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育率论文,道路论文,农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于西方国家生育率的转变，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基本上是离“经”叛“典”，按照自己独特的道路进行的。那么，这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要客观地总结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道路绝非易事。本文将在反思人口转变理论和回顾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过程的基础上，总结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特殊道路。
一、理论背景：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反思
生育率转变发韧于19世纪的西欧和北欧。当时，整个社会尚缺乏科学有效的避孕知识和避孕技术，也没有今日声势浩大的“家庭计划”运动，生育率转变基本是在自发状态下完成的。当人们为战后发展中国家人口激增的现实所困扰时，不禁以历史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欧洲这场寂无声息的“人口革命”。特定地区、特定背景之下的生育率转变模式被作为示范模式而放大，以总结欧洲生育经验为基础的人口转变理论在一段时期内被推崇为对“人们希望少生孩子的动机”的标准解释。宏观发展的变量的变化（都市化、工业化、教育普及化等）导致人们主要依赖相对自我封闭的家庭和地方机构转变到主要依赖于较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家庭的许多功能转移到较大的、专门化的组织，新的非家庭的组织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变得重要，多养孩子给父母和家庭带来的利益和效用减少了，于是人们不再希望多生，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自觉地限制生育数量。由这经典的人口转变模式，不难推论“宏观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而直接作用于生育意愿的新的追求、家庭功能的变化以及对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的新看法等是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变化之必然，而且几乎就是伴随而来的结果。“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只有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才能推动生育观念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促进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从而导致生育率的下降。“经济发展——生育观念转变——生育率下降”似乎成了生育率转变的唯一途径。
“标准解释”果真标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源于欧洲生育经验总结的人口转变理论在解释欧洲生育率转变早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其一，工业化和都市化程度根本不同的国家生育率几乎同时开始下降；其二，有实例表明一些欠发达地区的生育率先于发达地区开始下降；其三，对欧洲生育率转变的详细研究还表明，许多发展水平不同但文化相近的地区，呈现出相似的生育模式。越来越多的证据似乎表明，不同的文化背景往往与生育率有关，而其相关方式却是为人口转变理论核心的一般社会经济因素所不能解释的。
在面临众多实例挑战的同时，人们对人口转变理论的逻辑推断也越来越表示怀疑。人口转变理论在其经验检验过程中，将宏观经济变量当作与生育率有关的直接变量。但是，宏观经济变量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对于这一点，集人口转变理论之大成的美国著名人口学家诺特斯坦（Nolestein,Frank·W）也承认。诺特斯坦认为，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通过影响人们新的追求、家庭功能、对孩子成本的收益的看法等，进而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但是，在诺特斯坦以及其他众多人口转变论者看来，新的追求、家庭功能的变化以及对孩子养育成本和收益的新观念都是宏观经济变量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几乎随之而来的结果，因此，宏观经济收益变量是这些变化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并可作为这些变化的测度。宏观经济变量难道真是导致新追求、新功能和新观念的唯一（或主要）原因吗？也许在欧洲生育率转变的时代确实如此，但是，现代社会与19世纪的欧洲相比，在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工业化、都市化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无疑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仍有重大的影响，但已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有些独立于宏观经济变量之外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下降过程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这些独特的作用主要是：
1.由于新技术的引进，死亡率突然急剧下降，这不仅意味着只需生较少的孩子就可以达到理想存活子女数，更为重要的是，健康和长寿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鼓励人们为自己及其子女的未来进行投资。
2.由于世界范围的扫盲运动和各国政府对教育的关注，男孩和女孩受教育的程度都大大提高，这不仅使孩子的成本增加而收益减少，更为重要的是正规学校教育本身就在向人们灌输一套西方的生育文化。
3.由于人道主义的社会保障和国际国内的援助为人们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至少在食物上），这无疑会减少对孩子的依赖。
4.现代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运用行政和技术手段，如统一的计划管理，各种语言出版物的普及，交通、无线电、广播、电视、邮电的发展等，消除区域性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为生育文化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5.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为了迅速发展民族经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一方面，政府有能力对沉重的人口压力作出积极的反应；另一方面，由于死亡率的骤然下降而形成的人口激增的态势，迫使政府对人口问题倍加关注。
6.通讯和交通的发展，能够提供引起其它变化的信息、服务和商品，帮助人们树立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和新的追求。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通讯网络了解并仿效那些优于其家庭和当地社区的个人模式、社团模式、观念、群体运动等，逐步认识要改变他们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并追求新的生活。与此同时，自行车、收音机、电视机等消费品散布到落后的农村地区，不仅改变了其拥有者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而且也改变了大批想要拥有它们的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总之，现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欧洲生育率转变所处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欧洲国家通过缓慢的工业化、都市化进程而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有利于或直接导致生育率下降的新观念以及传播这些新观念的条件和手段（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现代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都市化水平较低的情形下已经具备或部分具备，或者即使不具备，也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外部力量迅速输入。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生育率无须再像欧洲国家那样经过长期缓慢的工业化、都市化进程而逐步进行，一些有利于生育观念转变的新观念、新思想以及传播这些新观念、新思想的条件和手段，现代发展中国家已或多或少具备了，即使不具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组织也可以通过强有力的约束诱导机制从外部输入，“自发性”转变道路并非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转变的唯一选择，更非最佳选择。
二、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的回顾与重新认识
自1973年我国农村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我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就在有别于“自发性”转变模式的轨道上运行。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
各级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强有力的介入，这是我国农村人口控制的一大基本特征，也是一条基本的成功经验。早在70年代初，我国就明确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相继提出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和“晚婚、晚育、优生”等政策，积极主动地引导广大群众从宏观和微观的利益出发来安排自己的生育。为了保证计划生育政策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级政府部门先后建立了计划生育专门机构，基层配备了计划生育专职人员，“书记挂帅，全党动手”，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和节育技术指导工作。同时，为了调节国家、集体和个人在生育问题上产生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各地在实践中本着思想教育为主的原则，还采取了一定的行政的、经济的奖励和限制措施，对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给予奖励，对经过多次思想教育仍不按计划生育者，给予必要的罚款。
我们的工作是在抓计划生育的口号下进行的，那么，计划生育在农村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起多大作用呢？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为了肯定计划生育在农村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在探讨人口控制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时，往往不谈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和取得成功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谈计划生育工作本身的一些做法，似乎人口控制的成效完全取决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态度。其实，我国农村人口控制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再加上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见郭范萍：“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的理论解释”，《人口研究》1987年第1期。 ）因而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农村已经具备了促使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条件，计划生育则因势利导，使生育转变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这些促使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条件主要表现在：
1.中国虽然有长期的封建家庭及多子多福的观念，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各项民主改革已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家庭多育观念的社会基础。家庭在历史上固有的生产职能因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集体化而极大地改变了；子女的教育职能也不再由家庭负担，转向国家和集体承担；按劳分配的原则已大大改变家庭成员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小家庭必然得到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靠社会改革，家庭的职能和传统的家庭观念发生了变化。
2.由国家、地方或集体兴办的各级教育，使我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不是很高的条件下就能做到基本普及初中教育甚至是高中教育；特别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教育中，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十分重视集体主义的教育，以整体、长远的国家利益教育人民，同时开展法制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倡导精神文明，这些都有助于生育率的下降。
3.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地位的提高在很多方面超过女权运动搞了200年的发达国家。中国妇女不但在法律上同男子平等， 而且在其它各方面如政治上、教育上、就业上也逐步做到事实上的平等。因为妇女地位的提高，使她们认识到自己不是生儿育女的工具。
4.由于我国政府关心人民健康和发展卫生事业，大力推广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力普及新法接生和开展妇幼保健，重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同时利用世界先进的医学科学成果，使死亡率、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得到大幅度下降。
5.在农村虽然还没有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但集体对老年人承担了抚养和帮助的责任，根据经济水平，实行各种形式的“五保”。此外，对孤寡无依无靠的老人，国家和社会都给予帮助，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或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目前，我国的经济并不够发达，但人们已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并深信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晚年会得到社会保障，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养儿防老的观念，减少生育率下降的巨大阻力。
6.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生育的控制主要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节育的经验来实现的。而我国，在生育控制的信息传递上有着自己特殊的优势。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我国整个社会组织是十分健全的；新中国成立后，各种交通、通讯网四通八达；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又使我国积累了做深入细致工作的基层工作经验。因此，尽管我国还没有在农村普及电话、电视，而且文盲现象也没有完全被扫除，但全国各角落的农村几乎通电话、通邮，并有各种无线、有线广播，使我国任何重要信息很快就能做到家喻户晓，其普及程度甚至超过拥有最先进通讯设备的国家。
所有上述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都使生育观念的转变出现了可能性，而计划生育工作则因势利导，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使社会变化对人们生育观念的潜在影响明确化和公开化；通过奖励和限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和迫使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特别是通过组织和宣传工作，将节育知识和节育技术及时有效地送到广大群众手中，从而使生育率的下降从可能变成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强调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不是要以此来否定计划生育工作在我国农村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而是要提醒人们：我国人口控制的巨大成效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依靠推进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我们在肯定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积极推进社会发展对生育率的转变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发展也是人口控制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承认社会发展的作用，或者看不到社会发展的作用，就会片面夸大计划生育的作用，把计划生育工作和人口控制工作逼进死胡同。
三、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的必然选择
随着人们对生育率转变原因探讨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注意观念的变化在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观念的变化在19世纪的欧洲是伴随着工业化的缓慢进程而逐步进行的。但在现代社会，则可以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社会变革而取得。我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入的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人们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解放以来的各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措施，虽然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但实质上对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可以说，我国农村20多年来的生育率转变就是沿着计划生育和社会发展并举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其成功之处也正在于此。
前述，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我国农村生育率下降完全或主要是由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看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重大的社会改革对农村生育率转变的作用。这种认识偏差在实际中表现为一味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而忽视与生育率有关的社会制度的创新，结果导致诸如实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时，没有采取与人口控制相应的措施，从而影响了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进程。痛定思想，人们逐步认识并开始强调社会变革对农村生育率转变的重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又开始出现了一种纠枉过偏的倾向，即认为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滞缓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变革没有及时跟上，完善计划生育工作对促进生育率进一步转变的余地已非常狭窄，今天人口控制工作的重点和方向应该是大力推进社会变革，不再重视抓计划生育工作。
应该说，这两种方法都有可取之处，但都有失偏颇。从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现状来看，生育率进一步转变的潜力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可以主要地依靠完善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如减少早婚引起的早育和多胎生育，特别是全国相当一部分人口控制能力较差的农村地区的多胎生育；其二，主要依靠社会发展进一步转变人们生育观念、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如减少农村中比较普遍的二胎生育。
与此相对应，未来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进一步转变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特别是完善人口控制能力较差的落后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二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制度创新，通过社会变革缩短经济发展对生育率转变的滞后期，消除低水平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对生育率转变的阻碍作用。但显然，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这既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今后改进和完善工作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