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中国论文,最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和“最初的中国” “中国”名称之初现，在考古资料方面，有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民”①；在文献方面，有《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土于先王”，《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在其语境里，“中国”均指以河洛汇聚之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肇始于“西土”的周人对夏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的称呼。这应是“中国”原初的含义，可称为狭义的“中国”。“中国”的现代词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指代有着特定疆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种指代在清晚期已经明确出现，经民国时期，沿用至今②。此为“中国”的现代含义，可称为广义的“中国”。与此对应，“最初的中国”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讲，指的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最早的王朝或国家级政体③；广义上讲，则指的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本文讨论的是广义的“最初的中国”。 丰富的考古资料表明，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尤其是其后半叶已经初步形成，本文意在探讨如何以考古学的方法定义和认定这一“最初的中国”。 二、“最初的中国”概念的提出 “最初的中国”在“古史辨”派出现之前本不是问题，在以文献构建的古史系统中被追溯到了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征伐四方，其疆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俨然已缔造了最初的中国。20世纪初蓬勃兴起的“古史辨”派动摇了整个古史系统，现代中国的源头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了问题。史学界将重建古史的希望寄托在了新生的考古学身上。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就明确指出：“我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④。 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的目标主要是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论证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⑤，在史前文化整体格局构建方面，接受了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梳理古史记载得出的“夷夏东西”框架⑥，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提炼出彩陶和黑陶两大标志性文化特征，将当时主要的史前考古发现均纳入这两大文化系统中，并以东西二元对立解释二者的关系。此模式明显意图将考古资料纳入古史系统，建立史前时代中国与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但没有学者明确提出“夷夏东西”格局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雏形的出现。 1949年以后，“黄河流域中心”模式或称“中原中心”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强调黄河流域的核心作用和强大影响力。安志敏提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⑦。石兴邦也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历史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⑧。此模式之主旨正是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确立史前基础，证明在史前时代，黄河流域已经以其核心作用和影响力将各地区维系为一个整体，形成了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但也未明确提出“最初的中国”的概念。 1981年，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模式⑨，否定中原地区的领先地位，强调各区系的独立性，指出它们“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区之间“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此模式纠正了“中原中心论”对黄河流域核心作用的片面强调，但并未充分讨论失去了黄河流域的强大维系力，各区系何以成为一体。
图一 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采自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图一，《文物》1987年第3期) Ⅰ.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 Ⅱ.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 Ⅲ.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 严文明在1987年提出“重瓣花朵”模式⑩，提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图一)。此模式还非常明确地将各文化区系与文献记载的华夏、戎羌、东夷等联系起来，提出重瓣花朵格局的形成“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此“基石”与我们讨论的“最初的中国”的内涵几乎相同。 几乎在“重瓣花朵”模式提出的同时，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11)。他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中国各地史前文化互相分立，“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这几处文化放在一起来讨论”。公元前5000左右，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图二)。“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是“最初的中国”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并清晰表述。 近年来，韩建业认为由于庙底沟文化的强力扩张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无论是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简称‘早期中国’”(12)。这是对“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的呼应。在古史研究界，李学勤则提出考古学认定的“龙山时代”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比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这个文化的‘场’正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13)。这个“场”与“最初的中国”概念非常接近。 三、“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 张光直对“中国相互作用圈”即“最初的中国”的表述中，点明了这一概念的三个要点：文化的发展、因“彼此密切联系”形成的“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与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准此，我们可以将“最初的中国”定义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这些要点都可以用考古资料加以认定。 (一)文化的发展
图二 “中国相互作用圈”(采自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图一，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在“文化的发展”方面，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第四千纪，尤其是其后半叶，是中国史前时代重要的转折期，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几乎同步上演着跨越式的发展(14)。 在黄河下游，时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开始出现。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M2005随葬品共计104件，包括陶器58件及石器、骨器、象牙器、獐牙、猪头骨和牛头骨等(15)。在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随葬大量玉器、石器的大型墓葬，其中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16)。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最高规格的墓葬，其中M91有随葬品38件(套)，包括14件玉器(17)。在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晚期的龙王山墓地墓葬等级差别明显，大型墓葬M11有随葬品159件(18)。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的随葬品中包括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19)。半支箭河(20)和蚌河流域(21)的调查也显示出红山聚落的等级化现象。 在中原地区，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庙底沟时期的聚落数量从仰韶早期的13处增加到19处，而聚落总面积则从44万平方米增加到近190万平方米。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22)。晋南垣曲盆地的调查获得了类似的结果(23)。对铸鼎原地区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的房屋已经发掘：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24)；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最大的墓葬M27墓口面积达17平方米(25)。 (二)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 引人注目的是，各文化区不仅社会同步发展，地区间的交流互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确实因“彼此密切联系”而形成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逐渐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 张光直在论证“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时，列举的证据主要是各地区陶器的相似性。任式楠在讨论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交流时也以陶器为主(26)。更多的学者以庙底沟风格彩陶的传播为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最重要证据(27)。但正如笔者讨论过的，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而构建的社会上层交流网及以之为媒介的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的交流，应是促成各地区一体化的更重要的推动力(28)。 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深度相似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归纳起来，两者相似的玉器种类包括玉人、写实玉龟、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玉筒形器、红山文化玉猪龙和凌家滩玉龙、双联璧、玉环、玉镯、玉璧、玉钺、凌家滩胸负八角星及双翅为猪首的玉鹰与红山文化“枭形勾云形器”、凌家滩“兔形器”(87M10∶7)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所出“玉凤”(N16M4∶1)等。龟的抽象形式筒形器在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大溪文化中也是大型墓葬的重要随葬品。大口缸很可能是当时与社会上层的丧葬和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盛储器，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遗存和庙底沟文化的大型墓葬中均流行以之随葬。这些大口缸形态相似、大小相近、摆放位置相似，应是社会上层相互交流的结果。各文化随葬钺的情况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首先是钺的“仪仗性”加强；其次是大型墓葬中普遍流行随葬多件钺。这表明钺已经普遍成为权力和身份的重要标志，葬钺已经成为重要的制度。各地区社会上层的交流无疑是促成此变化的重要原因。由玉、象牙和绿松石等稀有珍贵原料制作的装饰品在各地大型墓葬中的流行也是社会上层交流的重要证据，其中象牙器颇引人注目。大汶口文化大型墓葬中象牙器种类丰富，崧泽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墓葬中均发现有象牙镯。 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不同，上述“社会上层交流”是在各主要文化区社会同步跨越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社会上层出现的背景下发生的，交流的内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 (三)与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 以社会上层交流为主要推动力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与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包括地理和文化两个方面。正如张光直所言：“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该时期形成并在各地区共享的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均成为后世相关思想和制度的滥觞。 综上所述，考古资料清晰显示，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亦即初步形成了我们定义的“最初的中国”。 四、“多元”和“一体” 需要强调的是，此“最初的中国”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兼具多样性和统一性。 在“多元”方面，不仅是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面貌的多元，而且包含以下要点。 首先，各地区相对独立发展，开启了自己的文明化进程，没有证据表明某一个地区在“最初的中国”初步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引领其他地区的核心作用。 自“区系类型”模式提出后，“中原中心”模式对黄河流域在中国史前文化发展中的领导地位的过分强调已经被扭转，但在讨论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中国史前社会的普遍发展时，仍然有学者坚持庙底沟文化发挥了特殊作用的观点。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广泛传播是公元前第四千纪发生的重要文化现象，久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严文明指出：“庙底沟期是一个相当繁盛的时期，这一方面表现在它内部各地方类型融合和一体化趋势加强，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外部文化影响的加强”(29)。王仁湘也指出：“庙底沟文化彩陶播散到这样大的一个区域，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一个范围很值得注意，这可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最核心的区域。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对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好好思考一番了”(30)。韩建业则明确提出，庙底沟彩陶的强力传播催生了“庙底沟时代”，而该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31)。这一可以被称为“彩陶中国”的观念颇可商榷。正如笔者讨论过的，彩陶是当时被广泛交流的各种文化元素之一而非全部。彩陶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易于被模仿，可以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特性，似乎并不完全归功于庙底沟类型的超强实力和核心地位(32)。 其次，正如有学者已经注意到的，各地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表达等级、展示权力和维持统治的策略各不相同(33)。凌家滩和红山社会均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宗教气息浓郁，但红山社会有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与世俗隔绝的仪式活动中心。大汶口文化社会高等级墓葬随葬品奢华，但以表达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财富的精美陶器、饰品和猪下颌骨等为主，缺乏特殊玉器等宗教仪式用品；崧泽文化与之相似。大溪文化社会的大型墓葬随葬品数量大，但以明器化的日用陶器为主。庙底沟文化社会中，大型墓葬规格庞大，但随葬品数量很少，同时存在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筑。很明显，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不尽相同，所选择的社会复杂化道路各具特色。 第三，各地区的社会上层在交流中采取的是各取所需、而非全盘接受的态度，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例如，处于存在特殊交流关系的凌家滩和红山文化之间的大汶口文化与南北两个邻居均有交流，其墓葬中随葬的连环式璧和龟的抽象形式筒形器即是交流的明证。但大汶口社会上层并未接受各种蕴涵宇宙观的玉器，而是坚持使用表达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财富的物品随葬，明显选择了更适合于本地传统的更加世俗化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虽然密切交流形成了很多传播广泛的“时代风尚”，但各地区在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道路上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色。 在“一体”方面，也不仅限于在密切的交流中，各地区出现了相似的陶器，形成了以彩陶的广泛传播为代表的“时代风尚”，还包括两个要点。 首先，各地区逐渐开始共享相似的文化精髓。就目前的资料看，这些精髓可能包括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筒形器等器物反映的相似的宇宙观、天文历法、沟通天地的手段和各种礼仪，玉钺等器物反映的相似的表达权力的形式，大口缸等器物反映的相似的丧葬礼仪等。放眼东亚大地，这些相互作用的文化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区别于周边地区的进入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文化共同体。 其次，踊跃参与着区域间交流的各地区社会精英们很可能已经认识到了此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根据西方学者的相关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34)，在巴拿马前殖民时期的酋邦中，社会上层经常采取亲身旅行这种直接的交流方式。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内容包括最高级、最神秘的知识，需要面传身授；二是对于社会上层来说，游学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也是必须具备的英雄经历，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很可能也发生过类似的各地区社会上层间的直接交流，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存玉器的高度相似性就是这种交流的最有力证据(35)。参与交流的社会上层们很可能积累了被纳入交流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丰富知识，并产生了对相应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心理范围的某种认同。 苏秉琦曾对广义的“中国”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视野宏阔的总结，认为其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三个阶段(36)。“最初的中国”出现的时期，也正是共识的“中国”形成的时期。 张光直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指出：“谈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37)。强调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不仅要探讨什么是“文明”，也要关注什么是“中国”。努力对“最初的中国”进行考古学认定将为“中国文明”的定义和形成标准的探索提供重要的视角。以此视角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讨论(38)，我们会深切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并不仅仅是要为已经建立的经典社会发展框架增添一个新的证明，更是要确立我们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寻找中国文明的独特基因。 ①于省吾：《释中国》，见《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②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③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④顾颉刚：《自序》，见《古史辩》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⑤李新伟：《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构建的心路历程》，见《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⑥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⑦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 ⑧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⑨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⑩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11)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2)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第3期。 (13)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见《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 (14)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中期的社会分层》，见《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1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1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17)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M9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1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门龙王山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19)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 (20)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蚌河、老虎山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3期。 (22)Ma,Xiaolin,Emergent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Yangshao Culture:Analyses of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faunal remains from Lingbao,Western Henan,China(c.4900-3000 BC).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453,2005. (23)中国国家博物馆：《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26)任式楠：《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27)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 (28)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29)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见《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30)同(27)。 (31)同(12)。 (32)李新伟：《“彩陶中国”的重新思考》，《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33)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34)Helms,M.W.,Ancient Panama:chiefs in search of power.Austi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9. (35)同(28)。 (36)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37)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38)白云翔、顾智界：《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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