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学君[1]2002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文中指出本文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社会主义的运动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背景，以“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意义，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及其与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关系等不同侧面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这一深刻道理。 全文共四个部分，约3·5万字。 第一部分：什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着重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 第二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密切相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要求、我党80年奋斗历史的经验总结、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关系。 第叁部分：当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双重效应，“一手硬，一手软”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都为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 第四部分：按照“叁个代表”要求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创造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唱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倡导诚信精神，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吸收借鉴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本文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的分析中，深刻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意义，从而得出了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影响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和前途命运这一客观结论，为我们认真贯彻 “叁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李政敏[2]2011年在《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在科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为什么要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如何进行教育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观点的总和。它是由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与任务、主体与客体、内容和形式、原则与方法等方而的思想组成的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是指导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和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论。研究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对于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绪论,明确了本文以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它与邓小平马克思主义观、邓小平教育思想之间既联系又区别的相互关系,介绍了近年来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现状,阐述了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论述了这一选题对于深化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的意义。本文第一章,论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与逻辑脉络。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人的理论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思想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勇于创新的批判精神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是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条件。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萌芽、酝酿到形成叁个时期。本文第二章,论述了邓小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共性与个性。邓小平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教育思想,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突出的科学性、强烈的实践性、科学的批判性等共性特征。由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产生、形成于新的时代条件下和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又具有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务实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等个性特征。本文第叁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地位与任务的思想。邓小平站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等关于理论教育地位与作用的思想。而对新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目标与任务是努力造就“四有”新人,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本文第四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思想。在对国际国内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邓小平提出了思想理论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作为主要教育内容。为达到教育的预期目的,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学校课堂教育、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媒体宣传教育、开展理论研究等,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式。本文第五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的思想。由准对准进行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键问题,邓小平将党团组织、工会、社团、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门机构等作为组织形式的教育主体,将党的政工干部、教师、思想战线上的战士等作为群体形式的主体,并提出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教育思想。对于受教育者,邓小平认为党员干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青年、部队官兵等都应该接受思想理论教育,其中党员干部和广大青年是理论教育的重点对象。本文第六章,论述了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原则与方法的思想。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是理论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因素,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老祖宗不能丢”、“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等原则。将这些原则贯彻到理论教育实践之中,邓小平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采用理论教育法、说服教育法、自我教育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法等教育方法。本文第七章,论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贡献与意义。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理论教育思想,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对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第八章,论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对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地位、任务、内容、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对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作出了新的贡献。
段鹏飞[3]2011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是我们党的旗帜和灵魂,它在维护我们党的领导和权威、团结和凝聚全体社会成员、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与命运。全球化背景下,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既面临着来自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的严重威胁,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反动势力的肆意攻击和破坏的严峻挑战。因此,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职责。本文立足于全球化这个时代背景,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这条主线,从分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在当代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与受到的外部挑战入手,进而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途径,以期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提供某些借鉴或参考。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面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或问题,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第一章概述了意识形态基本理论。本章从意识形态概念的渊源与创立出发,探讨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意识形态理论流变与发展,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教训。首先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历史教训；第叁章考察了国外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状况。首先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做法,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特点及其现实启示,然后考察了前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衰亡历程,总结了其失败的教训；第四章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境遇。首先,阐述了全球化的科学内涵、全球化的本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其次,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五章探索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途径。首先,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其次,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的六大基本原则。最后,探索了全球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八大具体途径。结束语部分主要阐述了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种客观趋势和历史进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必须要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并且要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途径。
许青春[4]2012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长期争执、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正确的原则性回答,但这个正确原则在极左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论争仍在继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针,但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方面总的说来还是破的多立的少。20世纪末期至今,从执政党到学术界和民间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刻,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共识。可以说,能否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党的理论创新的关系,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又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前途命运。但直到今天,在如何继承和弘扬的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继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之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召,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明确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党的理论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在新的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有益的探讨。本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阐明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动态的视角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机制与特色等进行探讨和总结；提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和主张。全文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导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可能的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对学术界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正文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历史必然性。其一,这是文化发展规律的要求。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时期任何文化形态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规律要求社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民族性规律表明保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民族性是中国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条件；文化的发展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能抱残守缺；文化在交往中发展的规律表明,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吸纳一切文明成果,是继承文化传统、发扬光大本土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先进性规律表明文化的发展在于文化的不断创新。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绵延发展的精神根基；思想自由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文化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化自觉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这就要求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承续中国文化之脉,发扬光大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怎样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目前的重要历史使命。其叁,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失去了民族传统,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的遗传密码,因此,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必须承续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华文化。其四,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基础的内在根据。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的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提供了重要借鉴。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进程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怎样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怎样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文化大革命”后的十余年问,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论争又出现了一个高潮。面对新的全盘西化论、文化保守主义等,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在坚决肃清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的基础上,继承传统文化的永恒性价值,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和创新。这一时期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人本思想、改革开放理论、“小康社会”理论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一贯正确原则的基础上,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提高到关系民族振兴和存亡的高度上来进行继承和弘扬。这一时期,古老的“和而不同”思想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古为鉴,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对传统变易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新解读,提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借鉴传统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并加以综合创新,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培育新时期民族精神等。新的世纪,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综观国内外大势,更加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发出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号召,提出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等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在理论创新上的主要成果是：在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求真务实”观念；在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在传统天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传统“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连续性表现为一贯性、稳定性和原则性,阶段性表现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又较之前一个阶段更加理性、更加自觉、更加完善,并以新的成果不断拓展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广度和深度。第叁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色及基本经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华文化的新形态,都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来不断创新和发展自身,二者一脉相承,因此具有许多共性。但也各具特性,后者不仅表现出领导人的智慧个性的不同,更有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的不同,同时在理论品格、实践品格等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更加表现出指导思想一元性与文化发展多样化的统一、时代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统一等特征。不仅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创新和发展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确立了基本原则和框架,开始了制度化建设,并开始酝酿文化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但在认识的深度和涉及的广度上还较欠缺,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较大的社会影响；江泽民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大力倡导继承和发展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除身体力行外,还注重加强制度化建设,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大大激发了大众的热情和力量；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意识,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全面利用传统文化基础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文化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文化发展观日臻完善,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科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日益广泛和深入,更加注重依靠集体和群众的智慧进行文化创新。第四章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与机制。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途径包括：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契合之处为二者的相互结合提供了桥梁和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质上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民族化,也就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切实做到“四个分清”,使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二是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认识“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新的历史体条件下创新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上,同样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注意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相互融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过程。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机制包括：一是政坛与论坛的互动机制,即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依靠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更要寻求专家智库的智慧支持,大量吸收和参考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注重理论创新的科学性。二是群众参与机制。以人民群众为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引导群众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智慧源泉。叁是国内国际文化交流机制,这是新时期党的文化交流价值观的体现。无论是本民族文化内部各种文化之间,还是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后者),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都是保持文化发展活力、解决文化交流与融通中的矛盾和分歧的正确原则。第五章在客观分析当前面临的国内外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面临的国内机遇主要有：一,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高度文化自觉为党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内在动力；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叁,新时期政治发展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环境支持。面临的国际机遇主要有：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二,文化全球化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在同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融通中,互通有无,相互借鉴,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叁,全球性危机引发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呼唤。这对于我们冲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树立“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理念、推动建立世界文化新秩序提供了历史契机,也有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强的观念,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的国内挑战主要有：社会变革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以及传统文化创新不足等。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有：西方文化霸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文化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出现危机,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不良文化观造成中国文化危机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路与主张主要有：一,以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为前提。传统文化观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自身的认识,还涉及对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发展、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关系的认识。因此,确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观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自身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重要思想前提；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立足点。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而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满足当代社会实践的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叁,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保障；四,以文化创新为核心。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必须实现文化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解读,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长、铸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五,以加强执政党建设为关键。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能否充分利用、科学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键也在党。中国共产党能否自觉担负起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能否充分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党的建设事关党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六,以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为根本。人的因素是根本因素。人的素质以文化素质为根本,而文化素质就是国家素质。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最佳突破口在于全民阅读。应将全民阅读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提升民族文化素质,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主体的问题。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说明了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王文强[5]201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引领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关注文化建设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在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更加深刻认识到了文化对提升综合国力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加强文化创新,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等一系列战略新举措。党引领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党探索文化建设规律,总结文化建设经验,不断创新文化理论的过程。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问题的研究工作,对于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束语共计九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指出了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以及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具有国际、国内两个大背景。从国际背景来看,西方国家十分注重文化战略,文化对其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其国际地位的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从国内背景来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文化建设领域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国内外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迄今已经历了叁个主要阶段。考察西方现代化的文化进程,在比较中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判明现代化的目标与方向、明确文化建设的责任与使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章阐述了文化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绝不是由党独立完成的一项工作,中国共产党是文化理论创新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倡导者。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文化生活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品性和独特的文化创新功能是文化理论孕育生发的基础。针砭时弊、百家争鸣的学术理论是广大知识分子辛勤耕耘的结晶,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追求真理的品性和主动担当的精神成为文化理论的探索和传播主体。各主体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它是建立在一定价值预设基础之上的,这种价值预设往往包括维护民族利益、维护人的权利、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等方面。第叁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文化理论创新的精神和文化资源。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个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文化建设的灵魂。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核心不断总结开展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阐发了关于文化创新的思想观点,这成为我们创新文化理论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僵化的特点,但是其中也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创新精神,它对于当代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富的文化创新资源。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党的文化理论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党的创新发展观,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结果。正因为文化理论创新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赋予了文化理论以可贵的工具价值,这为党在施政过程中,实施大政方针,设定文化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第四章阐述了文化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与创新方法。文化理论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矛盾的变迁、文化建设成就的积累,文化理论需要与时俱进。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看,我国叁十多年的文化建设理论主要经历了叁个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既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内容,又有开拓创新的崭新成就。这些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不断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科学的创新方法优化了文化理论内容,增强了文化理论活力,扩大了文化理论影响。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文化理论的主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开展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化建设方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这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注重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增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中国共产党设定文化理论创新的评价标准,以保证文化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相协调,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和方向相一致,与党的执政要求相统一。第叁,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文化理论创新过程中坚持基本原则不动摇,以此保证文化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第六章分析了当前中国共产党创新文化理论面临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过程中,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面临现有理论不能满足新的实践发展需求的紧迫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文化潜能不断拓展,建立文化强国迫在眉睫,这在客观上向党提出了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既面临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既有的文化成果与经验、人民的文化消费转型和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等发展机遇,又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文化建设错误观念的困扰、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文化体制改革滞后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等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第七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和文化理论创新的发展方向。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导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彰显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等重大使命。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能够认清问题,通过不断加强文化理论创新主体建设,加强文化理论创新的机制建设,加强文化理论创新的环境建设,来提高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整体效应。中国共产党要想充分发挥文化理论创新的效能,还要明确方向,选准路径。结合现有国内外形势来看,文化理论创新离不开对综合国力、文化安全、国际竞争能力、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满足人民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结束语总结了文化建设在国际竞争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了文化建设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开展文化理论创新研究的现实意义,进一步思考了开展文化理论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研究方向。
兰亚明[6]2013年在《关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为历代中国青年所接受、传播和实践的过程。大力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加强党的后备力量建设、提高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需要。论文围绕总结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经验、新形势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理论与实践两个问题进行探讨。针对第一个问题,论文较为系统地梳理总结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与经验。革命战争年代,争取革命胜利是党面临的首要任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围绕争取胜利这一目标,与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式上以短期集训为主,内容上侧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革命斗争形势教育、党的纲领、军事指挥及政治工作等,培养对象主要为各级党团组织、军队、苏区政府的青年骨干。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引起社会主义阵营思想混乱的形势下,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着手深入思考青年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未来接班人的问题,“提高社会主义的政治觉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学习毛泽东着作运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等,成为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内容与特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吸取“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教训,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转到正确路线上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际,着眼现代世界对人的素质要求,强调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20世纪90年代,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时代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强调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突出理想信念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着力培养优秀青年干部等。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进一步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推进,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四个‘新一代”等重要思想。针对第二个问题,论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在问卷调查采集第一手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当代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认知与认同情况、政治信仰、针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看法等。总体情况良好,但有几点值得注意：认知结构不平衡,认同及政治信仰出现分化,马克思主义教育投入与效果落差较大,教育方式与青年学生的理论诉求不协调。二是分析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面临的挑战。青年学生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互联网导致舆论控制与思想文化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浸蚀,宗教信仰在大学校园的流行,社会现实问题的冲击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造成消解和负面影响。叁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和当代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需求与规律,梳理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内容体系,分别从理论知识、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综合素质与能力等四个层面作具体展开。四是结合当前高校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的实际,论述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基本原则、工作机制、具体路径等。基本原则为“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面上教育与骨干培养相结合、目标管理与跟踪考核相结合”；工作机制包括“健全选拔机制、完善培训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巩固保障机制”等；具体路径则分别从“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拓展骨干培训项目、构建实践教育体系、扶持学生红色社团、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等不同角度进行阐述。最后,论文结语中简要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经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必须坚持着眼继承和发展党的事业,与培养后备力量和未来接班人相结合；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各个历史阶段党肩负的具体任务相结合；必须坚持创新方式方法,与尊重青年成长成才规律相结合。
徐晓霞[7]2016年在《新中国60年来高校理想教育的基本历程与基本经验》文中提出理想信念是人的钙。我们党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青年大学生的理想教育,培养青年一代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现代专业知识,这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基石。系统深入地研究高等学校理想教育,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高等学校理想教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内容和特点,本论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入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高等学校理想教育的基本历程、基本经验和发展轨迹进行了总结与梳理,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分为奠定基础时期、曲折发展时期、严重受挫时期、拨乱反正和新的发展时期、迅速发展时期、稳定发展时期六个阶段来考察。同时在考察我国高等学校理想教育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基本路径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揭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以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为指引,实现了理想教育的理论逻辑与我国高等学校理想教育历史发展的实践逻辑的统一。奠定基础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与各项建设任务,稳定社会秩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通过加强社会主义理论、政策、方针的宣传和开展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推动高等学校理想教育。理想教育的内容是培养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培养文明进步的社会公德。教育方式是逐步完善高等学校思想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完善高等学校政治工作制度等,注重通过开展全国人民的政治学习运动、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促进高等学校理想教育。曲折发展时期。从1956年至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党内“左”倾思想泛滥,党的工作重心没能完全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给高校理想教育带来了“左”的影响。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理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教育青年大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政治工作制度建设、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等不断完善,为实现理想教育目标提供了重要保障。教育中注重弘扬先进模范精神以及发挥生产劳动、社会运动在理想教育中的作用。严重受挫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遵循“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教育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遭到严酷摧残。高校理想教育步入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服务的误区,其主要内容是加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进行政治挂帅、德育第一的教育。教育方式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叁大革命运动为主,采取强制说教、简单灌输的方法,严重脱离实际,高等学校理想教育遭受严重的破坏。拨乱反正和新的发展时期。从1976年至1992年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高等学校理想教育内容深刻生动,教育形式丰富多样,总体分为拨乱反正和稳步发展两个阶段。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理想教育拔云见日,迎来新的发展,主要内容是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改革开放的教育,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成长为“四有”新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教育形式也丰富多样,包括“两课”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高校政治工作制度与队伍日益规范完善、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教育更加成熟、综合发挥国防军事教育、体育与卫生教育、艺术教育的优势等。但期间由于国家发展经济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迅速发展时期。从1992年至2002年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取得重要进展。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理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加强以爱国主义为重点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帮助大学生培养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健康的心理素质。新的发展机遇也给高等学校理想教育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在江泽民《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的指导下,理想教育注重质量发展与内涵提升,综合运用教育、管理与舆论等手段,注重网络文化建设,通过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法制建设等促进理想教育,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稳定发展时期。2002年至2009年进入新世纪,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取得的经验与成就基础上,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理想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感召下,深入进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①。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理想教育依然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不断深化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与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政治工作制度,努力提高理想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理想教育的特点是凸显理想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核心作用,注重教育质量,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向纵深发展。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高等学校理想教育的基本经验有四：一是高等学校理想教育应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展开；二是凸显理想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作用；叁是坚持正面理论灌输方式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四是充分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促进高校理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高等学校理想教育的基本启示有四：一是理想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基础；二是理想教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叁是主旋律明确,注重教育方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运用各种积极的手段调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四是重视发挥高等学校在理想教育中的独特作用。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理想教育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改进：一是优化教育意识,实行双主体性原则；二是完善教育机制,实行激励原则；叁是改进方法,实行渗透原则；四是内化于心,发展教育觉悟；五是外化于行,发挥实践功效。
史衍朋[8]2016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1956年9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及实践探索,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史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党制定了文化建设的新路线、新方针、新政策、新目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得到迅猛发展。为了保证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有一个科学的理解,首先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研究文化问题必须要遵循的理论。本文就首先详细介绍了写作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在十分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从国际来看,帝国主义通过文化的途径侵蚀新中国,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把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苏联的不当做法使中苏关系破裂,不断对中国施压,文化建设深受影响。从国内现实来看,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社会还依然遗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化设施落后,文化基础薄弱。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刚刚建立,政治、经济基础都很不完善,如何实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党亟待解决的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四个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文化建设繁荣时期(1956年9月——1958年5月)。这一时期,提出并坚持“双百”方针,文化领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但是后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文化建设出现了第一次波澜。二是文化建设“跃进”时期(1958年5月——1961年12月)。这一时期,全面发动了文化建设的“大跃进”,但是党及时发现并着手纠正这一错误,由于纠正不彻底,“大跃进”继续进行,文化建设出现了严重曲折。叁是文化建设调整时期(1961年1月——1964年12月)。这一时期,经过叁年的全面调整,文化建设恢复了有序的局面,在调整中又再次恢复生机。四是文化建设严重“左”倾时期(1965年1月——1966年5月)。这一时期,指导思想全面转“左”,文化建设的政治色彩越来越严重,逐渐走向误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就其成就而言,我党探索了文化建设的科学道路,在正确的文化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思想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在道德建设方面,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初步建成；在文化事业方面,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公共文化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建成；文化软实力得到逐步增强,提升了综合国力。文化领域初步达到了繁荣状态。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在文化发展道路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并初步确立了文化发展的科学之路,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前提。在文化建设理论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在文化制度上,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目标,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文化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既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主要经验是：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基础相适应又合理地展开对文化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基本经验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价值。其主要教训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政策上犯了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建设过于政治化,文化建设方式单一化。这些经验教训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在处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中,社会条件和历史原因都非常复杂,更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必须全面地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以下四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高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正确依靠人民群众。党已经对这十年的功过是非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总结,其基本精神也适合于这十年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现在,党带领人民也已经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建设,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更好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韩彪[9]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对全党提出了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政治要求,从此“叁个自信”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理论界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研究和阐释。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在“叁个自信”基础上“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由此就形成了以“四个自信”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思想。自信不能自发形成,尤其是坚定自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宣传和教育。本文的立足点就在于探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教育问题,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如何培养,思考采用什么方式、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对党员和民众进行自信教育,从中找出符合实际的宣传教育路径。研究本论题的目的在于,掌握或了解目前社会中相关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的现状,人们自信力的现实,进而为寻找自信的宣传教育的对策奠定基础。同时,通过理论研究,达到宣传的目的,为提升理论宣传的社会效力,增强理论研究的感召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做出贡献。全文由六章和结论构成。第1章绪论。阐明了研究该论题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确定研究的基本方向。在这个基础上,对研究论题的学术前沿,对现有的研究文献分门别类、分层次进行系统的梳理,概括出现有的研究程度和水平,在对现有研究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做出相关的述评,找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并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定所需的研究方法。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掌握就奠定了深入研究的逻辑基础。第2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基本理论。研究的逻辑深入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做出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做出阐述,分析缘何而自信。提出由“叁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发展,把文化自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中。所以,一方面对自信四要素做分门别类的阐述,研讨它们各自的基本内涵。理论自信的先导性、道路自信的方向性、制度自信的物质基础性、文化自信的内生凝聚性。另一方面,研究四个自信的关系,对此作出实事求是的解读,阐明各要素在自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们是共生体,不是单独存在。第3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基本理论。在自信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中,主要叁个板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必然性,即凝聚共识、深化教育、巩固基础、消除自信疲软、回应国际斗争五个要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基本内容:传承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党的自信历史教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成果展示教育。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基本特征:教育主体的自觉性、教育功能的恒常性、教育对象的多层次性、教育价值的传承性。这些构建了自信教育的理论框架。第4章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现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存在优势和薄弱环节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优势在于,自信教育的自觉性在增强,党和国家掌控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自信教育的梗阻性因素逐渐被消解。另一方面,自信教育存在不利因素。自信的宣传教育不到位,对不自信分析的缺失,对不自信理论回应的不力。自信教育两重性的客观存在,为思考自信教育的对策提供了依据。第5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对策思考。根据对自信教育基本现状的分析,进行整体性思考,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要完成四个转变:由党自信向全民自信的转变、由“它信”向自信转变、由传统的教育方式向现代化的教育方式转变、由理论抽象向具体形象教育内容转变。实现自信教育要素的四个结合:即自信教育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阐教育的结合;自信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感的结合;自信教育与构建自信话语体系的结合;自信教育与批判不良社会思潮的结合。第6章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实现路径。着重从四个方面设计。一是加强理论正能量的阐释和解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力度和实效性;二是社会舆情引导和意识形态的掌控,发挥主流媒体在网络中的作用;叁是加大社会正能量宣传的力度,包括社会生活中的正能量、党员干部中的正能量、英雄模范人物的实际展示;四是加大社会调查的实证性研究,用统计数字和调研按材料论证。自信教育的实现路径是整体性思考,寻找的是有实效性、长效性的实现途径。同时也探讨了中国梦视阈下的自信教育问题。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足够的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辉煌,是我们坚持自信的资本,是我们坚持自信的“底气”,也是人们接受自信教育的社会基础。所以,本文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为基本内容,比较全面研究和探讨,如何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自信心,引导人们自觉提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定力,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思考,力争找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可行路径,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付出微薄之力。在社会宣传的方式和手段上加大投入,采用更加有效的、民众喜闻乐见的、与中国社会生活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内容,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引导,在历史和现实的空间中,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宣传教育做的有声有色,真正入脑入心。
刘明福, 王忠远[10]2014年在《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时势造英雄,英雄人物总是从时代风云中脱颖而出。英雄创时代,在时代的潮头,总是挺立着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英雄。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威武雄壮的伟大时代,无一不是大众与伟人同声合唱,时势与英雄交相辉映。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政治家。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政治家的领导力和创新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一个没有杰出政治家的国家,难以有声有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缺乏大政治家的大国,难以在全球出类拔萃。建设创新型国家,首先需要创新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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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D]. 李政敏.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3].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段鹏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D]. 许青春. 山东大学. 2012
[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研究[D]. 王文强. 南开大学. 2013
[6]. 关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若干问题研究[D]. 兰亚明. 南京大学. 2013
[7]. 新中国60年来高校理想教育的基本历程与基本经验[D]. 徐晓霞. 山东大学. 2016
[8].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研究[D]. 史衍朋. 山东大学. 2016
[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研究[D]. 韩彪. 吉林大学. 2016
[10]. 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J]. 刘明福, 王忠远. 决策与信息.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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