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21世纪初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优先战略选择——与发达国家及地区城市化比较中国应采取的战略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战略论文,城市论文,发达国家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0）10—0050—09
针对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可以这样设问：21世纪中叶的中国现代化是以农村为标志，还是以城市为标志？如果在下个世纪中叶中国仍然有近80%的农民，中国真正现代化是很难实现的。乡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格局不改变，即使社会成员的收入达到某种水平，也不能称其为现代化。与中国情况相反，有些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已经达到85—90%以上，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城市人口至少要占国家人口的50%以上，这将意味着在21世纪的初期，中国至少要有5 亿以上的农业人口走进城市，这将是一项巨大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系统工程。实现这一目标的主体形式就是在国家整体意义上实现城市化和区域城市现代化，在局部地区创造有世界水平的城市群（带）。
一、通过制度投入创造城市规模与城市新的区位功能
国际上许多城市研究机构的统计资料证实，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是以规模发展为特征的，其规模下限的城市人口数是10—15万人，即低于10—15万人的城市，其经济效益明显处于低值。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5万人的城市，效益高出40%以上。据联邦德国的资料表明，50万人口的城市比2—5万人口的小城市，每人平均总产值高40%；前苏联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每人平均总产值和资金回收率比小城市分别高42%—93%。又有资料统计认为：1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更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特大、大中城市占地少、集聚效益高。从全国1994年城市用地按每平方公里创造的工业产值分析，中等城市是小城市的7倍，大城市是中等城市的1.6倍，特大城市又是大城市的6.4倍，20万人中以下的小城市比2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均用地高约90%，因此，创造性地构建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走规模城市化道路已经明确地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外国的政府和经济社会学家看到中国的发展时，是这样评价的：1972年美国参众两院共同经济委员会在《中国经济白皮书》中说：中国有核武器、人造卫星、石油自给自足……“中国已经不是所谓的后进国了”。到了1992年同样的美国参众两院的报告对中国的评价又说：“中国既不是所谓低层次的发展中国家，但又不能称之为现代的工业国。因为85%的国民仍在农村居住，其中大部分仍在以体力的方式从事着农业、建筑业、运输业等劳动。即使在城市，能在现代化工矿企业工作的也不过是很小的部分，大多数还在从事着与农村没有多大差异的肩挑手提的体力劳动。”（注：佐佐木信彰：《中国现阶段经济分析——来自日本的观察与评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版，第7页。 引自日本贸易促进会编《美国人看中国经济——美国参众两院共同经济委员会报告》1992年。）这一分析的准确性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当前不能称之为“现代工业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直到21世纪初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目前中国还有420万个自然村，83万个行政村，54万个集镇。 城市化也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共同的必然的趋势，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直接动力。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作者，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认识在另外一个层次上提出一个新的解释，过去的人口是分散的，而不是整体的，“只有这种分散的状况被打破和人民的相互联系与互相影响日益增加的时候”，社会才出现新的社会结构关系。关键是贝尔在此特别强调提出了，人们新的社会关系的创建，过去是通过一般意义上的人口集聚，“今天是通过大规模的通讯交往，一个大规模社会的特征才显示出来。”这一点对于一个正在朝着城市化迈进的中国来说，重新认识城市化和人口集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城市化理论中，只注意人口的集中，而不注意在现代意义上通过现代交通和通讯创造的“集聚”效应，当代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城市群即是这种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大东京、大纽约、大伦敦城市在地域空间的扩张，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社会因素渗透越来越明显，相互依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仅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珠海五市人口就超过二千万，生产总值超过2千亿美元， 超过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董建华在其施政报告中面对珠江三角洲中的相互依赖和城市间社会结构的重组，提出了“整合珠三角，构筑大香港”的主张，报告中说：“穗港澳深珠之间五万平方公里，必将形成现紧密整合的区域经济。港人在区内的投资、消费、置业、旅游、定居等活动将不断增加。”实际上，中国对香港推行的“一国两制”本身所推行的“制度投入”，在深层次上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社会结构相互影响及在新的区域空间上的展开。正如《亚洲周刊》所说该区域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小，语文体相同，观看同样的电视，有较相同的文化价值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这一区域几乎在同一个“传媒社区”体系之中，其区域社会结构的相互构建，既有内在文化驱力，又有内在的经济需求驱力。（注：《整合珠三角 构建大香港》、《亚洲周刊》1999年10月11日。）韩国的汉城被称“汉城都市区（Seoul Metropolitan Region，简称为SMR），这个都市区是由汉城和邻近的省（Kyonggi）组成，这一地区占全国人口的44.9%，是全国人口主要迁入区，从1960年至1995年这一地区人口由520万增加到2020万。而到90 年代出现分散状态，SMR地区人口比例从63.7%降到50.7%，而周边的（Kyonggi）人口从36%左右增加到49%左右，198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为50%左右，到1996年已经上升到68%。值得一提的是SMR地区与Kyonggi地区的通勤人数在不断增加。（注：引自袁瑞娟、宁越敏：《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城市问题》1999年第5期。）
对于以城市化为主的中国来说，最突出的意义是促进城市发展使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而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已经完成并以城市现代化为主的国家来说，城市发展的产业集约化和国际化是其重要内容。仅就美国的纽约来讲，在美国排名前500家公司中， 有三分之一的总部设在曼哈顿，7大银行有6家总部设在纽约，5家最大的保险公司有3家总部设在纽约，全国最大的10家连锁店总部全部设在纽约，这样的产业结构构建了一个以国际业务为主体的高级就业集团。产业结构与城市社会结构是一个“连构体”，其社会结构变迁互为里表。在社会学家的眼中，“现代产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特征是由功能的分化而产生的。这种特征把现代化、产业化开始后的社会同其前的社会鲜明地区分开来。所谓功能分化，就是原来融合着的异质的功能分离开来。就社会而言，功能具体地是由每个人的行为承担的，若把承担这种功能的行为表述为劳动，那么用一个西方的术语来讲，功能分化就是劳动分割（ division of labour， Arbeiteilung），即分工。异质的劳动分离开来，——个别地形成独立的社会群体，这就会造成结构构成要素的分化，即结构分化。现代产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与以往的社会相比，就是由这样特别细地分离了的众多结构性的构成要素组成的。而这种分离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家庭与组织的分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产业发展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通过制度投入可以创造城市规模，可以创造城市新的区位功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除了资本、劳动和技术外，还包括城市作为地域生产力构成所形成的地域生产力关系，地域生产力构成及结构关系不合理，区域经济的繁荣是不可能的。
二、发达国家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最新经验
1.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趋势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带给我们的思考
国际上一般认为，城市人口占全国或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0%以上为城市化高度发展状态；达到40%以上为城市化中等发展状态；达到20%以上为一般发展状态；在20%以下则为城市化低水平状态。20世纪以来，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成为世界性潮流，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增加，由1950年的28.4%上升到1980年的41.3%，到1995年达到47.12%， 世界上大约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在这一著作的开篇他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注：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孟德拉斯是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所所长、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农村社会研究组负责人和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主席。）他在60年代就论证了法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与乡村差异缩小的发展事实，到了80年代，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证实了孟德拉斯的观点，在《农民的终结》一书出版20年后的1984年，作者为该书写一个《跋》，在回顾20年法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时，看到社会结构的变迁中结果证实了他的观点，在这个《跋》中他说：“虽然，法国还有农业劳动者，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劳动者，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孟德拉斯认为《农民终结》一书，是给在法国存在一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的死刻苦证明书”，“这本书所辩护的是农业的工业化、小农的死亡、具有意识的农业大经营者的胜利和农民家庭的结体。”而后，他还很感动地说：“对另一些人来说，我是农民的陈旧价值的怀旧歌手。宣告农民的终结在读者中引起怀旧的伤感：尽管作者努力做到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科学’，但他永远无法控制他在读者中激起的感情共鸣。”（注：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298页。）孟德拉斯研究视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他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农村时看到“在很多地区，工人——农民越来越多。那儿的工厂派客车到方圆50公里开外的地方‘收集’农民，接送他们上下班。”到20世纪80年代他又对农村的现状进行说明，并提出了新的解释，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通讯和交通改变了乡村社会规模：中等规模的标准从方圆1—3平方公里过渡到10—30平方公里。与此相随的还有结构的变化：构造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不再是地界和辖区，而是通讯和影响网络，作为这些网络中心的城镇和小城市被并入乡村系统。”他的这一观点与贝尔的观点颇为相似，在本书的前几章中已经论述的贝尔的观点。在80年代法国，“乡村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统计数字表明，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区人、小城市居民和乡下人之间，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具有系统的差异”，所有的家庭都有现代化电器和小汽车，而在某些方面在原乡村地区的居民还有优势，如住宅空间大和冰柜比城市中心区居民要大得多。他认为：“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这种生活差距的消除是在70年代完成的。作为逆流，一些异性的生活形式出现了。”（注：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300、301页。）美国这个国家有2亿多人口，其中有1.2亿人住在原郊区地带。
与其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是一个郊区化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城市化普及的国家。中国的城市与郊区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生活方式虽然都在发生变化，但与美国的郊区还有着本质的区别，距离法国式的农民终结还相差异甚远，但是，孟德拉斯提出“农民的终结”说明了这样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城市化必然的趋势是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等所构成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进化，是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在这个变迁中，农民必将成为过去。
2.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与城市现代化社会发展指标
美国学者宾州大学社会学家埃思蒂恩（Richard J.Estes）用36 个社会指标组成“社会进步指数”，对124个国家进行了综合定量评价。 联合国开发署的《人文发展报告》只用三个指标，即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实际人均GNP。很显然， 这些指标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进步，是一种现代化程度。而指标的确定不是依据想像，而根据社会实际能力与需求。因此，任何指标只是现存现代化的“移值性”的表述，即人们认识的现代化，是因为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最先进的国家已经能够做到的。根据10个社会指标综合评价，综合得分前10位的城市是：蒙特利尔92分；东京90分；巴黎89分；大阪88分；费城88分；汉堡87分；芝加哥86分；柏林86分；伦敦85分。中国大陆的34个城市居于中下水平，北京和上海得58和57分。
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香港大学合作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世界范围的城市现代化水平指标，进行城市现代化数据指标体系再构建或寻找到一般特点，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最现代化的城市指标体系如下：
1.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70—80%以上。
2.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12—20%
3.平均预期寿命。76岁以上
4.每千人口医生数。10左右
5.婴儿死亡率。4‰
6.中学入学率。92%以上。
7.每户居民拥有住房间数。4—5间。
8.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量。90部以上。
9.人均用电量。2000千瓦小时以上。
10.人口自然增长率。1%以下。
这些综合指标表现的方式不同，各城市的侧重点也亦不同。城市社会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现代化，对于这一问题，英格尔斯（Alex.Inkeles）对印度、以色列、阿根廷等六个国家进行访谈，收集六千个样本，提出了“现代人的标准”，1974年他将研究成果以《迈向现代》为题出版，曾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注：英格尔斯的现代人的标准：（一）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因此，较能掌握创新的机会。（二）随时准备接受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组织上的变动，像政治参与的提高，社会和物理流动的加快，女性参与机会的扩大，以及社会阶层间和年龄代别间距离的减小等等。（三）意见的增长。勇于表示意见，但也能尊重别人的看法。（四）资讯的收集。勤于找寻事实和讯息来支持自己的意见。（五）现在和未来取向。不会留恋过去，固守传统。（六）注重效率。自己可以控制环境，而不受有权势的人任意支配。（七）有计划。对自己的反公私生活都有比较长期的计划。（八）信任感。相信自己所置身的世界是可信赖的，周围的人物和制度都可以信任。（九）注重工艺技能的价值，愿意以才能为分配报酬的准则。（十）教育和职业的渴望。重视正式教育对读、写和计算等等技能的训练，并渴望获得与这些训练有关的现代职业。（十一）认清并尊重他人的尊严。包括对弱者和下属以及妇女和儿童都能有更大的同情和尊重。（十二）了解生产过程。对于工业的基本决策过程有一定的认识，相信普遍性的工作原则。庞建国：《国家发展理论—兼论台湾发展经验》，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93－94页。）如城市人口素质能够控制，有些城市不是城市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城市人口控制是政策性结果。从正向的社会发展逻辑分析，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城市性”的强化和城市化区现代生活方式的完成化，同时，也表现为城市生活方式的深化过程。
无论各种观点有什么不同，现代化与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紧密相联的，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中我们可看到，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可以表现为城市社会的进步和城市的现代化过程。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便是城乡差距”。在亨廷顿来看来，“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尺度”，现代化的一种“后果”，就是发达国家城市与乡村之间原差异化在缩小。城市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主体，“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与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着本质区别。”（注：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页。）但是，城市社会变迁不完全等同于社会变迁，城市结构变迁的城市现代化都是现代化都是社会变迁的一状态，或者是一种主观描述形式。
3.城市未来发展的有机复合体网状空间构成
城市网络研究学者围绕城市规模序列式分布（rank－size rule）和首位式分布（primary law ）提出了区域性的城市发展按人口规模呈由大到小、由少到多的有规律的序列分布，还可称为“城市的等级——规模法则”，这是1913年德国学者奥埃里奇（F.Auerbach）对美国及欧洲五个国家的城市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与之相对应的理论是城市的“首位城市法则”（第一城市与第二大城市的比值）（注：首位度是指中心城市在区域城市镇体系中的地位。
第一大城市人口 第一大城市人口第一大城市人口
城市首位度＝───────+────────+───────
第一大城市人口 第二大城市人口第三大城市人口
第一大城市人口
+────────）。
第四大城市人口
1939年美国学者杰佛逊（M.Jefferser）分析了世界上51 个国家的城市状况，发现多数国家首位城市规模往往比其他城市大得多，而且这个第一位的大城市在整个区域中发展成为网状结构体的中心和经济与政治中心。城市中心、郊区、城市核心、城市边缘等等概念，使我们领悟到城市的系统在扩张，并朝着网状关系发展，这在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地区都能够看到，巴黎的网状体系远远超过巴黎本身。法国的“里昂地方代表在两年前创造了一个囊括圣—埃梯尔和布尔昂—布莱斯的‘里昂城市区’，里尔在也效仿。而且距离已经不发生作用的多种交换发展在切断中心城市和郊区的瓜葛；出现了空间分析中的网络主题。这样，传统行政——地理等级越来越不适应城市的实际状况，就十分明显了。”（注：皮埃尔·卑库什：《城市功能再探讨》，《城市问题》1995年第六期，第 9页。）城市是一个“有机复合体网状结构系统”，可以视为一个“立体网状有机体”。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城市社会结构网状空间概念在科技发展的意义上还赋予了新内涵，城市社会结构被新科学技术进行重组，虽然这一认识具是在某种“未来型概念”意义上的创造，但现实的社会中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说：“互联网用户构成的社区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其人口结构将越来越接近世界本身的人口结构。……网络真正的价值越来越和信息无关，而和社区相关。信息高速公路不只代表了使用国会图书馆中每本藏书的捷径，而且正创造着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注：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214页。）在全新的“世界地球村”的理论体系中，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已经不是完全指城市自身，而是在一个地域扩张概念的意义上展开，城市将更像一个立体网络体系，这个体系使城市与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关联。美国学者很注意美国西部城市的社会结构变迁。在伯克总部工作的詹姆斯·万斯和梅尔文·韦伯对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兴盛的研究与观察，推导出新兴大都市的一般模式。万斯在1964年提出大都市地区被分割为很大程度上彼此独立、彼此隔离的城市区域，并构成相对独立的区域核。韦伯提出的观点与此相近，他认为：“无定位城市区域（nonplace urbanrealm ）正以一套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网络体系取代实际上的中心城市。随着迅捷的交通使设址于中心地带沦为一种选择而不是必须，新的西部城市将采取远为松散、更为开放的格局。”（注：参见卡尔·艾博特：《大城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5页。 该文引自詹姆斯·韦伯：《城市的定位与无定位区域》见梅尔文·韦伯与人合编：《关于城市结构的探索》，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79— 153页。）万斯等人描述的美国西部城市社会状态，是一种新型的城市社会区域结构，没有中心、没有明确的定位。正好该书用一名记者的话说对这种城市的评价是：这种城市“无顶、无底、无形、无际……随机的、迷乱的、未加计划”。“它的郊区是‘不定形的’，它是一个‘强烈进取的有机体’。”美国城市化的进程使我们看到，当城市在更广泛的地域展开，并形成的一个新的区域社会体时，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传统城市的概念，有人把这种状态称为“后郊区化”，虽然西方的学者对城市的研究存在有个人的偏见，但对我们认识城市社会结构变迁，重新认识的城市形态——结构是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网络创造城市虚拟的多中心体系。其次，在网络化生活空间，郊区的土地价值成本发生变化，城市整体可以形成一个低能耗、低物耗的以信息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网，城市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在人们的心中可以形成“虚拟空间”。如在某些发达国家的远郊区，80%的日用消费品可以网上完成，其中有70%左右是商家送货上门。在另外的层面上，还可以看到网络带来国际性的企业管理模式，即通过网络对跨国公司进行即时管理和远距离控制管理。其三，网络化创造现代工作与生活方式。SOHO——家庭办公体系（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家庭经济体系和经营单位均出现小型化、分散化趋势。其四，网络的社会化影响塑造新的城市形态。其五，网络信息系统可以创造跨文化的融合与重组。如拉兹洛所说：“信息系统和通讯系统能够把不同的文化连结起来，减少敌意，减少可能发生的冲突，增加援助和理解。”（注：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2页。 ）这些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网络化的城市社会将朝着多元化、多中心、多极化和无中心化发展。虚拟和概念意义上的城市已经出现：如网络城市 （Network
city）、全球城市（ Global
cities）和边境城市体系（Frontier urban system）等， 在全新的意义上预示着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在发生着质的飞跃。贝尔说对社会复杂性和社会分化的认识，对不同社会种类体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如社会统计学和数学技术等技术，“揭示了社会不同部分所取得的不同的变化速度”，可以使人们对社会进行有效的分层研究等等。可以从一定意义上科学认识驾驭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调整社会结构向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
三、21世纪初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可操作性战略的选择建议
第一项：总体战略思路建议
提出适应中国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提出“科教兴国”的同时，适时提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新的战略思想，即创造新的区域生产力构成体系，构建大城市带群关系，形成以城市为区域发展的极的大城市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尽早使中国城市人口达到接近或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即50%以上的城市人口。并在本世纪中叶使中国大部分地区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完成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第二项：迅速在中国创造世界第六、第七大城市群体系
本世界六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就曾预言，可能在长江三角洲崛起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可是40多年过去了，这一城市化过时程没有完成。目前中国长江三角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带，在这一地区应率先完成城市化过程，并使之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先导区与示范区。创造条件使这一地区成为中国新经济的增长极（区）。其总体格局是一个发展极（上海），三个支点（南京、杭州、宁波），一个核心地带（苏州、无锡、常州），七个组团城市（南京、镇江和扬州组团）、杭州组团、苏锡常组团。并在长江三角洲创造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机制。
在珠江三角洲，可以创造、构建具有两大交叉格局的世界七大城市群，一是香港为核心的“大香港都市圈”，主要是包括香港、广州、珠海、深圳、澳门。另外，一个是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一些后发展起来的县城市为其主要发展格局，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崛起20几座超百万人口的城市。如果这两大城市群能够较早形成一个合理的地域生产力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三项：建立中国沿海城市经济带
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竞争说到底是太平洋经济圈的竞争，而太平洋经济圈的竞争说到底是太平洋沿岸城市经济的竞争。因此，在构建中国城市总体战略的同时，必须建设海上经济竞争体系和战略，对中国的沿海城市进行有序整合，确立区域经济的发展极，并在经济发展的意义上，在未来50年里构建中国的整个东部沿海的城市带，如美国的东海岸的五大湖地区一样，构建上千公里的城市带，并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并且把这一地区构建成中国的第一经济发展地带。（1 ）沿海城市的一级六大“发展极”，有大连、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和香港，在现阶段是这六座城市可以作为沿海区域经济与社会的第一级的重点城市来发展，而且这五大发展极也是沿海区域自然形成的发展中心；（2 ）沿海城市的二级区域“发展极”是在上述六个沿海重点城市发展下的次一级的重点，如锦州、营口、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厦门、珠海、海口、三亚和澳门等，这些沿海城市都是省区意义上的区域中心，并且应该作为省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如果沿海省份能够认识到并利用这些城市作为省区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极”，中国的沿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就会表现为高一层次的发展。（3 ）建设沿海城市带的内陆连接体系，如沿海高速公路、沿海高速铁路，使中国沿海城市成为一个有区域重点的巨型经济体，这一结构关系能够形成，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将上一个新台阶。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二级城市都应该成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极”和“协调极”，在理论与操作地位上最终应该是国际型的都市。
第四项：建立长江流域的城市群（带）体系
长江流域目前可分四个大都市圈，有重庆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如果从未来的发展情况看，有可能崛起新的跨江都市圈，即江苏的江阴、靖江和张家港都市圈，这三个市的GDP 有可能超过武汉市和南京市。因此，在长江流域进行整体规划，整合管理，整体控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构建长江流域大经济区的概念已经显得十分必要。如上海、南京等城市都应构建跨江发展战略。如上海与南通的关系、江阴组团城市跨江组团城市，江阴应该迅速建立跨发展机制，以江阴为协调极，建立江阴、张家港和靖江区域跨江组团城市，在未来20年构建城市化区超过300万人口的跨江型城市。 这一组团城市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江阴大桥和铁路贯通南北的功能，建立苏南经济向苏北经济渗透与发展的通道。并在江阴组团城市两翼建立苏中经济发达区，在长江下游建立新的经济增长区。在长江流域的城市群和城市带的整体规划中，要注意发展临水工业，发展沿江经济体系。如果沿长江铁路和信息调整公路建成后，长江流域的整体的城市化发展将处于调整发展状态，如果能够早期规划，可以进行整体控制。
第五项：打破行政壁垒，对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群进行区域整合
对现存所有城市群关系进行制度性投入，建立跨区、跨城市的战略型和规划型的管理机构，如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特别是老工业区的城市群如辽宁城市群、京津唐城市圈等，进行新一轮的跨区整体规划，使各个城市间能够形成合理的地域分工，并对相关工业和重工业进行适当调整。如城市间快速交通系统的建立、资源共享管理系统、教育共同应用系统（包括初高中教育跨城市共享系统等）、区域共同开发系统、市场准入系统、大型体育与文化设施共享系统等。为能够有交往地驾驭大城市带与城市群的发展，学习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的经验，建立跨区城域跨城市的单项管理机制，如跨城市群的交通管理机构、跨城市的旅游资源开发机构、跨城市的区域规划管理机构等，纽约大都市圈有相关跨区域管理机构达26个，如纽约区域规划协会等。
第六项：建立国家城市化发展目标，并实施配套政策
①进一步推出新的发展汽车与房地产的政策，建立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衣食住行的配套体系。配合城市发展战略，积极提升城市生活及城市文明的普及率，发展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产业。其基本思路是在引导私人家庭汽车消费方面，提出新的促进政策。在房地产发展方面，打破地域界线，形成一个大开发局面。在各大城市带和大型组团城市有相关区域与区位，建立“20分钟生活圈”和私家车的“20分钟左右就业圈体系”。②在这个范畴内，国家重点组团城市群应该率先发展电子网络和电子商务体系。以迎头赶上的方式，使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不重走西方从集聚——扩散——再到集聚的城市发展的弯路！③建立与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相适应的户口制度与城市移民制度，打破传统的“离土不离乡”落后观念，建立全新的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各种新政策，如“投资性移民政策”、“消费性移民”和“土地流转制度”，让更多的农业人口走进城市，走上城市生活方式。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农民土地通过土地入股和土地转为保障体系的形式迅速成为城市人。④构建现代农业体系，使农业成为城市人的农业、成为都市农业或城镇农业，即农业与现代科技为先导，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和经营性公司，让城市人成为农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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