向企业追债，其结果必将引起企业的破产，而企业的破产又会使银行进一步减少货币供给和引起更多企业的破产。正是这种企业的破产，使不合理的比例得以恢复。对此，只要知道破产的含义即可理解这一问题，因为破产正是资本存量价值的降低或资本贬值，资本存量价值的下降将改变收入分配和企业成本结构的比率，从而使经济进入下一个周期。
上述分析表明，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或宏观经济中的缺陷来自于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自发的货币金融体系建立的信用关系往往是脆弱的，极易引起货币供给的大幅度扩张与收缩，最明显的例子是“挤兑”和“三角债”，特别是经济危机很容易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如在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银行的大规模倒闭风潮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但建立在实物经济（或生产函数技术关系）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是不可能对此给予解释的，而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往往是背道而驰的。
四、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
现在，我们使用前面的理论对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进行简单的分析。从1984年我国进行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到1991年，曾出现了接近于市场经济类型的经济波动，即1986至1988年的经济高涨和1989年至1991年的经济衰退，其特点是1990～1991年表现出来的市场疲软，即出现了有效需求的不足。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了新的一轮经济启动，1992和1993年的房地产热和1994到1995年的投资热潮使名义经济增长率从 1990 和1991年的6%左右上升到30%以上，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加， 与名义增长率的变动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无论是作为贷款、还是作为支出的增加直接提高名义收入，都会使资本存量价值增长。从1993年至1996年，货币供应量、名义收入增长所带动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大幅度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货币供应量M2从1992年的2万多亿增长到1997年的9万多亿，可以列出一些资本存量价值变动的指标，如居民储蓄存款从1992年的1.8万亿增加到1998年5月的5万亿， 股市和债市的市值从1992年不到3000亿增加到目前的3万亿， 房地产市值从1992年的约3万亿增加到目前约10万亿到13万亿， 企业的债务从1992年1万亿增加到1997年的5万亿，此外还有国外投资的大幅度增加所形成的大量资产。显然，资产价值与名义收入的相关性是极高的，如果从股市的市盈率和房地产价值与租金的比率来看，资本存量价值的增长要远高于名义收入的增长。
上述宏观经济中的事实和其含义很少被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加以考虑，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管理基本上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流量分析进行的，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资本存量价值要进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影响消费函数，而前一段对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流量分析方法，区分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把通货膨胀的成因仅仅与总支出流量相联系，由此得出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措施。关于通货膨胀的成因和利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对外贸易和我国的经济体制或金融体系的改革，对这些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去分析。但需要强调的是，从1995年出台的针对控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紧缩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和对外贸易与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特殊性。宏观紧缩政策导致了1996年和1997年名义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而在名义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同时资产价值却大幅度攀升，与之相联系的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对于这些问题，按照主流经济学区分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的教条的方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所得出的判断是不同的，即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在保持实际增长率基本稳定的条件下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
但事实并非如此，1998年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虽然实际增长率仍然高达7.8%，但由于通货收缩，名义增长率只略高于5%，而且更严重的是，政府为达到8 %的增长率所采取的力度极高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按照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新的解释和判断。自1992年～1997年，由于货币供应量和名义收入的大幅度上升导致了资本存量价值的超常扩张，这种资本存量价值的扩张一方面改变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即在总成本中资本存量价值（由折旧和资产所要求的利息和利润构成）的比例上升和工资所占的比重下降（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人力资本”，自1993年以来，在工资成本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或收入大幅度上升，这种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收入上升并不仅仅是收入流量的分配问题，而是涉及到资本存量，或者说这种收入是一种人力资本收入而类似于资本存量价值。一方面，这种人力资本收入是随着收入流量的增长而提高的，另一方面，其收入具有刚性，即当收入（流量）水平下降时，人力资本的收入却难以下降或可以依靠其“资本”而获得租金。）。另一方面，资本存量价值的上升导致了收入分配的变动，即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和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由此导致储蓄率的大幅度提高。据有关研究显示，199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4，远高于发达国家，就财富的分布而言，在5万亿的私人储蓄存款中，20%的人占有全部储蓄的80%（或10 %的人占有70%），3万亿的金融资产以及很大部分地产集中在10 %的人手中，这种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储蓄率的提高。
正是这种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所导致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变动和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储蓄率的变动，形成了当前我国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对需求不足的分析是薄弱的，这种分析完全排除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利润率，从而不能说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从而极易导致政策失误。如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的需求不足是结构性的，即产品结构不能适合于需求结构，由此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开拓城市的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以及农村的消费品市场。这种观点完全抹杀了当前的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中特有的有效需求不足，因为目前我国的产品市场已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说，只要在某一领域存在着需求，企业已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改变产品结构去适应需求结构，而目前我国经济中的需求不足是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生产能力，比如家用电器、住房和服装等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供大于求，而同时这些商品并不是人们所不需要的。如城市居民对住房和汽车的需求以及农民对家用电器的需求，象前面的例子所表明的，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另一方面人们又缺少住房和其它消费品。而且自1998年以来，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也有下降的趋势。在整个市场需求不足和价格水平下降的条件下，企业根本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因为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存在生产过剩，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减少产出与就业，并降低工资（特别是工资外的奖金收入大幅度下降），这使得消费支出减少，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减少又会使需求、价格和收入进一步下降，由此会引起更严重的经济衰退。
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可以从前面的分析中得到有效的说明，即由于自1993年～1997年过高的名义增长率形成了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高储蓄率。由于所形成的资本存量价值在成本中的比重上升和需要支付折旧和利息收入，一旦名义增长率下降，企业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亏损。1996年开始，名义增长率由30%左右下降到16%，1997年再降到10%，与巨大的资本存量价值相比，这种名义增长率不可能保持企业的利润，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和与之相应的投资和消费支出的减少，在1993年～1996年由高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不可能按照预期的价格出售其产品，由过低的需求所决定的价格必然低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由此引起企业降低工资、就业和产出，这就会进一步减少需求。可以说，1997年名义增长率的下降是1996年名义增长率下降的结果，而主要不是宏观调控软着陆的政策造成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1997年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减少，从而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并不是来自于中央银行的货币紧缩政策。1998年上半年名义增长率的大幅度下滑只是自1996年、1997年经济衰退的继续。按照上述分析可以推测，在目前的企业成本结构和市场需求结构条件下，即使1998年达到了7.8%的经济增长率，企业也将面临极为严重的亏损， 而在企业亏损的条件下，必然会增加下岗人员和降低工资，从而导致消费和投资支出的进一步下降，特别是1998年7.8%的实际增长率是在2.8%的通货收缩率的条件下实现的，换句话说，名义增长率只是在5%左右， 这种更低的名义增长率必将使企业的亏损进一步加大。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与西方国家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衰退过程不同，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随着经济衰退收入中的流量的下降，利息率将提高和货币供给减少，由此使资本存量价值下降，但我国在经济连续近3年名义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同时， 资本存量价值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进一步攀升，与之相应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正是这一点使经济衰退更为严重。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我国尚不存在一个完备的资本市场，利率和货币供给不能使收入流量的变动传导到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上，另一方面，企业即使存在着大量的亏损也不会破产和导致资本存量价值的大幅度贬值。然而，上述经济体制或金融体制上的缺陷是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紧密联系的。自1997年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特别是1998上半年为了确保 8%的实际增长率，中央银行4次降低利率，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 这种利率的下调会使投资和货币供给增加，但实际结果不仅没有使投资和货币供给增加，反而使资本存量价值继续攀升，由于金融资产占有的差距，利率的下降不仅没有使人们把储蓄转入消费，而是转向购买金融资产的总量大幅度增加，即使在较低的利率和收益率条件下，人们从金融资产所获得的收益继续增加。从简单的资产价值决定公式K＝R／i 中可以得出，虽然决定R的名义收入水平下降， 但利息率的大幅度下降阻止了资本存量价值的下降和不能使收入分配的差距缩小。在正常条件下，利息率的下降和资本存量价值的上升会使资本边际效率提高和刺激投资，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这种利息率的下降并不能刺激投资，因为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和资本存量价值的上升，固定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将继续提高，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又使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和价格水平下降，从而利息率的下降既不会降低产品的成本，也不会提高需求，而只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下降。
当1998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明显时，许多学者和决策者把目光转移到了财政政策上，即试图通过扩大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来增加总支出，以达到8%的经济增长率， 其中的一条重要理由是目前经济中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从而政府支出的增加并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而根据主流经济学宏观理论，总支出的增加总是会带来相等的收入，从而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完全可以根据8%的增长率的需要来增加财政支出，这种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从西方国家70年代的经验来看，政府的财政政策是导致通货膨胀或滞胀的重要原因，虽然自1998年上半年加大财政政策力度的结果来看，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了且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物价的继续下降给了实施财政政策的更大空间，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的。
采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这里是否存在纯粹的财政政策和为什么财政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对这一问题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以对上述问题给予简单的说明，在一个市场经济或货币经济中，正如不存在外生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一样，也并不存在纯粹的财政政策。采用前面的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出，政府的财政收支只是在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之间加入的一个资产负债表，这种政府财政的资产负债表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有类似的一面，即它可以创造和改变信用关系，但不同的是，政府的税收和支出不只是针对银行体系的信用关系，而且直接涉及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而且二者相互作用，这就会使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分析变得极为复杂。
由于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不能展开分析，因而只能提及一些简单的推论。西方国家70年代的通货膨胀除来自于主流经济学的货币政策外，其财政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大量公债的发行提高了资本存量价值和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这使得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继续提高而与恢复稳定状态的比率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就成本收益分析来讲，资本存量价值的提高使工资成本（可变成本）对固定成本的比例下降，而政府的财政政策则等同于提高实际工资。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只会导致通货膨胀或滞胀，一方面，企业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必须把税率和工资率的提高加到产品价格上或使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同时在资本存量价值或固定成本继续提高的条件下，工资率的提高或政府支出的增加不可能使需求增加到使企业按照（经济衰退时的过高资本存量价值的）成本收益计算来增加产出和就业的程度，其结果只能是价格水平的提高和失业的增加并存。这种财政政策的更大危害还在于会导致信用关系的破坏进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来讲，政府支出的增加显然会提高资本存量价值而使存量与流量的比例更加失衡，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基本建设支出会更多地增加资本品的需求而不是增加目前日益萎缩的消费品需求。另外，从改革以来财政支出的经验来看，可能会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而对消费需求产生不利影响。这样，一方面是资本存量价值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按照前面所表明的成本收益计算，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消费品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和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下降，政府支出的增加和通货收缩虽然可以使1998年的实际增长率达到7%， 但由通货收缩所带来的名义增长率的下降会使企业的亏损进一步增加，从而使失业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为严重。因此用大量发行公债和让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的方法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对于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或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可能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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