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子家叙论》看傅斯年对儒者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者论文,战国论文,子家叙论论文,看傅斯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傅斯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硕果累累。他著有《战国子家叙论》，对先秦诸子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澄清了古代思想史领域的许多迷雾。作为一个山东籍的学者，傅斯年对儒学情有独钟，他从独特的视角考察了早期儒者的产生及其特点。傅斯年认为：“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傅斯年全集》第二册，《战国子家叙论》第95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出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同时还指出：“儒为诸子之前驱，亦为诸子之后殿。”（第107 页）这些观点对理解早期儒者的起源和早期儒学的发展很有帮助。
一、“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
“儒”作为人的一种行为方式或一种类型的人，究竟如何，今已难以确考，对这一问题历来有不少学者加以探讨。近人胡适曾考定其为“殷民族的教士”（《说儒》）；郭沫若说“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驳说儒》）；当代学者王钧林先生经过认真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指出：“第一类作为一个学派的儒是孔子时代才有的；第二类从事礼乐教化的儒就文献记载来看，大概产生于周代；第三类术士化的儒，只是有儒之名，无儒之实。”（《中国儒学史》（先秦卷）第71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 月版）所有这些观点为我们理解傅斯年对儒者的认识提供了重要佐证。
傅斯年认为：“百家之说皆由于才智之士在一个特殊的地域，当一个特殊的时代，凭借一个特殊的职业而生。”（第90页）地域、时代、职业成为傅斯年考察儒者起源的三个重要因素。基于这种认识，傅斯年提出了“儒是鲁学”的观点，也就是说儒学是凭借鲁国的特殊地域产生的。他认为鲁国作为西周初年周朝在东方的殖民地，随着周朝故有领土的逐步丧失，成为保存周朝典章制度“周礼”的最理想的地方。傅斯年指出：“拿诗书礼乐做法宝的儒家出自鲁国，是再自然没有的事情。盖人文既高，仪节尤备，文书所存独多，又是一个二等的国家，虽想好功矜伐而不能。”（第117页）也就是说，鲁国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上都无力与诸侯争霸；但由于“周礼尽在鲁”，所以在文化上据有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内涵的儒家。
关于儒的职业凭借，傅斯年认为《史记》说出于王官之业并不正确，经过一番细致的考察，他主张儒家者流出于教书匠。他说：“儒者以孔子为准，而孔子之为‘教书匠’在《论语》中甚明显。”（第95页）进而指出：“其实一部《论语》，三分之二是教学生如何治学，如何修身，如何从政的。”（第96页）傅斯年认为，从个人身份看，孔子既不是大夫，也不是普通的百姓，这样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孔子必须以授徒讲学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此外，傅斯年还说统治阶级的特殊优待，也是孔子有别于普通百姓而能够不劳而食的重要原因。同时，傅斯年引用《史记·儒林列传·叙》的记载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这样进则仕，退则教的生活，既是儒者职业之所托，又是孔子成大名之所由。”（第97页）认为孔门弟子也大多以教书为生，他们进则仕、退则教的生活方式不仅保证了儒家门徒的生活来源，同时也为儒家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充分证实自己的观点，傅斯年特地罗列了一些重要儒家学者的地域、时代及职业特征。孔丘，鲁（其说或有源于宋者）春秋战国间教人；卜商，由鲁至魏春秋战国间教人；曾参，鲁春秋战国间教人；言偃，吴春秋战国间教人；孔伋，由鲁至宋春秋战国间教人（亦曾在宦）；颛孙师，陈春秋战国间教人；漆雕开，今本《家语》云蔡人春秋战国间近于侠；孟轲，邹鲁（游于齐梁）战国中期教人（亦为诸侯客，近于游谈）；荀卿，赵战国末期教人。（见第90—91页）充分说明“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是不争的事实。
傅斯年先生的观点虽然不及今人的考证论述那样系统明确，但从一个侧面突出了儒者的本质特征，对我们认识早期儒者的产生及特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儒为诸子之前驱，亦为诸子之后殿”
儒学的发展历史，愈早愈模糊，特别是由于它和先秦诸子的关系错综复杂，为此认清儒学早期的历史至为不易。傅斯年对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清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傅斯年认为“儒为诸子中之最前者”（第107页）。为了证实这一观点，傅斯年首先论证了墨子、 管子、晏子起于孔子之后的事实。孔子所处的时代，百家争鸣还没有出现，比较可靠的证据是孔子对诸子都没有论及。指出墨子居于孔子之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托名于管子、晏子的著作其思想也是战国时人才具有的。
傅斯年又对老子和孔子所处年代孰先孰后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先秦诸子中，唯一和孔子在时间先后上能一争高低的只有道家的老子，并且史学界存在着流传甚广的孔子曾向老子问礼之说，对此，傅斯年进行了详细考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一、《老子》五千言作者为太史儋，儋其为老聃，后于孔子；二、儋聃虽一人，而老莱则另一人，莱厉或即一语之转；三、孔子无问礼事，《曾子问》不可据。问礼事起于汉初年黄老之争；四、始有孔子受老莱子揶揄之传说，后将老子代老莱（第137～138页），明确否定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传说，肯定了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后于孔子的观点。傅斯年的上述四条结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发现，不仅为“儒为诸子中之最前者”的观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解决历史上孔子向老子问礼之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其次，诸子百家由争鸣到融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他们谁是最后的胜者是很难下结论的事情，傅斯年把胜者判给儒家，认为“儒为诸子之后殿”。儒者为何成为诸子的殿军，傅斯年指出是他们同墨家、黄老、阴阳家激烈斗争的结果。他说：“儒者最先出，历对大敌三：一、墨家，二、黄老，三、阴阳。儒、墨之战在战国极剧烈，这层可于孟、墨、韩、吕诸子中看出。儒家黄老之战在汉初年极剧烈，这层《史记》有记载。汉代儒家的齐学本是杂阴阳的，汉武帝时代的儒学已是大部分糅合阴阳，如董仲舒；以后纬书出来，符命图谶出来，更向阴阳同化。所以从武帝到光武，虽然号称儒学正统，不过是一个名目，骨子里是阴阳家已篡了儒学的正统。直到东汉，儒家才渐渐向阴阳求解放。”（第108页）在这里， 傅斯年对儒学早期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简单的概括。
儒家在同诸子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在诸子相继衰息之后，独存为正统，傅斯年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儒家思想的宗法社会性特征适合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傅斯年说：“儒家的思想及制度中，保留部落时代的宗法社会性最多，中国的社会虽在战国大大的动荡了一下子，但始终没有完全进化到军国，宗法制度仍旧是支配社会伦理的。”（第108页）以仁、义、礼、智、 信为内涵的儒家，充满了有关社会伦理法则的论证，这一特色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所以傅斯年提出的这一层理由是完全可靠的。
其二，傅斯年认为儒者的行为方式适合了战国时期新兴的士阶层的口味，在这一点上与郭沫若先生的儒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出发，傅斯年找到了儒者借助统治阶级的力量战胜诸子的症结。傅斯年说：“战国时代因世家之废而尚贤之说长，诸子之言兴，然代起者仍是士人一个阶级，并不是真正的平民。儒者之术恰是适应这个阶级之身份、虚荣心，及一切性品的。所以墨家到底不能挟民众之力以胜儒，而儒者却可挟王侯之力以胜墨。”（第108 —109页）傅斯年认为墨家依靠民众的力量同儒家斗争，但最终失败， 原因在于儒家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力量，他们可以借助王侯的力量取得斗争的胜利。
其三，傅斯年认为儒者奉行的中庸之道，避免了社会动荡的冲击，是他们成为诸子之后殿的关键所在。他说：“战国之穷年大战，诸侯亡秦，楚汉战争，都是淘汰民族中最精良、最勇敢、最才智的分子的。……淘汰剩下的平凡庸众最多，于是儒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稳当道路成王道了。儒者之独成‘适者的生存’，和战国之究竟不能全量的变古，实在是一件事。……新族不兴，旧宪不灭，宗法不亡，儒家常在。中国的历史，长则长矣；人民，众则众矣。致此之由，中庸之道不无小补，然而果能光荣快乐乎哉。”（第109页）
傅斯年对儒者的认识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之处，但毕竟为我们考察儒学早期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