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余秋雨现象”看当代文学批评的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缺失论文,秋雨论文,当代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文学现象，就是作家与作品呈现的各种现象，它往往包容与反映了相当丰赡的内涵，是文学史书写的另一种视角。“余秋雨现象”是我国90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余秋雨现象”，即“指余秋雨其人其文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激烈争论。其中一个主要的内涵亦包括对余秋雨先生本身文品和人品的客观评价和探讨。”[1]
余秋雨的出现，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是一个奇迹。从推出《文化苦旅》声誉骤响之后，又迅即推出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多部散文集，加上频繁的社会文化活动，余秋雨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空前热烈的欢迎。但与此同时，学术文化界对其为文为人的批评也接踵而来。短短五年时间（1996-2000年），关于余秋雨的评论文章仅编辑或撰写成书的就有八、九本之多，其他散见于各类报刊、网络上的还有不知多少。这本身在当代文学研究上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纵观这些批评，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方面：(1)对余秋雨散文中学术“硬伤”及写作范式的批评和反批评；(2)对余秋雨“文革”经历的反思和争鸣；(3)对《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紧急文告的反响；(4)对余秋雨1999年夏天于长沙岳麓书院讲学风波的议论。在一个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型社会中，不同的声音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正常秩序的反映，文化观念的交融作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必然要经历争鸣的阶段。从余秋雨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某些特征或倾向。
一、文学批评从“捧场”的极端到“贬抑”的极端
针对余秋雨的批评文章从1992年至今，已不下150篇，这些评论内容的趋势，是从情绪化的“捧场”到情绪化的“贬抑”，再到理智性、客观性的“评论”，颇合乎辩证法中正、反、合的辨证规律。
余秋雨以其饱含山水人文气息的散文《文化苦旅》在大陆和海内外华人文化圈中反映强烈，好评如潮。一时间，各种媒体把“范例”、“里程碑”、“高峰”、“标志”等诸多带有个人色彩、情绪化的字眼冠在余秋雨散文身上。随之，“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学者散文”就像一阵暴风，席卷文坛内外，加之余秋雨本人也走出书斋，借助媒介，频频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文化明星”也自然而然冠其头上。可以说，余秋雨一夜之间好像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正所谓“物极而必反”，在评论界对余秋雨及其散文高声叫好时，对他的评论骤然间也走向另一个极端。说其散文是“片面的深刻”，是“新八股文”，是“另一种媚俗”，是“文化的悲哀”，甚至以“谋杀散文”为由，将余秋雨“拉上审判庭”。
一种是“捧场”的极端，一种是“贬抑”的极端，这两者应该说都不是文学批评的常态，都有损于作家和作品、读者和评论家，不利于建立文学批评正常的三角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一种非黑即白的对立的思维方式，还有农民传统的一家独尊、排斥其他的心理，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是如此，要么捧上天，要么批得一钱不值。不善于多元共存，特别不善于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容纳、吸收各种文化的合理成分。”[2]
从对余秋雨散文的批评趋势来看，早些时候是“捧场”居多，然后是“批评”居多，但也渐渐开始有一些以“文本为本”的批评出现，例如钟怡雯《历史文本的影像化——余秋雨散文的叙事策略》、丁莉丽《契合与冲突——余秋雨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散文》、邱顺燕《生命在仪式中皈依文化——论余秋雨文化散文营造的仪式》等等。这些都是从文学本身来研究余秋雨的散文，真正运用属于文学的理论规范和评论准则来评论文学作品。
二、文学批评批判化
文学批评，批评的是文学，其核心是文学性。别林斯基称之为“运动着的美学”，恩格斯把自己的批评观称为“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并强调这是“非常高的、最高的标准”。文学批评应当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对当下文学现象中所蕴涵的崭新审美质素，加以发掘和提炼，进而上升到一般文学原理的高度，并反过来指导文学创作。正因如此，文学批评成为沟通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关键性桥梁。但从“余秋雨现象”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文学批评在某些方面的“缺席”。
对于余秋雨散文的评论，从《文化苦旅》开始连载时（1992年）便已开始，连续七、八年，《中华读书报》、《文学自由谈》、《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各种大学学报及各种晚报、网络资料，都展开了空前激烈而混乱的争论，可以说创造了文学批评的记录。而在这些评论中最特殊的现象是，评论余秋雨的文章被收集成册出书，而且大受读者欢迎。从1996年开始就先后出版了《感觉余秋雨》（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余秋雨现象批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秋风秋雨愁煞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散文》（台海出版社，2000年1月）、《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文化突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审判余秋雨》（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余秋雨现象再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余秋雨的背影》（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从这些批评余秋雨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90年代我国文学批评似乎掀起了一阵“酷评”热，文学批评粗暴化，崇尚对立性、火药味、杂文气，缺乏就事论事的学术习惯，缺乏学理深度的自觉，这无疑是文学批评中违背学理的倾向。如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公开对余秋雨进行指责，说余秋雨是“文革余孽”，是“上海文人才子加流氓”；“具体到余秋雨身上，他在文革中看准时机向专制主义献媚，充当‘宦’的帮凶、帮忙和帮闲；而在90年代的怀旧热、国学热中，他又横空出世，从幽情的巷子里杀将出来，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传媒的焦点，青年导师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这个时代，他则充当了‘商’的帮闲，而且干得得心应手。在余秋雨的主持下，‘文化’与商业达成了最佳的联姻。”[3]其实，这些论评已经超出文学争论的范围，变成了对作家的人身攻击。正如有评论家曾说：“对‘余秋雨现象’的褒贬，在不经意间已由文学批评转化为文学专制；也可见，在当代中国，依然缺乏正常的批评气氛，批评领域依然摆脱不了不是捧喝就是棒喝的非理性态度。文革遗风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依然沉渣泛起，掀起阵阵波澜。在知识重地和文化社区，中国人骨子里的狭隘与好斗，因斯文的修饰和思想的武装，更令人逃无可逃。”[4]
这种用“感性批判”、“情绪化批判”的方式写评论，已经成为我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某一种特色，某一种类型了。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十作家批判书》便标榜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取得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见《十作家批判书》封面）[5]。这种批评倾向正如评论家白烨所言，“从1999年以来，直言不讳的批评已形成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可以概括为‘批判性批评’”[6]。
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在对作品的审美感受的基础上，揭示和批判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表现评论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一种目的性活动”[7]，自然不能仅以解说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为满足，但也不是完全抒发评论家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感受、体验、认识和理解而已。它应该是以评论家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为基础，从文学自身的规律出发去揭示和阐述作品的审美价值。以这个原则来说，90年代以来的“批判式”文学批评，似乎较偏重于对作家作品的“价值批判”方面，传统的“人品即文品”理论导致一些评论家对人性丰富性、本质和非本质现象同时存在可能性等等问题缺乏辩证认识，把问题绝对化，加之以声势代替真正的学术深度的追求，这就给文学批评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关余秋雨批判性话题所呈现出的一种“滚雪球”发展态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文学批评最主要的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应该以理服人，要站在一种平等的角度来进行多元化的、理性的、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而不要在语气上让人感到是一种讨伐，更不要以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或偏离文学的艺术规律。
三、文学批评商业化
90年代，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市场经济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商品大潮的影响，商业化浪潮席卷我国社会各个领域，文学也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渗透到文学的各个领域，包括作家世俗化、作家为市场为金钱写作、作家用商业手段推销自己的作品、通俗文学占领文化市场、作家与媒体的结合等等。传媒与商界和文化的联姻已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现象之一，传媒的权力扩张，在相当程度上也催化并参与着文化界的分化与演变。“90年代初，与精英知识分子的日渐边缘化同时发生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再度分化，而这一分化的外在形式之一，是对‘大众’媒体的不同态度与行为方式。”[8]对余秋雨的批评，也有部分原因是基于这种群体的分化以及对这种分化所持的不同认识。
但是，文学批评作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一种行为，如果也走向“商业化”，则是导致批评准则失衡、人文精神消解的一种新困境。
从余秋雨现象之批评的出版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文学批评同样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影响。
例如《审判余秋雨》一书的总策划，四川文艺出版社支点工作室的负责人吴鸿先生便说：“当今文坛，余秋雨现象无疑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作为我们出版人来说，忽略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正常的。正因为如此，很多出版社都出版了相关的‘余秋雨现象’的出版物。例如：文汇出版社的《感觉余秋雨》，湖南出版社的《余秋雨现象批判》，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文化突围》，以及像《秋风秋雨愁煞人》、《十作家批判书》等都是。虽然这些书都有共同特点，却并不是我们认为理想的书。这些书，大多是有关余秋雨现象批评作品的合集，看多了，很有些散乱的感觉，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难免有些枯燥。于是我们就想，能不能做一本很有特点的可读性强的书，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了解余秋雨现象，并通过对大家的观点的审视作出自己的判断。”[9]这些话道出了出版“余秋雨现象”书籍的真正动机。正如作家谢伟谈到这本书一上市即得到读者关注的原因：“它除具有一般小说吸引人的要素之外，还具有畅销书的一些要素，比如，对热点的捕捉。当前‘余秋雨现象’正受到人们的关注，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推出近20万字的作品，足见作者的敏锐、功力和强烈的市场意识。”[10]这就和《审判余秋雨》里面所批判的“文学商业化”一样，商业化原则也渗透进了文学批评。
有些研究者看到文学批评这种“商业化”现象之后，认为应该做出区分：“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区分两种批评，一种是媒体批评，还有一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理批评。媒体批评应该说是受大众文化、商业炒作影响较大的，当然这种批评有时候也可能也有学理批评的成分在里面，但由于炒作，它可能有一些虚假的东西，因此它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了。当然媒体批评的存在有它的意义，但与真正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距离。应该将这两种批评区分开来，对这两种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在不同的层面上去看待它。我们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学理批评。学理批评是探索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对媒体炒作所出现的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应该有能力去把它分辨出来，不要受那个东西的影响。”[2]
商业化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文学评论的领域，而进入了文化评论的范畴，这样的批评虽然对文学实践有一些指导作用，但却相当粗疏、间接。在沸沸扬扬将近10年的“余秋雨批判热”中，学术层次较高、学理层面较深的全面展开并透彻剖析的论文相当的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四、建立良性的文学批评环境
余秋雨之所以会招致那么多的批评和越演越烈的酷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批评他的文章所持的态度和反应。“他加入战团予以反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从而真正形成了转型期我国文化环境中的‘余秋雨现象’。”[11]例如余秋雨以《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为题，在《文艺报》、《羊城晚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把写批评他的文章的批评家一律说成是“文化盗贼”、“文化杀手”，把批评与盗版者的恶毒伎俩联系在一起。余秋雨这个措辞强硬、牵强附会的“反盗版宣言”不可能不遭受文化界和批评界的一些作家、学者的强烈反对和抨击。
其实，作品中存在知识性的“硬伤”并不是余秋雨一家仅有，但余秋雨面对别人对他的“揭短”不是虚怀若谷，不是细心给予修正，而是夸大了那些批评意见的“居心险恶性”。纵观余秋雨的散文及他那些反批评的文章，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余秋雨缺乏一种谦虚、大度、坦荡的胸怀，缺乏一种反思、自察、自省的精神；一种学养、成就乃至名位的潜在优越感，始终贯穿在余秋雨反批评文章的语意之中，总摆出不与年轻人计较的长者态度，道师姿态，自我感觉良好，做派又略带张扬。余秋雨这种思维惯性以及文人个性敏感而脆弱的特性也许同样是我们民族、我们时代文化心理的一个负质和误区。
在“余秋雨现象”中，作家与评论家无法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批评领域的一种缺失。这种缺失不仅跟作家、批评家有很大的关系，社会转型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原因。“90年代文学批评的评价体系出现了分裂，对作品的评价就有专业评价和市场评价两套标准。专业评价就是专家、学者的评价，市场评价则是排行榜。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往往是轰轰烈烈的商业炒作遮蔽住了专家、学者的声音。一些作品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在出版商的运作下，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同时，有些相当好的作家（如王小波）认真地创作，并且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却往往不被社会重视，也没有被专家、学者及时地解读、推荐；而有些被批评家推荐的作品往往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审美追求又存在很大差异，得不到读者的认可。”[1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迅速普及，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传媒获取利益的工具，因此文学批评与读者脱离的倾向就不可避免，作家、评论家、读者也就没办法建立起“正常”的三角关系。“余秋雨现象”的批判热，充分显示出这种倾向。
何谓“正常”的三角关系？应该是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能建立起一些共识，例如对于“多元”发展的认同、对于彼此“人格”的尊重、对于“文学作品艺术规律”的认识、对于各种声音的宽容等等。在作品面前，三方关系都应是平等的、相对独立的，既是艺术的创作者又是美学欣赏的判断者。三方由于存在审美的、价值的、道德的、情感的等多方面的距离或差异，所以三方面各自的价值判断必然会出现不同乃至冲突。在如何认识与追求真善美艺术境界方面，三方之间又形成沟通、互补而趋向认同。不但“作家创造他的读者”，读者也无时不在影响着作家和评论家，同时，评论家也在“创造他的作家和读者”。这是一个以双向为边而建构出来的“三角关系”。只有建立起这种正常的“三角关系”，我国的文学批评才能良性、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