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楚竹书#183;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83;孔子诗论》研究浅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战国论文,浅见论文,诗学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出版（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在中外文史哲研究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随着研究的深入，只会越来越大。我们感谢这批楚简的收购者，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一睹这些国宝；我们也感谢简文的整理者，他们的创造性工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在楚简《诗论》“热”起来之时，我觉得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的研究者注意。
首先，要从形制上进行正确的编联。《诗论》29支竹简的编联，除了马承源先生一种外，还有好几种不同的编联（注：见《简帛研究》网站2002年1月所刊释文。）。这些编连，虽然各有所长，但共同点都是注意了文义的联系，而忽视了形制的区别。整理竹简，形制是第一位的，而文义应该是第二位的。只有在一定的形制内，才能按文义将竹简系联。《诗论》简有所谓“满写简”和“留空简”之别，我们应该“满写简”归“满写简”，“留空间”归“留空简”，才能把不同的文献区别开。不顾这一点，追求《诗序》、《讼》、《大夏》、《小夏》、《邦风》之别，只会治丝而愈棼。我认为，属于“满写简”的简1、简8至简29，全部应归诸《子羔》篇。而属于“留空简”的简2至简7，应属另一篇。两者虽同为《诗》论，记载相近，但各有不同的来源。
其次，要科学地确定《诗论》的作者。马承源先生将《诗论》全部29简命名为《孔子诗论》，实质上已认为《诗论》全部29简皆为孔子之语。其实，细加分析，《诗论》简并非全为孔子论《诗》之语。如“满写简”的如下一段：
“《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重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10……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14［喻求女之］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亦能时乎］？12［《汉广》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鹊巢》出以百辆，不亦有离乎？《甘13［棠］思》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所茇也。《绿衣》］囗囗囗15……［《燕燕》］……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诸11［父母也。《甘棠》之报，敬］召公也。《绿衣》之忧，思故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注：释文简号注于简末。缺字能补出的，用［］号表示；不能补出而可数的，用囗表示；不能补出又不可确数的，用……号表示。脱简缺文亦用［］表示。具体考释可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这一段是典型的解经形式。主名并不清楚。如果以简文“何”后之语为孔子的解说，“《关雎》之改”云云就是孔子解说的对象，是较孔子更为权威的《诗》说。如果以简文“何”后之语为孔子后学之语，“《关雎》之改”云云就有可能是孔子之说。比较之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在《诗论》的29简里，是孔子语都冠以“孔子曰”，此只称“曰”而不称“孔子”，应该非孔子之语。而“《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与下文简27、简29、简26的“孔子曰：《蟋蟀》知难，《螽斯》君子，《北风》不绝，人之怨子，泣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卷耳》不知人，《涉溱》其绝，《著而》士，《角枕》妇，《河水》智，……忠，《邶·柏舟》闷，《谷风》怌”形式相近（注：释文简号注于简末。缺字能补出的，用［］号表示；不能补出而可数的，用囗表示；不能补出又不可确数的，用……号表示。脱简缺文亦用［］表示。具体考释可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颇有“一言以蔽之”的风格。正因是孔子的论断，简文才“一唱三叹”，反复阐释。所以，这一段《诗》论虽然也引证和阐释了孔子《诗》说，但其主体应是孔子弟子之说。不得称为“孔子《诗》论”。
再来看“留空简”的第一段：
口口［问于孔子］曰：“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慼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04［曰：“《小雅》是也。”“……者将何如？”曰：“《大雅》］是也。”“侑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05［显相”，以为其］……（注：释文简号注于简末。缺字能补出的，用［］号表示；不能补出而可数的，用囗表示；不能补出又不可确数的，用……号表示。脱简缺文亦用［］表示。具体考释可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这一段“清庙”以前是问答体，问的是孔子弟子，答的方是孔子。自“清庙”起，当是另起一段。主名有可能是孔子，也有可能是别人，尚难确定。
又如“留空简”的第三段：
……［“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何？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何］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民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07志也，文王受命矣。《颂》，旁德也，多言厚，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02［……《小雅》］口［德］也，多言难而怨湛者也，衰也，小矣。《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虽能夫03……
这一段简文先是引《诗》，然后在“何”之后解经（注：“‘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句，“诚”前抄漏了“何”字。）。解经时引孔子论《诗）之语为证，与《公羊传》、《谷梁传》解经十分相似。问题是简文引孔子语是到“文王受命矣”还是到“其声善”。如果到“其声善”，那主体就接近是孔子了；如到“文王受命矣”（注：见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子羔〉篇“孔子诗论”部分》，《简帛研究》网站2002年1月4日。），主体则还是孔子的弟子。我比较赞成引孔子语是到“文王受命矣”为止。这样，这一段简文则是孔子的弟子解《诗》，屡引孔子《诗》论为说。
由此可知，除了孔子《诗》论外，无论是“满写简”还是“留空简”，都有非孔子《诗》论的存在，其人可能是孔子弟子，也可能是再传弟子。记载这些《诗》论的，又当是他们的后学了。因此，将这些《诗》论全部称为“孔子《诗》论”，并不十分妥当。我们在研究时，必须分清哪些是孔子《诗》论，哪些非孔子《诗》论，不然，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
第三，要正确地释读简文。《诗论》简称《国风》为《邦风》，整理者认为《国风》原为《邦风》，是汉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29页。）。这是正确的。但据上引“留空简”的第三段，能不能说明《诗经》原本是《颂》、《雅》、《风》而非《风》、《雅》、《颂》呢？我以为不能。这从上引“留空简”的第一段可以证明。这一段先问“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孔子答曰：“《邦风》是也。”又问：“民之有慼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其下虽有脱简，但据上下文义，我们可以补出“曰：‘《小雅》是也。’‘……者将何如？’曰：‘《大雅》”等，接上“是也。’‘侑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就可知道，孔子与弟子问对，是从《邦风》到《小雅》，再到《大雅》，再到《颂》，与今本《诗经》之序全同。但上引“留空简”的第三段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是倒数。数数可以说1、2、3、4、5、6、7、8、9，也可以9、8、7、6、5、4、3、2、1，可以由小到大，也可由大到小。比如《周易·彖传》：“晋，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晋卦下坤上离。“明出地上”，释上下经卦之象，由上到下。明，指上离为火、为日；地，指下坤。“顺而丽乎大明”，释上下经卦之德，由下到上。“顺”，指下坤之性；“丽乎大明”，指上离之性。又如：“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卦下坎上震。“险以动”，是说解卦下坎有险性，上震有动性，这是由下到上。“动而免乎险”，则是由上到下了。《说卦》也是如此，既可顺数，也可逆推。其第三章是顺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第四章则是逆推：“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注：说详廖名春《〈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文史》第51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版。）所以，《风》、《雅》、《颂》既可顺数，也可倒数，不能一看到简文有倒数《颂》、《雅》、《风》就说《风》、《雅》、《颂》之序错了。
简文的《角幡》、《河水》、《墙又荠》几篇不见于今本《诗经》（注：“墙”字右旁原从章。），整理者以为佚诗。其实，《墙又荠》即今本《诗经·鄘风》的《墙有茨》，是文字假借的问题（注：在2000年9月2日召开的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第10次研讨会上我就曾指出过，参余瑾《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第10次研讨会综述》，《简帛研究》网站。）。《河水》当是《伐檀》的别名，因“河水清且涟猗”等句得名。而韦昭《国语》注以《河水》为《沔水》之误，杜预《左传》注以《河水》为佚《诗》，都是错误的。《角幡》当读为《角枕》，即《唐风·葛生》，因“角枕粲兮”一句得名。
一些人风闻《诗论》简的片言只语，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考察，就匆忙地以《诗论》简为据，大作毛《序》的文章。而简文论《诗》重神，而毛《序》说《诗》重形；简文论《诗》重意，而毛《序》说《诗》重史，两者显然是两种说《诗》的风格。比如其论《甘棠》7篇，《诗论》简尽管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樛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特别是毛《序》总是具体指出每首诗的背景、所涉及的人和事，如于《关雎》、《樛木》则称“后妃”，于《绿衣》、《燕燕》则言“卫庄姜”，于《汉广》则说“文王之道”，于《樛木》则曰“夫人”，而简文除《甘棠》一诗称举“召公”与毛《序》同外，其余则只言诗义，不说所关涉的人和事，与毛《序》有明显的不同。以此来解决毛《序》的作年，又有多少说服力呢？
因此，《诗论》简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文献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只有在竹简的编联、文字的隶定、字词的释读、作者和作年的探讨等基础性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进行学术史的深入发掘，才能进行义理的探讨。绕开这些问题，我们就将是把七宝楼台建立在沙滩上。