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吗？——进一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的“危机”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危机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手稿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在1848年的政治事件结束之后深信，革命是经济危机的结果。1850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写道：“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① 求证危机和革命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马克思在流亡伦敦期间深入地恢复曾进行的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研究首先反映在24本摘录笔记即《伦敦笔记》中，并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大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和《1863—1865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以原文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1分册和第2分册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上述卷次的编辑们仍把这些草稿称为《资本论》的三个“手稿”是不完全恰当的，因为这样会使人误认为，马克思在1857年就已计划写《资本论》这部著作了，这三个手稿是对这部著作的不断完善。就算马克思在1857—1858年已计划写《关于资本》的书，但这是六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打算写一部独立的著作《资本论》的念头则是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手稿》期间才产生的②，并且《资本论》的结构也是从此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就以上的三个手稿而言，应是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这个名称，后来对该手稿进行压缩整理后才有《资本论》这个名称。
在这三个手稿中都谈到了危机问题，但是没有关于危机理论的独立章节，一般只是在注释或插入部分论及。起初我们也不清楚，马克思是否打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打算按当时的叙述水平论述危机理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说明：插入部分本来不应在这里叙述。伊藤诚早就指出，马克思手稿中的观点同一种危机理论之间存在内容上的差别③，而且还经常强调，马克思对危机的论述是片断性的。然而，本文不仅要探讨马克思为在内容上确定危机过程的原因而作的各种尝试，而且首先要探讨他按当时的写作计划在论及危机时所具有的理论状态。只有考察了对危机过程的实际论证以及在论述这个过程时所具有的理论状态，才能概述危机的含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危机的含义在手稿中是有明显变化的。不仅对危机过程的实际论证有变化，而且其中论及危机的理论结构也有变化。大量在不同时间所作的内容上和结构上的挪动便是形成形形色色的、甚至自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背景，而这些理论又在这些变化过程中各选一点，并称之为“正统的”马克思危机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收入的《资本论》第3卷的原始手稿对我们下面要进行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手稿中的危机理论观点极为先进；另一方面，可以读到这部未经恩格斯编辑的手稿，而恩格斯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编辑工作。叙述逻辑问题现在看来恰恰也是另一种样子。
一、《1857—1858年手稿》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一开头即《货币章》中，也就是在他论述简单流通中买卖分离的可能性时，就提出了“抽象的”危机概念：“既然买和卖这两个流通的本质的要素彼此无关，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它们也就没有必要合而为一。它们的彼此无关，可以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固定化和彼此表面上的独立。但是，既然它们构成一个整体的两个本质的要素，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这时独立形态遭到暴力的破坏，内部的统一通过暴力的爆发在外部恢复起来。这样，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④
这个抽象的危机概念，即同属一个整体但又彼此独立的要素（例如买和卖、生产和消费等等）的内部统一通过暴力得到的恢复，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阐述中是一致不变的。《1857—1858年手稿》以及后来的手稿都阐述过这个概念。在各个手稿中发生变化的是导致危机的各个过程的内容上的规定以及危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运作方式的意义。
1.生产过剩的消费不足理论的论证。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认为，危机主要是由商品生产过剩引起的。马克思以施托尔希、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视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为产生生产过剩趋势的根本原因为例，驳斥萨伊和李嘉图否定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的主张。马克思自己进行了一次论证资本的生产过剩趋势的初步尝试之后，继续认同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对生产过剩所作的消费不足理论的论证。马尔萨斯强调，利润存在的前提是除工人的需求之外还另有需求，马克思据此写道，资本主义生产驱使“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⑤。马克思虽然认为单个资本之间也存在需求，但是他认为这种需求是次要的，因为当时在他看来，个人的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界限。
但是，不久之后，马克思不同意蒲鲁东对生产过剩的论证。他说，蒲鲁东认为工人用自己的工资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完全是对价值理论的彻底误解：“因此，价值规定同蒲鲁东先生关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的发现毫不相干。这种发现的基础是，他（蒲鲁东）既丝毫不懂价值规定，也丝毫不懂价格规定。但是，即使撇开这一切不谈，蒲鲁东关于由此会导致生产过剩的这种抽象的结论，也是错误的。”⑥
对蒲鲁东的这一批判曾一度被理解为对生产过剩的消费不足理论的论证的原则批判，这种理解是不恰当的。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在“这种抽象”中所作的论证是错误的，因为人们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论据换一种说法就可能是别的意思。
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在资本主义关系下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发生的——这种论点还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因为不仅工人有需求，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马克思隐约觉得，西斯蒙第的论据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界限发展的趋势，但工人阶级的消费可能性不断受到限制，因此资本家的需求应当填补一个越来越大的缺口，而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在这里不同于蒲鲁东，并不是由于这个消费不足理论的观点本身，而是由于他结合这种观点动态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蒲鲁东则仍然局限于静态考察剥削关系，并且基本断定生产过剩也与剥削有关。
在《1857—1858年手稿》中还具体暗示了危机产生的其他原因。比如有一处这样写道，普遍生产过剩并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⑦，当然，这样的观点在《1857—1858年手稿》中没有进一步展开，主要论证了消费不足理论。
2.危机是最后的危机。
对马克思危机概念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的不仅仅是对危机过程的实际论证，而且还有这个概念在叙述结构中的位置。马克思在1857年的《导言》中概述了他计划写的经济学著作的结构，并确定了最后一点：“世界市场和危机”⑧。在《1857—1858年手稿》的正文的两个计划草稿中，危机也是放在最后与世界市场一起考察的，当然，在那里马克思更清楚地表述了危机的特点和意义。比如，他在第一个计划草稿中写道：“危机……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⑨ 在第二个草稿中写道：“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⑩
危机在这里首先表现的还是消极的一面，它们具有一定的破坏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危机而解体。因此，也可以在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之后叙述危机。马克思的“崩溃理论”最早可能也是以这种对危机的纯粹消极的理解为依据的。当然，对危机的这种理解还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果，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的一种假设。马克思那段时间的书信表明，在他看来，危机和革命之间存在联系完全是不言而喻的。把危机理解为资本自我崩溃的趋势的体现，在手稿的最后部分虽然也有表述（马克思在那里论述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时写道：“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11)），但是现在不能再将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即将“解体”相提并论，危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衰落过程的伴音。
3.资本一般和竞争。
《1857—1858年手稿》中还提到，不应该把危机仅仅作为和世界市场相关的最后一点来论述，早就应当至少作为单个的方面来论述。比如，马克思早就说过：“当然，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说明生产过剩的规定性，而只是分析最初包含在资本关系本身中的生产过剩的萌芽。”(12) 稍后，他在谈到关于暴力恢复危机中的对立统一时说道：“关于这一切实际发生时的运动，只有在考察了现实的资本即竞争等等之后，在考察了实际的现实条件之后，才能加以考察。它还不是属于这里考察的问题。”(13)
可见，生产过剩的“萌芽”应该在“这里”考察，相反，实际的运动则应在考察“现实的资本”时考察。这里所说的考察危机的不同阶段说明，在《1857—1858年手稿》的写作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一个叙述方案，即区别“资本一般”和各个资本在“竞争”中的“实际运动”。在区别这二者的关系的同时，马克思追求的不只是将所要考察的材料进行表面的分类，而是试图据此基本认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联系；市场过程本身以一定的规律为基础，因此可以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通常所做的那样，从市场竞争出发来解释资本的规律，而是相反，用资本固有的规律来解释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现象。马克思试图考虑这一认识，因为他想在“资本一般”这一节中先叙述资本的固有规律，再叙述它们在实际运动中的实现即“竞争”。但是，马克思在区别“资本一般”和“竞争”时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结果造成了一系列困难。他把“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14) 理解为“资本一般”；这是那些“使价值一般变为资本”(15) 的规定，因此也是任何单个资本的规定。当然，马克思并不想用“资本一般”来论述单个资本。马克思接着强调：“但是我们研究的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他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个资本。”(16) 马克思这时一直把单个资本理解为具体的、在竞争中运动的资本，因此必须在叙述“资本一般”时抽象出来。由于这个单个资本应首先在概念上加以阐述，所以不能从一开始就作为前提。因此在《资本一般》篇中展开叙述时必须同时达到两个要求：（1）在内容上必须叙述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规定；（2）在叙述这个内容时，必须遵循一定的抽象层次，即单个资本（以及特殊的资本形式）的抽象。但是《1861—1863年手稿》表明，未能同时达到这两个要求。“资本一般”和“竞争”之间的区别首先是叙述的前提，并构成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应当规定考察危机的时间和方式。
二、《1861—1863年手稿》对古典和谐论的批判
在《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中考察李嘉图的积累理论时加入了很长一段涉及危机理论的文字。之所以加入这段文字，可能是因为下面这个结论：积累总是以全面的生产过剩（按简单再生产的需要来衡量）为前提；生产过剩“形成在危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现象的内在基础”(17)。同《1857—1858年手稿》相比，马克思在这里更加详细地研究了古典和谐论，古典和谐论不否认危机的经验存在，但是它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危机趋势的存在，因为它声称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发生的。古典学派在这方面提出的论据是，需要是没有止境的，从而绝对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全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致的，因此所有生产出的东西都会被消费掉，首先，可以把买和卖简化为产品的交换（因为仅仅作为中介的货币是可以抽象掉的），但是绝不可能使所有产品同时过剩。马克思据此得出结论：“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导致普遍的危机，就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条件和它的社会形式的一切规定，否定它的一切原则和特殊差别，总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这就不仅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而且甚至退回到简单商品生产以前去了。”(18)
马克思认为，否认固有的危机趋势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某个方面的另一种看法的简单表述，而是在设计科学的理论对象过程中产生根本分歧的结果。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受到批判，正是由于他们抽掉了特殊的资本主义的形式规定并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一般生产。
马克思首先指出，否认危机的原因在于搞“伪造”的“辩护论”或李嘉图的无知，李嘉图虽不是辩护论者，但也不了解真正的危机。当然，马克思稍后又写道：“李嘉图和其他人对生产过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而实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生产方式，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像按照计划，根据为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这种虚构，一般说来，是由于不懂得资产阶级生产这一特殊形式而产生的，而所以不懂又是由于一种成见，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就是一般生产。”(19)
可见，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伪造”或无知，而是整体的“无能”，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界限”。这里指的不是单个研究者的界限，而是单个的研究者在其中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义的理论领域的界限。在这里，所谓的“理论领域”是多数没有得到证明的，而且明显是就某个对象的结构和理解它的可能性作出的假定。因此单个的理论领域构成为整个科学“规定”对象的方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神同形同性论”：商品所有者的规定被理解为一般人的规定，因此也就无需再进一步解释商品所有者的行为方式和唯理思考，而把它看作直接的“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的形式规定因此成为自然的事情，而这个人神同形同性论却相反，它使形式一般的规定（例如生产必须满足需要）变成形式特殊的规定的基本内容：将资本主义生产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即满足需要的生产。
1.危机的原因。
马克思虽然很清楚，有人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固有的危机趋势，是由于理论的对象设计得不当，但他仍然以积极解释这种危机趋势的存在为己任。这项工作首先是在继续发挥《1857—1858年手稿》中的观点的过程中，并以消费不足理论的方式完成的。
当然后来还有其他的观点。马克思据此分析说，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虽然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但是承认资本的生产过剩。马克思的问题是：这两种情况的差别何在？马克思第一次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而在作第二次尝试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因此，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20)
这里，没有把生产过剩归因于工人阶级的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而是归因于价值增殖的可能性。如果“为了发财”而生产太多的东西，那么这意味着，不是工人对消费品的需求太少，而是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当然，这一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之后又有几处明显属于消费不足理论的论证。在第XIV笔记本中，马克思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思路，在论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他写道：“但是，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21)
“有限的社会基础”在这里不可能仅仅是指工人阶级的有限的消费。也就是说，上面引用的这段话的意思是批判穆勒在（历史的）分配形式和（自然的）生产形式之间所作的区别，马克思同时解释：“利润、分配形式，在这里同时又是生产形式、生产条件。”(22) 因此很显然，形成“有限的社会基础”，是由于价值增殖的可能性构成生产的界限。
2.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在范畴理论体系中，究竟应在何处论述危机理论，要回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是区别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已经指出，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已经存在危机的“可能性”。简单的商品流通阶段产生的危机可能性在资本流通阶段继续存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根据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还看到了危机的第二种可能性：支付环节的中断可能导致货币危机，这是一个在资本流通阶段同样可能重复出现的过程。当然，正如马克思着重指出的那样，危机的可能性还不具有“现实性”：“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23)
马克思首先力图继续确定这种使危机的纯粹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危机的内容，并作为计划规定：“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24)
因此，危机现在已不像《1857—1858年手稿》和《导言》的早期计划草稿所规定的那样，仅仅作为与世界市场有关的最后一点来考察，危机的各要素可以在“所有”叙述阶段展开。马克思在叙述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阶段所作的进一步展开的尝试表明，他并没有超越危机的纯粹可能性的规定。马克思似乎也并不完全清楚，他应该如何理解一般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比如他解释说：“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那么，一旦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这第二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要出现。因此，在研究为什么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会变为现实性时，在研究危机的条件时，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的形式，是完全多余的。”(25)
货币危机，乃至整个货币关系，在这里被归结为一种纯粹的偶发现象。但是这一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信的：一旦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买和卖的彼此分离不仅每次表现为货币危机，而且反之亦然，每一次货币危机都是以买和卖的分离为前提。马克思由于作了这个假定，所以他把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归结为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这与他自己对货币的分析是矛盾的。
当然马克思本人对此可能也不是十分有把握。他马上补充说：“既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是同信用和信用过剩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那么当然应该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但是这里还不是这样说明的地方。”(26) 危机理论的哪些要素应在哪个阶段叙述，这显然是马克思需要确定的基本问题。但是马克思坚持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对立，这个对立应是叙述的主要内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27)
在“资本一般”的叙述阶段应该只说明“危机的可能性”，相反，危机的“现实性”则应该在叙述资本的现实运动以及“竞争和信用”时加以考察。这样一来，关于危机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过渡的困难的叙述被挪到了后面，但至今不知道究竟被挪到了什么地方。
3.危机是平衡运动。
和《1857—1858年手稿》相比，人们在《1861—1863年手稿》中也发现，在阐明危机的意义时也有挪动的现象。危机原来一直被规定为独立要素的统一的暴力恢复，但是，这时似乎首先不再是预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体的最终危机，而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经常性陪伴。马克思这时强调的是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性。在比例失调危机的形式下，他甚至将危机理解为资本所必需的平衡运动。他在分析李嘉图时写道：“可是我们这里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一点只有在谈到资本竞争的时候才能谈到。……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危机是李嘉图等人所承认的。”(28)
比例失调危机是不平衡现象。它们和古典和谐论的平衡思想并不矛盾，相反，它们的表现形式是不断重新建立平衡。这是今天仍很普遍的对危机的一种理解。但是在上面的引文中，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他当时考察的不是这个有限的危机概念。当然，这个新的危机概念本文只是提一下而已，它既不同于毁灭性危机的概念，也不同于暂时失衡的纯粹平衡运动的概念。
三、《1863—1865年手稿》结构计划的修改
马克思开始写作《1863—1865年手稿》时，已计划写一部独立的分为三册的著作《资本论》，该手稿可以看作是《资本论》的第一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六册计划已经不提了。马克思只谈到有“续篇”，但问题是应该收哪些内容。然而首先改变的是叙述的结构计划。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手稿》期间提出的、并作为《1861—1863年手稿》的叙述基础的概念方案即“资本一般”，这时已不谈及了：1863年之后，无论在手稿的正文，还是在章节的标题中，都没再出现这个概念。
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曾试图根据《资本一般》篇提出的双重要求安排叙述，但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抽掉许多资本的每一次运动，就无法叙述从“普遍性”向“现实的运动”的过渡所必需的各种形式规定。为了阐述平均利润率，马克思在叙述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不得不区分资本的“特殊”形式，并且不得不在一般阶段就考察许多资本的竞争。在这两种情况下，他考察了单个资本同社会总资本的一定的关系，但没有研究“现实的运动”中表现出的“完成”的现象。
在《资本论》的草稿中，代替“资本一般”（与许多资本的关系除外）和“竞争”这个二分法的，是在三册书的不同叙述阶段反复考察单个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马克思在第1册中首先把直接的生产过程描述为“单个资本的过程”，然后在第23章转而考察——已经达到的抽象阶段——社会总资本。第2册考察循环和周转时研究了单个资本的运动，并且在最后一篇考察了社会总资本的组成。第3册也是这样，先叙述作为个别资本的比率的利润，然后再叙述作为社会总资本的比率的平均利润率。但是正如经验表明的那样，“现实的运动”依然不同于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一般特性”或“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研究”这种叙述，而且被多次排除在《资本论》三卷书的叙述范围之外。放弃“资本一般”的计划并不等于否定原来的认识；资本的固有规律只在现实的可以经验考察的运动中表现出来，因而不能从这个运动出发来解释这些规律。发生变化的只是将这一认识转换成了叙述的某种形式。
由于在此之前以“资本一般”和“竞争”的对比为基础的叙述方案没有实现，所以《1861—1863年手稿》中确定的危机理论的结构也成了一纸空文，该结构规定在“资本一般”中研究危机的“可能性”，在“竞争”中研究危机的“现实性”。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依然认为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存在“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他已不再按照二分法将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相对照。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在哪个叙述阶段考察“危机”？此外，马克思在第3册的手稿中还曾作过一些说明，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3卷时虽然复述了部分说明，但改变了原意。
1.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3卷。
100年来，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3卷是读者阅读的基础，因而也就难免对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的编辑出版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所以本文想谈谈这个版本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为编者，恩格斯在他写的第3卷序言中对自己的工作作了解释，他说，他把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性质。……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四角括号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29)。
这段话表明，恩格斯把所有他作的文字修改（“单纯的编辑”工作除外）都加了同样的标记。但是他也提到，他在第5篇不得不作了一系列位置挪动。关于第7篇他写道：“必须先把无限错综复杂的文句拆开，才能付印。”(30) 从这些提示就可以推断出，有大量的文字修改没有标明记号。恩格斯在1889年7月4日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也曾提到这类修改。他写道：“但是，由于这最后一卷是一部如此出色而绝对不容置辩的学术著作，我认为我有责任在出版这一卷时，要使全部论据都十分清楚而明确。然而在手稿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只是初稿，是断断续续写的，而且还没有完成。”(31)
恩格斯不是要编辑马克思手稿的原文考证版，而是要“使全部论据都十分清楚而明确”。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出版体现马克思已有的认识水平并保留他的所有疏漏和矛盾的原文，更确切地说，恩格斯想出版一部可以让国际工人运动用作精神武器的完整的著作。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恩格斯作为第二国际领导人的作用，制定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就是说，读者看到的恩格斯版《资本论》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事先作过解释的研究版；在这个版本中，恩格斯修改了他认为原始手稿中模糊不清或自相矛盾的地方，使之符合“全部论据”。因此，我们应当这样认为，恩格斯版的基础是对这些论据作一定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没有标明）也对具体的编辑决定产生了影响。
只要将原始手稿和恩格斯版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恩格斯事实上在每一页几乎都作了文字改动，而且并非是恩格斯所说的那一类改动。这些文字改动的形式和范围很广，有微不足道的修辞改动，有难以理解的语气强弱变化，甚至还有明显脱离原意的改动。
大部分标题和副标题都是出自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之手。马克思手稿共分7章，几乎没有或很少分节，而恩格斯把这7章改为7篇，下面再分章和节，并加了标题。这样的结构划分不仅增强了内容的连贯性，因为确定了每一章应收的内容，而且提高了内容的价值，因为将有些原本不属于正文的注释变成了一章。
比如，马克思手稿的第3章《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马克思在这一章极为详细地分析了危机理论）根本没有分节。而恩格斯把这一章相应地改成了篇，下面再分为三章，前两章（第13章《规律本身》和第14章《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是顺着马克思的论证路子编辑的，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是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这一章中加入了大量注释、增补和没有进一步阐明的论点，这些东西不大明确，究竟能否构成内容独立的一篇，在这里谈不上什么系统的论证。由于恩格斯将这个材料编为一章，加上了并非贴切的标题《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并分了节，而且为增加原文的连贯性还删去了若干段落，所以从系统性方面看，原始手稿中的现有材料的价值得到了明显提高。事实上，这个由恩格斯编排的第15章后来经常被认为是以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为基础完成的“马克思危机理论”。
此外，恩格斯在马克思说明什么是、什么不是他系统叙述的内容的注释中所作的改动，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旨在使文字臻于完善。比如，马克思就资本的游离和束缚、贬值和增殖问题说：“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1）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说明，2）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全书的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32) 这段有关必须排除在叙述之外的内容的明确说明，由于恩格斯加了“全面的”一词而改变了原意：“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33) 恩格斯在另一个重要的地方也作了类似的处理。他在马克思的“我们不打算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34) 这句话中加了“详细”一词：“详细分析……”(35)。关于信用资本作为利润率下降的一个起反作用的原因，马克思这样写道：“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36) 恩格斯在“不”字之前加了“暂时”一词。(37)
恩格斯在这方面所作的最大改动是在第3章的一个注。关于资本的生产过剩，马克思在这个注释中写道：“更详细的研究属于对资本的表面运动的考察的内容，在那里展开生息资本等等、信用等等。”(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该卷次的编者也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在注释中说，“资本的表面运动”不属于《资本论》研究的对象。(39) 但恩格斯将马克思的这个提示改成了相反的意思：“以后还要详细地研究。”(40) 事实上后面还有关于积累过剩的内容，但是恩格斯在编辑时认为这些重要内容在此处不成系统，而没有奉献给读者。
插入这些文字的结果是，模糊了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在已达到的叙述阶段进行考察的严格的质的界限，并将之归结为单纯的量的问题：计划之外的全面的、详细的叙述和现存的不太全面的叙述形成了对照。因此，恩格斯可以把所有可能的、马克思提到的、但在已达到的抽象阶段尚无法系统叙述的要点统统收入《资本论》，这样做对他本人来说似乎是不容置辩的完整。马克思的计划是“辩证地分别”叙述，概念和范畴都有各自的顺序，这对理解这些概念和范畴的含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恩格斯追求的是编辑一部纯粹百科全书式的文集，所以他调整了原来的叙述顺序。
2.第3册中的危机理论片段的理论状态。
当然，恩格斯版中也有一段明确的、保留原样的文字。这段文字对了解危机理论的状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第7篇第1部分（马克思自己加了标题《三位一体的公式》）写道：“在描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按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不可抗拒的、自发地统治着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对他们发生作用。我们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不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之内，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现出来。”(41)
这段文字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它是在手稿的末尾，而且是马克思所作的某种程度的总结。此处意思也是明确的，而且与上面引用的提示相符：无论是工业周期还是信用周期，自然还有危机，只要它是周期的一个要素，就不可能在当前的叙述阶段来考察，首先应当考察周期运动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组织”。
现在的问题是，《1863—1865年手稿》中的危机理论的段落具有什么意义？如果是周期理论的前期探讨，那么这些探讨就没有任何系统性意义。因此我们要研究《1863—1865年手稿》是在何种意义上论述危机的。
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重要的是第3册的手稿。第2册的手稿只有几个有关危机理论的重要段落。比如那里提到，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为周转的周期性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对这一想法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在另一处马克思认为，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是危机的原因。后来在第3册的手稿中，这一思想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述。
对我们在这方面的考察最为重要的表述是《资本论》第3册第3章结尾部分的三段。关于第一段，马克思也许为了证明，利润率的下降有碍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并且成为生产过剩、投机活动和危机的原因。接着他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矛盾关系，他首先提纲挈领地说，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42)。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为己有之后，它还必须得到实现：“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43)
马克思在这里比在此前的手稿中更加明确地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产和消费的特殊矛盾：即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实现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假定生产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虽然这里没有论证这一趋势，但是我们可以参看《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的有关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积累之间的联系的论据。在遗失的第1册的手稿中也许就已经有这些论证。这种生产不断发展的趋势同受生产关系制约的有限的社会消费力形成对照。但是，在这里，已不再按照纯粹的消费不足理论，把这种有限的消费力理解为工人阶级的有限的支付需求。《1861—1863年手稿》在一个地方暗示的内容，在这里表述得很明确：消费也受到“积累欲”的限制，而这种欲望追求的目标是价值增殖。不是工人的消费需求，而首先是资本家阶级的投资需求的规模决定着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当然，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论证限制积累欲的理由。他只是提到要不断扩大市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市场不扩大，就可限制积累欲。
上述这一段显然与周期理论的论证毫无关系，它考察的不是周期运动，而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虽然不能说明发生持续危机的原因，但是能够说明存在发生危机的持续危险的原因、相互有关的要素的不断分裂。就这点来说，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不具备稳定性，而是孕育着危机。
在危机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二段是在手稿中的以后几页。马克思在这里考察了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作用。他区分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直接作用就是使不变资本的各要素和生活资料贬值，从而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率。但是，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缩小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比例，最终降低利润率。生产力发展的间接作用在于：用同样的资本额可以购买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可以增加所使用的劳动量。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矛盾的作用（劳动人口的增加和减少的趋势、利润率的提高和下降的趋势）：“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恢复的暴力爆发。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力求保存现存资本现有的交换价值和最大限度地使其增殖，也就是使交换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44)
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约，而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受到这个生产方式所设定的界限的影响，导致相互矛盾的结果，这些结果在危机中消失。但是这里不只是谈周期运动，而主要是谈资本主义特殊的动态的基本特点，即每一种“平衡状况”总是遭到资本特有的动态的破坏。在上面引证的段落中马克思虽然谈到“平衡”的恢复，但并不是指新古典主义意义上的平衡之路，因为新古典主义的平衡方案的特点是假定固有的稳定性：如果达到平衡了，而且不受“外界”的干扰，那么经济就会保持这种平衡。在通常情况下，为支持这种假定，必须排除经济“外部”的很多东西，例如生产力的不稳定发展。
但是，在试图概括和总结时，马克思只要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强调生产者群众的贫困化，就总会流露出消费不足理论的倾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册手稿的后半部分以及在后来写的第2册手稿（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2卷的基础）中，也是按消费不足理论进行论证的。他在70年代末写成的第Ⅷ稿（属于《资本论》第2卷）中才明确放弃消费不足理论的观点。
在第3章中的另一段即第三段，马克思考察了他在《1861—1863年手稿》中探讨过的资本的生产过剩，在这里他称之为“积累过剩”。按马克思的理解，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不可能使追加资本增殖，甚至会使原始资本减少增殖。在他看来，早在出现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时就已存在积累过剩的可能性。紧接着他就探讨积累过剩的后果：现存资本的贬值和决定谁的资本贬值的日趋激烈的竞争。但是同时，由于生产停滞，一部分就业者游离出来，从而增大了其余人的工资的压力。机器的日益使用提高了生产力并且使更多的劳动力游离出来。最终，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促使提高利润率。马克思于是得出结论：“这样，周期将重新开始。”(45)
马克思在这里考察周期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他自己多次谈到“周期”，而且还因为他列举了价格斗争、工资下降等等。下面的总结也是论述周期运动的：“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和混乱、危机、资本的破坏。”(46)
马克思在这里用剥削程度太低或下降来论证积累过剩的原因。但是，资本固有的（超周期的）趋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可导致剥削程度的提高。剥削程度下降只能是劳动力相对减少的结果或成功的工资斗争的结果。但二者都属于周期考察的现象。
马克思在这一段的开始所作的说明——对积累过剩的详细研究属于对“资本的表面运动”的考察范围——表明，所有这些要素也不属于这个叙述阶段的考察范围。但是如上所述，这个说明被恩格斯颠倒了意思，因此，许多持“利润压榨”观点的作者都曾引用过的这个段落究竟编在哪里，就变得非常困难。
3.周期理论的一般危机概念。
第3章的这三个在危机理论上很重要的段落中，既有对周期的前期考察，也有关于不限于周期运动的一般危机概念的观点。周期和与此相关的危机概念被明确排除在对“资本的一般性质”的叙述之外，其实，在这里论述这个一般危机概念，是可以理解的。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涉及的都只是一种理论的片断。当然，只要没有确定危机理论和信用理论的联系，那么就不仅存在量的、而且也存在体系的不足。虽然第5章也提到了关于危机和信用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一个未完成的研究过程的组成部分，并且只涉及周期中的运动，没有明确说明一般危机概念本身。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手稿》中就有过这方面的考虑，现在看来非常重要。那里有一处写道：“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47)
《1857—1858年手稿》中单独考察的内容在这里已上升为理论。正如第3章中的上述关于危机理论的第一段所说的，既然生产和消费的分离的决定性要点，从消费方面来说，不是工人阶级的消费需求不足，而是资本家的投资需求不足，那么必须说明，是什么东西在限制这个投资需求，从而出现生息资本，出现“工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的矛盾”。往后也许应对《1857—1858年手稿》的一个早期计划草稿中所作的提示加以分析：“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是以它的总体出现的；在这里它是决定价格、提供工作、调节生产的东西，一句话：生产的源泉。”(48)
马克思没有再吸收这些思想是否仅仅因为他未能完成他计划的著作，我对此表示怀疑。我倒是认为，起作用的是贯穿《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有草案的某些矛盾。一方面，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更强调货币的意义，通过对价值形式的分析阐述了“货币主义”的价值理论。这种理论完全不同于斯密和李嘉图的“前货币主义”观点，并且在考察简单流通的过程中坚持认为，物物交换和（货币中介）商品交换之间存在根本差别。但是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例如在叙述积累理论或价值向生产价格转换时，货币形式似乎不再起主要作用。在这些地方马克思甚至又重新回到一切只以“实际的”量为中心的前货币主义价值理论。如果看到了这样的矛盾，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论》无论从量的方面看，还是从质的方面看，都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因为它不仅是缺少这一章或那一章，更重要的是，以价值形式的分析为开始的货币主义价值理论在所有叙述阶段都没有继续叙述。
如果上述评价是恰当的，那么这不仅说明，马克思没有完成危机理论，而且说明，马克思完全可能以要求“可靠性”为名——正如他多次尝试的那样，使危机理论“更加完善”或“合理布局”——也是令人怀疑的。既然马克思的论证逻辑不清晰，那么他也就不能清晰地继续叙述危机理论观点。必要时我们可以表述与马克思的重要论证相一致的危机概念，但是要讨论这些危机概念中哪一个是真正“可靠的”，这似乎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冒险。
只要考虑到以上保留意见，那么就可以在上面所说的第3章中的前两段找到特殊的危机概念，它既不同于崩溃理论的观点，也不同于认为危机是周期平衡运动的一个要素那样的理论。与崩溃理论的观点的区别是，这一段断定危机是—尽管是暴力的——矛盾的“解决”，因为危机的破坏的一面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生产性要素。尽管原文中曾谈到“界限”，但是它提到的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界限，达到这个界限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崩溃。确切地说，这个概念涉及发展形式本身：资本主义只能以有限的和矛盾的方式对待它所释放出的生产潜能。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个特殊的危机概念简单理解为解决矛盾——消除积累的不平衡和恢复平衡意义上的矛盾；这种有限的危机概念在《1861—1863年手稿》中已经得到批判。
马克思原稿中提到的危机概念——除崩溃危机和周期平衡之外——放弃了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理论中显然是作为前提的平衡和不平衡的二分法。尤其是在第3章的上述三段的前两段可以看到对这种平衡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简单指出从未存在平衡这一经验事实的批判，而是对平衡设想所作的一种理论批判。
由于认真考察了剥削和实现的矛盾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作用，所以所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动态是以平衡为中心的振荡运动的观点发生了彻底动摇。这样的平衡之路原来是这位从其对象中抽象出基本规定的理论家的想象。危机的结果也不能理解为平衡的恢复，而只能理解为事先无法规定的经济联系的新状况的建立。即使建立了新的状况，经济联系也是不稳定的；正是因为它为新的积累运动创造了总体条件，所以它就立即成为那些重新破坏这种联系的要素。
这种联系结构前景如何，在叙述“资本的一般特性”的阶段没有作详细规定，而是考察了制度和历史的特殊因素。关于危机的类型，在这个抽象阶段也没有作太多的论述，叙述较多的倒是“大小”危机之间的区别。小危机可能在积累、分配和调节的现有历史形式之内实现结构重组，而大危机则要求打破这些形式，形成新的积累和调节模式。
本文原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柏林1995年新辑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5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0卷第636页。
③ ［日］伊藤诚：《价值和危机》，伦敦1980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49页。
⑤ 同上书，第403页。
⑥ 同上书，第419页。
⑦ 同上书，第433页。
⑧ 同上书，第50页。
⑨ 同上书，第181页。
⑩ 同上书，第22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49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400页。
(13) 同上书，第438页。
(14) 同上书，第26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5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7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第Ⅱ册第562页。
(18) 同上书，第571—572页。
(19) 同上书，第604页。
(20) 同上书，第609页。
(21)(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第Ⅲ册第8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第Ⅱ册第581—582页，并参看第584—585页。
(24) 同上书，第582页。
(25) 同上书，第587—588页。
(26) 同上书，第588页。
(27) 同上书，第585页。
(28) 同上书，第595—59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7页。
(30) 同上书，第11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23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第178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12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第469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450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第309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267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第325页。
(39) 同上书，第1255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28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第8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5卷第939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第312页。
(43) 同上书，第312—313页。
(44) 同上书，第323页。
(45) 同上书，第329页。
(46) 同上书，第330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4页。
(48) 同上书，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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