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林业发展新视野——论新绿色经济对生态和民生林业建设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业论文,经济论文,民生论文,启示论文,新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338X(2012)07-0003-08
2012年6月20日至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是自1992年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域举行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被称为“里约+20”峰会。国际社会对“里约+20”峰会高度关注，近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会议，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新闻机构及主要群体等共5万多名代表与会。“里约+20”峰会聚焦于两个主题：一是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二是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里约+20”峰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发展绿色经济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即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将发展推上绿色的轨道。同时，“里约+20”峰会也让人们认识到林业在向新绿色经济过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里约+20”峰会最终形成了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The Future We Want)，反映了绿色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林业发展提供了新视野。本文在回顾可持续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评述新绿色经济新思潮，分析当前绿色经济的新维度，探究新绿色经济对我国林业发展的理论创新支持和政策调整启示。
1 “里约+20”峰会：可持续发展40年探索
从1962年莱切尔·卡尔逊《寂静的春天》的问世开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探索可分为3个阶段。在此当中，林业国际共识不断加深，林业多功能价值尤其是生态功能价值不断展现，林业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显著。
1.1 第一阶段：1960-1970年代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反思追求无限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环境保护应该成为发展的重要方面，强调从末端治理的角度消除经济增长的负面环境影响。理论思考以《寂静的春天》和《只有一个地球》(1972年)等为代表。
在这一阶段，林业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被重视，开始由过去以木材生产为主的单一利用向多功能综合利用的历史转变，森林可持续经营得到了重视和实施。这一转变率先发生在德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世界林业发达国家，逐步影响到其他国家而形成世界林业发展的潮流。
1.2 第二阶段：1980-1990年代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经济、社会、环境等三方面总和意义的非减发展，认为经济增长成果若能充抵生态退化代价，发展仍然是可持续的。同时，从末端治理进入生产过程，强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绿色改进。理论思考以《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年)和《倍数4》(1995年)等为代表。属于弱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也是世界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分水岭。会议全面强调和突出林业在可持续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没有任何问题比人类赖以生存的森林生态系统更重要，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应赋予林业首要地位。”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文件，奠定了林业国际法律基本框架和体系，从此世界林业国际进程初具规模、影响日增。
1.3 第三阶段：2000年代至今
当前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2012年里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在呼吁经济范式变革的意义上提出了绿色经济新理念，要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尊重“地球边界”和自然极限，强调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本存量扩增，要求承认并投资于自然资本，将投资从传统的消耗自然资本转向维护和扩长自然资本，要求通过教育、学习等方式积累和提高有利于绿色经济的人力资本。理论思考以“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2012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全球绿色新政》(2008年)和《迈向绿色经济》(2011年)等为代表。
当前这一阶段的主旋律是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而关于林业在新绿色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共识达到空前深化，一致认为森林是绿色经济的生态支撑和物质基础，林业问题是绿色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同时，在这一阶段，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生态危机和最严重的全球环境治理挑战。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作用，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一度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林业议题却不断取得突破，带动整个国际谈判向前推进。2009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开了13天，争议一直持续，谈判陷入僵局。从最终公布的协议来看，林业成为其中惟一一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亮点，各国表示将通过REDD+(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产生排放等)、发达国家300亿美元经济援助及碳排放交易等机制，加快世界森林资源保护，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滥砍滥伐现象加以制约。在随后的坎昆会议和德班会议上，林业议题谈判不断深化，“清洁发展机制”(CDM)和REDD+机制为建立生态服务付费和绿色经济融资打下了很好的制度基础，有望带来全球生态管理政策体系的革命性突破。
2 当前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主要思潮
当前，在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理论探索中，涌现出不少理论流派和各种思潮，众说纷纭，异彩纷呈。究竟哪些更具有真理性，有待今后实践的检验。目前，比较系统且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非经济性增长”、“地球边界”以及“人类安全和公平发展空间”(即“多纳圈”理论)等理论思潮。①
2.1 “非经济性增长”理论
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生态危机前所未有地加剧，而现代经济理论对此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背景下，以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和杰姆斯·古斯塔夫·斯比斯(James Gustave Speth)为首的学者，在2008年底深入考察和剖析当前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相继提出“非经济性增长”(Uneconomic Growth)的理论。
“非经济性增长”理论认为，从生态与经济相互关系看，增长必然受限制，增长必须有限制。第一，客观上，增长必然受限制。经济增长进入了自然资源日益稀缺和价格不断攀升的新阶段。现在，世界经济规模已在1950年基础上翻了两番，经济增长消耗的自然资源超过于地球生态系统的供给，导致气候变化、自然污染和环境破坏。人类的“生态足迹”，即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索取，已到地球生态系统再生产无法满足的地步(WWF，2010)。第二，主观上，增长必须有限制。经济增长到了某一节点时，边际成本越来越大而超过边际效益。此时，应该停下增长的步伐，否则进入“非经济增长”的泥沼，即增长的成本超过带来的收益。美国等富裕国家已经到了这个节点，转向“后增长社会”(Post-Growth Society)。此时，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弊大于利，不应再为单纯为GDP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社区家庭、工作生活等等，而应该对经济发展进行重塑而不是重振，着力提高自然资源和改善民生，关注社区、家庭生活和自然世界的可持续。
2.2 “地球边界”理论
2009年，约翰·罗克斯特仑(Johan Rockstr
m)、威廉·史蒂芬(William Steffen)等学者先后在《自然》发表了《人类的安全操作空间》(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以及在《生态与社会》杂志上发表《“地球边界”：探索人类安全操作空间》(Planetary Boundaries：Exploring the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提出并阐述限制人类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的“地球边界”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反响和热烈讨论。
该理论认为，由地球本身复杂生态系统所决定，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具有人类必须尊重的界限，一旦人类经济发展超过固有界限，必将导致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或者灾难。这一理论还认为，人类正面临气候变化、海洋酸化、氮和磷过度生产等9类“地球边界”(图1)。从边境特点和影响范围来看，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属于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环境调整范畴；生物多样性灭失和化学污染蔓延速度相对缓慢，且属于区域范围内的生态危机/环境调整范畴；其他的5类“地球边界”处于全球范围和区域范围之间。其中，平流层臭氧消耗蔓延速度较快、影响范围较大，氮和磷过度生产和空气污染次之，而全球淡水资源消耗和发展农村造成的土地利用变化又次之(灰色阴影长度表示影响范围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
图1 “地球边界”的领域
资料来源：约翰·罗克斯特仑(Johan Rockstrm)、威廉·史蒂芬(William Steffen)等.人类的安全操作空间，2011
在这9类“地球边界”中，每一类边界均有人类必须审慎对待的安全阀值。其中，根据目前人类科技水平，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流失、磷和氮产生等边界已测算出安全阀值，并证实均已透支或超越。如，气候变化安全阀值应为350ppm，而现在是387ppm(表1)。
2.3 “多纳圈”理论
2012年6月底，“乐施会”②研究员凯特·拉沃斯(Kate Roworth)在“里约+20”峰会上发布论文《人类安全和公平的发展空间》和做了相关演讲，在“地球边界”理论的基础上，把公平的概念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体系中，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反响。
凯特·拉沃斯认为，地球有一个资源利用的生态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就导致无法挽回的生态退化，同样也有一个资源利用的社会基线，低于这一基线人类就无法生存。前者是“地球边界”，如前所述，主要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磷和氮生产等9类边界，构成“外圆”；后者是社会边界，包括就业、增收、教育、食物、淡水等11类“社会边界”，构成“内圆”。内外两圆合成人类安全和公平的“多纳圈”：在这里，地球上每个人都能获得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源，但人类整体经济增长在地球承载力范围内(图2)。
图2 “多纳圈”
资料来源：凯特·拉沃斯.人类安全和公平的发展空间
她还明确提出，实现“多纳圈”的关键在于做到全球资源公平分配。研究表明，只要用3%的粮食，就能让占全球人口13%的营养不良人免于饥馑，而富裕人口每年食品链中浪费的都比这多。同样，要让当前19%还没有用上电的人口都摆脱能源贫困，付出的代价只是让现有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1%，但目前全球过半的碳排放来自占全球人口11%的富裕人口。因此，让地球面临巨大生态压力的不是脱贫，而是资源分配极端不公平。反过来，若能做到生态公平，不需要超越地球极限的生态足迹，就可以养活所有地球人。正是富裕人口的过度占有和奢侈消费，导致了“地球边界”突破，加剧了落后地区贫困。
3 绿色经济新趋势：安全性和包容性
与国际可持续发展40年探索和当前理论思潮相应，“里约+20”峰会在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第3章集中阐述绿色经济议题，强调新绿色经济可为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之一，分析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绿色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安全性和包容性。安全性和包容性的绿色经济是在“浅绿色经济”和“深绿色经济”基础上，有所改进、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在国际社会上深入人心、广为接受。
3.1 “浅绿色经济”：以效率为主导
1989年及随后几年，英国学者大卫·皮尔斯(David Preece)等人陆续发表《绿色经济蓝图》(Blueprint of Green Economy)系列丛书，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从此后一段时间，绿色经济成为一时时髦而流行起来了。但是，那时绿色经济仍然没有摆脱“浅生态”的认识藩篱，仍然坚持以效率为导向，强调要从自然资本粗放性投入转向集约高效利用，只要经济增长能够抵消资源环境的损失，财富总和实现非减增长就是可持续发展。所以，有学者讥讽大卫·皮尔斯所提倡的“绿色经济”是新瓶装老酒，仅是对环境经济学进行改头换面而已，没有实质的创新内容。但是，这并不妨碍绿色经济这一理念被人们所喜爱和接受。这一阶段的绿色经济被称为“浅绿色经济”。
3.2 “深绿色经济”：承认增长有限
在实践中，“浅绿色经济”逐步暴露出与可持续发展相悖的两大不足。一是没有认识到自然资本——尤其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稀缺和有限，二是坚持末端治理，认为可以纠正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但是，在实际上，末端治理仅治标不治本，不能反映出生态退化和环境破坏对经济增长成果的侵蚀。
有鉴于此，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深生态”哲学观的影响下，斯图亚特·哈特(Stuart L.Hart)、约翰·艾尔金顿(John Elkington)以及威尔·史蒂芬(William Steffen)、约翰·罗克斯特仑等人从20世纪末到现在，相继提出被认为“深绿色经济”的理论。“深绿色经济”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必受到自然边界的限制，尤其是关键自然资本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无限制的经济增长是需要控制的。“深绿色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类似于人体的发育过程，经济系统依赖的物质增长是阶段性的事情，经过物质投入从“满”到“空”后，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应该控制，从追求物质资本的扩张转向追求人类幸福的发展。
3.3 新绿色经济：兼具安全性和包容性
“深绿色经济”认为经济增长有极限边界，承认自然资本价值，也在一定程度涉及了经济增长伦理问题，但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公平的程度，无法解答与经济增长相随而生的贫富差距，最终也没能解决生态危机。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当前一些经济学家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和生态研究者如凯特·拉沃斯，在坚持生态安全的基础上，引入公平的伦理概念，强调绿色经济必须具有包容性，让人人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安全性和包容性的新绿色经济在“里约+20”峰会上得到肯定和确认。“里约+20”峰会对新绿色经济进行深刻阐述，认为发展绿色经济应该在遵循生态界限的前提下，更要关注公平，保证地球上每个人特别是穷人具有公平享受自然资本的权利。但由于新绿色经济涉及政治倾向和利益分配的问题，各大阵营态度有很大不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强烈强调公平观点，认为绿色经济首先是具有包容性。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消费主义国家则普遍抵制这一说法，因为这意味着需要大幅度地减少个人、组织和国家的消费增长。
不管从理论界还是联合国体系来看，在当前的新阶段，绿色经济已经远远超过纯粹经济或者产业发展的范畴，具有了生态安全性和社会包容性这两个新的维度。由于这一阶段的绿色经济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概括，为以下论述便利计，姑且名之曰“新绿色经济”。
4 新绿色经济为生态和民生林业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倡导发展新绿色经济，林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里约+20”峰会强调林业/森林在发展绿色经济具有重要积极作用，联合国环境署认为林业在发展绿色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联合国粮农组织坚持并倡导把林业纳入绿色经济的“核心内容”。各种理论和思潮也不断涌现出来，让我们对绿色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丰富。在“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和联合国环境署《迈向绿色经济》等文件中，新绿色经济展示出新维度——安全性和包容性。
面对时代要求和形势发展，我国林业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而科学的回应，通过加强林业生态和民生建设促进绿色增长。2011年12月召开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主题是“提升多种功能，促进绿色增长，把现代林业建设不断推向前进”，提出新时期林业建设要加强生态建设和关切民生改善。2012年5月，国家林业局赵树丛局长在甘肃考察林业工作时强调，林业建设要高举生态和民生两面大旗。正如上述，安全性和包容性的绿色经济理论让我们对绿色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和丰富，为生态和民生林业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为认识新时期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
新绿色经济的生态安全性，要求坚持和加强林业生态建设的主体地位。绿色经济安全性的根本要求是，在实现经济增长时，既不能超过自然生态极限边界(如9类“地球边界”)造成生态危机，又必须促进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在消耗和生长中实现存量扩增。在9大类“地球边界”中，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土地用途改变等已经透支或接近临界点，亟须改变逆转并促进有关自然资本增长。我国林业包括森林、湿地、荒漠3个生态系统，基本覆盖了除海洋外的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这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和加强林业作为生态建设主体的地位，发挥林业基础作用，促进实现绿色经济的安全性。
新绿色经济的社会包容性，要求发展林业以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绿色经济的包容性建立在自然资本公平利用和合理分配的基础上，尤为关注消除贫困，创造“包容性财富”(inclusive wealth)，帮助贫困地区人群改善民生。据联合国环境署分析，全球绿色投资的1/4(即全球生产总值的0.5%，约合3250亿美元)将投入到林业、农业、淡水和渔业。在向绿色经济过渡中，林业除了增加自然资本外还发挥多种效益：森林工业附加值到2050年将比常规情景增加约20%，大量贫困人口直接获得补贴和各种收益，工作岗位数量明显增多。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山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6%。我国生态和民生林业建设，“必将创造规模巨大的‘包容性财富’”，促进自然资源和财富公平分配，有利于在山区林区加强民生保障和促进民生改善，实现绿色经济所强调的包容性。
5 新绿色经济为生态和民生林业的政策调整带来启示
新绿色经济为林业拓宽了新领域，展现了新视野，也给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的政策调整带来启示。从操作层面看，进行政策调整，首先要识别涉及因素哪些是确定的，哪些是不确定的。以下，根据我国林业实际情况，对《我们希望的未来》《迈向绿色经济》和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多项决议等文件规定进行总结分析，提炼出新绿色经济给生态和民生林业政策调整带来的启示。
5.1 已获证实/承认的3个事情
新绿色经济关于林业地位作用、林业投资前景和林业独特优势，进行不同程度的阐述。这三个方面的事情，均已获得科学证实或者普遍承认，也是林业政策调整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5.1.1 林业地位作用
林业具有绿色经济的基础地位，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生态支撑和物质基础，森林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具有巨大潜力和价值。发展绿色经济可促成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森林是支持人类福祉的“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产品和服务是逾10亿人的主要经济生计，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除了木材、纸张和纤维产品——占GDP很小的比例，森林生态系统提供了数以亿万美元计的公共服务。森林持续为80%的陆地物种提供生境，增加林地能改善土壤质量，提高水土保持能力。可持续林业方法和保护生态的耕作方法对于自给农作尤其灵验(全球近13亿人的生计依赖自给农作)。提供可回收、可再生和可分解的林产品促进建筑业绿化。由于林业维持着一系列相关产业和下游产业，在整合各类关键经济行业绿化的战略政策议程中，林业可充分发挥协调增效作用。
5.1.2 林业投资前景
在向绿色经济过渡中，林业投资日益受到重视，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投入领域逐渐延拓。从投资领域看，林业“绿化”的投资领域包括从天然林保护、建立保护区、造林和再造林、农林复合经营到森林生态旅游等等。人们将认识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将成为宝贵的投资机遇。在2008年，英国政府气候变化办公室委托Johan Eliasch完成的研究报告《气候变化：为全球森林融资》(Climate Change Financing Forests)，该报告估计仅保护森林避免温室气体排放就产生不少于3.7万亿美元的净现值。从投资规模看，据联合国环境署分析，从2011-2050年，仅再造林和避免毁林/森林保护，就吸引全球生产总值0.034%投入，相当于平均每年投入400亿美元(按2010年美元价值水平)。其中，约有54%即220亿美元投入到再造林，而46%即180亿美元投入到避免毁林/森林保护。2011-2050年间将有0.03%的全球生产总值用于支付森林土地所有者，以保护森林以及私人投资造林，则森林工业所增加到额经济价值可高出常规情景模式20%以上。
5.1.3 林业独特优势
林业部门存在特定的投资机会，即将启动具有全球意义的政策改革，可供各国借鉴和推广，推动向绿色经济过渡。经长期探索验证，林业现在拥有比较成熟的林业“绿化”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可用于复制和扩大规模。其中包括经木材认证、雨林产品认证、生态系统服务收费、惠益分享计划以及基于社群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围绕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排放“补偿计划”的国际和国家磋商可能是目前促进林业向绿色经济过渡的最佳机会。在全球各地实施的“REDD+”试点项目证明，“环境服务付款”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不仅能促进气候的调节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服务，而且也能扩大资金规模，帮助社区在景观层面上进行维护。
5.2 实现促进条件的政策调整主要方向和内容
当前，我国林业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生态建设和民生改善是林业转型升级的最核心的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两个核心任务，需要及时调整政策，逐步创造必需的促进条件。同时，新绿色经济所需要的政策调整，实际上也是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和内容，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6个方面：
5.2.1 推进森林治理和产权改革
针对破坏森林资源及阻碍林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推进森林治理和改革，建立透明、公平、有保障的分配机制，授予权利人尤其是当地居民的森林资源产权。同时，围绕林业产权改革，加快推进林业市场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在制度建设上要从以行政权力为核心向以民事权利为核心过渡，在资源配置上要从以行政分配为主向以市场调节为主过渡，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林业产权制度安排和相关市场机制。
5.2.2 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
森林可持续经营是“里约+20”峰会后里约3个公约都涉及的核心行动。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需要构建支持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政策框架，核心内容包括确保利益相关者参与，关于森林利用的透明而易得的信息和问责机制，各类林业补贴、经济工具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以及能力建设和技术服务。同时，参加建立广泛的双边和多边法律机制，推动国际合作打击非法采伐。
5.2.3 推动财政政策改革和经济手段重组
要向绿色经济转变，需要改革林业政策框架，综合考虑和改革调整林业和相关领域财政政策和经济工具。同时，林业不但是资源产业，而且是其他产业及相关生计的支撑，如能源领域(低成本木材进入并成为可再生能源)和农业领域(森林保持土地肥力，持续提供食物，其资产随时变现投入耕作)。这需要对林业政策与相关领域政策进行评估，确保政策效力不相互抵牾，不产生侵占林地和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逆向行为，
5.2.4 调动绿色经济投资
林业将为绿色经济投资提供难得的机会。一个重要政策是公共政策采购计划。林业以及林业下游产业应该占有公共政策采购的重大份额。另一政策是掌握在重要投资机构手里，鼓励投资机构坚持绿色贷款，拒绝对不可持续或者非“绿化”林业项目投资。
5.2.5 搜集分析森林资产信息
森林资产信息，包括森林资源资产存量、流动和成本效益分配，有助于人们了解森林生态系统所覆盖的服务领域，调整林业与农业和相关领域关系，让林业获得优先投资的机会。森林资产信息分析不是简单地计算蓄积和面积，而是全面评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规模、价值和质量。尤其要关注林业本身及对下游产业的经济社会效益和民生改善。
5.2.6 利用“REDD+”机制融资
林业具有别的领域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可以利用“REDD+”机制作为“绿化”林业的融资催化剂。目前，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尚未吸引明朗而稳定的投资。森林生态服务有效调节气候变化，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或者“REDD+”机制吸引了投资。这是各国和林权者从森林生态效益获益的极好机遇，也为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创造宝贵经验。
为深入推进“REDD+”，获得更多经验，当前最需要做好3个方面工作：一是制定方法学指南，促进各国一致达成解决“REDD+”有关问题尤其额外性问题的认识。二是建立保护碳权和公平受益的保障机制，尊重和保护依赖森林生活的人们的碳汇产权(尤其实根据传统或者习惯法获得)，让其获得适当的收益。三是研究建立小规模“REDD+”模式，确保当地利益相关者获益，让“REDD+”具备让当地社会或人群公平受益的包容性。
5.3 政策调整需要关注的困难/挑战
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建设，与向绿色经济过渡一样，在前进的道路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这是在政策调整中尤为需要关注和认真研究解决的。目前，林业政策调整遇到的比较突出的困难和挑战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4个方面。
5.3.1 法律/治理改革的问题
林业向绿色经济过渡，首先要考虑的是需要法律和治理方面的变革，打击毁林和侵占林地等行为，以充分保护森林资源作为绿色经济的生态支撑和物质基础。当前，毁林不断加剧，林地不断被侵占和改变用途。原因是木产品需求以及来自其他土地用途的压力——特别是农业和畜牧养殖，以及市场、政策和治理失灵。这些都是森林面临的严重威胁。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林业所面临的压力尤为沉重。对此，需要法律和治理方面的变革，促使走向可持续林业，弃用蔓延全球的不可持续做法。
5.3.2 政策协调一致的问题
林业政策调整亟须审慎地考虑农业补贴的问题，以及政府对生物质能源的大力扶持。开垦耕作曾经是毁林的主要原因，生物质能源现在迅速扩张，成为毁林的新的驱动因素。目前，如果要确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很难撤销对农业或者生物质能源的各类补贴和扶持。如果不加强政策协调，农业和新能源仍然有大量补贴和大力扶持，“REDD+”等保护森林的效力估计大打折扣。但是，也有两全其美的折中之路，如发展农林复合经营，促进农业和林业的耦合。
5.3.3 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的问题
林业向绿色经济过渡需要全面评估林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这需要构建和适用应对复杂性的信息处理工具和方法，以全面监测、经济统计和多元分析作为决策的依据。目前，评估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性，而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深入，包括从森林碳汇计量监测到林区经济社会和民生改善状况的调查监测。
5.3.4 林业部门制度性力量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如果说环境治理尚有进展，原因之一是环境主管部门作为制度性力量出现且不断加强。正如联合国环境署所说，林业机构若过于薄弱，制度性力量不足，则不利于推进改革、执行政策和实现促进条件，推动向绿色经济过渡。在当前的形势下，林业部门的制度性力量亟待加强和提升，以实现林业转型升级，加快促进向绿色经济过渡。
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述当前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理论思潮并不仅限于这三种，对有贡献的人物也不仅限于本文所提及的代表人物，只是为了行文需要，简要介绍这三种理论思潮及作出重大贡献的代表人物。
②乐施会(Oxfam)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和救援组织的联盟，它由十三个独立运作的乐施会成员组成。1942年Canon Theodore Richard Milford(1896年-1987年)在英国牛津郡成立，原名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由1987年开始，乐施会在中国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项目内容包括：农村综合发展、增收活动、小型基本建设、卫生服务、教育、能力建设及政策倡议等。由1991年2008年底，乐施会在国内28个省市开展赈灾与扶贫发展工作，投入资金总额超过5亿元人民币，受益群体主要是边远山区的贫困农户、少数民族、妇女和儿童；农民工及艾滋病感染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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