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诗歌的分期及其评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诗歌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法分类号 1026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元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转变的标志就是原来长期作为正统雅文学的诗词古文一下子便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而一直作为非正统被贬斥地位的演唱艺术元曲发达起来，一下子跃居主流地位，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后半部分发展变化的基础。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对元代诗歌作一个大概的评估了。（注：元代诗歌严格说应当包括旧体诗词和散曲两部分，然而后者习惯上包括在元曲（杂剧、散曲）的范围内，为论述方便起见，本文亦从一般的划分，即仅涉及旧体诗词，至于元代散曲，则留待另文讨论。）
由于诗歌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艺术的创造精神已转入戏曲等其它领域，元代的诗词散文不过是随着前人亦步亦趋而已。就艺术价值而言，不仅不敢与唐宋作品相颃颉，即同以后的明清两代相比也存在着明显距离。然而，作为中国古代诗文发展史中的一个完整阶段，它具有不容替代的研究和认识价值。无视这一点，要想正确把握我国古代诗歌发展总貌则是不可能的。
一
元诗的分期标准，无疑还是应该以成就的大小和特色的变化而定，但整个元诗都处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低谷，成就既不如唐诗，也不如宋诗，甚至连像金代元好问这样的诗家也极少见，所以谈不上繁荣，加之元代历史前后区区不过百年，无法像唐诗那样划分初、盛、中、晚，只能相应地划分一下高低。另外，元诗既无独创可言，作家标榜的是学唐还是学宋，以此也可以作为分期的参考。
纵观元诗的发展，可以以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重开科举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我们知道，隋代以后，科举盛行，格律诗赋作为取士的重要手段是唐宋诗文发达繁荣的重要因素。而元代建立之初，来自北荒大漠的蒙古统治者“马上得天下”，却不知“不能以马上治之”的简单道理，他们不懂或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灭金以后，仅于太宗元年举行过一次科学考试，随后，“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注：《元史·选举一》。）于是连续七、八十年废止科举不行，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因而绝了仕进之路，加上民族歧视，儒学独尊地位受到了冲击，成了真正的臭老九，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说的正是元代汉族知识分子沦为与妓女、乞丐为伍的惨况。正是无由皓首穷经而被迫与艺伎为伍，客观上造成文人和表演伎艺结合的机缘，亦即在导致了元曲繁荣的同时加速了传统诗文衰落的过程。然而，元统一之后，随着统治基础的不断稳固，统治者逐渐感到“汉法”的重要性，懂得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真义，因而逐步改变了以前对汉族文人压制的政策，注意吸收他们参与国家的管理，并且在仁宗延祐二年恢复了被废止数十年的科举制度，这对于有着浓厚“学而优则仕”传统和“兼济天下”志向的汉族文人来说无疑有着极强烈的吸引力。元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虽然较隋及唐宋时皆有所不同，“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注：《元史·选举一》。）但所重《诗经》及先秦经义古文，仍旧不脱传统诗文的范畴，或多或少还是促进了文人对诗文的关注与提高。另外，杂剧中心南移后，北杂剧逐渐衰微，至延祐后尤为明显，而南戏又没有强大到足以像元贞、大德以前的北杂剧那样吸引士子占据文坛的地步，这样也使得传统诗文在此时有了复苏的机会。本来，戏曲和传统诗文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两种生活观念和艺术追求，从整体上看，起码在元代二者还不是互相包容的关系，元曲大家如关汉卿、王实甫等绝少染指诗文创作，而刘因、赵孟頫、虞集等诗文作家同样没有涉足戏曲领域。戏曲和诗文在文坛上的发展势头也是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大德以前，元杂剧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元代诗文的萎顿之时，同样，延祐之后元杂剧的衰落也就必然导致传统诗文力量的增强。元代文坛的这种宏观上的发展变迁，是研究元代诗文乃至整个元代文学的分期所必须注意到的。
此外，构成元代诗歌前后分期的因素还有着宗唐还是仿宋的问题。
我们说过，元诗在体裁和风格方面一般没有独创，基本上在宗法前人。元初诗文作家大抵仍旧沿袭宋金之旧，由金人元作家大多受元好问影响，由南宋人元的文人则仍旧受着江湖诗人的笼罩。我们知道，元好问是金代唯一的诗文大家，他不仅在题材上关心国家大事，抒发兴亡之感，“赋到沧桑句便工”，（注：[清]·赵翼：《题元遗山诗》。）在艺术形式上也能注意汲取前人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金亡后作为遗民，不愿为官，并注意培养和奖掖后学，因而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由于处于北方的金控制区为元杂剧的发祥地，又为元前期黄金时代的杂剧中心，故由金入元的作家大多全力投入杂剧创作，并取得了较高成就，连元好问亲自抚养长大的白朴也不例外。因而元好问的巨大影响并未能在北方形成与之相应的诗文名家，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被元世祖称为“不召之臣”的刘因。另外，从耶律楚材、迺贤、马祖常等人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辽金文学的某些余绪。在文学史上，辽金文学受北宋汉人诗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故归根结底承金还可归入“学宋”的范畴。
元初“学宋”的诗文作家主力仍在由南宋入元的一部分遗民那里，张炎、林景熙、汪元量、谢翱、郑思肖等可为集中代表。其次，戴表元、赵孟頫这些非遗民同样有着类似的艺术表现，其中汪元量、戴表元作品中江湖诗人流风尤为浓厚。
元代中期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恢复，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正统权威逐渐重新树立，文人于诗文方面的着力也在加深，他们逐渐看出诗歌的正宗在唐而不在宋，唐诗的宏大气魄和严谨的格律才是诗歌创作的精义所在，于是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由宋转向了唐，这一点直到元朝的灭亡都没有改变，宗唐的诗风甚至影响到明代的诗歌创作。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后期的诗歌竟也有了一点起色。关于元代诗风的前后期嬗变，元人自己也有过论述。号为“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这样写到：
国初，中州袭赵礼部（秉文）、元裕之（好问）之遗风，崇尚眉山（苏轼）之体，……东南宋季衰陋之气，亦已销尽……（注：[元]·虞集：《道园学古录·使还新稿序》。）
时人欧阳玄更进一步总结：
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江西士（江西诗派）之京师者，其诗亦尽弃旧习焉。（注：[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七。）
元诗前后期的不同特征，于此已是非常清楚了。
二
元代前期诗文作家以遗民诗人为主，除了南宋末年即以成名至元以后仍在创作的张炎、林景熙等人外（传统上都把他们归入宋代文学之列），刘因、赵孟頫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刘因长于北方，目睹金宋先后灭亡、战乱濒仍、世道沧桑，使得他对世事对生活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淡薄荣利，数次拒绝元廷的征召，被忽必烈称为“不召之臣”，这对当时以气节自勉的元初汉族作家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刘因有《静修集》传世，其中许多作品表露了一个生活在异族统治下汉族文人的苦闷和故国之思，虽然元朝统治者慕他的声名而对之优待，但他始终没有受宠若惊之感。如在诗中这样写到：
朝廷乃自乐，山林为谁忧？视彼昂昂驹，奈此泛泛鸥。四维既不张，三纲遂横流。……何当鏟叠嶂，一洗佗山羞。（注：《静修文集》卷六《马瀛王吟诗台》。）
是的，在当时肆行民族歧视的元王朝统治下，中原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四维既不张，三纲遂横流”一句，是对现实最形象的概括。正是基于这样的心态，刘因对一些历史名人作出了新的评判，如他的《冯瀛王吟诗台》讥讽五代中毫无气节的庸腐官僚冯道，《辋川图记》一文指责王维在安史乱中接受伪职变节后来却自鸣清高，都是有为而发。由于刘因同时又是一个学者，文学功力深厚，所以这些兴亡之感能通过较高的艺术价值表现出来，因而成就较高。
和刘因不同，赵孟頫是此时期另一类型的作家。他出生于南方，又是宋宗室（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后家居，至元中程钜夫访遗逸于江南，被荐召用，授兵部郎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赵孟頫在元代文学史上最突出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文艺全才型人物，既是著名的书画家，又善于诗词，也工篆刻。他的书法渊源晋、唐，圆转流美，骨力秀劲而又富于变化，后世称为赵体，元及明初至风行书画及出版界。（注：明初以宫廷司礼监为代表的刻书尚风行赵体楷书，至今版本学界仍有“赵体，黑口，白绵纸”为明初刻书特征之说。）绘画兼通众长，山水、人物、鞍马，各尽其妙，独具风格；篆刻以“园朱文”著称，对当时及后世均有较大影响。赵孟頫富于才情，修养深厚，文学艺术多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说他是元代的苏东坡一点也不过分。然而在恪守节操、淡于荣利方面他不如刘因，由于他以宋室王孙的身份仕元为显宦，颇为当时遗民所轻，连他的哥哥和侄儿都因此事和他断绝了来往，蒙古贵族中也有人反对他，在忽必烈面前说他坏话，虽然赵没有因此受害，但总使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理压力造成的矛盾苦闷也使得他在作品中流露出含蓄的故国之思，除了著名的《岳鄂王墓》一诗对南宋亡国的教训作了沉痛的总结以外，还有《钱唐怀古》，都表露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和兴亡之感。此外，赵孟頫还在作品中对自己出仕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如《罪出》、《赠相者》等，其晚年所作的《自警》一诗说得更加沉重：
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一面追悔，一面自责，写得较为沉痛，亦较为感人。《四库提要》评他“论其才艺，则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但翰墨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让于虞、杨、范、揭（元诗四大家，时代稍后——引者）之间，不甚出其后也。这样评价，并非溢美过誉之辞，就“笔砚情”（才艺）而论，赵孟頫无愧为元代前期诗文的代表作家。
除了刘因、赵孟頫这些遗民作家之外，在此前后尚有耶律楚材、马祖常、迺贤等少数民族作家，其中尤以耶律楚材成就最高。
耶律楚材身为辽皇室后裔，其父又为金朝大臣，入元后被召用，官至中书令。政治上，他目光远大，不为民族局限所囿，一力促成元代统一大业，反对蒙古贵族中别迭等人企图“尽去汉人，变农田为牧场”的荒谬主张，是元代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恢复“治世”的奠基者。在文学上，他虽然不是专业作者，但汉化程度非常高，史载他博极群书，通天文、历法及释老之学，善文、工诗。其作品与当时汉人作家相比，另具一种特色：
瀚海潮喷千浪白，天山风吼万林丹。气当霜降十分爽，月比中秋一倍寒。
（《过夏国新安县》）
寂寞河中府，西流绿水倾。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再生。
（《西域河中十咏》）
诗中描绘西域的民情风俗、自然现象和经济生活，这在此前同类作品中是很少见的，颇为可贵。
总的说来，元前期诗文无论汉族文人之作还是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无论是由金入元还是由宋入元，都可以看出他们所来自社会的影响，以宋遗民和赵孟頫等人为代表的南方作家固然直接继承宋代诗文的余绪，即以刘因、耶律楚材等人为代表的北方作家也可看出金代文学的遗传，最终亦可找出北宋苏、黄诗风的痕迹，尽管这时期作家中有的晚年已转向学唐，但总改变不了这一时期总的写作趋向。这些，再联系起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此时期整体多学习少创造的状况，此时期诗文概况还是可以被鲜明地勾勒出来的。
三
元代后期的诗文作家，应以延祐间“元诗四大家”为起点。所谓“元诗四大家”，即虞集、范椁、杨载、揭傒斯四人。实际上元代诗人整体上成就都不是太高，就没有一个称得上大家的，“四大家”只不过是号称而已。这四人的特点是大都不满前期诗文领域的宋金遗响，转而倡导学唐。他们的作品大多格律谨严，形式成熟，有的不乏好的诗作，但大多是有佳句无佳篇。虞集有《挽文山丞相》一诗，历来人们都因其对文天祥的悲悼而多所赞赏，实际上也不过是对战败者的悲悯而已，并非如论者所说具有多少民族意识。倒是他的《风入松》词中“杏花、春雨、江南”一句，广为当时及后人流传，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者善于捕捉自然美景的特写镜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可惜这类作品并不多。
此时期诗人中名气较大的是杨维桢。杨字廉夫，号铁崖，又号东维子，有《东维子集》、《铁崖古乐府》传世。他的诗学白居易、刘禹锡为多，其《海乡竹枝词》四首以俗语入诗，接近民歌。第三首云：
海头风吹杨白花，海头女儿《杨白歌》。杨花满头作盐舞，不与斤两添铜砣。
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杨维桢也学晚唐李贺等人的诗风，奇诡怪谲。如《小游仙十首》之四：
日落海门吹凤匏，须臾海水沸如炮。船头处女来相唤，知是洞庭千岁蛟。
正因为如此，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一书转引时人王彝语讥其为“文妖”，虽属恶嘘，亦非毫无根据。《四库提要》评他“文采映照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应较符合杨诗实际。
元后期真正成就较高的诗文作家是萨都剌和王冕。萨都剌是继耶律楚材、迺贤、马祖常之后的又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他一生做官不大，但经历及游历皆较曲折多广，汉化程度也相当高，其古典文学修养尤为深厚，所以诗、文、词创作成就俱为当时及后人所称赏。据说他晚年曾投浙东抗元割据势力方国珍的幕下，这在具有浓厚正统观念的文人中却是比较少见的（人们不会忘记元亡后以“节妇”自居拒绝新兴明王朝征召的汉族文人杨维桢）。
萨都剌诗以宫词、艳情乐府最为出名，如《芙蓉曲》、《燕姬曲》等，于浓艳细腻之中表现自然生动之趣，论者谓深得晚唐温、李乐府之境界，但实际上萨作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他的边塞诗：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酷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
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
（《上京即事五首》其三、其四）
以深广之笔写塞外风光，较唐代岑参等人的作品别具一番情趣，就本朝而言，和耶律楚材诸人之作，又高过一筹。类似的作品在萨作中还很多，如著名的《居庸关》、《早发黄河即事》等等。
萨都剌同样善于填词，目前留存约十五首。其中有的传诵一时，至今还脍炙人口，如[念奴娇]《金陵怀古》和[百字令]《登石头城》等，既能熔铸前人意境，又能点染新辞，在元代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王冕在元代一直被视作隐逸诗人，他出身南方，却不受宋末诗派的笼罩，专学李杜，故现实性特别强，如《伤亭户》中对盐民苦况的悲叹，《痛苦行》中对“京都大官饫酒肉，村落饥民无粒粟”不平等状况的愤怒，都可以看出杜诗的影响，另外，他的《梅花》七古五首，表现豪迈孤傲的性格，诗风又颇近李白。从王冕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艺术作多方面的追求。
王冕在文学史上值得重视还在于他的个性。清人朱彝尊作《王冕传》，称他“善诗，通篆籀”，“尤长画梅，以胭脂作没骨体，燕京贵人争求画”，（注：明初以宫廷司礼监为代表的刻书尚风行赵体楷书，至今版本学界仍有“赵体，黑口，白绵纸”为明初刻书特征之说。）后元末乱起，遂与母亲隐居会稽九里山，以种粟养鱼为生。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将其写入小说的楔子，其中描写他骨格清奇，不慕荣利的清高个性，是符合实际的。王冕自己也有作品明志，如他的《墨梅》一诗：
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可以说是他高洁个性的真实写照。
应当指出，由于王冕一生淡于名利，以隐居自适，故其艺术成就多不为时人所知，后人也往往忽视，实际上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当时文坛上名躁一时的所谓“四大家”，甚至亦为杨维桢这样的大名士所不及。这是我们在研究元代诗文发展史中所应特别予以注意的。
总的说来，元代后期诗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论就作家、作品，反映内容的厚度和达到的艺术境界都超过了前期。在由学宋转向学唐并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道路上，此时期的成就和影响甚至涉及到了明代。固然，从整体上看，明诗的成就超过了元代，但接受前代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为先入之见而无视元诗所创造的成就。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本文不过是一个概略的尝试而已。
收稿日期：1998—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