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发展理论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胡锦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06-01-18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499(2006)01-0009-05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三次飞跃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映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也经历了三次创新性、开拓性的飞跃。
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第一次飞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第一次飞跃，是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开拓者——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实现的。邓小平同志通过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的批判，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以“猫论”为基础，以“摸论”为先导，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排除了极“左”和极右的干扰，在确立“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拨开了“姓社姓资”的迷雾，解决了“姓公姓私”的困惑，确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 225，“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1] 374，明确了“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方向，最终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唯物论基础和信念——“发展才是硬道理”[1] 377。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第二次飞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第二次飞跃，是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实现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解决了“发展什么、靠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根本问题。
第三，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第三次飞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第三次飞跃，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贡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现在进行时。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必须全面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必须可持续发展，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永续发展；必须和平发展，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要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必须和谐发展，在国内建立和谐社会，在全球争取建立和谐的国际关系。这就为当代中国解决了“如何继续发展、如何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从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经过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作出了创新性的重要贡献，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三座里程碑。
二、三次飞跃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使命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2] 537“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2] 243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必然的历史背景，也都担负着其产生所提出的内在的历史使命——解决历史提出的相应的课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第一次飞跃，是在“文革”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之后，中国共产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实现的。其历史使命，是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础、地位、方向。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民族竟失去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评价一只猫是好是坏，其标准究竟是颜色的黑白、叫声的悦耳、性情的温顺、体型的胖瘦、眼睛的大小、鼻梁的高低，还是会不会抓老鼠、敢不敢抓老鼠、能不能抓老鼠？能抓多少老鼠、能抓多大老鼠？面对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竟出现了一个民族集体性的认识混乱——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不晓得。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都从理论上明确了的问题，100年后我们却因“文革”的倒行逆施而不知道了，更糊涂了。当结束了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解脱了枷锁的人们竟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正是邓小平同志以“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最基本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倡导“真理标准大讨论”，最终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唯物论基础和信念——“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基础、地位和方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第二次飞跃，是在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共产主义低潮造成动荡这一历史背景下实现的，其历史使命，是在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发展什么、靠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根本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面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形势以及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改革开放受到抑制，生产下降，国内自然灾害频仍，经济生活困难重重，与此同时，极“左”思潮也开始回潮。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把“和平演变”视为最大危险，放纵“左”倾思想的泛滥(如批判股票，压制乃至否定个体私营经济，乱扣“资本主义”帽子，一事当前先问姓“社”姓“资”，动辄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为“文化大革命”喊冤叫屈等等)，把社会主义教育作为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发展问题的又一次重大选择，再次处在了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中关于“主要是防左”、“姓资姓社”、“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给党指明了前进方向。江泽民同志坚定地执行了邓小平所坚持的唯物主义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基础上、理论上、根本上解决了发展的途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先导——先进文化，发展的主体——最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的目的——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诸问题。
理论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理论必然会指导实践取得成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恰当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波动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国际风云变幻，妥善地处理了撞机、炸馆事件和“9·11”事件对我国发展的影响，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取得了经济社会较长时间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第三次飞跃，是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却又积累了大量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各类问题的背景下实现的。其历史使命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持久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即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9.4％的速度高速、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中国人均GDP增长了5倍，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数亿，取得的成绩举世公认，但不可否认，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贫富两极分化、阶层关系紧张；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危险的0.45以上；环境污染，生态继续恶化，资源能源紧张；政治体制改革缓慢，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行政效率低下；腐败得不到有效地根本遏制；失业比例过大、城乡二元结构得不到有效化解；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犯罪率居高不下……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出路在哪里？科学发展观！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三、三次飞跃的主要特色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三次飞跃，历史背景不同，社会使命不同，创新主体不同，必然要带有各自的特性特色。
第一，邓小平发展理论的主要特色，是质朴性、根本性、扬弃性。所谓质朴性，是指邓小平发展理论的语言表达特点，质朴、实在、明确，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浮华，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等等。质朴的语言，生动的表达，但却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成为永恒的真理。
所谓根本性，是指邓小平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中具有开拓性、起始性的特点，它表达的都是最基本的方向性、原则性的东西。“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虽然都是在针对具体形势和任务讲，但讲的话都具有哲学意义。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把根本原则破坏了，经济处于恢复阶段，改革处于创始阶段，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百规待定。正如处于启蒙、开创阶段的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命题都具有永恒的价值一样，邓小平同志的每条指示都显示出持久的意义。
所谓扬弃性，是指邓小平发展理论不但是针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提出来的，更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歪曲和破坏提出来的，总是在否定错误思潮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摸着石头过河”是针对改革激进者的盲目急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针对“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是针对平均主义；“三个有利于”是针对“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提出来的。破旧立新，这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重要特点。
第二，江泽民发展理论的主要特色，是转折性、系统性、全面性。所谓转折性是指，由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从理论到实践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作为邓小平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三个代表”为主体的江泽民发展理论就更注重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有条件、有基础、有必要、有可能去关注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完整的对立阶级消失了，历史发生了转折，时代发生了变化，任务出现了不同，党作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领导者，还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够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意味着发展理论的飞跃。这个飞跃是从注重经济建设到关注领导力量建设的一个转折。领导力量建设的加强，是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健康、稳定发展的保证。
所谓系统性是指，以“三个代表”为主体的江泽民发展理论具有有机的内在联系。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这是必然的，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进步的基础；同时党也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党更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这是党的使命。这“三个代表”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所谓全面性是指，以“三个代表”为主体的江泽民发展理论具有全面的特点。从社会前进的动力和生活基础——生产力，到社会发展的先导——先进文化，再到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它都完整地全面地予以关注。
第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理论，其根本特色在于科学性，具体分析则有着人本性、和谐性、开放性的特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自己的发展思想直接命名为科学发展观，“科学性”就是其本质特点。这一科学性首先表现为以人为本，即人本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属人的，人是万物的价值尺度，任何发展最终都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更是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一切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观念。
所谓和谐性，一是指发展的手段要和谐，不能通过阶级斗争、阶层对立的途径来发展，也不能用破坏生态的办法来发展。二是指发展的过程要和谐，发展是一个过程，发展通过过程来体现，过程就是结果。如果发展的过程是不和谐的，那发展就是没有意义的，不符合人本思想的。三是指发展的目的是和谐，世界是属人的，但人又是世界的一部分，归根结底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科学发展的目的，应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四是指发展的结果是和谐，手段的和谐、过程的和谐、目的的和谐，最终是要一个和谐发展的结果。
所谓开放性，是指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国际关系的和谐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和平发展观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和谐世界、和谐人类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也是对人类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球变得更小，过去说是地球村，其实只是一个球体的单元房，大家彼此依存，谁也承受不起战争、对抗的代价。时代要求国家和民族的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科学发展观是对历史潮流、时代精神的准确概括。
四、三次飞跃的辩证关系
三次飞跃是什么关系呢？是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是联系和发展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分析三次飞跃之间的传承和联系。
第一，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是对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的恢复。在“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同志通过改革开放，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同志并没有创造什么全新的理论体系、理论观点，他仅仅是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观点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他仅仅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唯物主义。从“猫论”、“摸论”、“真理标准论”到“生产力标准论”，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三个有利于”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哪一句不是老百姓几千年来熟知的常识？哪一点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已经说过的真理？哪个思想不是人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经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大革文化命”把这一切都弄糊涂了。邓小平同志所做的，就是恢复人们对常识的回忆，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本来面貌的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
第二，江泽民同志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是对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忠实继承。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什么道路上前进？在发展的道路上前进；在发展的道路上前进时出现的问题，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江泽民发展理论的精髓。它强调的还是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出现问题了，还要用发展来解决，而不是用倒退、用极“左”、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等手段来解决。这就是坚持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忠实继承。
第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继承。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都是要发展，要更好、更快、更全面、更有效率、更深入地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就是要科学地发展。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的逻辑延伸。
其次，我们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在中国经历了三次飞跃，就是指它每一次都有创新，自身都在发展。
第一，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是唯物主义在中国具体历史环境下的创新。理论创新，并不都是必须说了别人没有说的话才是创新，还要看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由什么人说什么话。如果仅仅从基础理论的意义上看，邓小平理论没有“理论”，邓小平没有提出任何惊世骇俗的观点，没有创立任何完美无缺的学术体系，没有动辄几万字的长篇理论文章，也没有大部头的著作，《邓小平文选》只是诸多并不长的文章(主要是谈话)的集子。可以说，仅仅从纯粹的理论研究的意义上看，邓小平的发展理论并没有什么突破，他仅仅是恢复了生活常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要说，评价是否创新的角度并不只是一个。固然，对于理论家的理论创新来说，关键是要能够提出科学的有意义的全新观点和体系，但对于政治家来说，他的创新则主要表现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运用人类已有的理论和智慧，去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甚至对于理论家来说，这也是创新评价的重要方面。真理标准的提出和讨论只是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但在那个迷信盛行的年代就凸现出了创新的意义。同样，在人们都忘记了常识的时候，“猫论”、“摸论”、“生产力标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大实话就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就惊醒了一头雄师，就挽救了一个民族，就振兴了一个国家，就辉煌了一个时代。这难道还不是政治家最大的贡献、最大的创新吗？如果以纯粹理论观点的提出作为政治家创新的标准，那又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学问家、理论家呢？如果在新环境下强调真理标准是理论家的创新和贡献，那支持这个讨论就是政治家的创新和贡献。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无法进行，也难以产生相应的社会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的以大实话、大真话、大白话为特色的发展理论，具有咀嚼不尽的内涵和永恒的生命力。
第二，江泽民同志的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体的发展理论是邓小平发展理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创新。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体的发展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第三次飞跃。说它是飞跃，因为其一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它的提出解决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建设发展问题，而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解决好党的建设发展问题，也就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保证。其二是它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的国内条件下，成功地指引我们摆脱了困境，走向了坦途。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江泽民发展理论，在新世纪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邓小平同志针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针对极“左”思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主要是从恢复和坚持唯物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进行创新；江泽民同志针对一个对立的完整阶级已经不存在，党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主要是从党的指导思想的角度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则从发展的系统性、全面性、和谐性、人本性、生态性，即科学性的角度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层面上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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