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双双[1]2002年在《唐宋时期民间的丧葬消费习俗》文中研究指明死亡，是人类无法逾越的现实问题。中国古代，在灵魂不灭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影响下，与死亡密切相关的丧葬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与之相适应，以厚葬为主流的诸多丧葬消费习俗也伴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形成、发展起来，并传承、演化下去。 唐宋时期民间的丧葬消费习俗形形色色，大多体现在丧葬过程中，按时间顺序可分为葬前、葬礼中及葬后叁个阶段。其中的特色习俗主要有奢办凶具、娱尸宴宾、卜择建墓、隆办葬礼、佛道斋戒、祭祀宴游等。这些消费习俗大多渊源于前代，盛行于唐宋，也有的习俗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而烙上时代的印记。一些丧葬消费习俗唐宋两个时期均习尚，一些则在唐代或宋代表现得更为突出。将这两个时期的习俗纵向比较，可以看出其传承性，即共同的特征：厚葬、隆祭、久祀，这也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受到了儒家孝道观念的影响，也因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是反映出的亲情观念、人的社会性、人情面子心态及惧死恋生心态不变。这些心理心态汇集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与社会道德、国家制度一起规范制约着我国丧葬文化的主流，使这一因死亡而产生的文化，演化为一类特殊的生存丈化，拥有了独特的社会性、现实性、教育性功能。 横向比较唐宋两个时期的民间丧葬消费习俗，又表现出各自的特异性，即消费的侧重点不同，唐代重物质消费，宋代精神文化消费比重上升。唐人把钱财多用在置办随葬品、坟墓等有形的实物上，而宋人则把更多的钱财投放到作佛事、卜择风水宝地、乐丧娱尸、墓祭宴游等无形的精神消费当中。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首先在于佛道二教的影响。佛道二教在宋代的世俗化使其在世人的丧葬消费中拥有了更多的市场，其生死观也改变了人们对死亡的看法。而且，佛教还极大地影响了宋代火葬习俗的形成。其次是社会变革的影响。宋代社会等级结构的变革及土地制度的演进影响了世人的心态，改变了人们对人生及生死的看法。再次，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时人的虚荣心。夸富斗富、竞相攀比的心态使得丧葬活动成为丧家摆排场、比阔气的大舞台。 唐宋时期民间丧葬消费习俗的形成受到了社会上诸多因素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唐宋社会的统治秩序，加重了社会及家庭的负担，也改变了传统的道德观念。虽然统治者试图禁止、扭转这些习俗，但是，习俗产生的巨大影响，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入到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新的风尚逐渐与旧的文化融合成为一股新活的细流，推动着社会的演进与发展。
郎洁[2]2012年在《近叁十年来中国古代丧葬史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对于近叁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丧葬史研究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希望能够为专注于中国丧葬史的研究这一中国历史和文化领域研究上的重大课题的学界同仁提供参考。
吴巧霞[3]2016年在《唐宋农户生产、生活资料消费研究》文中认为农民家庭生产、生活资料的消费问题,是唐宋社会经济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显着标志。本文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及传统文献,对唐宋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消费情况进行了研究,试图勾勒出唐宋农户消费生活的概貌,分析不同时空以及农户中不同阶层的消费差异,探究唐宋农民消费演变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归纳出唐宋大变革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一方面,重点论述唐宋农户的生产、生活消费概况。生产资料主要探讨劳动工具、肥料、农药、农田灌溉等方面的内容。生活资料内容也十分广泛,仅选取较有代表性的消费项目进行分析,衣食住是维持个体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在满足了温饱后,绝大多数农户还有宗教信仰、教育和医疗支出,这些属于较高层次的发展性消费。此外,在人生关键时刻,还有体现社会交往色彩、具备伦理性质的婚嫁丧葬消费。另一方面,对唐宋农户消费问题进行较深层次的探究。首先,着重分析唐宋农民家庭的消费水平,归纳得出:唐宋绝大多数农民消费水平较低,基本处于温饱边缘,饮食是他们最主要的消费项目,而且各项消费支出比重并不均衡。其次,从动态层面比较唐宋农户中不同阶层、不同时空的消费状况,更为直观地展示农民群体的消费差异。农民阶层中的小地主、富农处于小康消费水平阶段,他们已基本摆脱生存危机,其精神文化和社交性消费比重稳步上升;而贫农家庭则处于最低消费水平阶段,消费短缺的现象普遍存在。唐宋前期,社会总的产品数量并不富足,农民家庭消费水平不高,崇尚节俭性消费。唐宋后期,农民消费情况有所改善,发端于城市地区的奢侈性消费风潮逐渐向农村进行扩散。唐宋农户在消费领域出现的新动向,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农民家庭的经营方式由单一的种植业向农业、小工商业兼营的模式转变,同时推动了农村消费市场和消费文化的形成。农民阶层是社会结构的主体部分,他们的生产、生活消费状况能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面貌。
郝文林[4]2009年在《隋唐五代西北地区丧葬风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北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兴起发展的源点之一,文化底蕴深厚,绚丽多彩。隋唐五代时期又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阶段。经过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后的重新统一,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兴盛,尤其是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化,更是以其博大的内容,恢宏的气势,雍容华贵的风度,昂扬向的、上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生动自然、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艳丽明快的色彩而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当时的丧葬风俗是中国的丧葬制度趋于完备、成熟的时期,且带有明显的制度化、等级化和法制化的色彩。而西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展示出独特的更加绚丽的文化风俗,形成了独特的西北丧葬风俗长廊。因此,本文拟从西北这个区域入手,从史学的角度和理论的高度,通过对西北地区丧葬风俗的整理,剖析归纳出隋唐五代时期西北地区丧葬文化的特点与轨迹,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个区域的艺术文化提供历史的借鉴,达到对历史文化的有效利用和开发,并对将来的继承创新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李政[5]2010年在《两宋火葬述论》文中研究指明有宋一代,火葬之风在一些地区蔚然兴起。当然,这里所说的火葬之风兴起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从时间上看是相对于其他王朝而言,从空间上看,主要是在宋朝的一部分地区。据考古发现史前时期就有焚尸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原始人类出于对火的崇拜；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一些边疆民族已将火葬视为一种葬俗,但在中原汉人中,焚尸是一种大恶之刑,对亲人尸体的焚化更是大逆不道之表现；从东汉至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火葬的使用群体扩大,在一些佛教僧侣中逐渐使用开来；五代十国时期,火葬的使用群体进一步扩大,并且由过去的特殊群体向民间延伸,对尸体的焚化这一时期在中原民族的一些地区逐渐成为一种习俗。至宋朝,一些地区火葬之风大大超过前代,纵观两宋,此风气有愈演愈烈之势,首先是火葬的群体进一步扩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均有使用火葬之法的记载；其次在地域上,也突破了过去的边疆地区,从北宋的河东地区至南宋时的两浙路、福建路、鄂州一带均是火葬兴起的中心；再次,在葬具和规制上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如用于盛装骨灰的陶罐和陶缸的出现；最后,出现了专门性的焚尸机构——“化人亭”。宋代火葬出现的这些时代特征足以说明火葬之俗在民间已有一定的生命力。从时间上看,纵观两宋时期,火葬之风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这主要从统治者的政策和士大夫的态度变化可窥见一斑。北宋初期统治者往往大多对火葬之风厉行禁止,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往往又不尽人意,故在王朝的中后期,特别是宋政权南移后,又由单纯的“禁”转向“禁”与“疏”的结合,如宋王朝创建漏泽园制度的一个重要初衷便有疏导火葬为土葬之意。从空间上看,五代十国时期火葬在中原已经开始逐渐成为民间习俗,但并未形成一定的中心区域,而两宋时期已经形成若干中心区域,北宋时期主要以黄河流域的河东地区为中心并向周边辐射,呈现一个中心多点分布的布局；至南宋出现多个火葬兴起中心,除北方的河东一带,南方的两浙路、鄂州地区、闽粤一带及西部的四川地区,均是火葬兴起的中心区域。其分布特点大致呈环状分布,基本围绕南宋疆域的沿江、沿海一带分布。由此不难看出,两宋火葬变化的如下规律：1、伴随宋政权的南移,火葬兴起中心由北向南延伸；2、伴随着我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火葬兴起中心由北向南扩展。两宋火葬为何兴起?主要有以下原因：1、宗教因素,其中针对宋代较有争议的宋代佛教与火葬兴起之关系作了较大篇幅分析；2、经济因素,主要论述土地开发与人口的矛盾；3、少数民族葬俗影响；4、文化因素；5、其他原因,重点从土葬与火葬的利弊等方面进行探讨。两宋火葬之风蔚然兴起,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宋代的火葬开创元明清葬俗的新风气,自宋以后,火葬一直是继土葬这一主流葬俗后的又一重要丧葬方式。二是宋代火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朝的漏泽园这一助葬制度的建立,并为后来的元明清所继承和完善。此举主要说明宋代的火葬之兴虽然是某一历史时期民俗现象,但其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东侠[6]2004年在《浅析宋代丧葬明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宋代 ,与其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观念转变相联系 ,实现了丧葬明器从玉、石、金属、竹、木等材质向纸质的转变。虽则有宋一代丧葬明器尚且不能完全取代其它材质的明器 ,但纸钱、纸质明器极为盛行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本文将探讨宋代丧葬明器变化的相关问题
郝怡[7]2014年在《宋代帝室中兄终弟及服制研究》文中提出宋代的帝王从宋太祖时期就已经开始重视宋代的礼仪制度，用它来维护其皇权的合法性，丧服制度作为礼仪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直被宋代的帝王所重视着。在礼制中，“尊尊”与“亲亲”是礼制中最重要的两点制度体现，当君权与宗法的关系受到冲击时，要处理两者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难题。在宋代帝室的丧服制度中，兄终弟及的丧服制度显得特殊且重要。帝室中，如果是以父死子继继承皇位的皇帝，不论是以子为父服还是以臣为君服，都是斩衰叁年，就无有异议。兄终弟及这种服丧就会有所不同，因为亲兄弟之间相互服齐衰不杖期，臣为君服是斩衰叁年，是以重“亲亲”的形式服齐衰不杖期，还是以重尊尊的形式服斩衰叁年，就出现了歧义。本文通过以《仪礼·丧服》作为参考，对宋代叁个兄终弟及的即位皇帝为其兄所服丧服进行论述与研究，从而从侧面研究在宋代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皇帝对“亲亲”、“尊尊”的选择。
穆旋[8]2015年在《宋夏丧葬文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筹办丧事、下葬等一系列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用以表达对死者的感情,以及反映丧葬过程中某些礼仪的文字记录,称之为丧葬文书。在宋朝统治阶级颁发的《开宝通礼》、《政和五礼新仪》和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朱熹《朱子家礼》等官私礼节着述的基础上,我们可大概总结出在整个丧葬活动过程当中产生的丧葬文书。根据其产生的时间顺序,依次为：冥契、招魂幡、讣闻(哀启)、铭旌、悼祭文、行状、挽联和挽歌、碑志文、发愿文等。对诸种丧葬文书的研究深度与其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密切相关,故而研究现状参差不齐亦不可避免。其中冥契、悼祭文、碑志文等材料较多,研究也较为充分,其他文书则存在明显不足。我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比较研究的科学方法之上,对宋夏两个统治政权下民众所使用的丧葬文书,从其种类、格式及其内在的文化意蕴等角度予以介绍和分析,力求对此类文书做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附录等四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内容作出介绍,对研究范围加以界定,为行文过程中的材料选择及运用确定较为明确的标准；对诸种丧葬文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明确其研究的成熟点和薄弱点；阐明丧葬文书的研究意义,确证课题研究的价值；最后谈及本文的研究方法,以阐明文章结论的科学性。此外,详实恰当的材料和科学严谨的方法是本文得以顺利完成的保障。正文部分分为两章：第一章是整理篇：根据诸种丧葬文书的产生顺序,对宋代和西夏的丧葬文书分别进行梳理,以不同丧葬文书产生过程的纵向把握来明晰其发展过程。另外,在本章中还归纳出宋夏各类丧葬文书的留存情况,是为摸清家底,以清晰呈现本文的研究范围。第二章是研究篇：对宋代和西夏的丧葬文书以相互对应的比较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是对宋夏使用的丧葬文书种类多寡进行分析；其次从文本格式上对它们之间的借鉴和传承关系进行比较；最后则对文书背后的文化意蕴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阐发,以明确宋夏在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异同。此外,在文书格式的梳理过程中,如未发现当时的某种文书材料,则借鉴其他时期的典型材料说明问题,以求完备,这也是建立在对某种文书源流发展有所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的大胆尝试。余论部分是对宋夏丧葬文书比较研究过程中余待解决问题的梳理和归纳,从而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参考思路,以使该课题的研究得以深入圆满的解决。附录部分是本文所引用考古发现的出土材料图录和对正文相关内容说明的表格注解。一则不破坏行文的逻辑顺序和阅读效果,为相关内容的注解提供便利；二则也能够为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提供直观的素材,便于利用。
张洁[9]2006年在《唐代城市消费经济研究》文中指出城市消费是唐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唐代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正面反映。衡量一个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城市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因而，活跃的城市消费正说明商品经济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代城市居民的消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物质消费，文化娱乐、宗教等精神生活消费，以及教育、科举官场等各方面依赖市场而完成的商品性消费。工商业者占了城市居民的大部分，他们的消费水平已达到衣食丰足的层次，说明唐代城市中生活和消费的平均水平比前代有所提高。在消费结构上，不同的消费水平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其消费也各有差别，总体上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比重日益增加，显示了唐代城市消费结构的大大改善。 唐代城市消费发展具有以下六大特点：一是就发展演变的过程而言，唐代城市消费在初期与中后期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二是就地域而言，唐前期领导城市消费方向的是几个全国性的大城市，但自中唐以后商品市场出现了向小城市延伸的趋势，并且北方、江南以及东南沿海一些城市中居民消费各具特色；叁是诸如奢侈性高消费、狎妓消费之类的畸形消费盛行；四是节日消费异常繁荣；五是唐人对舶来品普遍有特殊嗜好；六是在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女性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态势。 唐代城市消费需求的旺盛对唐代社会经济影响重大，刺激了乡村尤其是城郊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手工业分工细化，技术不断改进；更使得城市商业得到飞速发展，商品种类大大增加，商品流通速度加快。虽然畸形消费对社会经济也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但城市消费的活跃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毕竟是最主要的。同时，唐代城市消费的影响还辐射到社会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风气的改变等方面。唐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城市消费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唐代城市消费所刺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宋代以降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城市消费领域内发生的一些新变化，是唐宋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也成为促使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因。
李颖[10]2015年在《农史视野下关中丧葬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关中地区是古代中国重要的农区之一,在中国农业历史上具有极强的典型性与特殊性。通过对多种历史资料的运用和分析,可以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对关中地区丧葬文化形成一系列基本认识。并且,综合应用诸多学科的理论成果,从农业历史的视角来看,可以对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基本认识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与解读,并说明关中丧葬文化存在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从时间的维度对关中地区丧葬文化进行了宏观考察,将关中丧葬文化的发展历程描述为具有鲜明特点的叁个阶段:其一为先秦时期,构成丧葬文化的诸因素逐渐起源并获得进一步发展,并在相互合流的过程中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丧葬文化体系;其二为汉唐时期,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国家文化性质得以凸显,尤其以皇陵为其典型代表,使得关中地区丧葬文化成为整个古代中国深具典型性的丧葬文化体系;其叁为唐宋以后,关中丧葬文化获得了一次区域性发展的机会,同时受到诸如传统文化、宗教活动、移民迁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成为一支深具区域性特色的丧葬文化体系。其次,从空间的维度对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总体面貌进行审视,充分利用现有的方志史料,挖掘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共性特征。总体而言,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共性是主要的方面,其中:从物质载体来看,关中地区各区域丧葬文化普遍重视棺椁的使用,普遍重视丧服的规格与墓址的选择;从礼仪规范来看,关中地区各区域普遍具有较为繁复的礼仪程序,并且这一繁复的程序贯穿整个丧葬活动的葬前、葬中和葬后;从观念心理上来讲,关中地区各区域在丧葬文化中普遍从心理上趋向于进行厚葬以体现对祖先的孝道观念并获得自身的人际认同,古老的风水理念也是关中各地区在丧葬文化中普遍遵循的丧葬观念。再次,以区域性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依托,将关中地区划分为东、中、西叁个地区进行细致考察,比对方志史料中的微观差异,从而发现关中地区丧葬文化内部的区域性差异同样是存在的。具体而言:关中中部地区由于自古为京畿重地,人文荟萃之所,所以丧葬习俗除了讲究棺椁寿衣、风水和丧葬规模以外,更重视对传统礼仪的遵从;而关中东部地区由于东邻晋、豫,北靠陕北,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其从事商业贸易,因而这一地区相对经济实力雄厚,这也就为大办丧事提供了财力保证,因而在丧事上更重视规模程度;关中西部地区丧事在礼仪上稍逊中部,在规模上则低于东部,但该地对风水则颇为讲究;此外,在上述叁个区域之外,关中和九嵕山的交错地带,丧事简单,不管是棺椁寿衣还是丧葬规模,大都不肆铺张,同时也不太注重风水。在上述认知的前提之下,以农业历史的学科视角对关中地区丧葬文化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农业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伦理规范、社会心理心态等无不对关中地区丧葬文化的形成、发展及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而言,农业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中体现出的群体性特征,是关中地区丧葬文化中普遍重视丧葬规模、采用厚葬形式、举行繁琐礼仪等一系列共性特征的基本原因;农业民族社会伦理规范在目标追求上体现出的秩序性特征,则是关中地区重视礼仪程序规范、讲究丧服制度、遵从传统礼制的基本原因所在;农业民族社会心理心态中自然崇拜、慎终追远、敬奉祖先等具体内容,则使得关中地区丧葬文化展现出讲究风水、选择土葬、采用棺椁等一些列共性的面貌。
参考文献：
[1]. 唐宋时期民间的丧葬消费习俗[D]. 丁双双. 河北师范大学. 2002
[2]. 近叁十年来中国古代丧葬史研究综述[J]. 郎洁. 大音. 2012
[3]. 唐宋农户生产、生活资料消费研究[D]. 吴巧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4]. 隋唐五代西北地区丧葬风俗[D]. 郝文林. 西北师范大学. 2009
[5]. 两宋火葬述论[D]. 李政. 安徽大学. 2010
[6]. 浅析宋代丧葬明器[J]. 宋东侠. 青海社会科学. 2004
[7]. 宋代帝室中兄终弟及服制研究[D]. 郝怡. 山西师范大学. 2014
[8]. 宋夏丧葬文书比较研究[D]. 穆旋. 宁夏大学. 2015
[9]. 唐代城市消费经济研究[D]. 张洁.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10]. 农史视野下关中丧葬文化研究[D]. 李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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