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宏观消费环境中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居民消费论文,城镇论文,函数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理论回顾
长期以来，消费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西方传统经济学把“投资、消费、出口”看成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是经济活动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既是生产的起点又是生产的归宿。甚至有人认为，消费就是产业，消费是生产的生产力。不管怎么说，人们对消费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已无异议。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研究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规律以及政府如何增进和引导居民消费，支撑经济快速、稳定和健康发展。本文是基于影响城镇居民消费不同宏观环境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素很多，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民族的等多方面极其复杂的因素，但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的和制度方面的因素，而且这些方面的因素又可以分为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和内在行为因素。居民消费行为外部宏观环境主要包括：居民消费选择自由大小；价格弹性大小；预算约束；流动性约束的大小；不确定性的存在。消费者内在行为因素包括：理性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规避风险；时间偏好等。
决定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宏观消费环境最主要的是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1992年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些重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使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考虑这些因素，把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宏观消费环境分成三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二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共存的“双轨制”时期（1979～1992年）；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年以后到现在）。由于各个时期城镇居民宏观消费环境和内在因素发生相应的变化，导致其消费行为随之变化，即不同宏观消费环境中城镇居民消费函数应该是不同的。
消费函数是研究人们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数学描述。消费函数研究的对象可以是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集团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消费函数理论的研究成果显著，尤其以西方消费函数理论颇有见地，主要包括：
1.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ian)认为，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着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的增加量小于收入的增加量，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2.杜森贝利相对收入消费函数理论（注：李子奈 编著：《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杜森贝利(J.Duesenberry)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人的消费行为及收入与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惯性。示范效应是指在消费上人们互相影响，存在攀比现象。即一个人将其收入的多大比重用于消费，取决于他与别人的相对收入水平，这称为消费的“示范性”。消费具有惯性是指人们在某一时刻的消费不仅受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受过去时期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特别是过去所达到的最高收入和最高消费的影响。如果目前收入低于过去的最高收入，人们宁愿动用以前的储蓄来维持已经达到的消费水平。这称为消费的“不可逆性”。
3.弗里德曼持久收入消费函数理论。弗里德曼(M.Friedman)1957年提出关于消费的持久收入假说。他把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消费者预料可以得到的收入，称为持久收入，二是瞬间的、偶然性的收入，称为暂时收入。同样，他也把消费分成两部分，一是正常的、计划中的消费，称为持久消费；二是非经常性的、计划外的消费，称为暂时消费。
4.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定消费函数理论。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于1954年提出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现期消费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而且与消费者整个一生收入的期望值有关。
二、计划经济时期宏观消费环境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镇大部分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即凭票供应，而非定量部分所占份额很小。在这样的宏观消费环境下，影响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主要包括：(1)无风险预期导致居民的消费是短视的和一期的；(2)消费品的定量配给和短缺导致居民现期收入决定现期消费（注：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非行政配给消费品所占消费品的比重是用消费品自由市场销售额占居民购买消费品总量比重近似表示。）。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近似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函数，其消费函数模型为：
表1 1952～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总收入总消费支出总人口数人均收入
人均消费支出
年份 （亿元） （亿元） （万人）（元）（元）
1952 127.2 121.27163177.58 169.20
1953 161.5 157 7409217.97 211.90
1954 172.7 169.57659225.50 221.32
1955 177.8 175.58285214.60 211.83
1956 220.7 214 8537258.52 250.67
1957 242.2 236.18845273.84 266.94
1958 269.8 255.29033298.67 282.51
1959 325.9 311.29200354.22 338.24
1960 367.4 353.213073
281.04 270.18
1961 351.1 369.212707
276.30 290.55
1962 331.3 342.611659
284.16 293.85
1963 324321 11646
278.21 275.63
1964 340.2 332.912950
262.70 257.07
1965 357.7 347.613045
274.20 266.46
1966 372.2 362.513313 279.58 272.29
1967 385.6 380.113548 284.62 280.56
1968 384.7 379.913838 278.00 274.53
1969 410.7 411.214117 290.93 291.28
1970 419.9 424 14424 291.11 293.95
1971 458447.314711 311.33 304.06
1972 510.4 495.714935 341.75 331.90
1973 539.1 525.715345 351.32 342.59
1974 566552.415595 362.94 354.22
1975 590.7 581.716030 368.50 362.88
1976 621.6 609.216341 380.39 372.80
1977 677670.316669 406.14 402.12
1978 751.6 729 17245 435.84 422.73
资料来源：总收入和总消费数据转引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人9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年卷，第200页。其中：1953、1954、1956～1959年数据用1989年卷第169页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得出。
其中：
为人均消费支出；
为人均收入。
根据表1数据回归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常数项的t统计量很小
，没有统计意义；的系数，即边际消费倾向为0.9709，证明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很高，城镇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现期收入。
三、在“双轨制”时期宏观消费环境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
改革开放后，城镇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逐步推进，主要是：逐步取消了消费品的行政配给，商品化程度提高，居民消费选择自由增加；伴随商品化的改革，国家和集体单位给城镇居民提供了各种补贴，同时增加职工工资；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居民消费的攀比性很突出，个人消费受其他人消费及自己以前收入和消费行为影响较大。在这样的宏观消费环境下，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近似于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消费函数，其消费函数模型为：
表2 1979～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及补贴
年份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补贴人均消费支出
1979 387101.76434
1980 477.6 139.10496
1981 491.9 157.04562
1982 526.6 166.97576
1983 564186.99603
1984 651.2 200.21662
1985 739.1 246.11802
1986 899.6 267.42920
1987 1002.2 307.691089
1988 1181.4 358.601431
1989 1375.7 438.081568
1990 1510.2 475.181686
1991 1700.6 518.541925
1992 2026.6 587.122356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1979年和1980年数据见臧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第208页，1992年数据为前五年的平均值。人均根据国民享受的补贴总额计算所得。
居民享受的补贴总额（注：孙凤等：《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制度解释与统计检验》，《统计研究》1999年第2期。）＝医疗卫生补贴＋集体福利设施及补贴＋房租补贴＋企业为职工提供的补贴＋国家财政补贴。对国家财政补贴部分，用国家财政价格补贴表示。（注：因为国家财政补贴不是很明确，既可以包括居民个体，也包括地方政府、企业等团体。国家财政价格补贴主要是对城镇居民生活消费各方面的补贴。数据来源见《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231页。）
根据表2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看，
的t值较小
，统计意义较弱。其系数为负数，说明这一时期补贴每增加1元，城镇居民消费减少约0.6元，但是补贴对消费的解释力较弱。这说明补贴的替代效应减少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其他变量和
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证明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具有“不可逆性”，当年每增加1元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消费会增加0.91元，上一年每增加1元收入，会使下一年多支出0.45元。
表3 全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及年人均消费支出单位：元／人
年份持久收入暂时收入 人均消费支出
1993 2101.53 475.87 2110.81
1994 2700.07 796.13 2851.34
1995 3452.20 830.80 3537.57
1996 4206.03 632.87 3919.47
1997 4760.73 399.57 4185.64
1998 5141.43 283.67 4331.61
1999 5479.80 374.20 4615.91
2000 5853.03 426.97 4998.00
2001 6331.33 528.67 5309.00
2002 6947.07 755.93 6030.00
2003 7678.20 794.00 6510.9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计算整理。
四、在市场经济制度宏观消费环境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
1992年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确立了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1993年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在各行各业逐渐推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居民的生活也开始变化，工作的不稳定性增加，收入分配差异加大，不确定预期消费支出增加，居民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且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力不同，所以在这样宏观消费环境中，城镇居民消费函数近似于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其模型表示为：
很难找到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相对应的统计数据，这里用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阶段移动平均值表示持久收入，用现期收入与估计的持久收入的差值表示暂时收入。即：
从回归结果看，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对这一时期城镇居民的消费具有解释力[t0.025(11)=2.201]，且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但二者相差不是很明显。这说明当持久收入增加1元时，居民把0.74元用于消费支出，0.26元用于储蓄；当暂时收入增加1元时，居民把0.73元用于消费，0.27元用于储蓄。也就是说城镇居民都把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相对较大部分用于消费，较小部分用于储蓄。同时，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大于暂时收入弹性，说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对持久收入变动反应相对敏感，而相对暂时收入的变动敏感性要弱。即，当持久收入增加1%时，会引起消费支出增加0.82%，当暂时收入增加1%时，会引起消费支出增加0.11%，说明持久收入的增加速度对居民消费的增加速度有相对较大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宏观消费环境的影响很大。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是生活在国家“重工轻农”的大政方针环境中，低价供应商品的“凭票”配给制，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行为的“计划性”。国家在各个方面给人们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大到城镇居民的就业、生老病死、住房和子女教育，小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低工资高福利的经济制度给城镇居民极大的安全感，未来预期是稳定的，预算约束是一期的，消费是受束缚的、单一的。改革开放后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国对严格的计划经济进行了调整，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城市职工工资的上调，以及国家给城镇居民发放的各种制度改革补贴，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费开始活跃起来，消费的选择权增加，预算约束向跨期预算过渡。1992年后，市场经济制度的实施，打破了各种利益分配格局，城镇居民的收入虽然增加较多，但消费支出也增加很多且很不稳定，人们无法对未来消费支出做出肯定的预期，消费变得谨慎，跨期消费时间延长，甚至是一生或隔代消费，未来预期很不稳定。导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和平均消费倾向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事实上，这种变化主要是城镇居民宏观消费环境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居民的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预期发生了变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后，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继出台，居民对养老、医疗等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心存疑虑。另外，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都增加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预期，使消费延后，居民储蓄增加。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消费环境的变化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给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预期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变动对持久收入反应敏感。也就是说稳定的持久收入能激发居民更多的消费支出，同时也说明，对于城镇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持久收入很少又不稳定），主要是失业和无劳动能力又无收入来源的弱势群体，稳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对他们是多么重要。政府应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标准，并改善就业环境，让更多的人有工作可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另外，由于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及支出数额巨大，迫使居民增加储蓄，导致消费率下降。因此，政府在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同时，更要着力解决像“看病贵、看病难”和房价过高等关系民生的事情，让老百姓对未来充满信心，敢于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