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区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自2000～2005年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区论文,中国论文,证据论文,效率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1991～1996年间，年均GDP增长率维持在9％以上，虽然在1997～2000年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但自2001年缓慢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后，经济重新进入快速增长的通道。然而，整体的经济发展速度掩盖不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近年来，尽管国家提出并逐步实施旨在缩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间差距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东中西部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明显扩大。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研究表明，1980年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别相当于中部的192％和西部的213％，虽然1980年代差距有所缩小，但进入1990年代后，差距再次拉大。至2002年，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中部的232％和西部的247％。而至2005年东中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4905元、11930元和9280元，其比例为2.68∶1.2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2584元、8787元和8598元，其比例为1.46∶1.02∶1；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417元、3000元和2300元，其比例为1.92∶1.3∶1。
事实上，中国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已经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目前中国尚处于转型时期，尤其要注意在促进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最大程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确省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并寻找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源。理论经济学早已证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相应的投入、产出密不可分，而衡量投入产出效果的指标有多种，其中效率测度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各省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源于其利用可得资源禀赋获取最大化产出能力的差异，即效率的不同。而影响效率高低的因素又有多种，找出效率低下省区影响效率提高的因素，并对之进行改善才能逐步缩小各省区经济效率的差距，最终实现全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目的，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构建理论分析模型，并对中国31个省区的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进而对省区经济发展的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如下：第二部分，对X效率及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第三部分，基于DEA方法构建省区经济效率测度模型，并建立用以分析影响省区经济效率因素的回归方程；第四部分，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2000～2005年省区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及相关建议。
二、相关文献综述
理论经济学认为，成本函数代表了投入要素价格既定情况下实现某一产出水平的最低成本，效率表现则为每一个经济主体收入水平与相应成本状况的对比，而具体的效率测算方法则有多种选择。X效率（X－Efficiency）即为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效率测度方法，其由美国经济学家Leibenstein（1966）[1] 在研究非竞争产生的无效率时引入这一概念。Frei,Harker & Hunter（2000）[2] 认为X效率描述了除规模和范围影响之外的所有技术和配置效率，是关于整合技术、人力资源及其他资产来生产固定产出的管理水平的测度指标。这一方法具有良好的属性，X效率值是一个恒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效率值为1的决策单元是效率最高的决策单元，效率值为0则说明该决策单元效率最低或者无效率，效率对1的偏离程度说明了该低效率决策单元相对于最佳决策单元其效率可以提高的程度。同时，这个效率值还可以为效率低下的经济主体指出提高效率的途径和数量，即为提高效率至最佳状态，在不减少投入时可以增加多少产出，或在不改变产出时可以减少多少投入，而这是其他方法无法实现的。国外的学者较多地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微观经济主体效率的研究，如在Sathye（2001）[3] 的研究中，将X效率的测度方法运用于澳大利亚银行效率的评估，Darrat,Topuz,and Yousef（2002）[4] 在对科威特银行效率的研究中也使用了X效率。国内学者也主要将X效率及其相关理论运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研究。将X效率理论运用于区域经济效率的比较分析，在国内外的文献中则较少见。事实上，在省区经济发展的对比中，如果将某省区视为一个决策单元，则其投入和产出无疑都将是多元化的，X效率便具有很好的适用性，所以本文采用X效率测度中国省区经济效率。由于测度X效率可以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或者随机边界分析法（SFA,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来实现，而基于DEA的X效率测度方法，不需要选择事先设定生产函数的性质，同时不考虑白噪声问题，将决策单元偏离效率边界的情形全部归为无效率（inefficiency），能很好解决同时存在多种投入和多种产出条件下的效率问题。因此本文对中国省区经济发展X效率的测定采用DEA方法。
由于中国省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有加大趋势，因此已引起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献。如，王侃（2005）[5] 提出了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均衡性和均衡指数概念，设计出两种应用均衡指数研究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方法，即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均衡矩阵法和优势——均衡指数法，并以我国31个省域经济2002年经济综合竞争力均衡性分析为实证加以说明。李闽榕（2006）[6] 根据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内部构成和特点，按照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公正性、可行性、可比性的设计模型，从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金融、知识经济等方面，对1998～2004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分析。然而，这些文献大多集中于省区经济竞争力研究，并未涉及到对省区经济发展效率的分析。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研究省区经济发展效率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如，岳书敬、刘朝明（2006）[7] 采用Malmquist指数分析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1996－200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指数和效率变化指数，在他们的研究中着重分析了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而省略了影响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他因素，同时也没有考虑投入要素的价格信息。此外，王道华（2005）[8] 通过对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东、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的投入要素、产业结构以及要素配置效率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来说，其管理水平和管理技术的差距以及产业结构的差异是造成其落后的重要原因。由此提出要加大地区间的交流学习，提高落后地区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技术，以实现低投入、高效率的学习效应。在这一研究中，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东、中、西部，缺少进一步地对省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产生原因的细致探讨。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全面分析中国省区经济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现有文献或是偏重于省区经济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或是在计算效率时忽略了投入要素的价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所计算出效率值的真实性。而要改变不同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日益扩大的局面，保持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省区经济效率进行客观评价，并探索影响效率提高的因素。因此，本文基于DEA方法，综合考虑投入、产出以及投入要素的价格因素，测算省区经济效率，并进一步寻找影响欠发达省区效率提高的因素，以期促进全国经济健康发展。
三、理论分析模型
研究中，对中国省区经济效率的分析由两部分构成，首先基于DEA方法测度省区经济效率值；在此基础上，以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以金融深化程度、人口素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为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分析影响效率的因素。
（一）效率测度
Farrel（1957）认为，X效率包括两个部分，即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技术效率反映了经济主体利用既定的投入组合获取最大化产出的能力，而配置效率则反映在价格既定情况下，以最优的比例使用各投入要素或者决定产出的程度。因此，X效率的测度和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frontier）紧密相关①，即X效率＝最低可能成本额／实际成本额，由此X效率的求解可借助线性规划来解决。
若n个区域，利用m种投入，生产k种产出，则区域j的最小成本可以通过线性规划问题（1）求解。
线性规划（3）是规模报酬不变的CCR模型，通过式（3）得出θ的值，即是区域j的技术效率TE。
由计算出的XE和TE，可推算出配置效率（AE）：
AE＝XE／TE （4）
在实际测算中国省区经济效率时，借鉴并拓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思想，投入选择资本、劳力和能源，其中资本投入以固定资产投资代替②，而劳力、能源则分别以区域内就业人数、用电量来体现；产出选定为区域GDP及居民可支配收入。三种投入物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员及用电量的价格分别为折旧除以固定资产的净值、工资总额除以劳动力总数和实际电价。投入产出变量以及简要说明见表1。
（二）省区经济效率影响因素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影响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众多而复杂，其中金融深化度、人口素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等往往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因素。
1.金融深化度。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深化度综合反映了金融发展的水平。因为，金融深化度的提高可以增加资源的流动性，减少金融投资的交易成本，从而导致投资增加；同时，还能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回报率，进而提高生产率。可见金融深化对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具有基础性和全面性作用。
2.人口素质。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力资源始终是经济发展理论不可忽视的因素。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素质较劳动力数量更能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高素质的劳动力是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区域经济效率的先决条件。
3.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上通常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可以补充国内资本的不足，并产生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作用。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多年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是一个重要原因（沈坤荣等，2001）[9]。
4.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是指某区域拥有的对其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相对其他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因素。这其中既有传统意义上的硬件优势，如地理优势、资源优势等，也有现代意义上的软件优势，如政策优势、市场化优势以及集聚效应优势等。各地区的不同区位优势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吸引投资、参与竞争的能力等许多决定经济效率的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在对影响中国各省区效率因素的回归分析中选择金融深化程度、人口素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作为解释变量。各变量的具体界定见表2。
于是构造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如下：
四、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在测定中国各省区经济效率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个别缺失数据获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2007－01－10）。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实证研究的样本区间为2000～2005年。③
（二）省区经济效率的测算
基于统计数据，求解线性规划（1）、（3），并根据式（4）计算配置效率，由此得中国内地31个省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及X效率，结果列示于表3中，其描述性统计见表4。
表3中的测算结果表明，2000～200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及X效率差别较为明显，其中较高的主要是较为发达的省市，如北京、上海、广东两市一省，三种效率值在不同的年份均能达到1，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的三种效率值也均较高；而效率值较低的则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欠发达地区，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贵州省在所考察的6年中三种效率值均较为低下，而青海、甘肃等省市，三种效率值均比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同一年份的效率值低0.2以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在2003年三种效率值仅分别为0.561、0.648、0.364，贵州省在2002年三种效率值也仅分别为0.556、0.784和0.436。⑤
表4显示，中国各省区X效率、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833441、0.894247和0.926774，最小值则分别为0.36、0.50、0.65。无论是最小值，还是平均值均显示，技术效率要低于配置效率，而且技术效率的波动幅度要大于配置效率的波动幅度。因此，中国各省区X效率差异及落后地区X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不高，要提高这些省区的总体经济效率，首先应提高技术效率。同时，还应该看到，就技术效率而言，最大值是最小值的两倍；在配置效率上，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别也较大，而X效率最大值是最小值的近3倍。
（三）省区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模型（5）对影响省区经济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见表5。
首先表5的结果显示金融深化与技术效率、X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随着金融深化的加深，这两种效率均可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一结果与卢峰、姚洋（2004）[10] 以及Liang（2005）[11] 研究所得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不过金融深化程度变动对两种效率的影响并不相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大，而对X效率的影响次之。而金融深化与配置效率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中国近年年末贷款余额的增加并未从总体上促进效率的提高，而是起了一个反向的作用。
其次，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口素质对三种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即当区域内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随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三种效率均会有所提高，但影响程度略有差异，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最大，对X效率的影响次之，而对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小。
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效率之间仅表现为不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配置效率、X效率之间则存在不显著的反向关系。这并未证明通常所认为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引进新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提高效率。
第四，区位优势与三种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其对X效率的影响较大，对配置效率的影响次之，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则较小。这表明不同省份的地理位置对其经济发展的效率是有影响的。国家针对性政策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便利所形成的区位优势是经济发展效率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简要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中国2000～2005年的统计数据测算了31个省区的X效率，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借助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金融深化、人口素质、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区位优势等因素对三种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各省区在X效率、技术效率以及配置效率上存在较大差异，且技术效率基本上低于配置效率，低效率地区尤其如此；金融深化程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X效率的影响基本上是负向的，而人口素质和区位优势则对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的启示在于：
（1）提高产出能力，促进技术效率。现阶段，应该结合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充分关注影响省区经济效率的因素，着力提高技术效率的水平，即提高利用既定的投入组合获取最大化产出的能力，并通过省区间效率差异的缩小和中国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2）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支持作用。由于检验结果表明，以贷款余额／GDP衡量的金融深化程度与省区经济效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说明商业银行贷款因贷款方向、不良贷款等限制，没有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理应发挥的作用。这就要求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中，一要优化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二要发展多元化的融资体系，更加充分的发挥金融在促进效率提高方面的作用。
（3）适度引进外资，注重溢出效应。在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中，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效率之间在总体上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引进外资并没有明显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这种与理论的背离可能是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过程中，过分注重数量，而忽视了质量，特别是忽视了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因此，在对待外资的问题上，应由“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即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更应关注的是外资质量，尽量引进优质资源，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发挥外资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
此外，还应充分关注区位及劳动者素质对效率提高的正向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交流，加强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注释：
① 生产可能性边界，指的是在一定的要素投入下可能达到的最大产出。
② 哈罗德和多马推导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证明，经济增长的第一或持续的推动力是投资。
③ 由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数据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式的差异，这三个地区的效率暂未测算。
④ 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效率值。
⑤ 表3也有两个明显的例外，即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其他省市而言并不高，但其三种效率值在2000～2005年的6年中均达到了1。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两个地区投入的低下，如2000年海南省的固定资产净额仅为240.66亿元，西藏自治区则为全国最少只有45.51亿元，劳动力投入海南为333.68万人，西藏自治区为123.36万人，也为全国最少，能源消耗量在全国也处于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国家对这两个地区的扶持力度一直较大。因此这两个地区的高效率事实上是由低投入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