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兵家论文,先秦论文,伦理论文,思想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兵家军事伦理思想萌芽于部落战争的原始社会末期，成熟于春秋战国时代。原始战争实践使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军事伦理思想的价值，从而产生了远古时代军事伦理思想的雏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军队的建立和真正意义战争的发展，军事家们不仅关注军事大事，而且重视军事伦理问题，这就促使兵家军事伦理思想逐步走向理论化、系统化，不仅在实践上日益丰富，而且在理论上日趋成熟。春秋战国时代，兵家基于对上古武德意识的理解和吸收，在对战争的道德情感体验和理性伦理分析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军事伦理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军事伦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研究先秦兵家军事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忠国利民的军人价值观
以“忠国利民”为本，高度重视军人价值的，强调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观念，是先秦兵家军事伦理思想的立足点。军人最基本的道德关系是军人与国家、人民的关系，先秦兵家正是从这一关系入手认识和确立军人的价值。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孙武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注：《孙子兵法·始计》。）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涉及到人民生死安危，国家的兴衰存亡，不能不认真研究，这就要求把养兵作战摆在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来认识。孙武强调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观，体现在军人个体身上就是舍身报国、忧国忘身的精神。这就要求军人必须“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注：《孙子兵法·始计》。）军人与国君的意愿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在战争中出生入死而不危惧。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吴起提出兵以保民、爱民的军人价值观。他说，在战争中，“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人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注：《吴子兵法·应变》。）凡是进攻敌国、围攻其城者，必须遵守一些基本原则：敌人的城镇既被攻破，要分别占领敌人宫室，控制和管理原来的官吏，收缴那里的器材、物资；军队所到之处，不要砍伐百姓的树木、拆毁百姓的房屋、夺取百姓的粮食、宰杀百姓的牲畜、焚烧百姓积存的财物，以此表明对百姓并无残害杀戮的意思；如果有人请求投降，应同意其要求并安抚他们。作为孙武后代的孙膑，继承了孙武提出的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观体系，面对战国七雄争立，坚决反对幻想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等方法去禁止战争，提出“战胜而强立”的论点。他说：“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注：《孙膑兵法·见威王》。）他认为，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使国家强大起来。而“战胜”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要强兵又必须先“富国”。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从而保证“战胜而强立”。因此，他主张战争要“事备而后动”，做到“有委”“有义”。“有委”就是要有足够的物资储备，“有义”就是要有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从而取得人民的支持。孙膑从战争性质角度说明军人行为的价值。
被誉为“不在孙武之下”的尉缭，继承了古代的军人价值观，并且将之发展为“伐暴乱而定仁义”的军人价值观。他认为，“兵者”之用，是否具有价值，要看其掌握在谁手里，在什么条件下运用它，是否符合“伐暴乱而定仁义”的标准，具体内涵是：“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为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注：《尉缭子·武议》。）尉缭的军人价值观思想，不仅阐明了用兵的道德意义，而且揭示了产生这一积极道德意义的伦理基础——军事人道主义。他又认为，“伐暴乱而定仁义”的军人价值观体现在军人个体身上，就是“公以忘私，国以忘家”的道德律令，指出：“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袍而鼓忘其身。”（注：《尉缭子·武议》。）就是说，作为军队统帅将领在奉命出征时，要忘掉自己的家庭，领军到达宿营地时要忘掉自己的亲属，擂鼓指挥作战时要忘掉自己的安危。那么，一般的军官和士兵更要如此。一切服从于国家的需要，服从于作战的需要，将个人、家庭私事置于度外，这就是军人应有的人生价值。作为先秦重要军事伦理著作的《司马法》赞同先秦兵家军人价值观，提出了“兵以保民”的观点，认为：“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注：《司马法·仁本》。）由于作战原则是爱护百姓，所以要求兴兵不能违背农时，不在疾病流行时作战，不乘敌国有国丧时进攻，不趁敌国闹灾荒时作战。冬天天寒地冻，夏天炎热酷暑，也不兴兵打仗，为的是爱护敌我双方的百姓。
贵仁尚义的战争观
先秦社会道德规范中的“仁”、“义”思想渗透到当时军事实践中，影响着军人的道德思想和行为，从而形成了军事伦理思想中的仁爱与义战。先秦兵家认为，兴师用兵、治军作战要以仁为本、以仁为胜，伐恶除暴要示之以仁义。另外，兴师用兵还要尚义，以义为重，以义制利。兴正义之师，匡扶天下正义。先秦兵家贵仁尚义的战争观，是忠国保民军人价值观在战争观层面上的直接理论表达。
“战善说”是孙武军事伦理思想最为突出的特征，他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注：《孙子兵法·谋攻》。）他告诫人们，战争的指导原则是，使敌人全国、全军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击破敌国、敌军就略逊一筹。因此，在孙武看来，兵家用兵善与不善的标准不是百战百胜，而是能否做到不战而使敌军屈服。这就是他的军事伦理思想的根本，因为战争是残忍的，是互有伤亡的，只有不战而使对方屈服才是最大的善，这是他的军事仁爱思想的反映，与他的慎战思想是一致的。“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注：《孙子兵法·谋攻》。）。孙武认为，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屈服不是依靠战争，攻占敌人的城堡不是依靠强攻，毁灭敌人的国家不是依靠久战。必须用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这样，自己的军队不至于疲惫受挫而胜利却能够圆满实现。
吴起在继承先前兵家战争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举顺天人”的义战思想。他认为，义兵是正义之举，“强”、“刚”、“暴”、“逆”是不正义之举。“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注：《吴子兵法·图国》。）引起战争的原因有五种，即争名位、争利益、积仇太深、发生内乱、发生饥荒。起兵的名称也有五种，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义兵是伐不义之兵，在于禁暴与救乱。故“强”、“刚”、“暴”、“逆”者在讨伐之列。对于义兵，必须用道理折服它；对于强兵，必须用谦让来降服它；对于刚兵，必须用言辞来说服它；对于暴兵，必须用计谋来制服它；对于逆兵，必须用权谋来压服它。从军事伦理的角度说，吴起的这些策略，表现为军事道德的手段，与主张正义伐不义的道德目的是一致的。吴起还为“义兵”确立了一条根本的行为指导原则，即“举顺天人”，意指顺乎天理，合乎民意。吴起所处的时代，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就是废除奴隶制，建立封建制、诛伐奴隶主叛乱。他说：“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注：《吴子兵法·图国》。）就是说顺应天理民意的正义战争，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商汤伐夏桀，周武王伐殷纣都是如此。孙膑虽然崇尚“举兵绳之”、“必攻不守”，但同时又反对“乐兵”好战，主张慎战，强调攻者必有“义”。“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注：《孙膑兵法·见威王》。）在他看来，非正义的好战者必然要灭亡，而正义战争，即使“卒寡”却能使之“兵强”。欲达“战胜而强立”之目的，首先要考虑战争的性质。“守无委”，有城难固，一攻自破；“战无义”，有兵不强，一战自败。因而强兵之策，不仅在于国富，而且更要举兵有义。由此体现出孙膑的正义战争观。
严纪守律的军队管理伦理思想
先秦兵家认为，任何军队要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劲旅，都必须做到“以治为胜”、从严治军。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使全体将士做到令行禁止、整齐划一、雷厉风行，因为夺取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严格的纪律。先秦兵家在总结军事伦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严纪守律的军队管理伦理思想。
首先，他们主张严纪守律的军队管理伦理思想。《易经》认为，军队作战必须纪律严明，否则要有凶险，“师出以律，否藏凶”。（注：《周易·师》。）军纪是军队的生命，军人应自觉地覆行军纪。严纪守律是重要的武德规范，孙武极为重视严明的纪律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注：《孙子兵法·军形》。）善于指挥战争的人，能够加强内部团结，确保各项制度的贯彻和执行，也就掌握了胜败的主动权。吴起对《易经》“师出以律”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从他与武侯的对话中不难理解这一点，“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注：《吴子兵法·治兵》。）吴起认为，在战场上，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不讲信用，鸣金不停止，击鼓不前进，即使有百万大军，又有什么用处？所谓治军，就是要求部队驻扎时遵守纪律，打仗时有压倒敌人的气势。进退有节奏，行动听指挥，即使被敌军隔断，阵势也不乱，即使被敌人冲散，仍能恢复行列。……这样的军队无论派到哪里去，所向无敌。
其次，他们强调严纪守律的军队管理伦理思想是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先秦时期，战争频繁爆发，战争实践使兵家认识到军纪军律的重要，军纪严明是治军的需要，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由此形成这一时期严纪守律的军队管理伦理思想。孙膑为保证战争的胜利，不仅对将帅和士兵提出了严纪守律的要求，甚至对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国君也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士兵、将领、国君必须做到三位一体、协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尉缭对临阵应战中如何严守军纪也有独到的建树。他说：“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陈，则千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注：《尉缭子·制谈》。）凡是统率军队，必须先制定好各种制度，制度建立了士兵的行为不会紊乱，纪律就会严明，号令一经发出，成百成千上万的将士都能勇猛战斗、冲锋陷阵、奋勇当先、齐心格斗，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
再次，他们的严纪守律的军队管理伦理思想通过赏罚必信建立起来。关于赏罚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尚书·甘誓》。到了春秋战国，兵家对于军队赏罚的作用和原则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尤其是他们从军事实践当中更体会到赏罚必信是推行军纪军律、激励士气的重要手段。吴起认为，赏罚分明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条件，“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注：《吴子兵法·治兵》。）进战有重赏，后退有重刑，实行赏罚必信，是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孙膑也充分认识到赏罚在战斗中的作用，认为在交战时要使士卒听从命令，既要严明军纪，又要让士兵看到立功受奖的好处。“将军之惠也。赏不逾日，罚不还面，不维其人，不何……”（注：《孙膑兵法·将德》。）将帅的恩惠表现在对于有功的立即奖赏，有罪的立刻惩罚，不管什么人都一样对待。尉缭更加深化了这一认识，“战胜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罚。正罚者，所以明赏也。令民背国门之限，决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举功别德，明如白黑，令民从上令，如四支应心也。”（注：《尉缭子·兵教上》。）战胜敌人在于树立军威，树立军威在于同心协力，同心协力在于施行刑罚公正。施行刑罚公正，是为了公开地颁行奖赏。士兵出国作战，在生死关头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就要靠赏罚严明。提拔有功的人，表扬有德的人，象黑白分明一样，就能使士兵服从上级命令，如同四肢听从头脑的指挥。
崇智善谋、和军爱卒的将帅武德修养论
先秦时期，战争的发展、军事领导体制的变革、战争方式的变化，也日益突显将帅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兵家特别重视将帅的武德修养。他们对将帅武德修养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注：《孙子兵法·始计》。）战国著名兵书《司马法》强调将帅应具有礼、仁、信、义、勇、智六种德行。《六韬》提出“将有五材”，勇、智、仁、信、忠。而“崇智善谋”、“和军爱卒”是这一时期兵家将帅武德修养重要的内容。
“崇智善谋”不仅是一般军事活动才干层次上的智，更是一种道德意义上勇于争取军事战争胜利为目的行为的“智德”。诚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多种，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将帅是否具有“崇智善谋”的智德。这是因为，战争，既是勇气的较量，更是智慧的较量。孙武认为，欲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目标，谋略是最重要的。“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注：《孙子兵法·谋攻》。）因此，只有足智多谋的将帅，才能在纷繁复杂、波谲云诡的战场上运筹帷幄，游刃有余、镇定自若地驾御整个战局，进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吴起也认为，将帅“计谋欲密”，才能达到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兵未劳而敌自散的战略效果。孙膑对将帅“崇智善谋”的武德修养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分析，“智不足，将兵，自恃也。……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注：《孙膑兵法·八阵》。）智谋不足的人带兵打仗，是自负。掌握带兵打仗规律的将帅必须上懂天文、下知地理、内得民心、外知敌情，布阵懂得八阵的要领，有胜利把握才能打，没有胜利把握就不打，只有这样才是安邦定国的良将。先秦时期兵家崇智善谋，他们认为作战必须讲究谋略，要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战争，一统天下。
“和军爱卒”是先秦兵家倡导并身体力行的重要武德规范。和军爱卒就是将帅爱护士兵，在军队内部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孙武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注：《孙子兵法·地形》。）对待士兵像对待婴儿一样，他们就会同将帅共赴患难；对待他们象对待爱子一样，那么他们就会同将帅同生共死。孙武认为爱卒的爱不是溺爱，而是严格管理之下的爱，因为娇惯的爱带出来的士兵是不能打仗的。如果“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注：《孙子兵法·地形》。）可见孙武爱卒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吴起在总结作战的经验、强调和军的重要性时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注：《吴子兵法·图国》。）“和”就是团结，意见一致。这就是说，国家内部不和，不可以出兵作战；军队内部不和，不可以作战布阵；作战布阵不和，不可以向敌人进攻；战斗中士卒不和，不可以取胜。吴起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更是身体力行的。《史记》记载，吴起与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睡觉时不铺置床席，行军时不骑马不乘车，亲自背着粮食，分担士兵的劳苦。士兵伤病长疽，他吮吸伤员脓血。士兵的母亲听说后痛哭流泪，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哭呢？”她说：“当年吴起吮吸孩子父亲的脓血，孩子他爹英勇作战被敌人杀死。如今又吮吸儿子的脓血，不知道儿子又将死在哪里，所以哭泣。”“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所矣，是以哭之。”（注：《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齐国大司马穰苴“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利，争奋出为之赴战。”（注：《史记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孙武的后裔孙膑形象地把士卒比作箭，将军比作弩，国君比作射箭人，三者缺一不可，都很重要。要和军爱卒才能取胜。“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故曰：兵胜敌也，不异于弩之中招也。此兵之道也。”（注：《孙膑兵法·兵情》。）尉缭认为将帅必须与士兵同甘共苦，关心士兵胜过照料自己，这样士兵才能保持长久旺盛的战斗力。“将不先已。暑不张盖，塞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逸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注：《缭尉子·战威》。）
总之，先秦时期兵家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军事伦理思想，这是他们在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借鉴。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中也是有一些糟粕，不足所取。如他们讲的“仁”“义”是从剥削阶级自身利益出发界定的，他们讲的将帅与士兵同甘苦，“爱卒”等不可能真正做到，只是一种从功利出发，从战争需要出发，从统治阶级利益需要出发。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都不可能真正做到官兵一致。
标签：军事论文; 孙武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吴起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思想史论文; 孙子兵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