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欧青年文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当代论文,青年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欧洲”，随着铁幕的瓦解，似乎我们都沐浴在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氛围之中。在英国的电视里，我们能象看到葡萄牙的新闻一样看到立陶宛的新闻。在欧洲的任意一个乡村、小镇或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塑料椅子，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地方的墙上，也都能看到胡乱涂写的“他妈的”。在这种超越地域和语言界限的新文化模式的传播中，青年文化和消费总是处于最重要、最超前的位置，因为它是不太受语言障碍影响的。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和亚文化模式一样，不仅会遍布全国，而且能够很快超越国界传播开来。MTV的广泛存在可以证明这一点。卫星电视不停地播放着流行的录象，电视节目可以从斯德哥尔摩调到索菲亚，也能够由里斯本调到利维夫。因此，脱离历史和实际的人造非真实图像就蔓延开来了。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各种文化的相异之处正在消失之中？或者说，它是否意味着另外层次上的文化正在被这种传播于全球的大众文化所湮没？许多受超现代社会派影响的分析文章正集中注意力去消灭那些由广告或大众通讯所产生的信息。它们认为，这些信息过于泛滥了，每个人都已经接近了它们，然而不同阅读材料仍旧是不同，而且不仅仅是系统化的结构上的差异。它们会忽略在不同群体中的青年之间存在的真正的物质文明的不平等和文化性消费的不同程度。在本论文中，我们坚持认为，在欧洲的不同部分和不同地区，青年文化性消费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青年文化可以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逆反，也可以是能够产生独立于主流文化外的替代品的一种方式（它产生的替代品是以同辈群体而不是某种正式结构为基础的）。进一步说，我们坚持认为，尽管通讯技术和围绕变化了的教育及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对青年的重建，已经导致了文化性消费模式的变化以及表达方式的多次变化，但这种变化仍然是社会性的，并且被系统地结构化了。
青年文化与共产主义：时代的划定
共产主义下的青年文化与亚文化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偶像，但这一偶像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欧洲实行共产主义的那一半，那些积累优于消费的地区在1970年以前是不允许商业性文化发展的。长期商品匮乏下形成的无效率的分配系统决定了人们对文化选择余地的狭小甚至根本不存在，而且大众传媒也被国家控制着，比如电视台、广播电台、电影及一些娱乐场所等。不过，虽然有了这么多的限制，大众文化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行共产主义的保加利亚，青年文化从50年代便开始形成了，并随着青年闲暇的增多而更快地发展起来。它促进了以一定地域的青年为中心的城市化消费，促进了大众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对录音机和收音机等消费品的熟悉程度。60、70年代，在14至28岁的人们之间青年文化广泛地传播开来；到了80年代，青年文化已成为青年人行为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在接触之初曾对它心怀憎恶。
从60年代到70年代，出现了社会学家们所说的“生活方式变革运动”。在1962年到1974年间，“文化性使用”的物品，如录音机、电视机、收音机等的数量猛增，而消费者多数是青年人。由此看来，尽管在资历决定收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青年人的收入是各阶层中最低的，然而他们拥有的录音机等传播工具的数量却是最大的。对于青年人来说，结婚之初先买录音机而后才买炊具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在俄罗斯，有发明天赋的年青人发明了制作音乐磁带的方式，他们更新自己的音乐器材和音响，甚至还自己制造计算机。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其个人拥有的房间里完成的。然而，与西方青年相比，他们的个人自理水平仍是非常低的。由于住房紧张的缘故，大部分青年人直到30余岁仍与父母住在一起，即使是结婚以后仍是如此。而且，他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还受到官方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控制。因此，任何青年文化都打上了被限制的烙印。不过即使是这样，他们也还有一定程度的自理。到1974年，大众传媒已在青年人的闲暇时间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男青年最主要的娱乐是听收音机，其次是看电视，而女孩子则主要是阅读杂志。不过，阅读也只能是业余的，而且大部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女青年身上。她们每天花半个到一个小时去进行阅读，高兴时也可能会花费更多时间。这与西方国家的不广泛阅读有点不一样，但它也从侧面说明，西方国家青年拥有其它娱乐方式他们却不拥有。
在共产主义国家中，音乐特别受青年们的欢迎。音乐是一种国际性的时尚，虽然青年人对它的接触受到限制，它仍是非常重要的（广播中西方音乐的内容约占5%，而且有些青年还在可能的情况下收听外国广播）。从麦吉纳尔特于1974年在爱沙尼亚作的调查中可以发现，1984年有40%的青年人每天都收听西方音乐；甚至早在1974年，就有96%的19岁以下的青少年听过流行音乐，在19至29岁之间的青年也达到了77%。看来，年龄比社会地位更能影响一个人的音乐情趣。更年青一些的团体也可以去迪斯科舞厅（但要受到数量上的限制），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具有地方色彩的亚文化。
电影在青年文化传播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看电影是最流行的娱乐方式。有时也能看到西方电影，但绝大部分是反映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影片。这种片子用说教的方式表现社会问题，通常以喜剧形式结尾。制作这种影片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娱乐，倒不如说是为了教育。（在保加利亚曾因此产生了这样的幽默：——电影好看吗——不好，它是苏联的。）
然而，我们讨论青年文化不仅仅是涉及到音乐，还应当考虑到发型、舞蹈以及服饰的风格的演变。对于封闭时期的东欧青年来说，能得到一件夹克这样的时髦服装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因为作为消费者，他们根本没有选择消费品的机会，有时甚至都缺少最基本的生活日用品。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尽最大努力去攒钱以便有能力买到这些商品。与西欧不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青年的消费风格和口味是完全不在意的，况且青年们的要求又是超越官方的分配制度而建立起来的。
我们所描述的保加利亚大众文化的传播是青年特色文化明了的综合性的说明，它们标志着青年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界限。它产生了以享乐主义为前提的新的心理，享乐主义与旧的价值观念是不相容的。不论是战前的非工业化社会还是战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繁重的劳动与个人利益的牺牲都被神化为最主要的努力目标。从60年代起，关于文化改革的研究就发现了明显的代际变化，不同时代人的消遣以及他们对各种活动的价值认同是不一样的。这表明，青年文化的发展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向以享乐为主导的价值方向转变。这明显与前保加利亚时代的社会不一样。因此，青年人与老一代之间交流的障碍就产生了。
官方对与其规范不适合的所有活动都持有怀疑态度。他们希望能利用所谓“纯思想意识去规范青年的服装、举止以及音乐和艺术追求。这种对文化选择权的控制被官方称为“审美教育”，青年文化也被称为是“意识形态上的背叛”。摇滚乐成了特殊的政治斗争工具，被宣布为是“帝国主义势力在意识形态上的入侵”。甚至社会主义内部对青年的有关研究也部分地证明，官方在艺术统治、思想斗争方面为消除西方影响一直起着作用。官方在与青年时尚和文化的斗争中采取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对胡子、长发、短裙、夹克都作出了限制。这种旨在统一文化的手段并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找到参考依据，反倒是脱离了它。留长发和胡子的青年被警察拦住，被迫当场将其剪掉（尽管他们抗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也留着长头发和大胡子），下了很大决心买来的昂贵的夹克被撕破，连衣边也被撕开了，穿短裙的女孩在大腿上竟然被用官方的标志作了记号，青年的这些举止被认为是“针对国家的阴谋破坏”。正因为如此，这些青年人地位上的重要性被其国家甚至他们自己夸大了。这样，青年文化变成了思想陈旧的老一代掌权者与有创造力的、对时尚很敏感的青年一代进行对抗的主要工具。
国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对青年文化进行反击。一个是通过舞台表演的官方的集体活动（比如他们所能控制的音乐、娱乐设施、群众活动等）去改变青年，因为这些活动能够反映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舞台表演并不受欢迎，青年们不愿参与其中。再一个途径是通过高压手段加紧控制中学和大中学生的行动，甚而在1987年竟通过一项法令，强迫18岁以下的学生穿制服、留短发，并规定只有在父母的陪同下才能够在晚8点以后出来，而且只能到法令允许的街道上去。这些愚蠢的控制激怒了青年们，他们认为这是对其公民权的侵犯。正如一位青年所说的：
“这项法令是违反宪法的。既然我已年满18岁了，那么我就拥有公民权了。那些禁止我们去剧院、饭馆，却命令我们套上睡衣上床睡觉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什么我能自己去参加投票选举却不能独自去饭馆？难道总统大人竟认为选举还不如去饭馆重要吗？”
实施这样的压制性措施使文化冲突政治化了。无论如何，与其说这是一种关于公民权的斗争，倒不如说是那些把自己的喜恶标准强加给别人的有权者与那些想逃避控制、力求满足个人喜好的人之间的对抗。虽然它并非以怀疑政权的合法性为开端，但当青年们被逼迫到与他们向往的资本主义式的利益相悖的地位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重新思考对这个国家的态度了。
有一些颇具改革思想的党内官员意识到这场尖锐的对抗是毫无必要的，他们建议应当对青年个人喜好和选择的忍让来代替过去那种粗暴的压制和干涉，把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安全阀”来吸收和释放青年的能量和热情。只是，这些开放风格的建议在当时并没有收到大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性逐步增长，这就打破了旧有秩序，国家也不得不默默忍受，因为它迅速发展以至于政府已经难于控制了。
在俄罗斯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后期，音乐开始受到青年的青睐，西方亚文化的实用人工制品、音乐以一些消息开始通过非正式渠道在青年中传播开来。60年代后期，甲壳虫乐队特别流行，约翰·伦农几乎成了圣人，他死后这种情况越发加剧（在布拉格还有他的纪念地，经常有人在那里涂写些东西表示纪念，而官方则一再把它们涂改掉）。当时摇滚音乐在俄罗斯也有大量的非正规的追随者，而且有自己特色又与西方摇滚乐接近的俄国乐队很快也出现了，其中最有名的是“水族馆乐队”。保罗·伊斯顿指出，在俄国，摇滚乐中的抒情作品比在西方更重要，它表达了对玩世不恭及人情疏远的讽刺与嘲笑。他还把摇滚乐流行的原因归结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年青人逐渐萌发的对社会制度的疏远及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所抱幻想的破灭，苏联共青团就是代表这些青年的一个组织。青年文化与音乐填补了文化鸿沟，并为发挥青年的创造力以及个人表现提供了机会。比如在保加利亚，它们在开始时曾受到国家的强烈反对。到了80年代，就有些人努力通过在国有电台播放音乐和为音乐会提供场地的方式，尝试着使人们参与到这些音乐中并努力促进他们与其著名人物的交流。围绕摇滚乐发展起来的亚文化圈内的人们反对做固定的工作，他们宁愿去做一些兼职或不要求承担义务的工作，以便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摇滚乐方面。他们也反对服兵役。在波兰，象马因纳这样有自己特色的摇滚乐队早在70年代的发展之初就有了一批追随者。因此，如果说这些都是完全照搬西方的，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谈及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青年那些意味深长的举止时，亚文化的“范畴”也是用得上的。在前政权下，“抗拒”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因为任何对流行时尚的不规范表达形式都变成了有违抗意图的行为，即使它并非那样。在西欧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青年亚文化的有关看法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种“抗拒”的发展情况，以及前政权下尤其是共产主义后几十年中稍有变化的青年群体的情况。我们已经谈到了本世纪50、60、70年代青年文化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妥协。但到了80年代，这些政权遇到了经济危机，人们注意到其生活水平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这时西方人已经可以看到电视电影了）。许多国家因此采取了一些措施试着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但这使他们对外国贷款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加上近10年来又受到国际债务危机和不断增长的利息率的影响。致使其财政越发困难。受政权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影响，劳动力市场不断萎缩，青年人的前途因此而一片黯淡。在共产主义的最后20年中，青年文化不再被视为是危险的，它已经传播得越来越广泛了。国家对广播和艺术的垄断被卫星电视和易于翻录盗印的磁带、录象等新的大众传播传媒逐渐削弱。音乐取代了电影而成为最流行的娱乐形式，因为它可以在很少几个人的范围内享受，可以创造出一个个人的恬静空间，小的亚文化圈也可以从中发展起来。这一切在人数很多的集体性娱乐方式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50年代，有一小部分年青人把自己装扮成“披头士”，60年代则是嬉皮士。到了80年代，亚文化已经越来越普遍和广泛了。崩克派音乐发现以后，亚文化变成了政治反对派的有特色的自我意识形式。对音乐的热情使得个人的口味能够突破官方的限制向外发展，这也可以被认为是对语言的价值降低到官方的口号标语的地步所作出的反应音乐从反方向上提供了直接的、享乐主义的、感官上的表现形式，这是单纯的语言交流所达不到的。这在形式上与官方共青团组织以进步为主题的“科技发展运动”的技术性倾向是截然不同的。于是，追求音乐上的快感就提供了逃避官方所谓“合理技术”的机会，而且还暗中破坏了它的实施。
不过，音乐并不是形成亚文化的唯一基础。参与一定的运动，或作参加者或作追随者，这也同样是青年亚文化形成的基础。有的年青人追随橄榄球队、球队队员，或者组成滑冰队等，形成了他们内部的相互交往的礼节及特殊的价值观念。可以看出，这也是针对过分官僚主义、过分拘泥于形式的国家“集体体育和文化组织”的一种反应。在非正式，非官方的群体中进行体育运动，是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寻找自我肯定、寻求自我表现机会的一种方式。因此，这些群体就以“非正式”而闻名，它能包含从地方性的邻里结伴进行的活动到交替举办的社会性大型运动的一系列内容。
这样的自发的小群体在东欧的许多地方都发展起来了，群体中的青年把亚文化看成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一条寻求真正自我实现的途径，并使之从中得到强化。这种群体使青年得到逃避纪律和正常的规律性的生活。虽然官方政策和大众媒体作为所有的群体都是相同的，但青年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正是每个群体的特色形成了世界的差别与分化——这也正是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有时会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的原因。比如在俄罗斯的喀山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俄国，这样的群体变得越来越以区域控制为基础，一个区的一伙青年会与另外区的人打起来，一个亚文化圈内的人也会找到另一个圈内的青年施以拳脚。
80年代的亚文化与60、70年代的大众青年文化基本上是不同的。早年，对摇滚乐和奇装异服的共同喜好就能在所谓的“受限制者”和“限制者”之间联合形成一种共同的影响力，尽管不同亚文化有着不同的代表者或代表物。现在它们分化成了许多具有不同身份和目标的多种多样的小群体和派系。然而，它们与西方的亚文化仍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东欧封闭国家的亚文化并不能轻易地以特定的社会阶层来划分，而只能用年龄。这种文化的传播是下面两种冲突的表现形式：一是正式组织与青年中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组织的冲突，再一个是国家支持的官方文化与更直接、更有价值的非官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由于对不同表现形式或拥护或反对的看法不同，也会导致家庭内部的冲突。一个叫“86晴雨表”(Barometer86)的调查报告指出，在对保加利亚青年进行了广泛的、有代表性的调查后发现，与欧共体国家相比，有大量的青年与父母有严重的冲突，这主要是因为父母对青年们的生活方式还难以适应。
尽管有来自官方的压力，但在80年代早期仍对青年亚文化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可是最终的报告却受到了责难，因为官方声明，青年亚文化群体根本不存在。然而从这份现贴有：“绝密”字样、已成为稀有文献的报告中可以发现，80年代亚文化的构成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多的群体发现了，也有了更多人。数量最多的群体是“波普士”，主要由来自高级体操学校和专科学校的少年组成。父母的富有使他们能经常光顾饭馆和享用进口烟酒。重金属乐队的追随者也不少，主要是20到22岁的工人和技术学校的学生。嬉皮士派多是受过更高教育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学生。崩克派成员主要来自夜校、职业中学和普通中学，他们极力想成为最具煽动性的组织，他们认为，“并非一切都是语言所能表达，我们反对任何理论”。而摇滚乐群体则常常以风靡一时的轻型摩托车为伴，只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拥有自己的摩托车。对于上面所提及的各个群体来说，音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们要通过它来表明他们拥有自由，表明他们的无拘无束和为所欲为。而且，这些群体也很关心服饰、诗歌、歌曲和戏剧的风格，因为这都是进行自我表现的方式。
80年代，苏联曾发生过这样的“青年革命”，当时的改革新政策，允许以前处于地下的群体公开出现，并鼓励发展新形式的群体。其中最有名的是穿着西方服饰，追随西方时髦的群体，即“米尤茨海里”。为了与这些群体对抗，另外一些反西方的群体也出现了，其中有一个就是以莫斯科的工业区“卢比里”命名的。群体的成员坚持锻炼身体并充当治安维持会员去袭击那些西化的青年，他们力图清除本地区内受西方“腐蚀”的地方。在一个典礼上，崩克派的人曾被打成重伤。赖尔登(1989)认为，这些群体的存在是由于它们所在的工业城市中的青年生活过于单调，青年们嫉妒大城市中见多识广的年青人，因为那里有许多文化消遣场所。还有一个被赖尔登称为“阿富甘齐”的群体，其成员是参加入侵阿富汗战争的退伍军人。这些人被回乡后发现的变化刺激得痛苦不堪，再也无法安定下来过平静的生活。象“卢比里”一样，他们是“肌肉发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成为国家主义政党补充成员时的选择对象，甚至有些已是参加新纳粹运动的法西斯分子。
在捷克共和国所作的研究发现，80年代时青年亚文化也已在这里形成。一种是亲西方并以纯消费者为中心的群体，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制度阻碍他们追求消费式的生活方式（而这在西方是应当可以的——他们这样以为）。这些人经常聚会在夜总会里，穿着时髦的西装但又很在乎钱的收支。第二种群体包括那些更注重理想主义以及生态运动和社会改革的人，在宗教地区它们也常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还有一种群体是由消极的人们组成的。大部分成员是工人阶层和青年学徒，他们加入崩克派和别的反对派亚文化圈，有时还吸毒。请不要对我们提及的这些现象表示惊奇，这并非是出于政治目的的丑化性辩白。
尽管在英国亚文化主要与工薪青年阶层联系在一起（至少在“二战”后的前几十年是这样），但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它却常与那些比较有特权的人有关。那些能够拥有摩托车，穿西式服装的摇滚乐追随者都是权贵们的子女，只有他们才能负担起这种生活方式，一般青年对此是无法企及的。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权贵的后代们拥护对这种青年亚文化的批判。
保加利亚80年代对青年亚文化的态度与20年前有些相似。这次的敌对态度更加公开了，以致成了最高领导阶层关注的焦点。党的一位书记在文件中指出，青年亚文化已作为社会的三个公敌之一而被宣布为是“非正式的”。共产党要求官方的青年组织共青团与那些“非正式的”青年活动作斗争。在1987年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的报告中宣布，其主要斗争策略是：“预见并阻止青年群体活动中消极的、反社会的倾向发生的可能性，对之采取毫不犹豫的行动”。他们或者说亚文化是“意欲替代的或消极的在政治上的背离”，谴责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理人，或者对它进行简单粗暴的教训。许多参与到亚文化群体中的青年被判有罪。奥弗津斯基1981年到1986年间在苏联调查了386个青年亚文化群体，他发现，这些群体中几乎有一半的领头者在法庭上被审判过，并且还被迫到刑罚机关接受了处罚。作者注意到，非正式群体的青年触犯法律的行为非常广泛，从偷盗到集体流氓行为都有。为此，作者要提醒人们，那种表现出来的在亚文化上的偏差将有导致青年滑入犯罪深渊的危险。但是，关于压制青年亚文化的尝试又进一步疏远了青年，就象一位青年说的那样：“我想穿我喜欢的衣服，想通过广播电视去欣赏崩克派的音乐。但他们不播放这些音乐，甚至连介绍都被禁止，因为他们害怕人们说那是西方的潮流，是与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不相容的，青年们不能因为它而被腐蚀。我为此感到很痛苦”。
另外，共青团方面还尝试用一种更温和的转移青年注意力的方法来阻止这些青年群体的形成，以此来代替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策略。他们通过行政措施努力将青年的情趣和活动朝更“正式的”或“传统的”方向上引导，象广播电台和学校这样的国有机构竞相用传统模式来反击所有的新音乐、新风格，宣传回到20年前父母们所听的那种“town shlagers”式的感伤音乐上面去；而且，他们还鼓励发展“正式的”业余艺术活动。
共产党方面采取上述策略是因为他们以为青年亚文化仅仅是对西方风格的简单模仿，在东欧国家不存在其文化基础。这种看法也被那些对采用接纳西方亚文化持批评态度的人接受了。然而，这种看法并不是正确的，因为共产主义国家内也已经发展起了新音乐、新风格。下面就是从那边传播过来的有关信息：
人们必须意识到，重金属乐队的唱片正在苏联发行，我们戴的徽章和臂章是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制造的，而这些并不是因为受西方的影响才产生的。
“模仿论调”宣称，青年亚文化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贫穷、饥饿和失业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共产主义缺席下不应当出现这些异常行为。于是，参加这种活动的青年就被谴责成“对政治淡漠，缺乏基本政治素养”的人。
上面那种“模仿论调”并不能解释在东欧发生的所有变化。利索夫斯基描述的那样的俄国亚文化群体在西欧根本找不到模仿原体。泰尔杰加斯标榜他们自己是爱国群体，但他们穿的却是一种二次世界大战后很普遍的夹克衫——泰尔杰加。全东欧的音乐迷追随的是演奏那些经过以民族文化为背景改编过的流行音乐的乐队，这些乐队经常拥有相当多的民族性的追随者。比如在波兰，广播中就有许多波段在播送这种新式音乐。不过，在俄国，仅1983年就有42个音乐波段被禁止播出，据说是因为它们播出的音乐“不合乎基本的道德审美标准”。
对保加利亚青年亚文化和音乐追随者更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突然失常现象，是青年逃避“真正的”社会问题的方式，亚文化是青年真正自我实现的替代物。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从80年代亚文化表现出的与60、70年代亚文化的众多相似之处之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还认为，青年努力逃避社会机构的管理，只不过是想避免履行公民义务而已。这种观点引出了解决青年亚文化问题的第三个方案：合并。这是由共青团去实施的，它极力在其组织结构内部按兴趣调和接纳各个团体以达到合并的目的。使这些多元化群体合法化并接受它们是为了阻止其进一步发展到反抗、破坏公有制的地步。这个方案把青年亚文化当成了正常青年行为的组成部分，使之可以“有选择地”存在。而不再对其施以强烈反对。这个由青年协会推荐的方案极力在高压措施与宽大容忍之间找到平衡，它努力把“自我实现的失常形式”向更可接受的官方组织改变，努力使“非正式”群体正式化。青年亚文化群体根据兴趣并入到共青团中并接受其监督所得到的回报是房屋和最新的技术设备。据共青团的调查统计估算，平均每个团员（在保加利亚几乎全部14岁到30岁的青年都是团员）加入2.5个与剧院、人文学科、科技活动或教育有关联的这些按兴趣组织起来的群体中。合并方案承认了青年亚文化，比前几十年的共青团所采取的措施是一个进步，但它还不能把全部的青年文化都社会团体化。
尽管这些关于合并的尝试很有限，但还是遭到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共青团某些高级官员的怀疑和威胁。这些人认为，那样做会破坏共青团组织的统一性，会导致其分裂和瓦解，这是他们所不愿见到的。他们指责这项新的策略“分裂了团组织，把它引向了一个个的小群体”，这将会使共青团组织的影响受到削弱”。在苏联的情况也差不多，80年代曾尝试着对共青团加以改革。他们把“非正式”群体合并到共青团中，而不是压制或否定他们。只是，苏联人的行动已经太晚，“非正式”群体已发展得难以控制了。
在共产主义下，对青年亚文化问题的分析及根据这种分析制定的不同解决方案，都反映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这些自发的非正式活动是对处于主流的社会性活动的威胁。压制、转变、合并的策略全都承认了对这种集合体或个人的表达方式的恐惧。尽管青年群体并没有打算向政治权威挑战，但他们却削弱了国家统治的重要基础，即国家的专制和个人的驯服，从而威胁到了政权的存在。实际上，亚文化已经从逃避社会发展到正视社会了。可以说，青年亚文化在“自我孤立的被动位置上”用最被动“最安全的非社会机构性的方式填充了公有制的真空”。然而，这些青年群体仍允许“文化空间”的存在，以便从中能形成可选择的身份。因此，也是一种自发的、没有组织的抗议，它运用新的、自身的价值观念去对抗老化的、正统的、保守的老一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