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
——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
□李伯华1,2李嘉玲2窦银娣1,2
[内容提要] 针对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特征，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基于DFID可持续分析框架，以生计资本为媒介，对农户的生计适应行为、影响因素及适应机制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1.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的发展，使农户原始生计受到冲击，引发农户生计适应行为，最终形成了六种农户适应类型。2.由于生计资本量的缺乏与结构失衡，整体而言农户生计适应效果不太理想。3.人力资本是农户生计适应最为关键的因素，金融资本是农户生计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4.乡村旅游地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户选择旅游类产业作为生计转变的信心。最后，针对农户适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大南岳旅游圈；农户生计；适应性
一、问题的提出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是依托核心景区和自身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它与核心景区组成了典型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集空间依附性、资源互补性和市场共享性等诸多特征于一体[1-2]。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旅游发展，相继出台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大政策，如2017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要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利用“旅游+”等模式，推进产业融合。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旅游作为重要产业支撑被重点关注。在乡村振兴全面展开的重要时期和核心景区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迎来了巨大发展机遇，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人地关系危机，村落环境不断受到外来因素扰动，农户原始生计受到剧烈冲击，农户不断的改变生计策略，逐渐出现了生计适应行为。因此，如何厘清农户适应行为的影响因素，合理引导农户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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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行为，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生计是一种谋生方式，农户生计指农户为了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能力、资产和从事的活动[3-4]。基于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国内学者对农户生计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体现在生计风险与策略[5]、生计与土地利用[6-7]、生计与生态补偿[8]、生计与环境变化[9-10]、生计的多样化[11]等领域。适应性最初源于自然科学，是指为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各种有利或不利影响，而在自然与人类系统中进行的某种调整[12]。旅游开发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力，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受到广泛关注。已有文献对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如贺爱琳等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13]。喻忠磊等分析了农户适应旅游的发展机制[14]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相对缺乏，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发展态势与核心景区紧密相连，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因此，本文试图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探讨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状况，为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案例和理论参考。
大南岳旅游圈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境内，是湖南省大力构建的三大旅游经济圈之一。其行政区划为以南岳衡山为中心，包括衡阳市蒸湘区、石鼓区、雁峰区、珠晖区、南岳区以及衡阳县、衡东县和衡山县地区，即“五区三县”，总面积约6000 km2。南岳衡山是中国五岳名山之一，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北部，是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近年来，南岳景区旅游发展面临着旅游质量不高，旅游资源单一，旅游市场疲软等瓶颈，旅游景区亟需转型升级。为此，2016年衡阳市十三五规划重点提出了要构建旅游发展大格局，打造大南岳旅游圈，整合旅游资源，创新发展机制，实现区域产业融合发展。而且，在国家《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中，衡阳市94个村被列入了旅游扶贫重点村，其中大南岳旅游圈占了41个。因此，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探讨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课题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辅以半结构化访谈进行第一手数据收集。课题组于2017年5月下旬对南岳景区周边乡村旅游地进行农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45份，回收问卷212份，其中有效问卷208份，有效率为98.1%。大部分问卷为课题组成员入户调查，访谈时间约20分钟每户，因课题组成员有衡阳本地人，为本次调研提供了较大便利。在衡山县、衡东县调研过程中，走访了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有效深度访谈。本次农户调查问卷分为三大部分：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户生计状况(五大生计资本状况)和农户生计发展策略。
(二)研究方法
(1)生计适应的理论基础。SLA框架认为农户在某个脆弱性背景中，使用一定资本用以谋生、生存。与此同时，其生计组合会受这种背景的影响。该框架的生计核心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资本类型，其性质和状况对农户生计策略有决定性作用，是农户生计转变的前提，其生计转变结果又反作用于资本的性质与状况[5]。基于此，本文以SLA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以生计资本为媒介，探讨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性。
(2)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借鉴相关研究[15-16]，根据研究区概况对上述研究的指标体系进行调整，从五大生计资本的角度构建了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并对指标赋值，指标权重采用熵值法确定(表1)。自然资本包括公共资本、直接用于生产的资本以及环境服务。自然资源对传统农户生计有重要意义，地区的自然资源储量是影响农户面临的风险、不确定性的决定因素。选取研究区农户土地面积、利用类型、征收情况反映其状况。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能和健康状况，它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不同生计目标的重要资本。人力资本可以影响其他4种生计资本的分配，以此取得积极的生计结果。因此，它是最基础的生计资本。选取研究区农户家庭人口数量，劳动力人数及健康状况，户主受教育程度作为指标。物质资本表示维持生计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基础设施，选取研究区农户住房面积及其类型、高档耐用品作为指标。金融资本表示人们在消费、生产中，实现生计目标所需要的资本积累与流动。一般分为两类：现存的资本储量和定期的资金收入。选取研究区农户贷款难易程度、人均年现金收入、家庭资产状况作为指标。社会资本指人们实现生计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利用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增强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时的合作能力，并对相关的状况和需求作出及时的应对。选取研究区农户有无技能培训机会、邻里关系、社会网络、有无参加合作社作为指标。
表 1农户生计资本指标体系
生计多样化指数是依据每户家庭从事的生计活动种类来计算。农户生计多样化可带来收入多元化，有利于分散单一生计可能带来的风险，增强农户的生计适应能力。计算结果显示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整体较低，均值为1.89，呈现出从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非农工型、工农兼顾型、旅游主导型到综合型农户逐渐提升的态势，但农户的收入水平与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发展态势略有不同(图1)。
(1)
式中, Xsij表示i样本j指标经过处理后的标准化数值, Xij表示i样本j指标的原始数值,maxXj表示j指标的原始数值最大值,minXj表示j指标的原始数值最小值。
同时，各个职能部门在进行分散采集的时候，数据标准各、尺度不同，数据杂乱无章，不仅难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也加大了大数据汇总的难度，降低了数据对于创新培养的引导意义。
基于各指标的标准化数值，计算农户五大生计资本的数值以及生计资本的总指数。公式为：
(2)
式中:T表示生计资本总指数，Wij表示第 i类生计资本的第 j个评价指标的权重，Xsij表示第 i类生计资本第 j个评价指标经过处理后的标准化值。
生计多样化有利于农户生计风险分散，提高农户生计适应性强度，增强农户生计适应的可持续能力。采用每个家庭从事的生计活动种类作为生计多样化指数[11]，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则取其均值。
三、结果与分析
(一)农户类型特征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数据和农户生计选择情况，借鉴以往农户类型划分的研究成果[9-10,13-14]，将研究区农户分为务农主导型农户、务工主导型农户、工农兼顾型农户、旅游主导型农户、综合型农户、非农工型农户共六种类型(表2)。
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指数值最高的是综合型农户，指数值为2.45，但其人均年收入为1.07万元，不是最高值，非农工型农户人均年收入最高，达到了2.23万元。此外，旅游主导型农户人均年收入也高于综合型农户，为1.57万元。这主要是因为非农工型农户受教育水平较高，不受传统务工务农的生计限制，收入稳定性更高。而旅游主导型农户由于旅游产业规模较大，相比综合型农户的小型商店，收入水平更高。综合型农户具有人力资本优势，家庭总人口数较多，劳动力充足，即使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也能凭借劳动力优势积累资本，从而获得多样化生计发展。务农主导型农户与务工主导型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值较低，这两类型农户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均较低，制约了多样性生计发展。整体而言，农户随着生计多样化指数的提高，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生计适应逐渐稳定，其中，人力资本是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关键。
务农主导型农户占总样本的9.13%，该类农户土地较多，户均0.174hm2。但户均劳动力人数为1.79，受教育程度指数为0.32，人均年收入仅为0.31万元，在六类农户中收入最低。该类农户受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影响，农业发展成为该类农户的主要适应方式，农产品用途多为售卖。务工主导型农户占总样本的35.10%，该类农户劳动力规模与家庭收入均高于务农主导型农户，户均青壮年劳动力人数为2.49，人均年收入为0.79万元。土地面积为0.166hm2，但多租赁出去或被政府征收。该类农户劳动力常年在外务工，但务工渠道较少。工农兼顾型农户占总样本的34.14%，该类农户户均劳动力为2.59，户均土地0.381hm2，部分农户的土地来自个人承包。由于劳动力与土地较为充足，该类农户选择长期性务工生计，同时兼顾务农生计，整体上对务工的重视高于务农。旅游主导型农户占总样本的7.21%，该类农户土地最多，为0.528hm2，人均年收入较高，为1.57万元，仅次于非农工型农户。该类农户往往分布在景区附近，住房面积大，房屋设施完备，依托乡村旅游地资源，发展农家乐等旅游类产业。综合型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占总样本的5.29%，该类农户户均劳动力人数最多，为3.45。人均年收入1.07万元，仅次于旅游主导型农户及非农工型农户。由于劳动力十分充足，该类农户选择多样生计发展，通常是一部分劳动力长期在外务工，一部分劳动力在家经营小型商店或务农。非农工型农户占总样本的9.13%，该类农户人均年收入最高，为2.23万元，土地最少，户均为0.148hm2。该类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生计方式不再依靠农工，收入稳定，家庭生活水平较好。
表 2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特征
(二)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
(3)基础数据的处理。由于各种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测量指标的量化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图 1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3]，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阐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注入了巨大动力；也为新时代如何增强理论自信指明了根本途径。
(三)农户生计适应分析
金融资本是农户转变生计方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非农工型农户金融资本值最高，达到了0.145。该类型农户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社会地位较高，收入非常稳定，不受工农生计限制，与其他类型农户相比，选择生计转换的能力更强，抗风险能力也更强。
图 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状况
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是推动农户生计转变、增强农户生计适应性的关键因素。研究区农户人力资本总体偏低，如务农主导型农户人力资本值仅为0.055，生计转变能力弱，而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户，生计转变能力较大，可更合理的选择生计策略，生计适应性更优。
随着乡村旅游地发展，其交通、公共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物质资本总量将得到改善。但调研数据显示，研究区农户物质资本差异明显，旅游主导型农户物质资本值最高，达到了0.104，而务农主导型农户仅为0.054。这种差异与农户优势生计有很大关系，务农主导型农户以务农为主，物质资产多是维持简单生活需要。旅游主导型农户以旅游经营为主，需要向游客提供较多服务，要求其物质资产不仅要多样化，还要质量保证，故其物质资本值较高。
点校古籍需要有审慎的态度，不能马虎大意或操之过急。《中华道藏》中出现了大量的“正字误录”现象多为此种原因造成。点校者未能仔细查看字形，大多录成该字的形近字，或录成音近字；也有受上下文的影响，录成误字，甚至出现衍夺等现象。由于录字失误，导致误断句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计算结果显示，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不同农户类型的生计资本状况不同(图2)。其中，自然资本差距不大，务农主导型农户自然资本值最高，为0.067，其土地利用类型较单一，以农业种植为主，少部分土地被征收，而其他类型农户土地利用类型较多，多用于租让、花卉和林业种植等。
社会资本可以增加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能力。调研数据显示，研究区农户社会资本值普遍较低。除务农主导型农户社会资本值仅为0.024之外，其他农户的社会资本值差异不大。研究区农户多数选择务农与务工之间的生计转变，邻里之间来往密切，关系较好。但研究区关于农业合作社之类的组织极少，农户技能培训机会较少。而农户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在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朋友较少，社会关系网络整体质量不高，总体社会资本值偏低。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的发展对村落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影响，农户原始生计选择与生计发展观念受到冲击，不同类型农户的适应行为和适应能力不一样，通过厘清农户生计的适应机制，辨明生计适应的发展过程，为后续农户适应行为优化提供决策依据(图3)。
不同的生计状况对其生计策略的选择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了不同的生计适应结果。但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生计资本可以相互转化，又影响了农户未来的资本、生计发展潜力。访谈结果显示，大部分农户有生计转变的愿望，但受到金融资本的限制，很多适应性行为不能实现，大部分农户只能选择成本最小的务农和务工之间的生计转变。少部分被访者以稳定的收入来源为本金获得了部分贷款，实现了生计转变，这部分群体主要是旅游主导型农户。由此可见，尽管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状况不同，但总体资本量较小，内部结构差异也较小，其中，金融资本是决定农户生计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农户适应机制分析
方便操作。中国菜的创新应便于操作，以免造成资源浪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人民已经发现一些食品的制作需要繁多流程，在加热次数足够多的情况下，会大大降低菜品中的有效营养，使中国菜的创新失去价值。所以，中国菜的创新要尽量减小成本，并且减少制作时间。
图 3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机制
(1)内外动力作用推动农户生计适应。乡村旅游政策导向和核心景区转型发展是农户生计适应的外部推力。随着国家乡村旅游政策的相继出台，乡村旅游地迎来了巨大发展机遇，而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与核心景区资源互补、客源共享，随着核心景区的转型升级和区域产业的融合发展，大量游客流向核心景区周边的乡村旅游地。这些外部力量一方面促进了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扰动了村落原始环境，对农户原始生计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得农户生计策略出现了改变。而农户自身的属性，即生计资本状况是生计适应的内在动力。在原始生计受冲击的背景下，生计资本的总量数和内部结构决定了农户生计适应能力和适应行为。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正是在内部压力和外部推力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出现了生计适应行为。
FENG Shu-gai, LIU Yi-xuan, ZHANG Hui-qin, YAN Hong-li, ZHU Min, DU Hui, ZHANG Wen-jing, YIN Hui-rong, SONG Di,LIU Min, LIN Sha-sha, HU Ting-ting, WANG Ling, HONG Yi, SHI Min-feng
(2)生计资本状况主导生计适应过程。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是生计适应的前提基础。核心景区开发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征收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使得农户自然资本大量减少，而农户其他资本总量偏低，且资本结构单一，为了更好的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农户适应行为逐渐发生。而农户原始生计资本状况存在差异，导致农户做出了不同的适应行为，选择了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农户生计适应类型，即选择农业发展形成了务农主导型农户，选择务工转移形成了务工主导型农户与工农兼顾型农户，选择旅游发展形成了旅游主导型农户，生计多样化形成了综合型农户，非农工化形成了非农工型农户。
(3)生计结果产出促使生计资本优化。六种农户适应类型产出不同的生计结果，因其资本量与资本结构状况不同，其生计发展的潜力也不同，如综合型农户因人力资本的数量优势，可以选择更多的生计方式，发展空间更大。生计结果产出后，新一轮的生计资本开始积累，一定条件下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金融资本中的家庭收入提高后，可以购买更大、更舒适的住房，这也就转化成了物质资本值。但由于生计潜力的差异，资本积累和转化情况不同，造成资本结构优化程度不同。优化过后的资本结构寻找更优的生计目标，促使生计策略重组，农户生计性增强，又反馈至乡村旅游发展。如此，形成一种生计适应的可持续状态。
对于美国国内，虽然11月月度报告压榨量上调27万吨至5661万吨的历史高位，但受制于大幅降低的出口，美豆预计期末库存上调约8%至2600万吨，供给过剩致使美豆价格压力明显。
四、结论与对策
针对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特征，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基于DFID可持续分析框架，以生计资本为媒介，对农户的生计适应行为、影响因素及适应机制进行探讨。研究结论如下：(1)外部推力和内部压力使得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农户原始生计受到冲击，引发农户的生计适应行为。因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在生计适应过程中，形成了务农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工农兼顾型、旅游主导型、综合型及非农工型农户共六种农户适应类型。其中，旅游主导型农户、综合型农户与非农工型农户生计适应状态较好。(2)由于生计资本量的缺乏与结构失衡，整体而言，农户生计适应效果不太理想。农户在自身生计资本拥有状况的基础上，选择生计适应策略，其资本的性质与状况也决定了生计适应效果。大部分研究区农户原始资本量较少，生计资本转化受到限制，生计适应效果较差。(3)人力资本是农户生计适应的关键因素，金融资本是农户生计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对生计多样化具有决定性作用，还对其他资本量的积累与资本间的转化具有重大影响。而大多数农户因金融资本不足，难以发展其他的生计方式。(4)乡村旅游景区的发展状况影响农户选择旅游类产业作为生计转变的信心。景区旅游资源单一，旅游产品不够丰富，客流量少等问题，影响了农户对旅游类产业的生计转变信心。
综上所述，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需提升关键的农户生计资本值，增强农户的资本转换能力，寻求生计更优组合，提高农户生计适应性。(1)通过提供技能培训，建立信息平台，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一方面，为大南岳旅游圈周边乡村旅游地农户提供实用的农业技能、旅游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另一方面，建立完善就业信息平台，做好相关行业的宣传工作，拓宽农户的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合理配置劳动力。(2)通过合理补偿制度，降低贷款门槛，提升农户的金融资本。一方面，乡村旅游景区开发过程中，对土地征收应给予农户更合理的补偿。另一方面，改善乡村旅游地的金融环境，适当降低农户的贷款门槛，为农户的生计转变提供资金支持。(3)通过宣传旅游知识，正确引导农户，提升农户的认知水平。一方面，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宣传旅游发展知识，引导农户强化旅游感知，科学认识旅游发展。另一方面，引导农户正确理解与把握旅游带来的发展机遇与风险，合理转变生计方式。(4)通过合理规划景区，科学开发资源，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一方面，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合理规划景点布局，提高景区观赏舒适度。另一方面，丰富旅游资源，开发多元化的的旅游产品；提升景区对游客的吸引度，通过客流调节淡季旺季的差异，为农户的生计转变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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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091(2019)01-0026-07
【收稿日期】 2018-06-2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转型期旅游驱动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与调控路径研究”(41501191)；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社会-生态-地理“过程研究”(2016JJ2010)；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社会脆弱性评价与因影响因素分析——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C1717)
【作者单位】1.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湖南 衡阳,421002；2.衡阳师范学院 城市与旅游学院，湖南 衡阳,421002
【作者简介】 李伯华(1979- ),男,湖北黄冈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人居环境学。
标签：景区边缘型论文; 乡村旅游地论文; 大南岳旅游圈论文; 农户生计论文; 适应性论文; 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论文; 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