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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1-0145-07
一
几乎在汉赋产生的同时，人们就开始了对于汉赋的研究和评述，只是由于时代久远，文献散佚，这些论述文字很少能流传下来。汉初枚乘《七发》中的“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数语，虽未明言论汉赋，却已准确无误地指出了汉赋创作中铺陈名物、排比辞藻的特色。而见载于《西京杂记》卷二的司马相如的这段话无疑是明确的汉赋评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是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经验之谈，但他却无意间规定了整个汉代大赋的创作范式，也概括出了汉大赋的基本特点：具有辞藻华丽、音声和美的形式和包容古今、囊括万物的气魄，以瑰丽的文采和阔大的气势再现了汉王朝上升时期的时代风貌。应该说，司马相如的这些论述是切中肯綮、鞭辟入里的。
比司马相如稍后的司马迁，曾对相如赋作如下评说：“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子虚》之事，《上林》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2]在这里，司马迁一方面肯定了相如赋的讽谏功能，并以为与《诗经》无异，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相如赋“虚辞滥说”、“靡丽多夸”的特征，似乎已把它作为相如赋的缺点来看待。其实，司马迁的这一批评并不能掩盖他对相如赋华美辞藻的赏爱，他在《司马相如列传》中以2/3的篇幅来记录司马相如的赋作，并将作赋的前后经过进行了细致的叙述，就已向我们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可以说，司马迁的评论为整个汉代的汉赋研究定了基调，其后的汉宣帝刘询及扬雄、班固、王充、王符、蔡合等人，都曾以颂美、讽谏为准绳来批评汉赋，并对其“靡丽”与“多夸”的特点作出了不同的分析和评价。
当然，扬雄的汉赋观远比司马迁要偏激得多。他始而大力创作辞赋，成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后来竟然阵前倒戈，大骂汉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又发誓说“壮夫不为”[3]。扬雄态度的急剧转变与他后期接受经学思想的熏染密切相关。他指责汉赋“劝而不止”，起不到任何讽谏作用，完全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班固也是个大儒家，却说汉赋有讽谏作用，是“雅颂之亚”，并且大力肯定汉斌的历史地位，称赞它“炳焉与三代同风”[4]。有汉一代，班固的看法是最系统、最深刻的。
《史记》、《汉书》保存了不少汉赋作品，但真正大规模、有系统的汉赋整理与分类工作却始于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西汉成帝时，刘向领校群籍，整理、编定汉赋多达70余家，900余篇，并为各赋家都撰写了叙录。其子刘歆继承父志，撰成《七略》，其中的“诗赋略”把早期辞赋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与杂赋四类。班固“因《七略》之辞”，“删其要以备篇籍”，撰成了《汉书·艺文志》。所以《艺文志》中的汉赋类目与评论，大多是刘向父子的研究成果。
东汉首开注赋之风。最早注汉赋者恐怕是东汉初年的班昭，曾为其兄班固《幽通赋》作注，部分保存在《文选》李善注中。其后的服虔、应劭、李奇、邓展、文颖等也曾为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辞赋作过音义，但原书均已失传。我们只能从《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的征引中窥探其一鳞半爪。
总之，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汉人对汉赋的研究也就一直笼罩在经学的阴影之下，具有强烈的政教功利色彩。惟有生活在西汉前期的司马相如，未赶上儒学独尊的时代，发表了很有价值的“赋迹”、“赋心”说。汉人的汉赋评论与研究尽管零散，系统性不强，但却具有探讨、争论的性质，它涉及到汉赋的体制渊源、兴盛原因、思想价值、艺术功过、社会地位、创作手法、作家作品评论、文献整理、作品注释等诸多方面，为后代的汉赋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空前解放，佛教与道教勃兴，儒学的正统地位动摇了，汉赋研究者们也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由过分强调汉赋的讽谏作用和社会功能，转移到对汉赋本身的艺术特征的关注和研究。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一些系统论述汉赋的文章如《文心雕龙》中的“诠赋”，而且出现了大规模整理、保存汉赋的文学总集《文选》，赋集、赋注层出不穷，谈赋、论赋蔚然成风，汉赋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魏文帝曹丕率先打出“诗赋欲丽”[5]的旗号，第一次对汉赋文辞绚烂、语言华美的艺术特点大加肯定，标志着文学批评已进入了“自觉的时代”。嗣后，曹植歆羡汉赋“辞各美丽”、“辞甚瑰伟”（《七启序》、《酒赋序》），陆机高喊“赋体物而浏亮”[6]，都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品赏汉赋，已见不到任何经学的影子。而葛洪《抱朴子·钧世篇》更从文学发展进化的全新视角，指出汉大赋的“汪
博富”、辞采艳壮皆远在《诗经》之上，这真是振聋发聩的新见解。至于沈约赞颂汉赋“英辞润金石，高义筹云天”，“标能善美，独映当时”[7]，显然已把汉赋的文学成就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当然，汉赋遇到的批评和指责也不少。晋人左思在其《三都赋序》中就对汉赋的夸张、虚构大为不满：”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左思强调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本无可厚非；但他这样批评汉赋，无疑是以学术著作的标准来要求文学作品，其结果只能是取消文学。时人皇甫谧和挚虞也持类似观点，后者在《文章流别论》中如此讥刺汉赋：“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显然是受了扬雄等人政教功利观念的影响。可见经学对汉赋研究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
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则综合了前人的汉赋研究成果，建构起空前庞大严整的理论体系，代表了这一时期汉赋研究的最高成就。比如《诠赋》篇探讨赋（汉赋）的性质渊源，详细论证了赋从周代赋诗行为发展为一代之文学的经过，肯定了枚马贾王等“辞赋之英杰”的文学成就，交代了赋在汉以后的衍变，并论及辞赋的创作手法及其要求，这些观点在今日看来仍觉精当深刻，颇有合理性。除《诠赋》外，《文心雕龙》在《辨骚》、《杂文》、《谐隐》、《通变》、《丽辞》等20余篇中都有关于汉赋的精彩论述。刘勰虽然不时显露出“明道”、“宗经”的正统思想，但他对汉赋研究的全面、细致、深刻、系统以及独创性之强都是前无古人的。
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纂大型文学总集《文选》的时候，将赋列于卷首，其篇幅约占全书的1/3；又将《京都赋》列于赋首，作为各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典范，充分体现出编者对国家政治中心和主要文学样式的高度重视。《文选》“赋”类收录汉赋10类，赋家13人，作品23篇，再加上收入“七”、“檄”、“设论”、“吊文”类的赋作，总数应为15家，29篇，汉赋的著名篇章藉此得以保存下来。据《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等典籍的记载和征引，在萧统之前或之后，曾经整理、编辑过汉斌的还有宋明帝、宋新渝侯、梁谢灵运、后魏崔浩等，曾为汉赋作过注释的有李轨、綦毋邃、郭璞、薛综、韦昭、晋灼、臣瓒等，另外还出现了赋音、赋图，出现了分类的赋集如《乐器赋》、《伎艺赋》等等，这都彰显出那个时代汉赋研究的繁荣与兴盛。
三
唐初的文学批评家们对六朝浮靡文风作了一次认真的检讨和批判，他们顺藤摸瓜地把汉赋视为这种文风的始作俑者而横加指责。唐太宗、王勃、杨炯、刘知己等人，就以为汉赋“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亏于风雅”，“有长奸诈”，皆可视为汉代经学思想的流风遗绪。而柳冕更变本加厉，痛骂屈、宋之作为“亡国之音”，继而指责“西汉马、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观点之偏激、片面，实在令人瞠目，自然会遭到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令狐德棻、卢藏用、韩愈、柳宗元、皇甫湜等，就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同程度地认定了汉赋的文学成就。白居易《赋赋》主要颂扬唐赋，但在讨论赋的起源演变时说：“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也肯定了贾谊、司马相如在赋史上的地位。他们的观点都是很中肯的。
李善的《文选注》代表了唐代汉赋研究的最高成就。李善注《文选》，吸收了不少前代学者对汉赋的研究成果，除隋萧该《文选音》、曹宪《文选音义》外，还为我们保存了《两都赋》薛综注，《鲁灵光殿赋》张载注，《幽通赋》曹大家、项岱注，《思玄赋》云衡注等。李善对旧注择善而从，并标出注者姓名，还常常以“善曰”的形式兼下己意，颇多创见。李善擅长辨形、注音、释义，而且精于校勘，引证博赡。其所注汉赋篇目之多，体例之严，注解之精，引证之博，不仅空前，后人也难以企及。五臣的《文选注》虽因简明而在当时颇受青睐，但其学术价值已大为降低。值得一提的是，颜师古注《汉书》、李贤等注《后汉书》时，也附带注及了二书所收录的汉赋。
宋代的王禹偁、苏轼、王正德、项安世、洪迈等人，都在书信或笔记中对汉赋有所评议。如项安世论及汉赋对其它文体的影响[8]，洪迈对那些“规仿太切，了无新意”的蹈袭模拟之作痛下针砭[9]，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见解。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朱熹对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批评。他说相如赋“能侈而不能约，能谄而不能谅”，指责扬雄、蔡琰有“失节”行为，对其赋不屑一提；他颂扬贾谊“奇伟卓绝”，颂扬班婕好赋“和平中正”，堪与《诗经》媲美。[10]朱熹如此以道德标准论赋，自然十分偏激，并不可取，但这恐怕与他生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借汉赋批评来抒发民族义愤有关。
元人祝尧作《古赋辨体》，不单是辨析赋的体制源流，论证辞赋创作中情、辞、理的关系，还收录了14篇汉赋，对汉代赋家赋作逐一进行了品评、论析。如说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与《长门》“如出二手”，前者“尚辞，极其靡丽，而不本于情，终无深意远味”，而后者“尚意，感动人心，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虽不尚辞，而辞亦在意之中”，就颇具慧眼。祝氏力求集前人之大成，将选赋、论赋与构建辞赋理论相结合，对明清的汉赋研究有很大影响。
四
明清及近代，清理古代文化遗产的风气很盛，汉赋研究也进入了总结的阶段。首先，大量的赋论专著涌现出来，其中当然包含对汉赋的论述。有的批评家甚至收集汉以来的辞赋评论，汇为一帙，如李调无《赋话》、浦铣《历代赋话》等。其次，出现了一部总结古代汉赋研究之成果，系统性强而又新见迭出的专著《艺概·赋概》。另外，辞赋总集、选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其中既有历代辞赋的总汇，也有断代的赋钞，既有简略的题注，也有详细的笺注，数量之多，前无古人。在这些著作中，汉赋被视为辞赋史上的典范而得到深入研究和全面清理。
明初文坛上掀起一场复古与反复古的论争，汉赋研究便也随之裂变为两大阵营。发起论争的是反复古派代表方孝儒，他指责司马相如、扬雄赋“按辑艰深之字”，“衔为浮漫瑰怪之辞”，“以示其博”。“至于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甚至于泽中之夫何异哉？”[11]他甚至将相如之徒判为六朝浮靡文风的罪魁祸首而痛骂不已，恐怕也是出于对文坛上复古风气的反感。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前七子”、“后七子”等则与之针锋相对，不仅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12]，而且还认为“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13]，还提出“汉人赋冠绝古今”，“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14]的论点，表现出明显的贵古贱今的倾向。相形之下，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厚古而不薄今，具体联系作家的社会环境、个人遭际、思想性格及诗文创作等诸方面来评论其人其赋，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就显得难能可贵了。比如他说贾谊“骚赋词清而理哀”，说司马相如“《子虚、上林》非徒极博，实发于天才，扬子云锐精揣练，仅能合辙，犹《汉书》于《史记》也”。“《美人赋》风诗之尤，上掩宋玉，盖长卿风流放诞，深于论色，即其所自叙传。”说扬雄《河东赋》等“四赋绝伦，自比讽谏，相如不死”。“《逐贫赋》长于解嘲，释愁送穷，文士调脱，多原于此。”用语无多，而颇中肯綮，代表了明代汉赋研究的最高成果。
清代的汉赋评论最为繁荣，著作之多，论述之深，可谓集古代汉赋研究之大成。李景旭《历代诗话》、何焯《义门读书记》、孙梅《四六丛话》、章学诚《文史通义》等诗话、四六话、笔记著作，都包含有丰富的汉赋评论。至于单篇的赋论专文，如纳兰性德《赋论》、程廷祚《骚赋论》、王芑孙《读赋卮言》等，论汉赋更为全面、集中、系统。清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赋话。浦铣《历代赋话》辑录历代辞赋研究材料，其中的两汉部分，辑入了《史记》、《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容斋随笔》等近20种书籍中的有关资料，搜罗十分丰富。浦铣还述而兼作，以“铣案”的形式申述己见。李调元《赋话》与此相类，搜集材料甚丰而较少理论建树。刘熙载《艺概·赋概》则克服了这一缺憾，不仅吸收了历代的汉赋研究成果，从各个侧面、不同角度论述汉赋，而且不囿成规，时出新意。如《赋概》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陈之。”论及社会生活对汉赋产生的重大影响，可谓一语中的。又如：“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屈子之缠绵，枚叔、长卿之巨丽，渊明之高逸，宇宙间赋，归趣总不外此三种。”“贾生之赋志胜才，相如之赋才胜志。”“相如之渊雅，邹阳、枚乘不及；然邹、枚雄奇之气，相如亦当避谢。”仅此数语，就足见刘氏论汉赋冲破传统、独辟蹊径的魄力以及精警深刻、明辨过人的眼光。
近代的王闿运、林纾、章炳麟、王国维、刘师培等人都对汉赋有所研究。例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称汉赋为“一代之文学”；刘师培《论文杂记》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四类赋中，客主赋实为“汉代之总集”，其余三类为分集，可称之为写怀之赋、骋辞之赋、阐理之赋，分别源于《诗经》、纵横家和儒道两家。见解独到，很有参考价值。
五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社会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研究者们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开始从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考察汉赋，汉赋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赋研究曾一度兴盛，许多学贯中西的学者对汉赋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比如鲁迅写于1926年的《汉文学史纲要》，就称扬司马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富，卓绝汉代”。当时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如谢无量先生《中国大文学史》、赵景琛先生《中国文学小史》、欧阳溥存先生《中国文学史纲》、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等，都对汉赋有所论述。最突出的莫过于刘大杰先生，他在1939年撰就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中，设专章讨论汉赋，对于汉赋的兴盛原因、发展进程及其流变影响等方面都发表了许多公允独到的见解。
这时期还出现了两种汉赋专著：金秬香《汉代辞赋之发达》(1934)和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1939)。虽然二书字数少，论述简，后者还有大段引文，但皆眉目清晰，体系严明，已呈现出现代汉赋研究突破传统方法的新气象。对于汉赋的整理与诠释，高步瀛于1929年开始编纂的《文选李注义疏》最见功力。该书集前代文选学之大成，对九篇汉代大赋作了详尽而精湛的校勘、考证和诠释，足资参考。
20世纪40至70年代，汉赋研究几乎沉寂。只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余冠英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钱钟书的《管锥编》，较少受政治斗争的影响，对汉赋有着相对客观的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也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龚克昌在《文史哲》1981年第1期发表《论汉赋》一文，率先从正面肯定汉赋的文学价值与历史地位，在学术界掀起了汉赋研究的热潮，标志着汉赋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从1981年至今，学术界共发表专论汉赋及与汉赋密切相关的论文千余篇，专著有龚克昌的《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的《汉赋通义》(1989)、刘斯翰的《汉赋：唯美文学之潮》(1989)、万光治的《汉赋通论》(1989)、章沧授的《汉赋美学》(1992)、康金声的《汉赋纵横》(1992)、阮忠的《汉赋艺术论》(1993)、曲德来的《汉赋综论》(1993)、程章灿的《汉赋揽胜》(1995)等十余种。其它如马积高的《赋史》、曹道衡的《汉魏六朝辞赋》、高光复的《赋史述略》、郭维森、许结的《中国辞赋发展史》、曹明纲的《赋学概论》等著作虽不专论汉赋，但也对汉赋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外，汉赋的整理、注释、赏析、评点也蔚然成风，突出的有仇仲谦的《汉赋赏析》、费振刚等的《全汉赋》、金国永的《司马相如集校注》、贺新辉的《汉赋精革》、毕万忱等的《中国历代赋选》、霍旭东等的《历代辞赋鉴赏辞典》，以及已经部分付梓的龚克昌的《全汉赋评注》等。全国赋学讨论会已在湖南南峰(1988.4)、四川江油(1989.10)召开了两次；国际赋学研讨会已在济南(1990.10)、香港(1992.10)、台北(1996.12)、南京(1998.10)、漳州(2001.11)召开了五次，每次都有大量的汉赋论文发表。汉赋研究已走向国际，不少外国友人也加入了研究队伍。此外，山东大学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赋学博士点，并已培养出十余名赋学博士，为汉赋研究增添了有生力量。
在港台与海外，一直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汉赋研究。香港的何沛雄，台湾的张清钟、简宗梧、高桂惠、曹淑娟，日本的中岛千秋、铃木虎雄，美国的康达维等，都发表了不少论文与专著。尤其是康达维教授，不仅著有《扬雄赋研究》，而且把载有汉赋的《文选》及龚克昌《汉赋讲稿》翻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为汉赋研究的世界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现当代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汉赋研究，对于汉赋的文体性质、美学渊源、兴盛原因、分期分类、讽谕功能、艺术特色、创作手法、文学地位、对后世的影响，以及汉赋的整理、注释、评点、鉴赏，乃至赋家生平著作考辨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讨论，研究的范围之广、角度之新、程度之深、成果之多，在2000年汉赋研究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汉赋研究真正走向了繁荣。
纵观2000年汉赋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每一时期的汉赋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时代思潮、学术风气、文学创作尤其是辞赋创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推进，人们对汉赋的认识和评价也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零散到系统、由现象到规律的不断深入、不断完善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不是递进式发展演进的，而是经过了一段曲折坎坷、有高潮也有低谷的演变轨迹而最终完成的。尽管整个古代的汉赋研究薪火相传，代不乏人，但却没有出现过一本真正研究汉赋的专著，甚至连一本专门的汉赋选本都见不到，这与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光辉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而历代文人对于两汉民间俗赋的轻视与刊落，更是造成其失传殆尽的直接原因，以致于长期以来人们几乎无法窥知汉赋的全貌。直至1993年《神乌傅（赋）》出土，学术界才为此类俗赋的巨大魁力、特异光彩及价值地位所震撼。客观地说，只有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者们才渐渐超越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模式的束缚，从一味地颂扬或贬斥汉赋，走向冷静、客观地分析研究，从偏执的价值判断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式转向对汉赋审美特征与文学本性的把握，并且引进了心理学、美学、文化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等多种角度和方法。目前学术界有一支相对稳定而又不断扩大的汉赋研究队伍，每年都有数十篇论文及一些专著面世，汉赋研究正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迈向新的时代。
〔收稿日期〕200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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