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研究中的理论难点问题——基于中国与俄罗斯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实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经济研究论文,经济体制论文,难点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3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6）03—0071—07
一、转型策略选择理论：“激进”、“渐进”孰优孰劣的比较和后转型国家的制度建设
在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中，选择什么样的策略，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具体国家的国情决定的。20世纪90代初以来，国内外学界往往是围绕“激进”和“渐进”孰优孰劣并以经济增长为事实来论述。
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的文章中，对“激进”和“渐进”及其结果作了对比，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实施“激进”策略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概念理解错误”，单一地吸纳了美国教科书中新古典经济学一种学派的理论；其次是混淆了手段和结果，比如，将私有化看作是转型成功的标志而不是手段；最后，是在采纳经济学家建议的政治程序即决策上出了问题。斯蒂格利茨在其他的不少文章和著作中都赞扬中国实施“渐进”转型的不菲成绩。但是，他对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否能最终成功，也表示怀疑。
杨小凯教授在《经济转型和宪政转型》文章中与斯蒂格利茨教授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激烈地批评了把“渐进”、“激进”作为评价中国、俄罗斯转型成败的观点，认为：经济转型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赞成“渐进”转型模式的经济学家缺乏宪政思考，只看到不同转型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文章非常明确地指出：不能以中国的所谓“渐进”转型的业绩去论证俄罗斯“激进”转型的失败，对两个国家转型成效的认定要考虑多重因素。
科勒德克教授在《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政治经济》的著作中认为，在不同领域，对“激进”、“渐进”有不同的选择：（1）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方面，要认真分析货币和金融的状况。如果转型之前经济的控制程度很高，转型初期出现了金融的不稳定，那么实行“激进”的方式，可以达到经济的自由化；（2）结构转型和制度变革方面，包括私有化、公司治理结构，则必须采用“渐进”的转型方法，而不能采取“激进”的转型；（3）产业的微观结构重组方面，要注入新的投资，关闭旧工厂，对劳动力重新进行调配和再培训，提高行业的竞争能力，吸收流动资本等等。这些措施都需要时间，在这个领域，也不能采取“激进”的方法。所以，不能简单在“渐进”和“激进”两种方法上做出“转型”的选择。他指出，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快慢来判断转型策略选择的得失，这并不太科学。所以，在对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的比较中，不要太看重一时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并对此轻易进行褒贬。
进入21世纪，对后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的关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詹科夫、科莱泽教授在《新比较经济学》一文中说：过分强调转型的速度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各国经济转型成就存在巨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立的新制度的有效性，而新建的制度，需要在控制无序与专制的危害中作出权衡取舍。严重的无序，会带来社会的巨大损失；但用更大权力来控制无序，也会产生更强的专制甚至滥用权力。这种思考的角度，对后转型国家新制度的建立，极富启发意义。
列昂纳德·波里什丘克教授在《转型经济中的制度需求演进》一文中结合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实践，对制度建设作了具体说明。转型初期，获得了经济控制权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并不支持甚至是反对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但是随着转型的深入，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主体对于透明、稳定和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兴趣有所增加，更愿意将其业务从地下经济转向正式部门，更愿意足额支付税金与换取产权的公共保护、法律和秩序。但是，法治建设是一个博弈过程，它涉及政治文化、宪政制约、政府可利用的财政和监督工具以及社会进行政治组织的能力之间的关系，“俄罗斯成功进行法律改革的关键是发展多党民主和公民社会、透明化的政策改革过程以及制度化政府与民间的对话机制”。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教授认为中国实行“政府指导的转型战略”要比俄罗斯“新自由主义引导的转型战略”好得多。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在经济上产生新的精英集团，这些精英集团不仅会追求政治上的权力，同时也会反过来要求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大卫·科兹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 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一些国家指导的转型策略。中国要避免新自由主义的危险，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有完善的民主制度，绝不能让精英集团出现，要使普通的劳动者有说话的权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缺乏理论逻辑与思维的转型研究，他还缺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新的科学定义。
国内学术界也出版过一些著作，但基本上停留在对“渐进”、“激进”的褒贬上。但随着俄罗斯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变得相当沉寂。我认为，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实事求是地进行事实比较而不是按论战思维搞意识形态批判，由此探索中国健康的经济转型的道路，是很有科学价值的。我所要强调的是在这种研究中，要综合马克思生产关系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体制变迁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学科中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转型的实践进程进行动态的事实研究，仔细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进程，强化对转型过程中新制度建设的研究。
二、市场微观基础培育理论：打破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重新配置国有产权和企业制度建设，是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首要任务，但由于国情不同，会出现不同的路径选择
俄罗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对国有产权直接实行私有化。20世纪90年代初，叶利钦接受了少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这虽然比较快地扭转了商品短缺问题，但却同时推动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宏观经济恶化，经济严重衰退。但是政府仍以加快私有化的速度为目标，1992年6月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方案，用18 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到1994年，实行私有化的许多企业中，财产的所有权基本上被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改革，事实上是培育了一个新的财产所有者阶层。
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却走了另外的一条路。首先发展非国有经济，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状况创造外部的竞争环境。转型开放的20多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逐步地得到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就全国来说，在工业领域中，目前个体私营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40％左右，加上外资企业，非公有制工业的增加值占一半以上。2003年，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私有经济大体占62％，其中个体私营占38％， 外资占24％；公有经济大体占38％，其中国有经济占32％，集体经济占6％。 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公私经济的比重，非国有经济大致占国民经济的2/3， 已初步形成了国有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私有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公有经济的增长速度，2003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4％，集体企业增长10％，私营企业增长23％，外资企业增长19％，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每年大体以2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 民营经济是千千万万老百姓通过自主创业而从事的经济事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也对国有经济进行了改造，但就对国有企业进行转型的具体措施来说，对照两国有关对国有企业进行转型文件，无论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而对国有财产所有权进行转移，还是实行租赁而对财产经营权进行让渡，中俄两国大体上都差不多。但从实施的绩效来看，却相去甚远。问题的症结，主要发生在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标确定上。俄罗斯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的是扶植新的财产所有者；中国则是为了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打破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垄断，改造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04年11月份对全国23个省、包括16个中心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85％以上的国有企业改制是成功的。这个机构以大量数据说明：“地方中小企业的改革应该肯定它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自1998年至2002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6.5万户减少至4.3万户，减少了34％；但实现利润从743亿元提高到2636亿元，增长了2.5倍；自1999年国有企业开始股份制改造之后，在1999年以前曾连续6年亏损的国有中小企业，到2000年以来的状况开始越来越有好转，2000～2002年三年间全国国有中小企业实现的利润分别是73亿元、109.8亿元、286.9亿元。
但在改制中也存在着国有资产低估贱卖的状况。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是我国在企业制度构建中，如何配置企业制度中的权力结构还处在探索中。新的企业制度建设中，所谓“内部人控制”现象是与经济转型相伴而生的产物。公司的财产所有者如何强化对经营管理者的控制，而经营管理者又如何加强对公司经济运行的控制即产权中的控制权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最近二三十年来，在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比较多的试行以股票、期权为主体的薪酬制度，探索一种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发展有股权制衡能力的大股东，达到少数“人格化”的大股东对公司实施有效地控制，解决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并实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美国称之为管理层收购（MBO,management buy out），中国通常称之为经理人员“控大股”。但就实践看，关键问题是经理人如何取得股份？由于目前管理制度还很不健全，漏洞相当多，原经理管理人员暗箱操作，变相私分国有财产，侵犯所有权利益，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问题。
三、宏观调控机制转型理论：转变政府职能，实施依法治国，而其中行政法治是关键，但由于转型内涵界定不同，也会有不同路径选择
实施法治，最重要的是行政权必须受法律的约束，行政权也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但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俄罗斯有关政府职能转型的立足点放在将原有国家政体、国体推倒重建的思路上。俄罗斯一些思想家曾明确认为：原有的俄罗斯国家机器不具备促使经济增长和保障公民达到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他们还认为，大政府意味着无效率；小政府意味着高效率，因此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建立一个小政府。
而中国与此完全不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在精简政府机构的同时，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在我看来，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转型的关键，又是推进政治体制转型的起点。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依法治国，而其中依法行政是关键。依法行政也称行政法治。实施法治，最重要的是行政权必须受法律的约束，行政权也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政府的责任主要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共安全，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在经济活动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公正执法和提供公共品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公民的权利也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履行法定义务。我们注意到，行政审批制度是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履行职能的基本方式，审批几乎不受法律的制约，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政府也因此承担了对社会的无限责任，由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同时也为寻租、官员腐败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行政体制转型，重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只有政府职能得到了转变，建立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新体制，才能谈得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
建立一个“公共服务性政府”，是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一个新问题。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纠正市场的失灵，为社会提供市场所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制定公平的规则，加强监督，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公共服务性政府，不是统治社会，而是治理服务社会。因此，应该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并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加快公共服务的立法，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用市场经济的理念实现政府转型和构建新型政府文化。
四、构建社会安全网理论：建立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功能的部门或组织，维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公平
在前苏联，每一个公民都享受着相当完备的社会福利。人们可以免费乘车、医疗、教育，政府则从财政预算中弥补铁路和医疗系统的亏损。前苏联解体后，虽然实施了私有化，但很多福利优惠政策却仍然继承了下来。叶利钦时期，为拉选票，甚至无原则地增加社会福利，名目繁多的优惠政策、数额庞大的福利补贴，成为俄政府的沉重负担。2004年8月，国家杜马通过了《以津贴取代优惠》的法案， 根据这项法案，自2005年1月1日起，各种福利补贴将被取消，取而代之的将是政府以卢布现金形式发放的补贴。但在实施中由于转型分配不均，引发了普京执政以来最大的抗议活动。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普京正式表态、提高基本退休金。实际上，俄罗斯这项转型很难推进的关键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矛盾。按规定，联邦政府和地方均应各自承担转型后货币支出的50％。但很多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一些地区甚至私下将国家规定的用现金支付改为用州政府和州立银行自己发行的债券支付，这自然让老百姓难以接受。但普京仍然坚持福利转型政策“不可更改”。
而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保障供给却包含着更加复杂的难题，整个保障体系面临着更加沉重的财务危机。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比俄罗斯低，转型期间中央财政收入与国内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与其他方面，如基础建设设施、文化教育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集权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城镇职工保护过度和乡村人口保护不足的差别。过去在企业保障下的工人，突然的失业，不仅使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中断，原有的企业保障也都丢失了。因此在城镇，社会保障危机引发的矛盾远比乡村尖锐。但困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资金严重不足，加上中国即将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任务十分繁重。在集权计划经济的低工资下，国有企事业职工所积累的养老金，被政府用作了不断扩大生产的投资，它物化在现有的国有资产之中。将养老金的受益基准制转向供款基准制，将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那些在旧制度下没有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的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理所当然要向政府索取其养老退休金的权益。这实质上就是政府背负的隐形养老保险债务。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为社会保障资金，实际上是将国有企业职工在国有资产中的一份劳动积累返还给他们。但至今也还没有找到返还的有效途径和机制。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形成了“空账”，这有很大的隐患。
对中俄两国来说，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和完善，主要是在社会保障筹资方式、财务管理、运行监督制度等等方面寻找新的思路，将集权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保障转为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
五、良性的市场经济理论：中国转型面临的新问题
我国朝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路途，不可逆转地在进行着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由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朝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从总体来讲，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还不是很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系列研究报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5年）》根据新的资料，从政府、企业、生产要素、贸易环境和金融参数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测算了2003年我国市场化的发展程度近似为74％，说明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我国距离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目前我国还存在很多棘手的深层社会经济问题。
首先，我国经济还处在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但却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在勤奋劳动基础上出现的收入差别，是正常的；在不同生产要素及其贡献基础上产生的收入差别，也是合理的。但由于政策漏洞或权利资本而产生的收入差别，则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目前，城乡、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出了更高和很紧迫的要求，我们要注意因收入差别过大而引发的社会矛盾。
其次，我国经济还处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有企业转型深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失业、下岗人员的继续增多，社会面临来自城乡的双重就业压力。就国有企业转型来说，深层还潜藏着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在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下，形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效果。
第三，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但我们清醒地注意到，WTO的原则是自由经济，WTO中有发达富裕的国家， 期望他们不从转轨国家中谋取更多的垄断经济利益，那是不现实的。国内相关制度滞后与国际所施加的压力，需要政府高效应对。
完善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会有更深层的难题。
首先，实施政治文明是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实行政治文明，建设法治的国家，是中国市场化转型发展的必然逻辑。经济学家谈论了很多问题，最终都必须通过体现政治文明的国家宪法体制去解决，或者去落实。宪政、民主、公共政策的实行，总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只能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来判断政治文明的成熟度。所以，要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这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社会政治制度保障。
其次，权力腐败是当前社会非常关注的大事，直接影响到现代经济体制的完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已成基本格局，但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的资源。除了资本、劳动、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外，官员的市场准入权、项目审批权，也会演化为资本。权利成为资本，就是权力腐败。这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面对的严酷事实。
近百年的历史以及转型国家的实践教训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是恶性的。我们需要研究到底什么是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是恶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恶性的市场经济？它演变过程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虽然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要将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但对许多别的因素如果考虑不足，也不排除会演变成恶性的市场经济。对出现恶性化趋势可能性的研究，是一种超前的研究。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可能会形成一整套防范措施。
例如：如何评估现行资源控制的权力结构？在我看来，现行的权力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代表部门利益的权力结构。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这种现行的权力结构会成为完善现行经济体制一种障碍。
再比如：如何评估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在我看来，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以及银行贷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兜圈子。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我很赞成普京的这个思想，他说：我们（俄罗斯）在近70年的时间里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经济意识的理想化扭曲了最基础的财产关系，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良心，但要想回到过去，就意味着没有脑袋。经济转型，由集权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过渡，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的“转型”，目前基本上还限于经济领域，一是指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指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因此，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我国“转型”的主要含义。但俄罗斯的“转型”包括着两层含义：一是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转向多党的议会制；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层又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普京时期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一个制度推陈出新的过程，转型也是一种发展的战略工具。但是，对中俄经济转型进行比较，充其量不过是对两个大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但对更深层的问题，很难在经济学领域中说清楚。它涉及到政治、文化、民族等全方位的理论问题，需要多学科协同研究、民主讨论。注重事实，研究理论，推进转型实践的健康发展，这是值得社会学术理论界共同探讨和认真做好的事情。
收稿日期：2005—11—07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