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文化论文,关系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次传播技术演进（口头传播——印刷媒介传播——电子媒介传播）时不难发现，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带来的不只是传播形态的变革，更伴随着传播者心理的重大变化及社会文化的相应变化。例如，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使人们信息获知权增加得以可能。电子媒介以可视可感的形式传播信息，强化人们对图形信息的接受能力。但困扰我们的问题是，除了同时作用于人这个因素外，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是否有其他的关联，一方的改变是否会形成另一方的动因？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分析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的规律性联系。
一、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处于互动关系
1.社会因素对传播技术发展的作用
事物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其他科学成果一样，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之后总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被应用于现实生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技术总是受制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
(1)经济条件是直接作用
经济条件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受众个人（家庭）经济能力。社会经济是传播技术发展和新技术生存的历史背景。工业化改善了社会经济的状况，广告又成为印刷媒介的经济来源，这就使媒体产生了大规模印刷报纸、杂志、书籍的愿望。大规模印刷的愿望立刻就转化为改进印刷技术的要求。于是，科学家、企业和印刷工人把蒸汽机从纺织、冶金等工业领域应用于报纸印刷行业，发明更先进的轮转印刷机以大规模生产印刷产品。而反面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人们对广播和电视新技术反应冷漠，使得调频广播和电视机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延缓了数十年。
社会经济提供或减少新技术发展的动力，个人的经济能力则直接关系到新技术应用的成败。我们对80年代中期以前电视机稀缺的历史还记忆犹新。尽管当时电视技术早已成熟，而我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也在50年代就建成并播出，但是对广大人民来说，电视机依然是陌生的事物。赵忠祥曾在自传中提到：他祖母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孙子是做什么的，因为老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电视机。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国只有少数人拥有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于是夜晚有电视机的人家里通常会挤着十几个邻居，一起盯着狭小的屏幕。如今，因特网的普及也正受着同样的障碍，每个月二三百元的网费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经济能力的不足在人们和新技术之间竖起了一道藩篱，阻碍人们进一步亲近新技术，延迟人们接触新技术的时间，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也相应地延迟。
(2)政治环境起推动或阻碍作用
政治环境通常表现为国家（或政治势力）的政策、法律、规章、条例等。如果统治阶级（或某政治势力）需要更好形式的媒介为自己服务，就会推动技术的发展；如果政治势力出于统治的考虑担心媒介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对新技术就会形成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尽管中国在宋代就发明了活字胶版印刷，但是这项技术一直没有被广泛应用，其原因就在于古代的封建皇帝把独占印刷技术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不能任由其在民间扩散流传。而当印刷术传到欧洲时，正好是文艺复兴的初期，新兴的商人阶级为了反对僧侣的统治，联合贵族阶级使用印刷术，从而结束了僧侣独占知识的时代，并促进了地方方言的成熟，最后导致了西欧民主国家的出现。
(3)文化是缓冲作用
在诸多社会因素中，文化是最难以捉摸但又最稳定的因素。它总是以某种思想方法、观点的形式沉积在人们心中，轻易不受外界干扰的影响。但是，当整个社会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时，它也可能随之变化，影响人们既有观念（或产生新观念），形成新的文化形式。传播技术受到文化影响的过程也是这样。保罗·萨弗用“30年法则”来形容这一过程：第一个十年，许许多多的兴奋，许许多多的迷惑，但是渗透得并不广泛。第二个十年，许许多多的潮涨潮落，产品向社会渗透开始。第三个十年：“‘哦，又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项标准技术，人人都拥有它。”其中的关键在于，由于文化的惯性作用，新技术及由此产生的新思想不会“立竿见影”地对社会产生作用，而社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新技术带来的影响。
1958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要建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该署一开始被称为ARPA，由此研究出来的ARPANET（阿帕网），后被认为是因特网的前身。最早的阿帕网是1969年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个节点之间正式运行的。两年之后，19个节点、30个网站联接了进来。到了1973年，阿帕网上的节点达到了40个。1986年是因特网发展的转折时期，它开始摆脱战争机器，成为人类重要通讯手段的历程。1986年起至今，因特网技术逐渐渗透至千家万户，万维网传输界面、个人电脑网络浏览器等技术都在这个时期诞生。可以说，尽管因特网技术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酝酿期，但被作用为传播手段到现在却只有十几年。我们对网络的认识还处在“第二个十年”的开头（就中国而言，甚至还未脱离第一个十年），人们接触网络，改变传播习惯，但对网络可能产生的作用却莫衷一是：有人说，因特网带来新的民主、公开的风气；有人说，因特网使人们和世界连接得更紧了；有人说，因特网上的信息清浊不分，反动、虚假、黄色的信息大行其道……在目前的中国，人们对网络的认识还存在许许多多的迷惑，许许多多的兴奋，却看不清它的未来。
2.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发生作用
追究传播和文化二者究竟谁改变谁，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总是悄悄地“挤”入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和某种旧的传播方式并存，通过改变社会环境、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对社会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影响变成普遍存在的情况时，变化已经发生了。而此时，恐怕又有另一种新的媒介形式正试图悄悄地“挤”进来。
20世纪40年代之后，广播电视成为报纸强有力的竞争者。为了争夺受众和广告，当时的报界对新闻业务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其中一项就是确立了深度报道的地位。深度报道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突破了一人一地一事的报道模式，代之以更丰富的背景资料、更详细的分析解释。尽管深度报道本身只是新闻业务改革的一项内容，但是它的出现却带来新的传播模式和传播预期。受众渴望得到事件更多的信息，知道其他人对该事件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深度报道使事件公开，以舆论监督赢得读者，这就增加了公开、公正的社会风气。
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总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具体落实在某种传播方式上。这种方式带给传播者全新的传播体验：或是增加传播的深度、广度；或是从时间、空间上解放了人们受到的约束。最终，这种方式改变了传播者对自身的认识。谁也说不清楚究竟在什么时候有了因特网专用语汇、有了以网为生的“网虫”，但是他们的出现确实意味着，在网络技术比较普及的地区，当地的社会文化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3.技术的活力在于为传播注入新概念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新技术都能产生大的社会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发明者和传播者一样，看不到新技术的真正用途；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技术还未突破“三十年法则”时，商家和技术人员就对它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近视”。无线电广播出现后，报纸出版商曾认为可以借此出版“声音版”，减少机械印刷和送货卡车的成本。但是过不了多久，出版商们就发现投资广播站是件费钱而且基本上没什么回报的生意，打算放弃对广播技术的投资。幸亏有了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的不懈努力，广播电台最终成为独立的媒体为大多数人接受。WAP技术（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即无线应用协议）刚推出时，曾经有人惊呼“.com的时代结束了”。尽管目前由于无线网络的速度不尽如人意，人们对手机上网也没有多大概念，WAP还只是一种“叫好不叫座”的技术，但可以相信，如果商家们能够避免“技术近视”的话——这种“近视”多半起源于不能收回投资的恐慌，那么，WAP将是一种很有希望的技术，因为它引进了新的网络概念。
人们对传播手段的兴趣总是在于它可能带来的新感受上。因此，新技术是否能为传播带来新概念，将成为衡量它是否有活力的标准。媒介发展的历史和生物界的进化有相当多的相似处：新的技术有了稳定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形态后，就分离成独立的媒介，沿自己的轨道发展。但正像物种的独立需要明显稳定的变异一样，媒介的独立需要有明显区分于以往分类的新属性、新观念。80年代，图文电视在美国的失败就在于，人们还是按照电视传播的旧思路来设计图文电视的功能。至于它所宣称的更多选择、更多信息，由于人们用于接触媒介的时间总是相对有限的，因此有时信息过多反而会成为受众的烦恼。人们希望的是媒介可以提供人际之间交互性的接触，而不是图文电视机械的选择。正是这种人们萌动的通过媒介进行人际接触的愿望，激发了因特网流行。
二、语言符号是传播技术变革中的根本变数
不可否认，各种新技术对传播发展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有的能使传播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的存在形态，而更多的只能起到修修补补的作用，使传播的质量更好一点，传播的内容更多一点而已。例如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的技术进步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了传播的内容。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技术作用大小的呢？语言符号。
迄今为止，人类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媒介形态变革：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现在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其他各类形形色色的媒介总是这三大类形态的分支和变形。这三大媒介形态分别有自己的技术基础：印刷媒介对应的是以文字传播为手段的印刷术；电子媒介对应的是以电磁波传递为手段的电子技术；数字媒介对应的是以数字编码程序为内核的计算机技术。三种技术采用了不同的编码系统，决定编码系统的就是语言符号。因此可以说，语言符号是传播技术变革中的根本变数。
印刷媒介对应文字语言。文字提供新的信息记录、保存的手段，延长了信息的时间、空间传递能力。文字使信息逐渐解除垄断，社会中知识阶层的出现又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文字符号理解需要通过一整套表码系统的转换，因此也锻炼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表达能力。
与电子媒介对应的是电磁波语言。尽管电磁波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信号，但是它为声音和图像提供载体，使传播过程直接通过视觉、听觉进行。进一步扩大了信息接受的范围。同时，由于不需要复杂的符号翻译过程，信息的理解也变得更简单。正是电磁波语言的出现，才重新树立了听觉、视觉器官的信息接受地位。
简单地说，第三次媒介形态变革以因特网为代表，事实上还应该包括各种利用电脑和电信网络的新型媒体。这次的语言是数字语言。数字语言的概念来自信息，任何信息都可以被形容成一个庞大的数字序列。也就是说，任何事物、感觉、甚至思想（如果可以被精确地计算的话），都可以被记录以至还原成数字信息的表达方式。电子媒体向人们重视的世界是电子信号模拟的世界，而数字媒体则提供了完全可以乱真的虚拟世界——使用“虚拟”这个词，是为了区别于现实世界，但实际上，数字化的虚拟世界可以完全等同于真实世界的一切。另外，数字语言是多种传播内容的转换语言，实际上也就是为同一信息提供不同的表现形式。
三、传播技术的最终作用对象是人类对现实的掌握和认识
传播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类的能力，人们获得更为长久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人们了解的人物、事件和经验远远大于通过日常生活所获得的；人们在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现实世界有了更独立的理解。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接触传播媒介越多，人们的观点越接近媒介的观点，对现实的认识也越“媒介化”，而非真实化。A.E.阿伦森在《社会心理学入门》中介绍，一个60年代的加拿大妇女，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黑人，但是她却认为，黑人又懒又脏。她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原因就是当地的报纸、电视为黑人刻画了这样一副脸谱。
1.人类越来越依赖媒介
人们常常有种错觉，媒介是专业人士主办的，因此它提出的观点一般来说带有权威性。这种错觉使大多数人倾向于直接接受媒介提供的现实图景，把了解发生在周围事件的权利交给了媒介，对于发生在远处的事件，由于无法了解、无法鉴定，人们对媒介更是到了信之不疑的地步。前不久，某网站率先发布“汕头大火，中纪委4要员死于非命”的消息，不少网站纷纷转发。这条信息是真的吗？事实表明是不实的。类似这种情况并不少，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媒介。
另一种依赖是习惯于媒介陪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曾祖父、祖父辈总是手里拿一张报纸看上一整天，或收音机开一整天。而父母们总是一边抱怨电视没好节目，一边不停地换台。而不少年轻人则是一到家立刻就打开电脑，一会儿打开这个窗口，一会儿又打开那个窗口。即使没什么事可做，也不会想到把它关了。我把这种状态称作“媒介陪伴”状态，也就是以媒介为生活伴侣和娱乐伙伴。习惯了媒介陪伴的人一旦离开媒介，就会觉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从纵向看，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流媒介，人们也有不同的媒介伙伴。这种陪伴状态的延续一方面说明了媒介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种依赖心理的根深蒂固。
2.扭曲“现实感受”
大众媒介对受众现实感受的影响通过三个步骤形成：首先，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大众媒介向受众提供另一个时空的“现实幻境”。媒介时空中的人们和事件总是带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人物个性趋于简单，几乎没有善恶混杂的复杂人性；事情的结果总是过于完美，很少有不能解决的两难状态。其次，当人们过多地接受“现实幻境”的暗示后，对现实的认识也将流于简单。调查表明，经常看电视的人更容易认为现实充满了犯罪。第三，更多以现实为基础的节目彻底模糊了幻境和真实的区别，以至于人们认为“媒介现实”比现实更真实。
网络是一种完全违背现实规律的存在。传播者为自己建立一个虚拟的身份，以虚拟的人格生活在网络中。这个虚拟“人”的言行、性格、形象、性别可以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一个网名“雷老虎”在现实中可能是一个非常瘦弱的人；可爱的“蓝精灵”可能是年近50的中年人；“玛丽”、“小鹃”可能是男子。有时，网络传播者会醉心于自己创造的新身份不能自拔，为自己幻化出双重人格。据马克·斯劳卡在《大冲突》一书中描述，他的同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好丈夫，可是他一上网，就成了一个爱吃醋的同性恋。在网络传播中，传播者对自己的新身份一般都非常珍惜，如果别人以自己的网名上网聊天时，甚至还会有被取代的痛苦。
将虚拟的东西实质化，完全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有的网民认为，网络交往不带有功利目的，比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更真诚；有的网民将网上吵架发展到现实生活中，约了时间大打出手；有的网民则将现实中的自我完全放弃了，沉湎于网络中那个无所不能的“我”。种种对现实的扭曲，如果发展下去，可能都会成为一定的心理疾病。
各国正在研究的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系统是网络技术发展的产物，该系统的目的是希望让使用者对虚拟的世界产生真实的心理感应。当使用者戴上特制的头盔、手套或其他设备时，他可以置身于银河系、阿拉伯的古老村庄、原子内核等各种奇怪的场所。从积极的方面来说，VR系统可以通过模型，解决许多科学问题。但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个系统对人类的破坏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我们感知世界，是通过人体器官接受信息，将信息传送到大脑，引起相应的心理感知和生理反应。而虚拟现实利用传感装置将不存在的信息输入大脑，影响脑部神经的判断，最终破坏的是人们的信息接受，当该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影《黑客帝国》(Matix)的状态也不是不可能出现。
四、传播技术是把“双刃剑”
在每一种技术刚出现的时候，总是有人担心这种技术会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当技术最终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后，人们在长期的使用中产生了依赖，盲目地只看技术的有利方面。电话、电视、电脑……例子几乎举不胜举。但事实是，大部分技术同时是把“双刃剑”，同时存在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两方面。电话在人际之间架起了直接交流的桥梁，但是它牺牲了更温情的信件，电话铃声也经常成为家庭的“不速之客”，打扰人们的休息，妨碍人们的自由空间；利用电脑进行写作提高了文字输入速度，但是减少了书写经验，人们越来越不会写字。另外，由于电脑成为思想和语言之间的中介，许多人发现，他们在写作时经历的情绪有时变得粗糙、直接了，而不同于书写时所经历的长久、浪漫的激情。
网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它几乎改写了传播的全部面目，对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但同时，网络这把“双刃剑”挥舞起来也更为有力。目前看来，在网络传播中，这几对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化和个人主义。无论是传或受，网络传播增进的都是个体经验：追求个性，满足个人兴趣，个体交往，对集体精神缺乏兴趣。但是对个性和个人的需求追求得过多，可能会导致个人意识极度膨胀，最终走向个人主义。同时，缺乏集体文化这一纽带，无疑减少对个人主义的有力束缚。二、全球化和地域文化冲突。网络将全球统一到一个时空中，信息可以充分共享。但是，信息永远不是单纯的，它通常还蕴涵了一定的观点、意义。信息的传递也带来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另外，由于因特网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因此有人担心，语言本身带有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会加深各地在信息共享时的文化冲突。三、现代化和传统经验。电子邮件使信件变得过时；网上聊天正逐渐代替电话问候；和陌生人交往成为时髦，人们对周围的人开始不感兴趣；网络上玩世不恭、莫名其妙的话和传统彬彬有礼、文采飞扬的中文语言简直格格不入。这些都是由于网络传播而产生的现代生活。但是这样的现代生活几乎是以牺牲传统生活经验为代价的。四、媒介福音和媒介疾病。网络带给传播者无比丰富的信息，带来自由发表言论的民主空气，为人们创造表现自我的舞台。但网络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网络瘾君子”，他们的心理疾病必须去专门的诊所才能治疗；网络还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现实和自身的认识，有人开始认为现实已经无可救药，还有人产生虚幻的自大意识……种种媒介疾病不一而足。
对待技术，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古代聪明的中国人为传播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却完全不重视技术，古代的工匠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对技术的忽视导致了文明发展动力的衰竭。西方的物质文明却几乎完全建立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西方人对技术近乎崇敬的感情，正是在这种社会意识中，西方社会得到了空前的文明动力。但是之后，中、西方对技术的态度发生了令人惊异的对调。随着社会的发展，西方人逐渐认识到技术对社会同时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原子弹的爆炸使世人看到了技术丑陋的一面。如今的西方学者兴起了一股技术批判的潮流，他们还试图从中国古代的哲学精神中寻找人的存在方式，重新为人体主义确立地位。而此时的我国正苦于技术落后，不遗余力地发展新的技术。在传播学方面，近几年出了不少关于技术方面的专著，而在以前的传播学中，几乎没有技术研究的地位。这也意味着，我们受了实用主义的影响，正在一步步走向技术崇敬。
可以认为，社会的进步同时建立在技术进步和文化进步的基础上。没有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很难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如果过于倚重技术，忽略技术可能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不利影响，那就有可能会退化成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目前，有许多人迷惑于因特网炫目的光彩，忽视或无视它对传播者可能产生的心理变化，对社会可能带来的文化变化，片面强调网络的功能，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网络技术始终是把“双刃剑”，我们应该注意网络传播可能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尽量避免由于过度依赖网络而导致的社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