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经济界继续研究和讨论国际经济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某些方面研究有新的进展。这里就主要的几个方面的讨论情况加以综述，即人民币的汇率水平是否合理，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和改革路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趋势及我国的对策，反全球化运动；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等。
一、人民币汇率水平与汇率制度研究
理论界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二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的改革目标和改革路径。
（一）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
2004年，人民币汇率水平依然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热点问题。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的研究视点、是否应该升值以及如何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理论界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视点应在国际经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必然会遇到汇率升值的内部和外部压力。日、德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必然会对汇率水平进行渐进调整。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必须要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决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注：张斌、何帆：《如何应对经济崛起时期的汇率升值压力》，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3）。）有学者指出，人民币汇率水平能否保持稳定，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利益。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时，不应盲目乐观，在总体上不具备货币升值所需的雄厚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切不可屈从经济以外的因素而考虑让本国货币升值。（注：余昌森：《亚洲国家汇率制度变革的教训与启示》，载《理论学刊》，2004（3）。）有学者强调，汇率水平的决定权是一国经济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考虑具体汇率水平应首先考虑本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利益，而不是考虑个别利益集团和其他国家政治压力。汇率什么水平合理，什么时候变动完全由国家独立操作判断，基本标准只有一个：维护国家的对外经贸和投资利益。（注：杨涤：《汇率分析范式转换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载《世界经济研究》，2004（7）。）
还有人认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人民币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秩序关系的问题。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因此，中国政府应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为契机，对未来数十年的国际金融政策做出前瞻性的通盘考虑。否则，人民币汇率基于国际压力产生的变动将对中国产生的制度性连锁反应是不可估量和难以挽回的。（注：高柏：《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载《战略与管理》，2004（1）。）另外，有学者提出，人民币汇率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可持续的升值预期。目前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不是来自市场压力，而只是一些利益集团的短期行为。对这些利益集团的要求，我国政府应有客观的评价。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水平只是中美相关贸易冲突的导火索，更多压力和矛盾集中在中国的外贸战略和政策方面。我国政府应以此为契机，反思和调整外贸政策。这样，从近期效果看将有利于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从长远看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刘霞辉：《人民币进入了长期升值预期的阶段了吗？》，载《经济研究》，2004（2）。）还有学者提出，从经济学角度看，美国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是没有道理的。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威胁论”的延续，同时也是美国两大政党政治斗争的产物。因此，人民币升值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最终需要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来解决。（注：赵勇：《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冷思考》，载《金融教学与研究》，2004（2）。）
第二种观点主张，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应保持稳定，不应升值。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虽然会使中国公司购买外国资产或在海外扩展时所花的资金较少，国家的外债也将减少。然而，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不利因素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好处。人民币的升值可能加剧中国国内的通货紧缩；使中国公司更难盈利；加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减缓外汇储备增长速度；阻碍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并影响就业。（注：张锦冬：《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论》，载《经济学动态》，2004（1）。）
有学者指出，美国将其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汇率太低，进行不公平竞争是没有理由的。保持现行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各国在华的跨国公司都是有利的。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导致我国大批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同时在国际市场普遍存在升值预期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甚至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保持现行人民币汇率稳定是正确的选择。（注：丁冰：《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看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载《经济学动态》，2004（1）。）还有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对刚刚复苏的美国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当前，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第三大持有国，对美国债券市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每年吸收的外资数量必然减少，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也将减少，进而引发美国债券利率增高。债券利率的增高将直接导致美国国内需求的缩减，使刚刚复苏的美国经济重新陷入低迷。（注：牛向东：《从中美贸易纠纷看人民币该不该升值》，载《中国经贸导刊》，2004（3）。）
如何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尽管一些学者主张人民币汇率水平应保持稳定，但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确实存在，甚至已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如何舒缓这些压力，将其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有学者提出，首先，政府通过提高外汇政策透明度，稳定汇率水平，提升政府公信度，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其次，急速开放市场，完善外资政策，增加外贸透明度。第三，减少经常项目下外汇限制，适当放宽资金流出限制。第四，培育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注：骆克龙、王继祖：《人民币升值压力来源及其舒缓》，载《南开学报》，2004（2）。）有学者认为，近期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可采取一些减压措施：（1）改革现有的结售汇制度；（2）改革现行储备制度和政策，加大战略物资储备，减少经常项目顺差；（3）运用市场机制缓解由外汇储备增加所引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增加问题；（4）鼓励资本流出，加强对资本流入管理，改变资本流出流入不对称的状况；（5）尽早实施QDⅡ（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机制）；（6）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延长经济发展周期；（7）推动人力成本升级，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生产方式转变等。（注：牛向东：《近期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措施》，载《经济学家》，2004（4）。）还有人强调，市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有利于舒缓货币升值压力，但是不能完全化解这一压力。为了维护钉住汇率平价，需要政策干预和制度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慎重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注：孙华纾、马跃：《升值压力的缓解：利率机制和政府对策》，载《金融研究》，2004（6）。）
第三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应该温和的、有条件的升值。有学者提出，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确实存在长期被低估的问题，应该进行调整。我国处于重化工业化时期，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缓解通货膨胀，促进技术进步，因此不仅不会打击出口，扩大贸易逆差，还可以改善贸易条件，提高人民币资产价值。事实上，中国面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最大风险在于升值预期而不在升值本身。如果我国政府能够采取措施果断升值并采取系统对策，可以使中国经济接近稳定的国内外平衡。（注：杨帆、陈明生等：《人民币升值压力根源探究》，载《管理世界》，2004（9）。）还有人认为，目前人民币可以考虑适度升值。人民币适度的升值有利于减轻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汇率升值也有助于解决我国非贸易部门发展滞后的问题，从而增强宏观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降低名义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导效应。（注：雷达、于春海：《开放进程中的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制度的选择》，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12）。）有学者强调，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会引起本国货币的走强，并且存在滞后性和阶段性。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走势决定了我国货币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但如果现行名义汇率较大幅度的偏离了这一趋势，就需要调整名义汇率，否则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造成内外部经济的失衡，给国家整体经济运行带来负面效果。（注：薛敬孝、张晓东：《大国经济快速增长引致汇率走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载《南开经济研究》，2004（2）。）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重新选择的问题。如何改革人民币现有的汇率制度，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看法。
一种研究思路强调，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首先必须研究如何做好汇率制度改革前期的准备工作以及选择最佳的改革时机。有学者指出，目前国内相关的理论成果忽略汇率制度改革前提的研究。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改革的正确秩序，应该是先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创造和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注：江春：《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几点重新认识》，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9）。）
有人进一步指出，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微观层面的市场基础薄弱和宏观层面的调控监管能力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完善微观基础，具体内容包括尽快采取措施培育外汇市场微观交易主体、增加外汇交易品种、健全交易方式，以及形成完善的汇率形成机制。（注：项春生：《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终极目标与推出战略》，载《财经科学》，2004（5）。）还有人认为，中国改革汇率制度的最佳时机是我国国际收支取得均衡和强烈升值预期基本消失的时候。从技术层面看，将外汇储备增减幅度的明显缩小作为判断的一个参考标志。改革之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改革国内金融体系，使其变得更为健康和稳固；其次，建立相对完善的外汇市场，为汇率制度的改革准备微观经济条件。在退出现行制度的方式选择上，应采取渐进方式，保持汇率体制改革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相协调。（注：张礼卿：《人民币汇率制度：现状、改革方向和近期选择》，载《国际金融研究》，2004（4）。）
有学者强调，中国退出现行的固定汇率制，扩大汇率灵活性是新兴国家汇率体制演变的普遍现象。退出时机应根据：（1）外部基本均衡情况和对冲击的调节机制是否足以稳定汇率。（2）宏观经济基本面强，控制短期资本流动和加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是保持退出平稳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防线。（注：郑红：《从固定汇率制推出的经验和战略》，载《金融研究》，2004（8）。）有人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两方面：首先，建立能够反映中国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其次，尽量减少由于汇率调整所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关于汇率制度调整方案，应首先引入一次性的汇率水平调整，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引入人民币汇率区间浮动机制，真正实现浮动汇率制度。引入浮动汇率之前，合理放宽外汇交易管制，积极发展国内债券市场，建立、健全各种类型的外汇市场，是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首要工作。（注：张斌：《人民币汇率重估与汇率制度改革》，载《管理世界》，2004（3）。）
关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措施，不少学者提出分阶段改革的具体思路。有学者认为，中国面对新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继续维持固定钉住汇率安排，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成本。但目前中国尚不具备成功浮动汇率制度运行所需的条件，因此，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比较符合中国现实。（注：齐琦部：《论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载《金融研究》，2004（2）。）还有学者提出，在目前经济条件下，中国应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选择的首要核心是确定汇率的中心平价。在此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政策目标选择不同灵活性的浮动汇率带，才能逐步实现人民币真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注：张静、汪寿阳：《汇率制度的研究》，载《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4（1）。）有一种观点认为，近期汇率制度改革首要任务是将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这样既可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稳定，又能够尽可能的避免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导致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待到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升值预期不强烈时，人民币汇率制度中期改革目标即可从钉住一篮子货币转向美元爬行区间，增强汇率弹性，为人民币真正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提供基础。（注：王仁言：《近中期中国汇率制度的选择》，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4）。）
有学者强调，汇率制度改革应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现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向目标区汇率制渐进变迁。第二步是在金融深化的基础上，实现过渡期目标区制的汇率制度向更具弹性的浮动汇率制度渐进变迁。（注：孙云峰：《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载《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10）。）有人还将人民币汇率制度进程分为近、中、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积极推进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结售汇；第二阶段逐步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第三阶段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浮动。（注：王爱俭：《论现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阶段性与合理性》，载《当代财经》，2004（1）。）
二、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研究
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理论界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发展趋势及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的对策，二是深入研究反全球化运动。
（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研究
关于经济全球化本质和发展趋势方面，很多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冲出民族国家的界限，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注：赵景峰：《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展》，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4）。）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前这种在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并保证这些国家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从长远看全球化中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将受到挑战。具体表现在，它将和国家保护主义思潮在斗争中长期并存；它将受到经济区域化的挑战；经济自由理念将与经济民主和平等理念长期并存。（注：王志伟：《经济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属性包括两方面内容。它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扩张的产物。因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面临两难选择：发展中国家必须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条件，但参与的结果则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注：胡俊芳：《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载《亚太经济》，2004（1）。）
还有学者提出，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本质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分散化；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它的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中国要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增进国家利益，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注：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预测，有学者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其发展趋势必将导致全球经济不平等和贫富悬殊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地位越来越不平等。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必要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应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力量。（注：杨春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主导性》，载《高校理论战线》，2004（1）。）
有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经济全球化虽然有助于资本主义自我调整，帮其赢得了较长的稳定和繁荣，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深化发展。当代资本主义这些新变化，既对社会主义形成巨大挑战和冲击，又促使社会主义运动在更大和更深层次上发展。（注：赵冰：《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1）。）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全方位和深远的影响，如何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是对中国政府宏观经济驾驭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为此，不同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为缓解中国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本国经济，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政府职能必须完成三个转变。首先，弱化政府微观经济干预职能。其次，强化政府服务和宏观调控职能。第三，转化政府中介职能。（注：黄泰岩、张宏伟：《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载《教学与研究》，2004（7）。）
有人强调，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集中体现为跨国公司的进入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执行对我国行业中企业间垄断竞争关系的影响。当前，我国在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这种状况严重制约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因此，我国急需在竞争性、准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产业领域提出具体的竞争政策。（注：齐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市场结构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10）。）
还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缺乏弥补全球市场失灵的国际架构，而且在不同商品贸易的自由度和不同要素流动的自由性方面极不均衡，这加剧了市场经济自身弊端——两极分化。因此，提倡均衡的全球化战略，推动发达国家获取利益与应负责任的均衡、商品贸易自由与要素流动自由的均衡，不失为我国的一种现实选择。（注：杨正位：《均衡的全球化战略——发展中国家应对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总体战略》，载《国际贸易论坛》，2004（1）。）
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自身具有促进生产力水平提升的进步性和诱惑力。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来考虑自身的参与度，而不应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盲从经济全球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应该奋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强国际核心竞争力。只有在此基础上，“与国际接轨”才更有现实意义。（注：胡培兆：《经济全球化及中国的“与国际接轨”》，载《广东社会科学》，2004（2）。）
（三）如何认识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如何看待这一运动，理论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反经济全球化是弱势群体和受害群体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阴暗面的揭露。它是对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观点的批判和反思。反经济全球化的存在促使全球化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修正，但是在反经济全球化运动中也存在着反历史的非理性本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对上述两种趋势正确认识、全面研究。（注：李智：《当今反全球化的思潮》，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3）。）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反全球化运动发展趋向分为对全球化的革命与改良两种。革命性的方案中包括社会主义主张、无政府主义主张和民族主义主张。改良方案包括人道的全球化、民主的全球化、可持续的全球化、包容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全球化。这些主张的存在证明，反全球化是对在否定的过程中从正面提出了全球社会经济未来发展的替代模式。（注：陶文昭：《反全球化的新趋势和未来替代》，载《高校理论战线》，2004（4）。）
三、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是一对紧密相关但研究重点又各有侧重的重大课题。理论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国际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在华国际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趋向。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多学者认为它的重要贡献在于产生的溢出效应和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学者对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做出如下评估：创造新增就业的贡献；促进贸易扩张，但可能给未来的中国国际收支带来巨大黑洞；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升了中国工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考虑到挤出效应和我国高储蓄率，它对资本积累的贡献有限，但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注：于永定：《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2）。）有人进一步指出，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揽子资源”，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它的直接的资本效应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它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注：李萍：《进一步提高我国利用外资实效性的思考——注重发挥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载《国际贸易问题》，2004（12）。）有学者强调，运用“相对差距型”指标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的因素。有必要特别关注和监控行业内外资的能力差距，并在此基础上营造竞争环境、提升本地企业竞争能力、促进外资企业加速转移技术，以此促使外国直接投资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注：陈涛涛、白晓晴：《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载《金融研究》，2004（8）。）
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保留意见。有人认为，当前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内生技术能力培养贡献有限，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未来中国要想利用外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推动国家创新系统向世界创新系统演进；注重依靠本国企业，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技术能力；强化跨国公司根植性，促进技术外溢效应产生；重视外资企业组织能力转移；重视制度建设，完善市场机制等；在技术选择上要高度重视产业技术群的发展。（注：王春法：《FDI与内生技术能力培育》，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2）。）还有人强调，当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存在研发活动档次不高、投入较少、溢出效应不明显的特征。我国政府需要因地制宜，制定正确的政策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置研发机构，提高研发活动档次，加强溢出效应，提高本土吸收能力。（注：隆国强：《最大限度发挥溢出效应——吸引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战略意义与政策取向》，载《国际贸易》，2004（12）。）
为了进一步利用外资提高我国技术研发能力，有学者建议，跨国公司是我国对外开放后引进新产品新技术的重要载体。现在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跨国公司在我国具有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但是，我国注重利用外资提升产业、产品和技术水平的同时，应当注意，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技术能力领域的科研项目不能依赖外部资源；在吸引外资，开展跨国并购过程中必须注意垄断和经济安全等问题。（注：江小涓：《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和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2）。）还有人认为，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公司是先进技术的接收者。这种技术劣势使得中国公司缺乏获取技术垄断优势的条件。中国公司应以获取技术竞争优势为目标，加大自身研发力度，引进消化先进技术，与技术领先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以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注：徐佳宾、赵进：《跨国公司技术优势变迁》，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9）。）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
有一部分学者将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对我国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人力资本的提升具有深远的意义。外国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中国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转型，同时，还对增加就业、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积极作用。中国要实现充分就业，把人口规模转化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就需要发挥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注：蔡昉、王德文：《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一个人力资本分析框架》，载《财经论丛》，2004（1）。）有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两方面作用。技术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提升中国人力资本而实现的软技术外溢效应。我国政府应该在政策和法规上进一步完善、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发挥硬技术外溢效应。（注：江锦凡：《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载《世界经济》，2004（1）。）
也有学者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越高、成本越低，外国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越明显。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发挥外溢效应的首要前提是所在地必须跨越最低限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注：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载《世界经济文汇》，2004（3）。）。有人提出，将来一定时期，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仍主要是利用我国非熟练劳动力，同时将会向使用熟练劳动力方向转变。如果想要提升国际直接投资的附加价值含量，需要对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进行一些调整。一方面进行自主人才培养，提高人口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扩大与跨国公司合作，共同致力于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注：赵江林：《外资与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载《经济研究》，2004（2）。）
（三）在华国际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趋向和政府应采取的调控措施
有学者研究发现，从我国开始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到现在，如果仅从资金规模上考察，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总体效应呈中性。今后为了进一步发挥外资的挤入效应，我国引资政策应有条件限制外国直接投资涌向东部地区，鼓励其流入中部地区。（注：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的重新检验》，载《统计研究》，2004（7）。）还有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正发生“北上”、“西进”的梯度转移。外资向中西部转移采取渐进方式。中部引资速度将加快，在西部则主要集中在几个投资环境较好的中心城市。为了强化这一渐进梯度趋势，我国政府需要向外资提前开放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市场；向外资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着力打造几个重点城市，使之成为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注：江小涓、王迎新：《中国外商投资梯度转移问题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04（4）。）
有学者提出政府需要提高对外国直接投资协调运用的驾驭能力。在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是根据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均衡的要求，对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进行有效的宏观协调，充分发挥引进外资和国内储蓄的作用，以加速经济发展。具体宏观协调政策包括：（1）提高国内资本效率，促进国内资本形成；（2）优化外资结构，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配置效率；（3）疏通国际投资渠道，扩大对外投资，特别是战略性投资；（4）强化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注：陈享光：《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均衡分析》，载《经济评论》，2004（6）。）
还有人指出，随着在华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增大，跨国公司凭借其竞争优势实现了对中国市场进入壁垒的突破与重建，进而对我国产业组织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促进我国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市场势力增强，产业控制度高，导致我国市场二元极差增大。为此，我国应对现行的外资政策进行调整，规范跨国公司竞争行为，使其在调整中国市场结构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注：杨丹辉：《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市场结构变动的影响》，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3）。）
有人强调，外资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在于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而不是高新技术。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正在受到现实的挑战。为了进一步提高引资能力，中国应着重在市场准入和政策软环境建设上下功夫，以保证外资的持续增长。（注：胡祖六：《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2）。）
四、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
（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对近年新出现的贸易理论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检验，另一些学者则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在对新出现的贸易理论研究方面，有学者反驳了关于新贸易理论组成部分之间没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论点，提出新贸易理论是一个建立在新的分析方法基础上，具有理论统一性的理论体系。产业性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不仅在分析方法上是一致的，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基本上是同类模型的两个方面。新贸易理论在方法上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分析视野革命的产物，在内容上是现代贸易问题对传统理论挑战的产物。（注：刘元春、廖舒萍：《新贸易理论：缘起及其发展逻辑》，载《教学与研究》，2004（4）。）
还有学者对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兴古典政治经济学贸易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检验发现，新兴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效率和市场规模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论述，得不到实证数据分析结果的有力支撑。从市场规模得到的数据结果，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预期有所不同，但是却验证了新贸易理论观点。因此，就目前看来，以新兴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贸易理论，其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尚需进一步检验。（注：方进：《交易效率、市场规模和贸易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一个实证检验》，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9）。）
关于传统贸易理论的研究方面，有学者对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他们再次强调，有些人错误地批评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具有“静态性质”。事实上，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都具有动态性质。因此，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本身就是动态的理论。那些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观点，其理论依据并不充分。遵循现代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注：李辉文：《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性质——兼评“比较优势陷阱”》，载《经济评论》，2004（1）。）
（二）国际贸易实务研究
一些学者对我国当前的国际贸易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客观提出了调整国际贸易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应该对“大盈余”的对外贸易政策作出适当调整。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可以考虑从现行的非均衡向相对均衡过渡。这一调整不仅是统筹内外经济管理、缓解国内供求矛盾、稳定市场物价、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对改善国民消费福利和提升企业技术水平以及与贸易伙伴往来中争取协调主动均有利。（注：陈东琪：《从大盈余到基本平衡——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与趋势》，载《国际贸易》，2004（3）。）
有人主张，我国现阶段应该遵循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应将具有较大外部经济效应的产业确立为目标产业，从战略高度对这些产业进行适度的扶持和保护，尤其是要有意识地鼓励我国企业进入某些高科技产业，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处于有利的位置，推动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注：张序：《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思路”及其启示》，载《山东大学学报》，2004（3）。）
有学者认为，虽然我国开放式加外向型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外资外贸不宜长期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开发国内市场，采取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应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战略。而实现产业结构的提升则是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的关键。（注：金柏松：《向内需主导型过渡——适时调整我国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载《国际贸易》，2004（12）。）
还有人进一步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通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正在构建一个包含多层次的国际分工网络和多重流向的国际经济循环圈。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已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外围形态，正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构建新型分工体系。中国原有的对外贸易政策原则应当根据当前这种国际分工方式的转变而适当调整，为中国从国际分工的外围走向中心，成为国际贸易强国打下基础。（注：朱文晖：《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上升与国际分工方式的转变》，载《教学与研究》，2004（2）。）
针对上述意见，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强调，对外贸易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而不是衡量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指标。一国外贸依存度多高合适，理论上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标准。当前，虽然我国外贸依存度快速攀升，但并没有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过多负面影响，因此，认为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超标，依据并不充分。我国在制定对外开放战略时，不应拘泥外贸依存度的高低，而是应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需要出发，确保内外贸协调发展。具体讲，近期必须继续坚定不移的发展对外贸易。从长期看，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在尊重经济规律和不影响经济增速的情况下，逐步降低外贸依存度。（注：王检贵：《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了吗？》，载《财贸经济》，2004（7）。）
标签：人民币汇率论文; 外国直接投资论文; 经济全球化论文; 国际经济学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汇率改革论文; 当前汇率论文; 人民币升值论文; 升值空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